主题：【纪事】克格勃全史 -- 梁师都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

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

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

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

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

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

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

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

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

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

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

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

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

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

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

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

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

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

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

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

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

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

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

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

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

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

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

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

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

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

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

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

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

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

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

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

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

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

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

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

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

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

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

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

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

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

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

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

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

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

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

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

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

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

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

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

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

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

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

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

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

“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

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

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

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

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

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

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

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

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

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

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

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

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

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

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

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

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

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

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

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

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

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

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

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

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

“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

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

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

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

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

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

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

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

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

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

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

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

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

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

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

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

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

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

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

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

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

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

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

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

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

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

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

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

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

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

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

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

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

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

－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

年中， 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

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

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

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

“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

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

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

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

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

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

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

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

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

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

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

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

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

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

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

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

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

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

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

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

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

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

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

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

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

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

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

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

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

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

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

?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

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

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

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

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

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

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

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

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

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

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

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

。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

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

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

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

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

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

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

“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

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

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

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

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

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

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

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

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

“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

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

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

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

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

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

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

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

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

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

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

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

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

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

“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

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

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

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

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

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

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

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

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

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

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

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

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

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

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

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

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

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

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

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

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

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

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

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

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

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

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

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

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

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

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

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

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

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

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

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

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

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

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

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

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

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

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

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

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

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

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

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

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

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

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

“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

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

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

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

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

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

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

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

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

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

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

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

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 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

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 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

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

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

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

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

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

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

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

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