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克格勃全史 -- 梁师都

在卫国战争期间，科技的以及政治和军事的侦察，对苏联政策的制订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侦察是获取有关原子弹的情报。第一份关于美一英

签订制造原子弹协议的情报，是约翰?克恩克罗斯搞到的。1940年10月，由亨基勋

爵领导的不列颠科学委员会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当时克恩克罗斯恰好是亨

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夏在“马乌德”（有关核研究的委员会）委员会呈交的秘密

报告中曾较为乐观预估――到1943年末就会制成以铀一235 为原料的“大威力武器”，

于是，这个问题就被重新提交讨论。科学委员会和“马乌德”委员会承认，关于生

产原子弹（这个方案的密码代号为“‘图布一埃洛伊斯”）的问题以前曾同美国有

过秘密的合作，现在还需要与之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1941秋，亨基成了“图布一

埃洛伊斯’”咨询委员会成员。无疑，借助私人秘书这个便利条件，克恩克罗斯同

时也将相关情报发给了莫斯科的“中心”。

1942年4 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化学工业人民委员M?F?别尔乌辛在斯大林

的指令下，拿到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搞到的有关国外原子弹研究的厚厚

的资料文件，别尔乌辛建议把材料给物理学家们看看，以便他们先估量出其价值。

5 月份，年轻的物理学者、空军中尉F?H?弗廖洛夫写信给斯大林：“抓紧时间制

造原子弹至关重要。”弗廖洛夫在翻阅美英科技杂志时注意到，有关核裂变的文章

以及这一领域学者的名宇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原子弹研

究已进人保密状态，因为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后，斯大林气愤得不

能自已，因为对苏联造成核威胁的重大发现竟然不是来自科学院，而是来自一个小

小的空军中尉。

1942年末，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建立一个隶属于科学院的原

子弹研究实验室、尽管当时许多苏联学者认为，制造原子弹要花十年到二十年的时

间，但在战争关键时刻，他还是力排众议通过了这项决定。很明显，与德国交战用

不着使用原子弹、相反，制造原子弹还要与前线争夺一部分本来已近枯竭的资源。

而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正酣时通过这项决定，考虑的绝对不是卫国战争的需要，

而是战后世界的需要：美英有原子弹，苏联也应拥有。1942年末，斯大林似乎明白。

即使不完全摧毁法西斯国家，战争也会结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有可能

面临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战后德国。但只有关于盟国研制活动的情报才彻底使

斯大林相信了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

克劳斯?福克斯是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提供英一美原子弹研究科技情报的

“原子间谍”。毫无疑问，在1942年 4月，斯大林让别尔乌辛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研

究的材料中就有福克斯提供的情报。福克斯出生于一个被德国报纸称作“基尔纽狐

狸”（‘相克斯”的德语意思为“狐狸”）的家庭。因为不仅他们的头发，他们的

政治倾向也都是红色的。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时代的一个杰出的公谊会（贵

格会、教友派）教徒领袖。福克斯1932年21岁在基尔大学时加人德国共产党，并成

了大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以难民身份逃到英国，1933年

9月加人德共在英国的地下小组， 主要完成各种宣传任务。1934年。福克斯在布里

斯托尔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11月通过了论文答辩。在布里斯托尔，他积

极参加一个“对苏文化联系协会”的伪组织活动，在协会组织的戏剧朗读表演会上，

福克斯扮演了维辛斯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与狂热使自己的导师、后来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涅德尔?莫特先生大为震惊，因为“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安静、

谦逊的年青人会以如此冷漠的敌意去谴责被告人。”

1937年，福克斯调到爱丁堡大学马克斯?博恩的试验室工作，直到1940年 5月

法国沦陷、“第五纵队”猖极一时、他和许多“遭到敌视的异族人”被抓起来为止。

在马恩岛和加拿大度过七个月后，于年底前他被释放。1941年 5月，德国学者、同

为难民的鲁道夫?皮尔斯（后来获骑士称号．）邀请他到伯明翰大学从事“军事研

究”。皮尔斯回忆道：“在官方允诺之前，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但我解释说，理论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安全局认为可以给他从事该工作的权力。于

是福克斯开始正式为研制原子弹的“图布一埃洛伊斯”绝密方案工作。1941年末，

当“巴巴罗萨”战役正处于激战时刻、而且看起来德军会占领莫斯科时，福克斯以

苏联间谍身份自愿将成果贡献出来。他来到伦敦，找到德共在英国地下组织的领导

尤尔根。库钦斯基，请求他转告俄国人，说他了解原子弹制造计划。库钦斯基安排

他与以驻伦敦苏联武官为掩护身份的情报总局军官西蒙?达维多维奇?克雷默尔见

面（福克斯只知道他的化名叫亚历山大）。克雷默尔把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使馆里，

很显然他担心其中有诈。后来他几次试图说服福克斯遵守苏联侦察的一些常规，但

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审讯论克斯的记录中写着：

“亚历山大建议他，为保险起见乘坐出租车并注意甩掉跟腻但（福克斯）认为，

这花费太大、而且也很不保险。他宁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接头，比如像伦敦地铁站

这样有自动升降梯和普通楼梯的地方。”

1942年夏，福克斯被安排与另一个情报总局的接线人见面。这个人叫索尼娜，

福克斯恐怕永远也不会猜到，索尼娘就是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妹妹。通常他们在伯

明翰与牛津大学之间索厄娘的住所见面。索尼姬化名为布鲁尔小姐，扮作一名从法

西斯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后来福克斯承认他不知道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哪个部门

工作，也不知道这些部门共有多少个。我们可以通过他那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

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混合性格作出结论，他讲的是实话。

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价值不仅仅在于英国人、美国人深人研究的那些技术细节。

到1942年初，福克斯已被准许阅读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报告。和皮尔斯一起，福

克斯根据德国学术杂志材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报告，对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

的成就作出了评价。1942年 2月，他们得出结论，德国的情报源‘’没有就‘图布

一埃洛伊斯’领域的工作提供任何新情报”。福克斯的有关英一美研究迅速进展的

报告，显然是促使斯大林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决定性因素。

1943年12月，福克斯作为“图布一埃洛伊斯”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临行前，

他接到索尼姬的指示，要他与美国的接线人莱蒙德先生联系。虽然福克斯对此事一

无所知；但情报总局不得不将此事汇报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莱蒙德（加利?戈

尔德）是一个三十岁的化学家。出生于瑞士的一个俄罗斯人家庭，三岁时被带到美

国，并从1936年起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业间谍和联络员。福克斯记得，他与莱

蒙德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44年1 月纽约的东赛特区。福克斯按照安排，手里拿着一

个网球，并要去找一个戴着一副手套、手里拿着两个网球的人。后来，在联邦调查

局的审讯中，戈尔德说他手里当时还拿着一本绿色封皮的书。福克斯说：“莱蒙德

的态度在会面时‘充满敌意。”戈尔德本人也承认，他当时被福克斯交给他的充满

危险的情报惊呆了。他“十分害怕与有关原子弹的情报打交道，以致于只想躲得远

远的，对这连想都不敢想。”

1944年 8月，福克斯被派往距圣赞不远的洛斯一阿拉莫斯一个绝密的原子实验

室。那里工作着十二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并在进行着原子弹的组装工作。由于英

国学者能有机会接触方案的各个分部研究情况，所以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能更好地评

价核研究。1945年9 月，即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月，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安保

军官写道，英国学者对炸弹装配、爆炸物质、炸弹构造和包括氢弹在内的武器的进

一步发展“十分了解”。但他同时认为，他们对纯技术的东西却知之甚少。福克斯

把搞到的所有重要情报都提供给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但也并不是他提供的所有

情报都对苏联学者起了帮助作用。在福克斯1944年窃取的爱德华?捷列尔的早期材

料中，就有一些能使正在研制氢弹的苏联核物理学家误人歧途的错误情报。

福克斯甚至不怀疑，他并非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唯一苏联间谍。在他来之前几天，

22岁的共产党员、美国士兵大卫?格林格拉斯也来到这里。他是个机械师，为生产

原子弹准备和提供设备。“我那时年轻又愚笨，毫无经验他后来说，――但我是个

好共产党员。”在给妻子鲁特的信中，他把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描绘成“真正

的天才”，说他们是忍着“心口的疼痛”无奈地使用武力。“要让苏联强大起来，

让他的人民昌盛起来！”格林格拉斯十分崇拜他的内弟朱里乌斯?罗森堡（他是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纽约间谍小组的成员），他轻易地就答应了向他提供“洛斯一

阿拉莫斯”情报的请求。“亲爱的！我如果能加人朱乌里斯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

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1944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1945年 1月，格林格拉斯在纽约休假时，把一本札记和一叠速写画交给了罗森

堡。而罗森堡把一个盛水果软糖盒子的一半给了他，并说，持有盒子另一半的人就

是与他会面的联络员。6 月份，加利?戈尔德来和福克斯见面时，他也到了格林格

拉斯那儿，从他那儿拿走了笔记本并交给他一个装有500 美元的信封。戈尔德的上

司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纳托利?雅可夫列九那时，他在驻纽约的苏联领事馆

工作。他对格林格拉斯的情报格外满意，给出的评价是“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大”。

9 月，格林格拉斯例行来纽约时又给了罗森堡一批资料，并得到了200 美元。对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的情报非常重要，因为：一，征明了福克斯科技资料的

正确性，二，报告了一些技术细节――也就是福克斯知之较少的那部分。

到1945年春，苏联情报机构里又出现了两名在英国一加拿大原子学者小组中工

作的新成员。这个小组由设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研究中心原子能局局长约翰?

科克罗夫特教授领导。第一个被招募的是英国学者阿兰?南?梅伊，他与唐纳德?

麦克林是剑桥大学的同学、秘密共产党员，当1942年开始研究“图布一埃洛伊斯”

方案时，他很快就与情报总局取得了联系。与菲尔比、布兰特和其他优秀间谍不同

的是，梅伊没有从危险感和揭开秘密中感受到一丝满足。“整个这段历史――他后

来承认――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之所以从事这种工作，是因为我把它看作是

对人类安全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谈及自己的活动，他十分赞同厌烦间谍活动

的麦克林的看法：“反正就是那回事，当厕所的看门人――整天臭不可闻，但需要

有人来干。”1943年1 月，梅伊加人蒙特利尔科克罗夫特的研究小组。由于至今未

明的原因，情报总局在提太华的机构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摸梅伊的底子及其工作的

意义。直到1944年末，才派中尉巴雅尔?安格洛夫做他的接线人。1945年上半年，

安格洛夫交给他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搞到铀的样品。在这之前，苏联的另一个加拿大

间谍伊兹赖尔?哈尔别林称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梅伊却成功地搞

到了。在轰炸广岛后三天，即1945年8月9日，梅伊交给安格洛夫有关原子弹研究的

重要资料，它包括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的情况以及两种铀样品――在玻璃试管中的富

矿铀－235和在白金金属薄片上的铀－233的渣滓。

驻渥太华情报机构间谍头子止校尼古拉?扎博京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于是就

派其副手、 中校莫基诺夫携样品前往莫斯科。 而安格洛夫给了梅伊一瓶威士忌和

200元左右加元作为奖赏。

很快，扎博京被授予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梅伊也加人情报总局加拿大小组，

小组至少有十二人。在小组搜集的其他军事和科技情报中，还有加拿大王国委员会

定性为“最重要情报”的关于雷达的资料。“若不考虑原子弹，恐怕雷达就是发达

英语国家此时期在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了”。这个小组还弄到了有关潜艇

测位仪、爆炸装置、火箭燃料和无连接起爆导火管。扎博京的情报网既有政治情报

的、也有军事和科技情报的信息源。在众多间谍中，赛姆?卡尔（长得像科根，是

乌克兰籍犹太人）和弗雷德?罗泽（长得像罗森堡，出生在波兰的俄籍犹太人家庭）

尤其突出。前者是为扎博京招募和培养间谍的加共组织事务秘书；后者是提供加拿

大秘密议会情报的魁北克党活动积极分子和加拿大议会议员。

1945年 9月，伊戈尔?古琴科从渥太华使馆出走投奔西方之后，虽然情报总局

的间谍网有所收缩，但在加拿大国家安全委员部的间谍机构却安然无恙。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间谍中，蒙特利尔第二大原子间谍是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优秀的物理

学家、意大利侨民，与内向的阿兰?南。梅伊不同，蓬捷科尔沃（更以布鲁诺或蓬

托出名）是个生活腐化、放荡不羁的人，由于他电影演员的外貌，得了个拉蒙?纳

瓦罗的绰号。蓬捷科尔沃191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36年在法西斯排斥犹太

人运动时期离开意大利。1943年初他加人研究核问题的英一加学者小组，在后来三

年中，有一次他写信给提太华的苏联大使馆，要求为苏联效力。与南?梅伊情况一

样，信并没到大使馆人的手里。而被其“邻居’――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加间谍

机构收到了。刚开始。间谍机构头子对此没有给予丝毫注意，只把他当作伪造的信

件或反间谍行为。蓬捷科尔沃由于迟迟收不到回信，就把秘密文件具体数据亲自拿

到了大使馆。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头目却搞不清这些资料的意义，只好转交给莫斯科。

很快就传来紧急命令，莫斯科让他们立即与这位提供资料的学者建立联系。1949年

初，在蓬捷科尔沃未被调人英国原子研究中心前，他一直住在加拿大，过着双重生

活――既是核物理学家，又是苏联间谍。熟知蓬捷科尔沃事情的克格勃军官曾对戈

尔季耶夫斯基说，蓬捷科尔沃作为核问题的间谍，其工作受到的评价几乎与福克斯

一样高。

到1944年夏天之前，剑桥“五杰”中的唐纳德?麦克林也经常向苏联提供―些

有关核研究和政治问题的情报。虽然三十年代麦克林是“五杰”中最成功的一个，

但在二战初期，他在外交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位有所下降。1938年9 月，他以

三秘的身份来到英国驻巴黎使馆，那时他已有交际圆滑、沽名钓誉的坏名声。一位

英国高层外交家说，法国沦陷后，英国驻巴黎大使肯普贝尔“对麦克林突然表现出

的磨蹭和在最近关键日子中的玩忽职守十分反感。他认为，麦克林是个意志薄弱的

人。”麦克林从法国回国之后很快获得第二秘书的官衔，并被任命到重建的外交部

总局工作。总局的权势并不大，它主要同运输、供给和经济战争部委打交道。他在

局里的同事奥布利?沃尔顿认为他是个“捉摸不定而又孤独的人”。与美国妻子梅

琳达的离异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他们虽然在巴黎结婚，但到1941年秋她一直住在

美国，另外，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40年圣诞节前夕刚出生就夭折，也使麦克林倍

感孤独。

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实际在不同程度上又使人们再次意识到了麦克林

和其他“五杰”成员的价值。对麦克林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

部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1943年末美国人大批到来之前那些部署在英国的。

主要由波兰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盟军之间的关系。虽然希特勒人侵后，斯大林与波兰

政府签订了驱逐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军事协议，但苏联对波兰仍持怀疑态度。从麦克

林的报告中可看出这种不信任是互相的。1943年4 月，也就是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

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体屠杀波兰军官地点之后不久，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

十字会调查此事。莫斯科立即断绝与西科尔斯基流亡政府的所有联系，称他是“法

西斯分子的帮凶”，并指责了德国人的罪行。麦克林虽然向莫斯科提供了波兰人对

此的反应情况，但作为施行大规模屠杀政权的秘密间谍，他并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

的快感。

1944年春，麦克林无论在英国外交部，还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内务人民

委员部都得到了加官进爵。在英国外交部，他被派往驻华盛顿使馆，不久便晋升为

使馆一秘。到位后不长时间，麦克林与同事罗迪?巴克利又一起被任命为英一美制

定对意（大利）和约委员会成员。巴克利十分赞赏麦克林，认为“他善于制订方案

并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另一位与麦克林同时在华盛顿任职的英国外交家罗伯特?

赛西尔回忆道：

“对他来说没有一项任务是复杂的，他精力过人，要干多久就能干多久。而且

胜任各项工作，尤其是对待那些生病、休假或不太勤恳的同事的工作，他总能应付

自如。”

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英美之间进行核合作的领域是一个最危险，同时也是最

重要的政治领域，而从1945年初开始，麦克林就在此领域工作。由于他在核研究领

域拥有深厚的知识理论，1947年 2月他被调人英一美一加协调核政策联合政治委员

会。“五杰”的上司、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麦克林的地位始终是给予应有的

承认的，他们把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直接派到华盛顿与麦克派一取得联系就是一个

佐证。1944年10月，戈尔斯基取代艾哈迈洛夫，被任命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长官，

并受命在边特丽的帮助下监督杰科布?戈洛斯的间谍网。与艾哈迈洛夫一样戈尔斯

基很快就搞清楚了，戈洛斯的工作方式过于“业余化”，安全系数很低。于是他对

边特丽说，“现存制度充满漏洞，因此十分危险。我们的朋友戈洛斯是一个不十分

谨慎的人，我担心，由于您同他的联系，会把整个组织置于危险之中。”这样，边

特丽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给别人，暂且“隐姓埋名了半年，直到确信，联邦调

查局“未对她调查”为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很仔细地研究过有关边特丽的情况，

目的在于是否留用她。 戈尔斯基一直坚持要边特丽收下酬金并开具收条给他。 ‘

“让我们结束这些蠢事，我口袋里有2000美元，这是您的一部分。您现在就收下！

如果不收的话，我就会认为您是叛徒！”实际上，在边特丽收下钱之前，她就已经

是“叛徒”了。从1945年11月，她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成了双料间谍。虽然

她的间谍网早已彻底暴露，但一直受单线领导的麦克林，却留在联邦调查局的视野

之外。

卫国战争期间，除了苏联谍报人员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英一美情报机构渗透之

外，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与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

门有着官方的联系。1941年8月，上校（后升为准将）A?希尔（那时化名为德尔）

率领英国特别行动机构联络小组抵达莫斯科。这次行程被称为“萨姆使命”。选择

希尔担负这项使命即使算不上十分段跷，也是异乎寻常的。据与他在特别行动机构

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菲尔比说：“希尔在英国人中一间属于为数不多的、惯于暗中使

绊的那号人之一。他那大腹便便的样子，看起来像个不戴王冠的秃顶国王。”就在

这次行程的十年前，希尔曾出版过一本词藻华丽的回忆录，其中讲到了以前他是如

何协助破坏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总之，希尔根本不准备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携手工作。

他刚一到达莫斯科就下令检查“萨姆使命”会议厅。正如菲尔比所说，“这次检查

表明。的确存在着大量情报流失途径。”

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期合作效率极低。1942年2至3月间，奥西

波夫让希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小组一起深人敌后，以便了解游击战术。按照

希尔后来的说法，他一回莫斯科就帮奥西波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游击战术的正式报告。

但对此需慎重对待，不可全信，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讲过，是他在1918年

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反间谍处’飞到过德军敌后东线几个地方后，希尔产生了把内

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派到西线和中东前线的想法。1942年夏，他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开

罗讨论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行动的细节。然后他与空降在比利时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一起飞往伦敦。实际上在此之前，希尔的那股促使内务人民委

员部在西方展开积极活动的热情已有所减退。在准备向比利时空投间谍时他在日记

中写道文‘见鬼去吧，我并不很喜欢这玩意儿”。特别行动机构驻伦敦和开罗的参

谋部禁止在土耳其领土上开展联合行动。 。 特别行动机构的档案称料证明，当时

“只有一小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英国人的援助下被空投到欧洲国家，而

且主要是在1943年一年。空投行动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战役情况几经耽搁本内

务人民委员部甚至怀疑这其中有英国人的阴谋，感到十分气愤。特别行动机构曾向

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过一些有关爆炸装置的资料，但作为交换，它们并没有收到太

多的回报。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的组织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领

导，他是在希尔被派任莫斯科后不久来到英国的。除了正常的领导工作之外，奇恰

耶夫当时还身兼在英国的各沦陷国流亡联合政府顾问一职。奇恰耶夫长于交际，身

体健人而且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极不寻常的是，他滴酒不沾。一起初，奇恰耶夫

同时行使组织联络和领导谍报机关的双重职责。一但随着苏联在英国的间谍网与日

俱增以及作用日渐突出，1943年，莫斯科中心把具有外交掩护身份的康斯坦丁?米

哈伊洛维奇?库金派往伦敦担任机构领导。库金长期以来一直沐浴在“五杰”带来

的荣耀的光辉里。现在，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还可看到他的肖像，肖像旁边是注释，

把库金称为40至为年代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之一。库金到任以后，奇恰耶夫便把自己

的主要精力彻底转向流亡联合政府工作上来。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奇恰耶夫对这

些政府施加压力也随之增大。捷克流亡政府情报机构领导弗兰季舍克、莫拉韦奇将

军是如此评论奇恰耶夫的：

“刚开始时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性格温和的人，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

似乎每个俄国人的脸上都失去了笑容。随着战局的好转。奇恰耶夫对我们的态度也

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前他每天都来我这儿，对我提供的每份情报都表达谢意，

可现在他开始批评我们，向我们提要求，甚至威胁我们。”

奇恰耶夫经常对收到的情报大为不满，他要求直接参与地下活动，并且索要一

些莫拉韦奇认为无法弄到的情报。他还开始搜集有关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报，

并且搞出了几份“不可靠者”名单。战争结束前，奇恰耶夫开始索要有关英国情报

部门活动情况及流亡政府首脑爱德华?别涅什的情报，并逼迫莫拉韦奇与他断绝关

系。

虽然，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作成

效甚微，但在1943年末，即“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第一次会见之

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其前身为情报总（一局）头子多诺万将军却又产生了与苏联

情报机构广泛合作的想法。1943年圣诞节，多诺万与美国大使加里曼在莫斯科与外

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谈判。两天后多诺万又同国外局领导菲京和内务人民委

员部爆破专家奥西波夫见了面。当时的美方会见记录写道：“菲京对多诺万有关美

国战略情报局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叙述听得非常认真。仔细，然后又就向敌国领土

输送间谍的‘可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细节等提了几个问题。”“奥西波夫将

军，――记录中这样记载，――对塑胶炸药的潜力十分感兴趣。多诺万将军应允把

战略情报局战役工作人员使用的成套小型无线电发射机提供给菲京将军。”

以这种方式吊起苏方的胃口之后，多诺万建议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都在

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代表处。双方代表处将相互交换情报（多诺万认为，每一方都

有使另一方感兴趣的敌军情报），彼此协调行动，以避免间谍工作的重复，相互通

告行动计划。多诺万的建议在苏联以苏一美关系中少见的热情原则上获准通过。这

个建议非常合菲京的口味，因为他早就渴望得到战略情报局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活动

情报、以及战略情报局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及技术潜力。另外，国外局当时正在犯愁，

如何控制伊丽莎白?边特丽这个不可靠小组的活动。现在问题解决了，菲京完全可

以用官方代表处来控制并巩固华盛顿的间谍机构。而且自身也可以开展一些间谍活

动。所以，菲京对多诺万表示，“他衷心地欢迎他的建议。虽然一些细节尚需由高

层讨论之后决定，但战略情报局驻莫斯科代表处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情报交

换应立即开始。”美国大使卡里曼和菲京一样对此事十分赞同。他天真地写信给罗

斯福：

“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试图打人苏联情报部门，可一事无成。现在我们第一次打

人了苏联政府情报部门。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我相信，这会为将来与其他部门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辟道路。”

但华盛顿对此反应冷淡，罗斯福因为害怕选举会出现什么不测，于是采纳了埃

德加?古维尔的意见，坚决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华盛顿设立代表处。1944年4 月，

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丁将军告诉菲京和奥西波夫，互设代表机构的计划“延期执行”。

虽然他们二人极度失望，可还巴望着能通过丁与战略情报局继续交换情报。8 月份，

战略情报局驻伦敦代表处也与奇恰耶夫开始了情报交换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这项

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都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对此也颇感兴趣。

但由于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大大高于交换所得的情报，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只具

有单方面的性质。当然了，当菲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他也时常能够提供一

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1944年 9月，他就把德军在波兰和东欧的攻击目标布署

情况交给了美国。显然，他希望美国人以此能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10月25日，菲

京奉苏联最高指挥部之命，帮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机构将其代表从保

加利亚撤离。命令下达两天后菲京便报告说，他已使他们安全撤回。作为回报，他

向多诺万索要了战略情报局在保加利亚，还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以及所有被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此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岛上所有与战

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都出现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名单上。而战略情

报局的军官们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的同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在被

红军解放的领土上镇压与共产党做对的反对派人士。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希尔准将，使他

面对现实产生了恢复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保持日常联系的念头。1944年 4月，

特别行动机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装备了无线电发射机和

武器，并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见面。特别行动机构在巴里的代表向伦敦报告：

“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们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6 月，奇恰耶夫通告

特别行动机构，“由于停在协调一合作领与特别行动机构建立联系的尝试宣告失败”，

莫斯科决定召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尔在铁托总部的代表、准将芋茨罗伊?麦克

林却报告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特别行动机构的代表处中大家与克拉索夫斯基关系

极为融洽。奥西波夫后来向希尔解释识或许是因为克拉索夫斯基从未执行过这样的

任务、希尔同意这种观点并邀请奥西波夫到伦敦讨论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但奥西波

夫再也没有回音。

7――7

在大量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研究过第一总局秘史之后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行动”

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间谍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绩。此人在情报部英一美联络处任处

长，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家庭，其父在两战期间由于生产第一

批自动开启式滑雪固定装置而大发横财。1933年，显然是在马雷的怂恿下，斯莫利

特作为一个充满浪漫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年轻间谍来到伦敦，当时他以维也纳记

者作为掩护身份。1934－1935年间，斯莫利特与菲尔比打过交道，他曾想与菲尔比

合开一个自己的新闻社，但终究未能付诸实现。

1936年夏，斯莫尔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生动地记述了他到苏联北极地带旅游的情况，为此他在美国声名大振。1937年，这

些文章被汇编成书出版，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三次。本书虽然不乏非共产

主义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积极行动”的优秀典范。“今天的约罗

斯――斯莫尔卡写道，一一像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们无法掩盖工地上那种令人吃

惊的肮脏、混乱和临时拼凑的氛围。”然而，斯莫尔卡同时也有力地渲染了给人印

象颇深的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

自豪的苏联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开采矿产的热潮之中，对“燃起世界战火的

想法”毫无兴趣。斯莫尔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对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的描述，作者

把它写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会实验场。对看守与被监禁人的关系斯莫尔卡这样写道：

“对我来说十分新鲜的是，这些年轻的“行政管理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这些坏蛋（被监禁者）那迷途心灵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劳改

营的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强盗们在此建造了一块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变得如此自由和兴盛，就像似此方式产生的澳大利亚一样。

不管这有多么荒唐，但斯莫尔卡的杜撰丝毫没有影响《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新

闻处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专栏还给新闻处留下了一个“他是一个在国际问题上获

得公开好评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 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斯莫尔卡

入了英国国籍，化名为 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为．斯莫尔卡－斯莫利特）。几

个月后，他开始在电报交换公司工作，领导重建的对外处。1938年11月；外交部新

闻处为他开具了一叠评价甚高的介绍信，使他得以到英国驻布拉格、华沙、布达佩

斯、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伯尔尼大使馆“视察”了一趟。在这些地方，斯莫

尔卡总要“尽可能找机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的状况，尤其是与那些官方、非官

方通讯社“恶毒”宣传相比，从他的祖国发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体卡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恶毒”宣传的才能给这次大使馆考察笼上一层神秘诱人的

色彩。1939年；德国人侵布拉格时他和妻子刚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隐蔽于英国使

馆。

战争开始之后。斯莫利特一直尝试着打人情报部门；后来他如愿以偿进人情报

部，并凭着与1941年6 月当上邱吉尔政府情报部长的年轻、精力充沛施布伦丹?布

雷坎的私人关系、开始官运亨通起来。9 月，邱吉尔命令布雷坎“提出一个方案，

用以对付英国舆论界由于俄国人的抵触而出现的忘掉共产主义危险的倾向”。在这

之后，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为重建的俄国处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显示出了“超

凡”的领会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尔先前的指示抛置脑后，另一方面却格外关注邱

吉尔6 月22日的广播讲话，因为在讲话中邱吉尔答应向“俄国和俄国人提供一切可

能的帮助”。斯莫利特认为，其首要任务应是：

1 ．与一切妨碍援苏政策实施的英国反苏情绪做斗争，反对敌人在英一苏同盟

问题上任何分裂民族统一的企图。

2 ．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尴尬境地的左翼的过分亲苏宣传。预防共产党员挑起

攻击，不使共产党抓到主动权。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还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职责；“负责处里的全面领导工

作，并与英国外交部、苏联大使馆、政治斗争局保持联系。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

在1941年11月写给布伦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与使馆的紧密联系

中，我们使馆将给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协助”。使馆中斯莫利特的一个最重

要的联系人，就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线人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在戈尔斯基

看来，安排与斯莫利特见面要比安排与“五杰”见面简单得多。虽然英国外交部谁

也不曾怀疑斯莫利特会是苏联间谍，可他与苏联大使馆的过往从密还是给外交部带

来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决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报工作中谨慎行事的重

要意义。

斯莫利特还成功地说服了对内情报局局长P?X?帕克，让他提醒外交部，应在

涉及苏联的言辞中避免谈及“白色俄国人和红色英国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议，

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喜欢不过人当然，这些诅咒言辞是针对俄国的白匪军分子的。

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让那些无成见的英国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产分人来

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

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开亲共小组的愿望：

“（使馆新闻处）处长要我诚实回答，我是否认为英国的哪个亲苏组织会使陛

下处于尴尬境地。我老实回答说，作为国家机关来说，我们只愿与苏联的官方机构

打交道。他马上说，使馆准备与‘今日俄罗斯’协会、‘苏联的朋友’等组织以及

‘今日俄罗斯’报纸彻底脱离干系。”

斯莫利特还向帕克建议，请苏联大使馆帮助“从国内派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

能与陛下和苏联使馆保持严格一致的评论员前来英国”。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赢得了

帕克的好评与信任。

斯莫利特组织的对苏宣传活动声势浩大。1943年2 月23日，为庆祝红军成立25

周年，在阿尔伯特宫举行了盛大集会，主要政党的活动家云集于此。教会合唱团演

唱了颂歌，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两人均为英国著名演员、导演―

―译者注）先后讲话。专门绘制的宣传画颂扬着苏联人民和他的军队。英国国内还

在其它一些地方举办了展览，在一些企业还放映了《战争中的苏联》这部电影，观

众逾百万。情报部还安排许多场次“苏联问题专题见面会”。仅在1943年9 月，就

组织了34次与社会各界的见面会；这种专题见面会在企业举办了35次，在一些志愿

协会中召开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组中安排了25次，还在学校学生和犯人中间搞过九

次。9月份，BBC电台还为苏联特意安排了30分钟的节目。

英国下院保守党的一名活动家曾抱怨说：“情报部放映的电影描绘了苏联生活

的动人画面，这会促进许多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对许多有

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评述施加高压影响。情报部甚至还说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乔治

?奥威尔（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政论家一一译者注）

的讽刺作品《兽园》。

“为了确定宣传俄国的对内广播脚本，斯莫利特与 BBC合作得非常紧密。”而

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与您关心”这一节目的导演、大名鼎鼎的盖伊?伯吉斯获得

了对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国人侵后一个月，伯吉斯就散发了“谈谈俄

罗斯”节目方案，其内容包括文学、科学、文化、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头一

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机构体制（“在此领域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

试验”）、对外政策（“如果不带什么偏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伯吉斯在BSC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1942年

1 月他组织的关于东线战事的广播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不是别人，而是早在

1933年就对“五杰”感兴趣的苏联间谍人员厄恩斯?杰里，他一直在伦敦以从事新

闻业作掩护。杰里对听众说，红军必将胜利，因为他们“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

政权而战”。然后杰里还通过广播节目为苏联间谍人员高鸣赞歌，他说：“苏联拥

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系统，盖世太保以此类推还应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它面前

也显得软弱无力。”大概所有收听过杰里广播讲话的苏联间谍，谁也不会想到内务

人民委员部居然能有机会在BSC 上炫耀自己的功绩，但谁也都会为如此露骨的宣传

而感到忐忑不安。

对内广播处（现在称为第四台）主编乔治?巴尔涅斯（后获骑士荣誉称号）是

伯吉斯的朋友，两人的交情可从他们在剑桥合住一定时算起。巴尔汉斯不仅支持伯

吉斯的这次行动，而他还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工作人员辩护，反对“节目向左偏倚

就是投机”的观点。虽然他也承认，处里的编辑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众所

周知，经常会同情进步力量。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帮助苏联实施

“积极行动计划”，而且也经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战时的一些做法。但无论

“积极行动计划”制定得多么巧妙，它们所起的作用总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预料的

要小得多。对英国社会各界大部分人来说，红军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斯大

林格勒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情报部

对内侦察处1943年初的一份报告写道：

“无论其他战线上的战役多么成功，甚至轰动一时，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投

向了我们‘伟大的盟友，内心都同他们连在了一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比

俄国人的其他功勋更能引起人们的赞叹’。同以往的赞叹和感激之情相比，似乎从

未像这次这样强烈和深刻。”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甚至使外交部也不再追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延森林

大批屠杀波兰军官一事。由斯莫利特策划和领导的、在情报部秘密进行的“积极行

动计划”使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之间的分歧也不再明显。但对此行动

的意义不能进行过高的评估，因为它与红军的胜利和牺牲相比，对英国人的作用实

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对西方舆论界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计划” 中， 最重要的事件大概要算是

1943年5 月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这是一件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却是十分严肃的大

事，它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在西方作为强国的形象，因为苏联从此可以不必忙于通

过领导国外共产党来输出革命，反而可以巩固战时的盟国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带入

战后和平时期。在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站的采访过程中，斯大播林向记者谈了共产

国际解散的两条原因：

1 ．这项举动使希特勒所鼓吹的“莫斯科企图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并使他们

布尔什维克化”的谣言不攻自破。

2 ．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的敌人一直在对工人运动进行无耻的诽谤，他们叫嚣

什么“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而是受外部的指使、图谋不轨。”（现

在，这种谎言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大白于天下，到了该中止的时候。

斯大林说，苏联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不论他们的党派或

宗教派别”，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同志式的联合”。

与此同时，斯莫利特也一直在推波助澜，他向BBC 和其他大众媒介、大肆兜售

“斯大林时期苏联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思想。

在托洛茨基时期，其政策靠的是在其它国家用共产国际领导的破坏活动，来保

障虚弱的苏联的安全，而斯大林时期奉行的政策，则是靠同其他政府保持友好外交

关系来维护强大的俄罗斯。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一批另一类型的人已开始逐渐走上

了苏联的领导岗位，先前那些靠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真陶出来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地

被一些只注重实际结果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所取代。

实际上，虽然在其他国家中一直号召共产党员多注意国家问题，以便他们能在

战后保持统治地位，但斯大林根本就未打算将他们从附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

斯大林对“秘密干涉他国内政”的指责愤怒之极、矢口否认之时，内务人民委员都

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渗透活动却达到了空前规模。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具有巨大的

宣传效应，连英国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议员汤姆?康奈利也将这一事件看作

是俄国共产主义不再干涉别国内政的具体保证；《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得出结论，

“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苏联已由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转变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纯

粹的国家了。”

1943年，由于时局的需要，斯大林非常注意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这表现在他在

划分战后世界的谈判中，总希望消除盟国对苏联企图扩大在东欧、中欧影响的担心。

实际上，盟国的担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仅就间谍渗透而言，苏联情报机关为打

入盟国投人的力量，远比盟国为渗入苏联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然而、克格勃经常

玩弄“恶人先告状”的伎俩，他们指责西方特务机关，在战胜德国前很长一段时间

就开始了反苏的“冷战”。可事实并不如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三

巨头”会议时，斯大林掌握的情报远远多于邱吉尔和罗斯福。另外，内务人民委员

部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间谍，而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莫斯科却一

个间谍也没有。

自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装上了现代窃听装置后，就拥

有了虽然简单却极富成效的窃听罗斯福及其工作人员在德黑兰谈话的途径。莫洛托

夫说，因有情报说德国有阴谋，所以与苏、英官邸相距不到一里的美国官邸就不十

分安全。邱吉尔建议罗斯福住进英国使馆，但罗斯福总统不愿给俄国人怀疑英一美

密谋的口实，婉言谢绝了。相反，他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再三请求，搬进

了苏联大使馆。美国内阁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军事事务的伊斯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很想知道，在事先为我们安排好的地方是否安装了窃听器。”毫无疑问是装了。

在第一次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住在苏联的领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

员“照顾”。俄国人自然也就很快知晓美国人的全部谈话内容。因此，可以说，美

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施行的完全是公开外交。

斯大林在谈判中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罗斯福的顾问

加利?霍普金斯是自己的“间谍”。但霍普金斯从来不这么看，他是个美国的爱国

者，他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国家推行苏维埃的制度。对艾哈迈洛夫转交给他的”来

自斯大林同志”的秘密通报，霍普金斯并未加以拒绝。但他一直认为，而且无论在

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都曾表示，“因为俄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

设法支持它，并付出一切努力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与罗斯福和国会不同的是、霍

普金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一美关系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将成为至关重要

的问题，所以美国应在法西斯被消灭之后，与苏联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相妥协。霍普

金斯还使罗斯福相信，在邱吉尔失败之处，他恰恰能够取得胜利，即与斯大林建立

私人关系。在罗斯福的政府中，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意见从不受人重视，当

然他也不能象霍普金斯那样被邀前往德黑兰。他后来回忆：“总统希望通过与斯大

林建立私人关系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它既包括与俄国间的，也包括与联合国其

他会员国间的问题。”霍普金斯也相信，考虑到美国军队参加了欧洲作战，而且是

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所以它有权在英一美同盟中充当主要角色。“三巨头”

会议召开之前，他曾对邱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说：“我们当然要参战了，而且

要与俄国人一起参战。”德黑兰会议时的美国翻译搏伦认为，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

影响是“巨大的”，其他所有国际事务顾问都被总统一概拒之千里之外。美国外交

家罗伯特?迈尔菲对科德尔?赫尔也抱怨说，外交部里根本就不知道罗斯福与斯大

林在谈什么。赫尔回答说：“假如能得到从德黑兰发出的一条消息，他本人也就感

谢上帝了。”

邱吉尔后来回忆，只有在德黑兰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多么微不足道：“桌

子的一边坐着伸开双爪的、硕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硕大的美国公牛，而在他

们中间――是瘦小的、可怜的英国驴……”11月29日，开过第二次会议之后，霍普

金斯到英国使馆拜见了邱吉尔， 并对他说，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就英一美于1944年5

月在法国北部实施“霸王”登陆战的必要性达成协议，对此持有异议的英方也应表

示赞同。自然，邱吉尔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霸王”战役应在6月6日开始）。英、

美对斯大林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是同意把l941年边界划分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

就意味着要把苏联按法西斯一苏联条约非法得来的东波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比

萨拉比亚都再次拱手奉送。由于德国战败，波兰本应在西部从德国得到一些领土赔

偿，但在伦敦根本就没人出面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莱奇克率领的波兰流亡政府商

议此事。当斯大林斥责米科莱奇克政府时（“波兰政府及其朋友曾与德国人合作并

屠杀了游击队员”），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愿意走出来反对。同

样如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对卡延森林屠杀事件也一直避而不谈，他们宁肯保持沉默，

也不愿使局势更加激化。所以，波兰人的死与其解释为“是对斯大林战后行为的错

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说法，而并不是邱吉尔的想法），倒

不如说是西方意识到，他们还欠着一直担负对德作战重担的苏联的巨债。

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时心境极好、不久，美国大使馆就向国内报告说。“苏联

新闻界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上正在发生几乎是革命性的转变。整个苏联宣传机器都

在称颂盟国的协调一致；称颂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按苏联的观点，

西方盟国已经承认苏联拥有（据一苏联外交家表露）“在邻国组建友好政府”的权

力、正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很快就明智地认清了“形势”。1943年12月

12日，别涅什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对苏友好互助条约。别涅什非常现实地认为，与

斯大林缔结友好关系可以保证他在国内掌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他在莫斯科还

向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许诺，“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是波兰最大的政党。”

1945年2月，在黑海雅尔塔举行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也是4月份去世的罗

斯福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成了苏联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此时斯大林手中又

多了张军事王牌――红军控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德国的大

部分领土，欧洲盟国虽然取得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但还是面临着强渡莱菌河

的问题。斯大林这时在情报上的优势也相当明显。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外交部有

两名可靠间谍：一名是能够及时通报会议前英美谈判情况的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

唐纳德?麦克林，另一名是1944年调出 BBC进人外交部情报局的盖伊?伯吉斯。另

外，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国会的主要情报提供者埃尔捷?希斯也成为雅尔塔

代表团的成员。自1944年底，希斯作为特别政治行动处副处长，直接参与了会议准

备工作。令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十分满意的是，1944年曾一度在白官失去影响力的

加利?霍普金斯。虽然有病在身，但后来又重返政坛成了主要顾问，而且罗斯福对

他的好感有增无减。

苏联人把美国代表安排在位于利瓦季亚原沙皇的夏宫里，而把英国代表安排在

距夏宫乘车二十分钟远的沃龙佐夫宫。两座官邸内都安装了窃听装置。似乎美国人

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有时也很成功地）以慷

慨的待客方式来吸引代表们的注意力。负责接待任务的，是第一副人民委员谢尔盖

?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他使英国军事内阁秘书处助约翰?布雷特小姐大为

吃惊，因为她从未见过“如此强壮的人――宽肩膀、阔脸庞、四肢粗硕”。会议之

前，科鲁格洛夫对布雷特小姐说，英国代表团快被列人苏联的黑名单中去了。他摊

开巨大的双臂接着说道：“美国人向我们许了许多愿，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尽

了一切可能。而英国人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此话，布雷特小姐

赶快用一大堆许愿来取悦科鲁格洛夫，最终总算安抚住了这位壮汉。

陪父亲去雅尔塔的撒拉?邱吉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儿应有尽

有，棒极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上千名士兵修整了道路，装修了房舍，又是栽

花又是种草。墙壁上的壁炉中炉火熊熊，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餐桌上浆硬的桌布

白得耀眼。管理人员身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女传者穿着黑裙子，系着白围裙。

布雷特小姐说，饭食更是美不可言。有一天吃午饭时，她无意中提到了从未吃过的

基辅肉饼，没想到，几分钟后侍者就为她端上了一份肉饼，然后带着满意的微笑看

着她吃得笑逐颜开。当撒拉?邱吉尔提出，把黑鱼子酱与柠檬汁掺和着吃会十分可

口时，沃龙佐夫宫的温室里就像变魔术似地出现了挂满果实的柠檬树。这样的情形

美国人在利瓦季亚宫也遇到过。在后来举行的波茨坦第三次“三巨头”会议上，制

造这些奇迹的克鲁格洛夫将军被授于骑士称号。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

个获得英帝国骑士荣誉的克格勃军官。

在雅尔塔经济谈判中主要涉及战争赔款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美财政部的最

高层间谍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给苏联代表团以巨大帮助。从1942年起，依靠美财

政部长摩根泰私人顾问的地位，怀特在制订美国对于战后国际财政秩序的政策过程

中，起了主导作用。1944年 7月，在制订重建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草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与凯内斯议员都是主要人物，1945年1 月，他当上财

政部部长助理。

2月5日开始了关于赔款问题的雅尔塔谈判。莫洛托夫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并

要求德国巨额赔偿。那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迈斯基，呼吁促使德国非工业化，

并彻底摧毁它的军事工业和百分之八十的其他种类重工业。作为赔偿的充公企业，

预计价值200 亿美元，其中一半应归属苏联。怀特虽未参加雅尔塔会议，可他对苏

联的提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45年1 月，摩根泰交给总统两份呈文（其准备小组

是怀特领导的） ，第一份呈文中建议向苏俄供100 亿美元贷款，35年还清，年息2

％，以战略资源作为可能的偿还方式。第二份呈文是一个声明，它强调指出：为预

防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彻底消除其化学、冶金和电子工业：

“那些反对削弱德国的人，在俄国和共产主义面前只会胆战心惊。当今战争的

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产生的‘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幕设想’。美苏之间的关系

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完全取决于现政府对德国问题的态度。”

但怀特的方案受到了国会的反对，他们不同意提供100 亿美元贷款，不同意彻

底摧毁德国工业。对此，怀特颇感无奈。但罗斯福与邱吉尔不同的是，他同意了苏

联200 亿美元赔款的要求，同意其中一半以三方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作的“活动

经费”的名义拨给苏联。与此同时，怀特也为苏联争取到了美国的秘密资助。1944

年，他还通过西尔维马斯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转交了由国库印刷的用于德国境内

的被占区货币样票。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所以拿到样票以后，苏联人就决定索要

刻版、颜料、样本等。准备自己印制货币。印刷制版局局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

他认为，“让俄国政府去印制与我国印制的一模一样的钞票，就会把我们的财会核

算制度搞成一团糟”。而怀特反对说，俄国人会把这种拒绝看作是怀疑他们诚实的

证据，“我们应像信任其他盟国一样，信任他们。”一周之后，俄国人就收到了钞

票刻版。后来，1953年，议会曾就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但得出的结论是：“要想

弄清俄国人使用这些刻版究竟印刷了多少钞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点是

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纳税人为了这段历史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政治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主要议题，而其中讨论时间最长的是波兰问题。美国

外交部常务助理科达甘在向自己妻子解释形势一时说：“这将是最主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就波兰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建立世界组织的长

远计划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德黑兰会议上，邱吉尔和罗斯福不仅同意了由苏联

人控制波兰，而且还同意了由他们自己划定边界。现在，英美为时已晚地试图重新

审视自己过去的诺言，欲使一切都与“大西洋宪章”原则相符，并要求在德国建立

民主，可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是根本不相符的。邱吉尔当时曾高声喊道，波

兰应“成为一个自己家园和民族精神的主人。”这就是说需要罢黜由苏联人扶植的

卢布林临时傀儡政府，并保证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谈判技巧可谓精

采绝伦。他先拖延时间，然后故意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文章，预先强调它们的重要

意义，最后再做出无奈让步的姿态，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盟国承认其在

波兰的统治地位。科达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想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如此轻松，尤其是斯大林，简直大棒了，这是个

伟大的人。。他在利害关系上与另外两个老朽领袖截然不同。我们的总统表现出了

惊人的软弱和犹豫不决。”经过斯大林的安抚之后，邱吉尔和罗斯福终于同意体面

地解决波兰问题。卢布林临时政府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因加人了几个“民主领袖”

又扩大了。战后的波兰选举也不是在盟国的监督下进行脱，而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

协助的临时政府代行其职，作弊行为根本无法避免。

在雅尔塔会议上，人们对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方案的成果仍旧知道的不多。

但要想不使用代价极高的常规军事行动就迫使日本投降，制造并使用原子弹正是时

候。斯大林相信，在德国战败前三个月向日本宣战，就会赢得南萨哈林岛和库贞岛，

并把中国的满洲里和外蒙也归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的代表在会上也提出一些要

求，斯大林起初持反对意见，后来也同意将部分在德国的占领区划给法国（均从英

美占领区中划拨），并在联合检查委员会中留给法国一席之地。在两次故作犹豫之

后，斯大林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安理会表决方式，以此来保证联合国成立的条件。

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霍普金斯交给罗斯福一份呈文，其开头一句话是：

“俄国人在这次会议上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实在不能再欺骗他们的等待了。”呈文

中主要谈的是赔款问题，但霍普金斯也谈到他对会议的整体看法。从雅尔塔回国途

中，霍普金斯内心充满了乐观的欣慰和对斯大林天才的赞美之情：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天天为之祈祷并谈论了许多的新一天的黎明终于到来

了……俄国人向世界证明，他们考虑问题既明智又富于远见。无论是总统，还是我

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怀疑，我们能与他们长久地和平共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如果斯大林有什么不测，我们都无

法预见到事态将会发生什么转折变化。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他，就像依靠一个

理智的、通情达理的、善解人意的人一样，但我们不能相信，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发

生和将要发生什么。”。

与霍普金斯有着同样愉快心情的人还有埃尔捷?希斯。会后他对国务卿爱德华

?斯特了纽斯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实际上斯特丁纽斯在制定美国雅尔塔会议的政

策中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希斯的仕途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联合国的活

动开辟了广阔前景。1945年4 月，他当选为在旧金山的联合国“组织会议”临时秘

书长。葛罗米柯当即表示：“为他的诚实的公正我们愿向埃尔捷?希斯表达深深的

敬意。”当时可能还不能完全了解，而现在春来，苏联外长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葛罗米柯还曾对斯特丁纽斯说，如果希斯能成为联合国筹备大会临时秘书长，并以

此而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他会十分高兴。

斯大林以高昂的情绪完成了雅尔塔会议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照合影时，他的举

动吸引了一些英国客人， 他用英语重复着刚学会的四句话： “但这是您说的？”

“那又怎么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洗手间在那边。”斯大林在谈判

中的成功，主要依靠间谍搞到的情报和使用窃听装置。他比邱吉尔和斯特了纽斯更

清楚，罗斯福想以什么条件催促他与日本开战。而罗斯福却恰恰相反，他不善于领

会，斯大林根本不是犹豫，而是急于在德国战败后夺取日本。但斯大林一贯的极度

猜疑，有时几乎接近偏执狂的猜疑，使他未能充分利用获得的情报。有关波兰问题，

实际上在一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们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可这次

邱吉尔和罗斯福却持反对意见，这其中的原因与奥妙一直困惑着斯大林。斯大林不

理解英美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对人权的真正尊重与担忧， 还是去寻找另一种解释。

1952年7 月，他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皮特罗?涅尼相信，“美国红衣主教斯皮尔曼

秘密参加了雅尔塔会议，正是他唆使‘斯大林的朋友’罗斯福反对他”。涅尼并不

怀疑斯大林的真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梵蒂冈针对斯大林搞的阴谋诡计。实际上，

这种假想没有可靠根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让“布龙克斯”’民主分子

领袖艾德?弗林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太合乎对宜。美国令其打道回府，

就在他离开克里米亚回国途中，他顺路在罗马做了短暂停留。这可能就是斯大林产

生怀疑的根据， 并把艾德?弗林错认为是红衣主教斯皮尔曼。后来，英国外交家D

?A?萨伊克斯通过对所谓的“斯皮尔曼” 阴谋的了解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斯

大林的世界观是“洞察力与荒谬惊人结合的产物”。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是如何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冷战期间使用情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