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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南山集》 yunmz的 东汉开国概述 之 新莽覆亡 -- nap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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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南山集》 yunmz的 东汉开国概述 之 新莽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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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南山集》 yunmz的 东汉开国概述 之 新莽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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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凤四年(公元17年)绿林起事,到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卢芳降汉,其间战乱共20年。这段时间战争频仍,让人眼花缭乱。本文拟将这20年史事做一概述,以略明其间形势演变。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资治通鉴》(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

一、新莽覆亡(天凤四年(公元17年)至地皇四年/更始元年(公元22年),约5年)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冬,平帝身亡。是月,京郊的地下发现了书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头,太后下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王莽遂依太后诏命,临朝听政,号为“假皇帝”。次年,即居摄元年三月,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为孺子。

王莽摄位后,许多汉室旧臣与刘姓宗室都纷纷起兵反莽。其中声势最大的是东郡太守翟义的行动。翟义拥立宗室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又传檄各地,称:“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汉书•翟方进传附翟义传)未几,这支军队的人数很快涨至十万,声势甚是浩大。王莽派兵前去镇压,但眼皮地下又出了问题:“三辅闻翟义起,自茂陵以西至?F二十三县,盗贼并发。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亮睿?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十馀万,火见未央宫前殿。”(资治通鉴•卷三十六)一时之间,“假皇帝”的政权风雨飘摇,王莽惶惶不可终日。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到是年十月,翟义败亡,三辅亦被平定,王莽顺利的度过了难关。

【 联系王莽前后的作为,其代汉之心自是昭然。然其间细节实难详查。若天命符瑞之类,固可凭常识断定其妄。但其间的许多人事,如鸩杀平帝之类,实是宫廷秘事,绝难实证。

汉书载翟义说其甥共谋起兵时,对王莽的指责仅如下几句:“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尽是由情理推断之言,对鸩帝之事不及半字。至起事时,檄文之中忽有“莽鸩杀孝平皇帝”之语,甚是突兀。倘翟义确知此事,则仅此一端即可,又何必以诸多推测证明王莽“必代汉家”呢?

盖檄文之类,多为鱼腹狐鸣之属,意在招揽人心,不可尽信。想来此说当为翟义为起兵所造之舆论(或即因此才使他的起事声势远较他人为大),后来王莽代汉,遂将此谣言彻底坐实了。至于汉平帝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毒死,抑或是被缢死、饿死……已难详查。况无关宏旨,亦不必为之伤神了。】

居摄三年,王莽借符瑞为名,改元始初,又以梓潼人哀章所献之“金匮策书”为名,宣称“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迫使太后交出玉玺,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

【 关于“金匮策书”的闹剧,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尾声:因为哀章的策书“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汉书•王莽传),王莽登基,这十一人自然不能不封。然而,其中有两位纯系哀章编造,自然在莽臣中找不着。王莽只好派人在长安城满大街踅摸,终于找着了:“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示神焉。余皆拜为郎。”(汉书•王莽传)。于是,王兴被封为卫将军、奉新公,王盛被封为前将军、崇新公,成为了这大新朝的开国元勋……】

王莽登基后,亦发生了一些宗室与旧臣的武装反抗,但都被王莽镇压下去了。到此为止,王莽的代汉行动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然而,随着他的一系列不成功的改革,这一“完美”的局面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古人论及王莽,多称其无道,但细谈起来,却又说不出他有多少害民的事迹。事实上王莽的改革颇有缓和阶级矛盾,振贫弱,抑豪强的意思,很难从道义上去责备的。

然而,他的改革中,书呆子气的地方实在太多。如将货币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几与演义小说中的六丁六甲、九宫八卦之类的东西相同,虽然颇有浪漫的味道,然而浪漫不能当饭吃,这么繁杂的种类,行之于现实,不碰钉子,不激祸乱才真是天理不容啊。

更重要的是,改革的目的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达到的。象王莽这么大规模、深层次的改革,非一强力政府不能为之。但新朝这样一个靠高层政变上台的政府,在下层的基础实在太过薄弱,其改革触动下层豪强的利益,势必会遭到强烈的抵制。王莽既然无力重构一个强力的政府,则其改革也就难免最终的失败了。

至于王莽改革的细节,足以撰一专题叙述,就不在这里赘言了。总之,其改革不是不了了之,就是改了废,废了改(如多次的货币改革),终未成功。改革是极易伤元气的手术,哪有王莽这样随心所欲,来回折腾的?结果,他的改革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把从地主到农民各个阶层都给得罪了。适逢蝗、旱等灾害频仍发生,各地的农民与豪强纷纷起事,最终埋葬了王莽政权。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瓜田仪等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吕母聚党数千人,杀海曲宰,入海中为盗,其众浸多,至万数。荆州饥馑,民众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者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等,皆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山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等与王匡俱起,众皆万人。”(资治通鉴•卷三十八)。

天凤五年,“琅邪樊崇起兵于莒,众百馀人,转入太山。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馀人。崇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青、徐间。又有东海刁子都,亦起兵钞击徐、?肌C?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资治通鉴•卷三十八)

【 关于“刁子都”,《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如下:

天凤五年:“又有东海刁子都,亦起兵钞击徐、?肌C?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天凤六年:“关东饥旱连年,刁子都等党众浸多,至六七万”。

建武二年:“刁子都为其部曲所杀,馀党与诸贼会檀乡,号檀乡贼”。

《资治通鉴》中又记有“力子都”:

更始二年:“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军中……力子都有众六七万,故秀欲依之”

《汉书》中无“刁子都”,但在《王莽传》中记有“力子都”:

“(天凤)五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抄掠,众皆万数……六年……关东饥旱数年,力子都等党众浸多”。

《后汉书》中亦无“刁子都”,仅《任光传》记有“力子都”:

“世祖入传舍,谓光曰:‘伯卿,今势力虚弱,欲俱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力子都者,东海人也。起兵乡里,钞击徐、兖界,众有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

可见,所谓“刁子都”,当为“力子都”形近之讹,二者本为一人,均应作“力子都”。蔡东藩《后汉演义》统改之为“刁子都”,亦误。】

除此之外,还有铜马、青犊、尤来……等各路草莽势力纷纷起事,一时间遍地烽烟,对王莽的政权造成了相当的威胁。

后吕母病故,张霸、羊牧、瓜田仪等先后被招降。但绿林与赤眉这两支部队却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王莽政权的心腹之患。

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发奔命二万人讨绿林贼。贼帅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牧欲北归,贼马武等复遮击之,钩牧车屏泥,刺杀其骖乘,然终不敢杀牧”。

同年,“莽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青、徐贼,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皆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次年,“二月,樊崇等杀景尚”。“夏,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讨众贼”(以上均见 资治通鉴•卷三十八)。是年冬,赤眉军大败莽军,廉丹战死。

比较奇怪的是,从天凤四年到地皇二年,为何整整四个年头都未见王莽对义军进行大规模用兵,以致绿林、赤眉等众迅速膨胀,使局面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呢?

史载,天凤六年,大司马严尤反对攻打匈奴,认为“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结果惹的“莽大怒”。原来这段时间王莽一直热衷于在边境用兵,并没有将心思用在对内方面――自王莽立国开始,就一直与匈奴纠缠不休,终亦无果。此外,西南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事,王莽先后派冯茂、廉丹等前去讨伐,均以失败告终。总之,这段时间王莽轻信“实百言十,实千言百”的地方虚假报告,未将绿林赤眉等义军放在心上,依旧把用兵重点放在边疆。待到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太晚了。

【 对于匈奴寇边与“西南夷”造反等问题,一般多归咎于王莽的“降奴服于”之类的创造,然而此等“原因”几类儿戏,颇有附会之嫌。况“降奴服于”固是蔑称,“匈奴”又何尝是什么好词?匈奴族本无文字,是否会有此类计较?王莽用兵轻重失衡确是不易之论,但当时匈奴的实力确已不可小觑:

王莽覆灭后,匈奴单于曾对更始朝廷的使者说:“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更始朝廷分崩后,依靠匈奴的卢芳势力曾长期与刘秀抗衡。即使在东汉统一后,匈奴仍屡屡寇边,成为光武朝廷的大患。直到建武末年匈奴因天灾人祸再次衰落时才被迫归附。

即使到此时,刘秀仍不敢小看匈奴。建武二十七年,臧宫与马武建议刘秀趁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的时机进击匈奴,刘秀在回诏中说:“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否定了两人的建议。

由此看来,两汉之际匈奴确已成为中原之患,王莽热衷边事或确有苦衷亦未可知。】

不过,老天爷这时候扶了王莽一把。

地皇三年,“绿林贼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n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不过绿林军并未就此消亡,而且还有新的血液加入。“秋七月,新市贼王匡等进攻随;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馀人,号‘平林兵’,以应之。”

同年十月,舂陵刘氏宗族与宛城李氏相约起兵反莽。谁知宛城方面事泄,带头人李通亡命,“父守及家属坐死者六十四人”。单独起事的舂陵刘氏颇感人单势孤,带头人刘眶(字伯升)刘秀(字文叔)兄弟派人联系新市、平林兵,谋求合兵。两方面“同是天涯沦落人”,大约颇有同病相怜之感,很顺利的就联合了。

双方联合后,在长聚等地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与逃亡的李通等人相会。但形式变化往往出人意料,十一月,舂陵军就在进攻宛城途中,被前队大夫(南阳太守)甄阜、属正(都尉)梁丘赐击溃于小长安聚。刘秀的二哥刘仲、二姐刘元及其三个女儿全都惨死在乱军之中,联军遭受了惨重的打击。“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度潢淳,临?a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就在义军几近绝望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转机。“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刘眶闻讯,连忙亲自来与下江兵商议合兵事宜。经过一番谈论,下江兵的代表、首领王常被说服。王常又进一步说服了另几位不愿意合兵的首领成丹、张?n等,终于实现了合兵。合兵后的军事行动非常顺利:“十二月,晦,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次年正月,“汉兵与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赐,斩之,杀士卒二万馀人。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引兵欲据宛,刘眶与战于?U阳下,大破之,遂围宛”。

【 商议联兵的时候,刘眶对下江兵非常重视,亲往联络(联络新市、平林兵是其族人刘嘉代为联络的),而成丹、张?n则“负其众”,不愿联兵。如前所述,下江兵人数为“五千余人”,则新市-平林-舂陵联军的数目将在五千以下,二者合兵后的数目亦不过万人,而甄阜、梁丘赐有“精兵十万”,则莽军数目当十倍于联军。但这几个数字很让人不解。前述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所率之部队亦不过“合将锐士十馀万人”,则甄、梁作为地方长官,又从哪里弄到如此庞大的军队呢?此外,当时关东连年灾荒,流民四起,故农民军的人数动辄万数,真不知下江兵的“五千余人”算哪门子“众”可以“负”啊?而且在围宛之后即有“时汉兵已十馀万”的记载,时距双方合兵不过两月左右,发展得似乎忒快了一点。或许两方面的记载皆有不实之处,双方实力并非如此悬殊罢?】

此时,“汉兵已十馀万,诸将议以兵多而无所统一,欲立刘氏以从人望。南阳豪杰及王常等皆欲立刘眶;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眶威明,贪玄(刘玄,舂陵戴侯曾孙,时在平林兵中担任将军)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召眶示其议”(资治通鉴•卷三十九)。刘眶对此事委婉的表示了反对:“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 无论刘眶是否想借此为缓兵之计,他那套言论本身还是很有道理的。像“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这一句(此语资治通鉴中无),非但预言了更始政权的结果,即千百年后的黄巾、杨玄感、李密、刘福通亦莫不入此谶中。】

刘眶的话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但遭到了下江兵首领张?n的反对,“张?n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众皆从之”。

【 由张?n的骄横与刘眶的屈从足以看出,当时在联军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下江兵势力,舂陵军实力不强,只是居于从属地位。由此来看,后来刘玄敢无故杀刘眶、刘秀隐忍不敢发,也就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地皇四年二月,联军在?U水立刘玄为皇帝,改元更始。

三月,更始军分兵,令“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但由棘阳守长岑彭等人坚守的宛城却让更始军主力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拿下:“汉兵攻之数月,城中人相食,乃举城降。更始入都之。诸将欲杀彭,刘眶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就在更始军主力攻宛期间,昆阳方面发生了一场名垂青史的重要战斗,就此奠定了反莽斗争的胜局。

原来,王莽听说严尤、陈茂失败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乃遣司空王邑驰传,与司徒王寻发兵平定山东”;“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号百万;馀在道者,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夏,五月,寻、邑南出颍川,与严尤、陈茂合”。

莽军进兵昆阳,更始军兵少,“城中唯有八九千人”,颇为恐慌。经过商议,“王凤与廷尉大将军王常守昆阳”,刘秀“夜与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兵到城下者且十万,秀等几不得出”。冲出昆阳后,“刘秀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

六月初一,刘秀的援兵开始解救昆阳,著名的昆阳大战就此开始。刘秀“自将步骑千馀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成,秀奔之,斩首数十级”。莽军前锋一退,更始军跟着便冲杀过去,“斩首数百千级”。刘秀带着三千“敢死者”冲在最前面,绕到城西,“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王寻、王邑看刘秀兵少,没把他当回事,“自将万馀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谁知道刘秀部势不可当,王寻、王邑这一万多人根本拦不住,其他的部队却囿于二人的命令不敢轻动,结果“寻、邑陈乱”,更始军跟着刘秀奋勇冲杀,“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当头的一败,下边的将领自然更是无心恋战了,于是“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馀里”。据说当时老天爷也来帮忙,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来给更始军助威……这场大战结束后,更始军所获极丰,“尽获其军实辎重,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馀”。刘秀时年二十九(虚岁)。

【 关于昆阳大战,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

一、关于双方的人数

世人谈及昆阳之战,多谓刘秀以三千人击败王莽四十万(或百万)大军。如宋人何去非之《何博士备论》,即谓“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然而如此悬殊的数字,实在难免让人生疑。据说清人左宗棠就曾讥讽昆阳之役,认为多半是刘秀的梦话。那么双方的兵力到底是否如此悬殊呢?

昆阳城中的人数,东观汉纪记为“八九千人”,后汉书与资治通鉴皆从之。但昆阳城中聚集了刘秀、王凤、王常等好几家的部队。而在进昆阳之前,有“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记载。时刘秀仅是一个“太常偏将军”,而王常则是“大将军”,元老级人物王凤则被封为“成国上公”,他们所率的兵力总不会比刘秀还少吧?至于其他未留下名字的“诸将”手下的兵力恐怕也不会比刘秀少多少。否则恐不会有“诸将素轻秀”的记载。将这些兵力相加,恐不止区区“八九千人”。

援军人数,汉书记载为“数千人”(汉书•王莽传),东观汉纪、后汉书与资治通鉴皆未说明具体的数字。但从“自将步骑千馀为前锋”、“敢死者三千人”之类的说法(见资治通鉴。东观汉纪、后汉书记载大同小异)来看,“前锋”、“敢死者”尚有如此数目,则总数应不致“数千人”这么少。如前所述,刘秀突围时,“莽兵到城下者且十万”。倘郾、定陵等地仅有数千人,“惶怖”的昆阳诸将又怎会冀希望于这么一点援兵呢?后汉书与资治通鉴未采汉书的数字,也应是认为此数字有误。

总之,当时更始军兵力已达“十馀万”,昆阳、定陵、郾这方面虽非主力,兵力亦不当如此之少――更何况这一方面的首领王凤乃是绿林军的元老人物呢?则昆阳大战中城内外更始军的总数虽不可确证,数万总是有的。所谓“三千之光武”当指刘秀所率之前锋数量。

王莽方面,“定会者四十二万人,号百万”,的确是人多势众。但到刘秀突围时,仅到了十万左右。定陵、郾与昆阳相距不远,刘秀更不敢耽搁,到昆阳大战时新到的莽军恐怕亦有限,很可能这“四十二万人”尚未全部到齐。而由于“寻、邑纵兵围昆阳”,则其兵力必然分散在四面,每一方面的人数恐怕也只有数万人。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寻、王邑只带万馀人去和刘秀对阵了。以上分析尚是以这些数字为确数,若其中有水分,则莽军的优势就更要打一些折扣了。

就战争细节而论,史书中的记载语焉不详(可能是故意在玩文字游戏),往往显得好象全是刘秀一个人的功劳。像后汉书中的记载:“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耍?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闲”。看了半天,好象城外参加战斗的只有刘秀和他那“敢死者三千人”。问题是当刘秀带头冲锋的时候,其他的军队难道会傻站着看么?刘秀作为披坚执锐的前锋自然是昆阳之战的第一功臣,但亦不能忽视其身后的大部队这一基础。

综上所述,很可能的情况是,昆阳之战更始军以数万人击败了莽军十余万人(双方交战之局部地区莽军的优势恐怕还要小些)――其中刘秀所率的精兵三千与王寻、王邑的万余中坚则分别是各自的关键部队。后世之赤壁、淝水亦大致如是。所谓“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何博士备论•汉光武论),文人以猎奇之心剪裁史料,所造之神话而已。

二、关于“大军不敢擅相救”

刘秀率三千人冲阵时,“寻、邑易之,自将万馀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

二王“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应当不光是智商问题。王莽这支部队其实基本是由临时拼凑的杂牌军组成:“(王)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这些由“牧守自将”而又操练有限的地方军,二王指挥起来恐怕未必能得心应手。二王让他们“按部毋得动”可能是妥协,甚至是想制止这些部队临阵脱逃。至于“大军不敢擅相救”,联系昆阳战后,莽军“士卒奔走,各还其郡”的状况来看,这恐怕不光是严守军令的问题,很可能搀杂了“牧守”的私心。

根据后来耿况、隗嚣、公孙述等人的情况来看,新莽末年中央已经无法完全控制地方,地方割据之势已成。莽军离心离德与未加操练也当是其昆阳战败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阳坠其书”

东观汉纪记载,在刘秀帅三千人冲锋前,“令轻足将书与城中诸将,言宛下兵复到,而阳坠其书。读之,恐”。后汉书采此说,又加解释云“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资治通鉴则未载此事。

想来当时战斗刚进入白热化阶段,刘秀哪来得时间设此计谋?况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算施了这一计策,又岂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则若果有此事,当发生在昆阳总攻之前才合理(其时宛城可能尚未攻下)。

四、关于王凤的“失踪”

关于王凤“失踪”的问题,幼时看林汉达的《东汉故事》时,就很让我迷惑。王匡与王凤同为绿林军元老,但后来活跃在更始朝廷的似乎只有王匡一人。王凤在昆阳大战后,似再未领导过什么重要的战役。而且除了更始二年受封宜城王之外,几乎就看不到其他任何记载了。

查诸史籍,王凤的“失踪”应与其在昆阳大战期间“乞降”有关。《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记载,在莽军围昆阳期间,“王凤等乞降,不许”――大约就是这次不光彩的乞降事件彻底败坏了这位元老的威名。尽管由于他资历太老,更始帝并没有为难他,还给了他“宜城王”的头衔,但他却再也无法担当什么重要的任务,就此湮没在史书中了。

昆阳之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此役之后,“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而王莽亦再无力镇压,分崩割据之势就此形成。

借着战胜的余威,“刘秀复徇颍川”,颍川郡掾冯异降,并出面说服父城长苗萌,“与萌率五县以降”。

然而就在此时,更始军内部产生了矛盾。在李轶、朱鲔等人的撺掇下,刘玄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刘眶。刘秀闻讯,连忙赶到宛城谢罪,对兄长之死故作若无其事状,“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秀的一系列表演终于骗过了更始,甚至进一步取得了更始的信任:“更始以是惭,拜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 李轶是李通的兄弟,曾在宛城与舂陵刘氏约期举兵,其陷害刘眶的原因一般被解释为出于嫉妒之心。不过这一解释可能并不全面。《后汉书•李通传》李贤注转引续汉书记载:“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为医,难使,伯升杀之”。可见,刘眶因其豪强恶霸的作风已和李家结仇。但由于受“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影响,李氏兄弟为了梦中的荣华富贵而捐弃前嫌,与舂陵刘氏合兵。而今李轶见复兴的“刘氏”是刘玄不是刘眶,也就难免会思及旧恨了。则其陷害刘眶当亦有报复之原因。】

更始军的内讧并没有影响灭莽的战争进程。王莽此时已经到了“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的地步,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八月,“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

此时,关中地区也发生了变乱,“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以应汉”,攻破了武关,击退了王莽派来的援军,之后“开武关迎汉兵”。合兵后,李松“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另一方面,邓晔任命原弘农掾王宪为校尉,领着几百人杀奔长安。

墙倒众人推,长安附近的豪族一看王莽注定完蛋了,“各起兵称汉将,率众随宪”,“长安旁兵四会城下”。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九月初一,长安城破,大司马王邑等退守宫城。初三黎明,守宫城的士兵“死伤略尽”,王邑只好退入宫中,拉着“解衣冠欲逃”的儿子王睦,随王莽上了宫中的渐台,据池水阻敌。王宪军、豪族部队、“城中少年”们把渐台围了个水泄不通,台上还兀自顽抗,一个劲的向下射箭。终于,“矢尽,短兵接”,台下的人冲了上来。王邑等人皆战死,王莽被杀,新莽王朝彻底覆亡。

有意思的是:初五,李松、申屠建和邓晔、赵萌等人进入长安时,顺便把带头杀进长安的王宪以“得玺绶不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的罪名砍了脑袋――这位“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的“汉大将军”的确很难让人放心。

另一方面,“定国上公王匡拔洛阳,生缚莽太师王匡、哀章,皆斩之”。在汝南称帝,得到原莽臣严尤、陈茂辅佐的刘望亦被更始军刘信击杀。

此后不久,天下郡县纷纷承认更始的统治,赤眉军领袖樊崇等亦入关来朝,被拜为列侯。乍看上去,真个是“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后汉书•隗嚣传)了。

然而这种太平景象不过是幻象而已。更始军收降郡县的方法不过是“先降者复爵位”,这些地方官名义上是汉臣,事实上根本不受更始帝的约束,只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军阀罢了。至于赤眉,由于更始朝廷没有对其进行妥善的处置,没过多久,樊崇等人就逃离长安,返回山东了。

此时的更始朝廷,本应该励精图治,逐步征讨割据势力,实现真正的统一。但更始君臣忙于享受长安的繁华,只派一些朝廷使者“徇郡国”,取得名义的统治权了事。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至关重要的河北地区,更始朝廷派的使臣居然是刘秀:“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

据说当时南方有童谣云“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汉书•光武本纪李贤注转引续汉志)。对于这两股至关重要的势力,更始朝廷怠慢赤眉于前,拱手让出河北于后,其灭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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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起剑,我就感到――我要告别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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