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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大明朝亡于收不上税 -- 火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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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看下载的资料,还有张显清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印证

张显清的文集电子书我已经下载下来了。论文倒是还没有从知见网上拿下来。

明末的战争和灾害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在清军南下以前基本没有怎么受影响。

那个贴子中的一些论述,看其中一段话就行了:

有些人或许有异议,认为这么估算不够严谨。但如果和葛剑雄、曹树基之流炮制所谓崇祯时期人口损失四千万的手法相比(也即随便举一些清修地方志的描绘,也不考核描绘是否属实,然后不动脑筋推到全府全省,一拍脑袋就是全省损失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的人口)。

    

    我的这个估算已经可以算得上保守而又保守,严谨而又严谨,不然直接可以把戊寅虏变北直隶、山东被屠人口算到千万以上了。

还有,那个贴子最后他也说了;

回头一看,我写的这篇澄清明末清初人口问题的文章,到这里已经有接近二十五万字了。

    

    我个人之力量有限,心力有限,精神有限,也只能到这里告一段落了。要彻底声讨满清之罪行,恢复明朝之真面目,工作之浩大,非个人之力所能办。我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还有他当年的那个贴子,按葛金芳的论文里从宋代铁课税率推算宋代铁产量的方法,同样推算明初的铁产量,注释里也有一段说明:

有人认为这个数据也并不是铁课,这种质疑,自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根据明代对社会的控制,政府也不可能把所有实际铁产量掌握在自己的统计中,所以认为这个数字就真的是铁产量本身问题可能更大。我这里的估计不能认为完全可靠,但根据葛金芳论文引用的那篇文章中把相应的数据都当成铁课来计算宋代铁产量,那么自然有理由对明代相应数据同样处理。更何况相对一些人对宋代铁产量的估计,这里估计的明初期的铁产量并没有高出太多,不妨把这作为一种可能加以参考,如果有更权威更确切可信的数字,作者很乐意加以修改

从地理上说,平原的粮食产量是可能比其他地方高,从农业技术上说,明末也肯定是比明初有提高。那如果考虑这些地理,技术原因以后,进行推算,平均产量,各地区的产量又是多少??

这确实不是一人之力能完成的,下载秦晖的《秦汉史》视频讲课,他也说明清史料之丰富,绝不是一个人一生的精力可以穷尽的。杜车别评价辛亥革命那个贴子里也提到要专门组织一批专业人员对这方面进行梳理,现在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在干这些事。其他的人,基本上水平差得远。如果真有一个专业团队进行一些这方面更加广泛和精准的梳理,那倒真是好事了。

实际上,杜车别的水平不见得超过二战以前修炼出来的那些前辈国际特级大师,准特级大师。

秦晖到现在还发明了“黄宗羲定律”的扯淡,青云证道也深受秦晖的忽悠,秦晖这种的水平也已经算是算得上号了,这恐怕也相关得益于他也算修成正果的老师赵俪生的影响,在网上看过金雁介绍赵俪生的文章。

这和二战结束以前修成正果的人国际特级大师,准特级大师一大批名单对照一下,实在是太可悲了。

我相信杜车别的分析,和秦晖、黄宗羲相反的分析,是因为我在陈独秀那里得到了印证。外链出处 这是陈独秀38年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其中第五条

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光凭这一条纲领,就足以推断,如果陈独秀分析明末史料,也会和杜车别得出同样的结论。这是同一个意识形态,同一套分析思辨方法导致的。虽然杜车别对斯大林评价非常高,陈独秀在私人信件里对斯大林抨击很激烈。

其实陈独秀晚年的想法,与其向托派指的接近考茨基,不如说更接近斯大林了。在国际战争、国内战争的站队和战后组经济互助会式国际分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路上都和斯大林一致。只不过因为他在《西流的信》里对斯大林猛烈抨击,很多人不太会朝这个方向去想,觉得不可思议而已。

同样,这个“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除了杜车别,我也同样在陈独秀、郑超麟、曼德尔的论述那里得到过不少验证: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chenduxiu/mia-chinese-chen-193808.htm

这个是陈独秀的《抗战一年》,摘其中一段

最后胜利并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点,才能接近胜利之路;倘若轻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此乃失败的道路。

外链出处

这个是郑超麟的《革命与恋爱》,也摘其中一句话

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

外链出处这是曼德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其中一节小标题也是《(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也没说什么“必然的”,前面《社会主义和必要性》那一节的开头一段也引一下

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最明显的领域是为获得只有巨大毁灭性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所展开的军备竞赛,以及生态平衡所面临的威胁。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列举无数科学的数据来说明当前的许多趋势和倾向如何可能导致地球人类生命的毁灭这一事实。在这些领域中,我们所面临的抉择不再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而是「社会主义还是死亡」

从卢森堡所在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到曼德尔所在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是死亡”,都是有多种选项的。从来不存在什么“必然性”。

近几十年理论分析思辨能力到了差到了这种程度,前阵子我看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七章《理论与实践》才感觉有被一语道破的感觉,王凡西半个世纪以前就戳穿毛泽东实际上是重实践轻理论,否认理论首要地位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两论”的分析,中间还穿插了一段对辩证法的介绍和分析,全文在这里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wangfanxi/1964book/wang-1964book11.htm

也贴其中针对理论实际部分分析的那一段吧:

 毛泽东从来不公然说理论可以看轻。他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实践论》中,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他非常称道了斯大林的那两句话:“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可是这个“二元论”不曾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问的是: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了的理论,跟那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到底是何者为先?何者更重要?难分先后,同样重要,是一种回答,不算错。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中,理论重于实践;在另一种不同的具体条件中,实践又会重于理论,这又是一种回答,更加站得住。可是这种回答都难完全免于“二元”之病。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这句话,一直是种种式式的“实际工作者”或”事务主义者”的护身符。凭此,他们想证明马克思肯定地认为实践高出于并重要于理论。然而这是曲解。列宁曾经很清楚地解释过这句名言的真意。他说:“在这封信里(按:指给威廉·勃拉克的信——王凡西),马克思严厉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如果要联合的话,“马克思当时向党的领袖们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尽可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原来马克思说的这句名言是一句反话,其真意在要强调理论原则的重要性。所以在《怎么办?》中,紧接着这段解释,列宁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这句话当然也不是凭空说的,他针对着当时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实际情形,即“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这种“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的思想是“必须始终极力坚持的”。就俄国的特殊情况言,理论重要性的必须强调,他又指出了三个原因:1.党在奠定初期,“还远没有同革命思想界中的其它各种会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派别算清账目”;2.为了要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别国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独立地检查他们的决议;3.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还没有担负过的民族任务。上引列宁所举的具体条件,对当时俄国说诚然是特殊的条件,可是对以后在东方陆续成立起来的各个共产党或社会党说,却变做共通的条件了。因此,列宁在彼时彼地提出的关于革命理论先于与重于革命运动的断语,对于此时此地的东方各工人党无疑是完全适合的。又因为“其它各种会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派别算清账目”的工作并不限于“奠定党的初期”;历史证明,随着社会主义势力的增加,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世界各国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形形式式的可使与已使革命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思想派别不断发生,以致所有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善于用批评态度来看待它们,检查它们——因此,列宁的那句名言,在今日,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这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的(或称共产主义的)革命党说,以及对于这类政党中的个别党员说,学习与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这个要求,应该置于积极行动之先与之上。理论是方向。不先确定方向,越积极的行动也许会在错路上走得越远。

  毛泽东提到了列宁重视理论的名言,但跟着却说:“然而马克思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彷佛列宁会在重视理论的名义下提倡清谈的!接下去他就特别称赞斯大林“说得好”,引述了斯氏的“好话”来对消列宁的“空话”,以四平八稳的因而近乎废话的所谓理论实践并重论,对消了列宁那个似有所偏的,但是切实深刻的理论先于运动说。

  四平八稳的并重说,在哲学上多半是折衷主义的表现,在社会科学中则常常是以轻为重的一种遮眼术。斯大林的半斤八两说其实是他本人惯于行而不长于知的缺点的掩饰,而毛泽东之所以会欣赏这个“二元论”,因为它有两种好处:一方面可以替他摆脱“经验主义者””实行家”这些名字,另方面却给他保持了重实干而轻理论的实质。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正确的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之一。这里,毛泽东是正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立场的。可是接下来的那句话:“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却属于机械的引伸,而且是错误的引伸了。人类一般的认识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描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这并不是说,每一群特殊的人,甚至于每一个个别的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做什么事,都必须按步就班地走上这个过程,并走完这个过程。人类实践和认识的经验长期累积,它们不断地进行着纵的传递与横的交换,因此,今天许多人(个别与群体)的认识不是从自己感性的摸索开始,而是从学习、接受并消化前人和同辈的理性的产物开始的。试问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难道一定凭自己经验,先行捣毁机器,试走各种反抗道路,再做形形式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做过的调查研究,最后才以“自己的道路”走到马列主义吗?当然不,他们可以、而且必须越早越好地,一开始就去接受目前人类已经到达的最高的认识——即马列主义了。因此今天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实践,应该从认识开始,应该从竭力取得革命理论的已有成就开始,然后才可以事半功倍地进行革命运动。——革命的实践。他们不应该浪费时间精力,先去“感性地”进行革命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在今天的条件下,不先有“理性的”革命理论作指导,鲜有不大败亏输的。

  然则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定为革命党人应该遵循的标准呢?原因很简单:这里无意地反映着他自己的认识过程,并有意地为此过程作了辩护。

  其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应该说是属于人类和个人认识的幼年时期。等到人类(包括个别人的生命与一个人群的历史)进入到成年时期,这个实践和认识的往复循环,不应该,也不会再以实践作起点,而以认识作起点了。如果毛泽东所规定的是一般的与低级的认识公式,那末特殊的与高级的公式应该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后一公式并不否定前一公式;后者却是前者的补充与发展。没有后者,前者作为一般的认识公式是可以成立的。但若以之作为特殊的,比如作为革命党人的成长规律,那就十分错误了。这里暗藏着经验主义者与实干家的“哲学基础”,这里否定了“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的真理。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就其根本思想与主要意图说,恰恰就是这样的哲学基础,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对于理论首要性的否定。

这种理论首要地位的认识,我在杜车别贴中也见过同样的论述,外链出处

这个是杜车别的《计划经济是唯一出路——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里面有些他对张义潮(社会微积分)的对话,也有他对别人的一段回帖:

楼主:杜车别 时间:2009-01-15 19:45:40

  作者:mxhlp 回复日期:2009-01-15 11:18:58 

  

    我也是这个观点

    完全可以先拿自己家里人做实验,然后扩大到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什么的

    

    我始终不理解很多网上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一上来就要解放全人类,死活都不肯从身边做起。要知道我党打天下也不是一上来就要解放全中国,也是从根据地做起啊

  

    还有好多网上的共产主义者,怎么说呢,看他们的理论我也觉得挺好

    ,可是有时候我一问既然这么好要不把你的产拿出来换成生产资料给我共一下吧,结果没一个肯的,都是想着共别人的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实有时候我很理解象你这种资本主义信徒的心理,或者说"资本主义看家狗"(罗曼罗兰语)的心理,最理想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社会下,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没有任何人去对整个社会进行制度上的构想,没有任何人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对设想什么样的制度才更合理。这样的话资本主义就永远可以高枕无忧了。

  

  局部的所谓试验其实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做了许多,对这些资本主义的奴才其实并不太会激烈反对的,因为这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给资本主义当当点缀,或者充当一下娱乐。而且那种所谓的试验本身就需要处心积虑的迎合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当然更不会对资本主义造成么威胁了

  

  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和奴才害怕就是全局性的构想,这是他们害怕得屁滚尿流的,所以对资本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人仇恨敌意远远在对欧文圣西门之上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象你的这样,也不必这么害怕的,理论总是先于实践的,到机会成熟的,该来的实践必然会来的,有理论做先导的实践可以更少走弯路,调整适应的可以更快一些。但任何情况下,理论都应该预备在那里,有用的理论,无用的理论,有益的理论,有害的理论,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思想提供的一个土壤,提供肥料的,不断的变异,不断的选择,然后和实践不断的互动,不断的反馈

  人类以往历史的一切进步其实都是这样实现的

  

  所以劝你一句,不必装腔作势,也不必自寻烦恼,对人类社会整体性的构想,全局性的构想,从人类步入文明之后就存在,在历史上从未间断过,中国思想最活跃时期之一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如此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

  而且越是进步的社会,越是有活力的社会,这种因为不满于现有制度而对人类整体应该实现什么制度进行构想规划的思想就越多,越是停滞的社会,越是僵化的社会,这类全局性构想就越少

  所以说现在的社会,比起满清时期还是要进步多了,不过有许多人比如你的心态可能还是习惯于满清那样停滞僵化的社会,所以对此还不太适应

  

  但不管怎么样,希望把思想的范围只局限在社会局部自身周围的范围内,那不过是你这样的市侩的空想。对人类的进步来说,必须有人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整个社会角度,探索有别于现有制度现有道路的新制度新道路的设想。

  欧洲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共产主义的设想,有空想社会主义,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中国满清统治下的同时期下,大概就只有类似于你梦想的拿自己家里人做实验的家族统治了,所以你这样的人,当奴才的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该与时俱进一点才对

  

  另外所谓的“我党打天下”那思想根源不也是在起源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全局性的理论设想么

想起一句孟子的话,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二战以前的前辈国际特级大师都是头脑清醒、成竹在胸,所以在他们的指引出了一批批修成正果的人,光我在中马库里见到的基本托派人马都有一长串名单。而从毛泽东开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把持意识形态成自吹什么“发展”甚至“顶峰”,不但没有成为指引的向导,实际上还成了巨大干扰,人们头脑才被普遍搅乱了,现在修成正果的人才微乎其微,我在网上接触过的是个位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仅有这几个水平还参差不齐。

其实我觉得像邓小平那样,能公开承认社会主义说不清,承认被搅浑脑子不懂,提出“摸石头过河”的不可知论思维,已经是很老实的态度了。比起毛泽东那样不懂装懂,还把持意识形态严重误导别人态度已经是很多了。

百度托洛茨基主义贴吧里,有王苏谈整理的一个贴子,原贴已经找不到了,列宁主义吧里有转贴,外链出处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先这说这段话也还是革命阶段论不是不断革命论,他说这句“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实际不就是也说不清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本心理没谱,和“摸石头过河”一样的不可知论的思维吗?

从他开始就否认理论的首要地位,像王凡西戳穿的,实际上是先行后知,轻视理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路不断胡编乱造下去,以后人们的头脑就开始被越搅越乱了,不可知论思维愈演愈列,见过最登峰造极的一次表现就是几年前网上看到有人风传的,提议把马列主义从“指导”改成“主要借鉴”,这恐怕也不是针对哪一种主义的,不可知论的思维方式,是否认任何理论的事先指导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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