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武术人物宣传上不应出现的谬误 -- 最爱武术

我觉得这篇文章挺好，转给各位看看，共同探讨。我是觉得在武术人物的宣传中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要做到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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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宣传中，人物宣传尤为重要。人物宣传不仅包括武术技术水平的评价，而且还要体现对一个“武术人”的综合评价，包括人格品节、学识修养、武术贡献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尤以武术家立身处世的大节为重心。自古以来武人讲求“武义”或“武德”，早在西周就有了这类提法，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还是在讲。今天，武术的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练武术的不能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武人”，但武术界仍把“武德”视为习武者必不可少的修养，视作武术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该说武术人物宣传坚持德艺并重、以德为先的原则，这是中国武术的优秀传统，它与今天所倡导的精神文明也基本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体育文化生活日益繁盛，武术宣传活动，以及与武术有关的文艺活动都显得丰富多彩起来，武术人物的宣传更是五光十色，热闹非凡。记得80年代，一曲“昏睡百年”曾唱遍中华大地，霍元甲的大名妇孺皆知，对整个社会起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说明武术文化的社会覆盖面的确很大，它的社会教化功能是不容忽视的。

　　　众所周知，在我国，武术宣传通过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进行，而官方渠道理所当然地起着主渠道作用。官方宣传的方式很多，途径之一是武术管理部门以其权威地位组织编写大型武术图书。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做的并不很多，近年来似乎加大了力度，大部头的武术典籍接踵出来，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1998年10月出版的《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就是又一部由官方组织编写的一部大型武术图书，顾问、编委规格之高，参与者队伍之大，以及篇幅之大，印制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担任《全书》主编的，便是以长期担任武术领导工作而闻名的张山先生。

　　　然而，我必须坦率地说，《全书》是一部很难让人从容研读的书，也是一部难以评价的书，主要原因是它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华丽的外表和声势和气派与实际水平相距甚远，正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我所谓难以评价，首先是以书的规格之高和在当前武术界的风气之下，批评很难被接受，也不会受到重视，而且反会招来烦脑，要惹一些武术实权人物。其次，《全书》内容参差不齐，的确有写得比较好的部分，特别是出自几位高校教师之手的章节；也有很差的和明显属于谬误的，甚至还有公然抄袭以滥竽充数的。同一部书里，水平差别如此之大，真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于是，人们自然要联想到“主编”。偶而同几位关心武术的朋友谈起此书时，大家有一个不约而同的疑惑，那就是张山八段到底是如何履行其“主编”职责的？他有总揽如此一部“宏篇钜制”（号称1200万字！）的学术能力吗？既然不能胜任，又何故屡屡担当“主编”大任，还有许多当代武术名流甘愿屈从其后，此事蹊跷，局外人莫能知其详，不谈也罢。

　　二、话题回到武术人物的宣传上来。

　　 以《全书》的规格之高，加上所收人物包括了一批活着的人，这是超乎寻常的体例，于是，入选人物必是主编和编委们精心挑选的，上谁不上谁，取舍与评价的标准如何把握，必有一番讲究，有一些原则。不管怎么说，对能入选的人物而言，当然是一个荣耀，加上这是官方编定的最具权威的书，宣传具有官方性质，意义自不待言。然则，我对主编选定人物的依据，入选取者享受的评价规格，人物传纪的史实根据等，多有困惑不解处。这涉及的问题甚多，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尽言者，我先收缩到与“武德”有关的问题上略陈陋见。

　　 说到“武德”，张山主编的《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的第六章是《武德修养》，是截止目前武术管理部门对“武德”概念最明确的解说。《武德修养》认为，“武德”的第一条是“仁”，并对“仁”有如下一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人的全部道德意识，同样也是习武者最高层次的品德追求和德性的最高境界。”《理论教程》进一步说：“忠恕则是为仁之方，要求习武者忠于师门，推而广之，就是忠于事业、民族和社稷。”这是一堆混乱而陈腐的概念，一堆奇谈怪论！

　　我们且不谈当代社会的“习武者”是个什么概念，儒学所谓“仁”是否就是“习武者最高层次的品德追求和德性的最高境界”，“忠恕则是为仁之方”的理解上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公民社会行为道德规范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成熟的今天，武术主管部门，具体说是张山主编们，居然要求武术运动员和武术爱好者们遵守一套充满封建气息和神秘主义的理念与行为准则，好像练武术的都是上几个时代的“化外之民”，他们的职业道德中竟包括“忠于师门”、“忠于社稷”这样的教条。我不禁要请教张山八段，何谓“忠于师门”，何谓“忠于社稷”？忠于哪个王朝的“社稷”，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在用“社稷”为其象征？假如碰上民族败类如褚民谊、马良之流的“师门”，难道也要“忠于”？如此“武德”，真是荒诞透顶！这显然不是“浅学无知”之类可以解释的，在我看来，这是张山主编们长期以来不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只凭借官方地位和某些庸浅的 “理论”来装腔作势的必然结果。

　“忠于民族”无疑是人之大节，不只是武术爱好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遵守之、力行之。这一点远远超出了“武德”的范畴，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财富和优秀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张山主编一面强调“忠于民族”，一面却将一些不忠于民族，在中华民族危机存亡时刻大节有亏，甚而腼颜事敌的武术败类给予了很高的宣传规格，给他们戴上各式各样的桂冠。同一个张山主编的书，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说起来一套，做起来又一套，实在令人大惑不解。不妨举一点例子，以证吾言之有据也。

　　马良，早期是北洋军人，曾热心提倡武术，以编选和倡导“新武术”而有名。但抗战爆发后竟沦为汉奸，先当了一阵子济南维持会长，1938年3月6日出任日伪山东省省长，1940年3月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跟着大汉奸王克敏当走狗。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死在狱中。张山对此人很是另眼相待。在《理论教程》第一章讲到民国武术时，只提到两个人，其中之一便是马良，将马良编的《中华新武术》列为民国“较好的教材”。在《全书》第554页又为马良立了长传，赠给他“武术教育家”的谥号，以汉奸而得此殊荣，全国仅此一例。《全书》对马良生平讲到1933年便嘎然而止，对他后来的劣迹只字不提，这是为什么？在一部具有官方性质的权威性的书里，公开为一个大汉奸隐瞒罪恶，评功立传，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感到不解。

　　 抗战中，武术界有些人确有附逆行为，或者确有失节表现，这些的人虽不一定够得上定汉奸，但至少是谈不到“忠于民族”。然而张山主编一面讲“忠于民族”，一面却对这些人给予这样那样的封赠，有的还受到超常规格的宣传。

　　　汪伪的体育活动主要由曾经以提倡太极球、太极操闻名的大汉奸褚民谊主持。褚喜好太极，是汪伪政权体育活动的主要管理者。当时，沦陷区的武术家们，有的极积参加抗战，甚至以身殉国；有的不甘心当亡国奴，逃亡内地；有的蛰伏在沦陷区，力争保住名节。然而，有些所谓“武术家”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次第走进“大东亚共荣圈”，有的在汪伪政权供职，有的在汪伪的运动会卖弄身手，有的则大写其汉奸文章。说实在的，这样人很有一些，考虑到他们多已成了古人，有后代，也有门生弟子还在传习武术，我们抱着“隐恶扬善”的良好用心，不再点出他们的名字。但不能不指出几个作为例证，不然就没法说明问题，不能证明张山主编们人物宣传上的严重误谬，严重丧失他们自已所标榜的“武德”。

　　　许禹生是大家熟悉的太极拳家，《全书》页554为之立传。头衔跟大汉奸马良一样，也是“武术教育家”。许卒于1945年，而传文采取与马良相同的处理方法，写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不写他在敌伪统治时期的严重失节行为，相反还煞有介事的讲了一番许在上海“成立刀术速成班，传授刀术，为抗击日寇输送将士。”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翻开一本叫《参加东亚运动大会中国代表团报告书》的书。它是汪伪体育刊物《中国体育月刊》第一期的“附录”，各地图书馆多有收藏，读者可以查阅核对。

　　　1940年5月间，正当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时刻，军国主义的日本为庆祝立国2600年，特举行“东亚运动会”，邀请所谓“友邦”如伪满、伪蒙、汪伪等“国”派团参加，以示主奴“亲善”。汪伪尊命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于5月26日赴东京参加，6月20日返回。事后由汉奸褚民谊、徐英之流写成这本书，恬不知耻地记录了“代表团”赴日媚敌的全过程。　

　　 汪伪对此次活动极重视，早在四月初就成立筹委会，大汉奸褚民谊亲任主任，许禹生以武术名人担任筹备委员。4月27日华北沦陷区在北京举行所谓“预选”，许又任大会委员，名列日酋坂本信一、冈部平太之下，为十九名“委员”之第三人。5月9日，许禹生以“副团长”身份率领选拔出来的“华北选手代表团”一行67人南下，团长宋介“因公未来”，许禹生实际是全团之首。到南京后，汪伪首脑出面接见，许曾代表全体南北运动员“答谢词”。

　　　可悲的是“华北”代表团67人中，武术竟占了21人之多，是全团人数最多的项目。5月13日在南京举行“全国决选”，褚民谊任总裁判，许禹生任总管理。14日下午四时“国术表演”开场，褚民谊亲临现场“观赛”。实际上参加国术表演的“全体男女选手”，只有许禹生率领的以“北京国术馆”为主的“华北队”，此外只有上海毛某一人，包括南京在内，没有任何别的省市参加。足见沦陷区广大武术爱好者对之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汲汲趋媚者只许禹生和在他误导下的一批门人亲族。“决选”之后，“代表团”拼凑起来，褚逆任总领队，许禹生以“北京国术馆”馆长身份任“国术领队”，“国术队员”入选者12人，除上海毛某外，其他统出自许禹生的“北京国术馆”。5月27日该团在上海乘日船大洋丸赴东京，在日逗留二十多天，至6月23日“华北队”回到天津。

　　以许禹生为首的一群“国术家”们，实际在日本大受冷遇，正处在军国主义亢奋状态的日本人，对许禹生们的花拳绣腿漠然置之。5月9日下午6时半，东亚运动会闹剧收场，闭幕式上，包括许禹生在内的汪伪代表团全体成员将“丢人现眼”表演到了极致。在日本贵族和军阀的指挥下，各“国”代表：“高唱《君之代歌》，继向宫城遥拜，向明皇神宫遥拜，最后赠给全体选手纪念品。……参加各国选手并高呼万岁，军乐队奏乐，大会旗遂于乐声悠扬中徐徐由旗杆上降下。”

　　行文至此，令人感愤丛集，心事浩茫……

　　我不禁要向《全书》主编发问，像许禹生这样的人称得上“武术教育家”吗？他把一批弟子和亲族带到什么道路上？你们选取人物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说实在的，因为已经成了历史，我们似不必将许带领的“国术队”成员的名字一一罗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上了这位曾经鼓吹“强民报国”的太极名家的当，也很可能出于以愚昧为基础的“忠于师门”。而作为武术名家的许禹生，他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则是自已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不管我们如何为之痛惜，为之困惑，张山主编们如何为之回护并涂脂抹粉，也永远抹不掉。历史就是如此，它的公正往往是以严酷无情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该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令人愤慨的是，出现在《全书》里的大节有亏的“武术家”不止马良、许禹生，还大有人在。对此，说实话我确有落笔之难，确有多层顾虑，不好一一揭出，但又觉得不讲不对，不讲就是听凭有些人继续歪曲历史，继续误导广大武术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武术爱好者。于是，我们不妨再举一例。

　　已故的太极拳家吴图南，前些年风光十足，一度几乎成了武林象征，新闻出镜率很高。《全书》的主编对此人格外青睐，给予少有的宣传规格。页27刊有“吴氏太极拳名家吴图南”彩照一帧；页559有他的长传，同马良、许禹生一样，被主编和执笔人定格为“武术教育家”；页511又将吴的《国术概论》列为条目。《理论教程》中竟将此书列为民国“较好的教材”的首位。在吴传中，主编们同样采用避实就虚、曲笔回护之法，悄然隐去吴曾经以武术效命于汪伪政权的不光彩历史，把吴描写成一个超凡脱俗的学者型武术家。

　　汪伪出版的《中国体育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载有汪伪“全国体育代表会议”的部分文件。据载，1940年10月19日上午，在南京的德瑞同学会召开汪伪教育部“体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褚民谊以下共20余人，以名序看，大汉奸褚民谊、戴英夫以下就是吴图南，名列第三，可见其地位之高。此次会议成立了三个提案审查组，第一组叫“体育研究组”，吴图南是召集人，其位置与汉奸徐英、戴英夫并列。褚民谊、吴图南提议“恢复中央国术馆”，也就是要重建一个汪记中央国术馆，以与在张之江先生领导下正在抗战大后方惨淡经营的中央国术馆相对立，用心十分险恶。此次会后，吴被正式任命为汪伪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依汪伪政例，以吴的地位必定还有别的伪职，这有待进一步调查。

　　例子就举到此。由于年代久远，许、吴等人历史上的失节行为可能为大多数武术爱好者所不了解，但要说张山也不知情就非夷所思了。几十年来，张山一直身处武术管理高位，又是中国最高武术科研单位的负责人之一，编著等身，声名赫赫，位列八段，我们无法想像张山竟会孤陋寡闻到如此程度。

　　这些年来，民间武术宣传有时不免有失实现象，如一个康泰尔，你也打，我也打，前后打了好多年，叫人颇为难解。也有以恶为善的例证，如明明是伪满洲国康德皇帝的保镖，却被说成是宣统皇帝的保镖，性质悄然改变。这类问题需要注意，但不足嗔怪，因为整个武术界的基础水平摆在那里，提高需要时间，纠正需要过程。但官方的煌煌巨著如《全书》者，在人物宣传上也出现如此严重的谬误，就不能不令人惊诧，令人痛心。因为它代表着当代中国武术的最高理论水平，它被说成是一批最具权威的武术家群体的合力之作。更可悲的是，失误和谬误之多绝不只限于人物宣传，远不止于此。

　　我深信，广大武术爱好者对武术界和武术理论问题上的是非曲直自有明鉴。我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武术界一定会发生深刻变化。我重复一遍以前说过多次的老话：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武术家群体的成长，期待着武术学科建设和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期待着敢于批评的精神终有一天能在武术界成长起来，蔚为风气。批评之风长期萎缩不振，使一些谬误制造者一意孤行，无所顾忌，这给武术事业造成损失，给后世留下笑柄。我们焦切地期待着这一情况尽快得到改变

马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