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接着练级：ZT【文摘】我当知青的故事（上） -- 起于青萍之末

我当知青的故事（下）

[太阳出来喜洋洋] 于 2004-07-15 20:27:15上贴

●回老家

不得不说一件对我至关重要的事情，它虽然与我插队的地方无关，却是发生在插队期间的事情，也是当时中国农村的故事。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烦闷，就当是消遣好了

我的父母都是河北人，父亲河北安平，母亲河北深县。父母远离老家在四川工作，致使我们家庭极少有亲戚往来，而我们过去读书时也没有回老家的机会。我出生在外，从未到过农村老家，而我的哥哥姐姐因为下农村在山西，曾先后绕道去过老家，所以下乡第二年春节回家后，我非常想利用春节的假期回一趟老家，顺道再去看望我姥姥。

我的母亲是独女，我姥爷是上世纪20年代保定军校毕业的，毕业后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死于军阀混战之中。我姥姥当时只有20多岁，母亲刚刚出生，姥姥终身未再嫁人，靠给人做零活，做手工制品，将我母亲养大，母亲16岁参加八路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后，姥姥一直同我们一起生活，她最疼爱的就是我，我对她的感情比母亲还深，因为母亲忙于工作，很少亲手照料过我们。姥姥是个刚强、善良、通情达理的人，无论我们家搬到哪里，接触的人都喜欢和尊敬她。文革开始后，姥姥身体日益衰弱，唯恐在城里去世被火化，执意将户口迁回农村老家，户口迁移手续是我去派出所办的，从大城市迁往农村，派出所的阿姨很奇怪，一再提醒我不要后悔。姥姥回去后，就一直没有再回来过了，风烛残年，孤身一人度日。

我跟父母提出要求，说我想去看看自己的祖宗所在地，我还想去看姥姥。爸爸说，以后有机会再去，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我很不高兴，说我一个女孩子，那么偏僻的农村都下去了，老家那里有什么好怕的？爸妈还是不同意，一赌气，我就躺在床上开始耍赖，蒙着被子委屈的哭，吃饭叫我也不理，绝食了两顿，爸爸妈妈终于同意了，全家告诉我怎么怎么走，还画了路线图，买了张硬座车票就出发了。

匆忙之中忘记了带水杯，那时火车上没有卖饮料的，没有杯子就喝不成开水，我一路忍受着干渴的煎熬。对面是一对回天津度假的新婚夫妇，他们都在本市的工厂工作，男的是天津人，女的是本地人。他们带了好多吃的，还有水果。那个妻子不停地要吃要喝，那个丈夫跑前跑后地伺候，后来那个丈夫指着我对她说：你看人家小姑娘，吃了饭就安安静静地坐着，哪像你这么会折腾？哇，说得我心里直叫苦。到保定下车后，我直奔商店买水杯，然后跑到候车室，痛饮了一场――水。

踏上老家的土地，看到所有的人我都感到亲切，心中充满博爱。没踏上这片土地之前，我体会不到这种心情，从小出生在外，后随父母来到四川，我不知自己究竟该算哪里的人，我没有家乡的概念，没有归属感，没有为自己是哪里人而自豪的感情。

保定的班车当天没有直达老家那个村的，要在安国县城转车。管它三七二十一，去了再说。到安国已是中午，一打听，只有第二天才有班车了，问了问路程，多少里我忘了，反正人家告诉我，如果走路的话，天黑以前能到。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路上积了厚厚的一层，一踩一个脚窝，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放眼望去，天地连成一片。一个小小的身影，在雪地上踯躅独行，啊，当知青的人就是这样的能干，就是这样的勇敢。老家真好，不用一年四季干活；全是平地，可以用大车拉东西，不用费力的背；哦，我会遇到危险吗？遇到危险我怎么办呢？走着，想着，想着，走着……，路上几乎没有人影，越走越放心了。穿过一座大桥，桥下的滹沱河结成厚厚的冰，河边光秃秃的树上挂着孤零零的鸟窝，爸爸曾讲述过这条河，如今它就在我眼前，与两岸的风景一道，呈现出一派南方没有的新奇景象，庄严肃穆。我知道过了河，老家就不远了。

黄昏时分，来到父亲老家的村口，遇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大爷，我是××的女儿，我大娘家在哪里？”“啊，你是小×的女儿呀，你大娘就住那儿。”他指一指离村口很近的一幢院房。“不是小×，是××。”我分辩道。“小×就是××，是他的小名”大爷说。“哼，怪不得不想让我回老家，原来爸爸的小名这样难听，害怕出丑。”我随他指的方向走去，边走边这样小人般地想着。院子里热热闹闹，一进去，就有个中年妇女上来拉着我，叫着我姐姐的名字说：“××回来了，快进屋坐，这么大雪，怎么来的？”，我的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屋外的台阶上，没力气站起来了。原来这就是我大娘，哼，把我当成我姐姐了，幸亏我亲自回来了，“我不是××，是××。”我解释着，和亲戚们一一见面，还有一位串门的大婶。我大娘正在做饭，我堂哥在锯大葫芦，锯成两半当瓜瓢，我好奇地抓一把葫芦仔问，能吃吗？当然能吃。得到答案，我一刻不浪费嘴巴的功能，立即品尝起来。说明一下，我大伯已经去世了，两个大堂姐已出嫁，家里还剩下小堂姐和堂哥。

我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桐县老槐树下移民过来的，村头有碑刻为证，我的小脚趾分为两瓣，一大一小，据说全世界的华人，只要有此特征，均为老槐树下移民。我的爷爷亲兄弟共4人，家境贫寒，我爷爷排行老四，幼年时过继给没有孩子的亲戚，生活状况稍好。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爸爸最小。我的大爷爷解放前去北京拉三轮谋生，贫病交加而亡，二爷爷和三爷爷活到30多岁，因为穷困，未及成家，便相继因病无钱医治而亡。解放前死掉一个穷人，就像死掉一只蚂蚁。从而我深切的理解到，穷苦人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解放后，我们这一辈共10多个堂兄弟姐妹，全部健康茁壮成长，生活幸福，所以我们家族的人都拥护共产党，崇敬毛泽东。

老家村里正忙着准备过年，家家户户都在蒸馒头，炸果子（油饼之类的东西），炖大肉。大娘家准备的年货数量惊人，可以用壮观两字来形容。大笼大笼蒸熟的面点存放在空屋的炕上，快要摞到天花板，有捏成各种花样的馒头，花卷，糖包，枣馒头，年糕，油果子。我感到好奇怪，问做这么多干什么，大娘说，过节从大年三十起，一直到十五都不用干活了，吃现成的，还有亲戚之间也要互赠。我说送来送去，还是那么多，大娘说就是就是，送多少收多少，但是不准备不行，这是礼。我后来发现，我们中秋节送月饼也常常是种情形。

第二天，两个出嫁的堂姐回来看我，大姐夫也来了。听爸爸讲，大姐夫很会“捣腾”，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经济头脑。当时大婶家堆了许多待加工的，装中药丸的小纸盒，就是大姐夫捣腾过来的。从供销社搞来半成品，糊好后，在熔化的腊里浸泡一下，做好后凭件数领取加工费。我每天晚上就帮助大娘，和堂哥一道，边糊药盒边讲故事，小堂姐要出嫁了，正在加紧准备她自己的婚事。堂哥总是乐呵呵的笑，似乎从来没有忧愁。经常有堂哥的伙伴们来玩，也和我们一道糊纸盒。我讲城里的见闻，堂哥他们讲村里的事，讲鬼的故事，还唱样板戏。堂哥一唱样板戏，我就忍不住大笑，因为他五音不全，把京剧红灯记唱成河北梆子味，还硬说是京剧，连京剧与河北梆子也区分不出，一点没有艺术细胞，所以我老是阻止他唱，并恳求他还是讲鬼的故事好了。堂哥憋得难受，气愤不过，就在睡梦里大唱特唱,仍旧是河北梆子味，不知所云，不成曲调，似鬼哭狼嚎，半夜三更把隔着一个堂屋睡觉的我和我大娘惊醒。

堂姐们回来时,热热闹闹的做了一屋人,正在细细的拉着家常,突然门后很清楚的“嘎答”响了一声,大堂姐立即起身查看门后的屋角,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大家有点纳闷，继续聊天。隔了不到一刻钟，听到院外的街上喧闹起来了，就出去看热闹，原来是街对门的一户人家，有位中年妇女抽风了，口里念念有词，说着“我想你了，我来看你”一类的胡话。大娘、堂姐、堂哥、邻居们一致认为，那是我奶奶的魂，附在他人的身上回来看我了，说话全是我奶奶的口气，大姐还说，刚才门后响了一声，她就怀疑是谁的魂来了，现在肯定就是我奶奶了，听得我云里雾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大姐夫的眼光，大姐夫看我穿着普普通通，连老家人都不如，顿生鄙意，言谈中流露出，这个叔叔在外混了多年，混得也不怎么样嘛。“哼，我父亲在外工作是‘混'吗?”我心里想着，却不便发作。说实话，我老家那里无论各方面都比我下乡的地方好许多，堂姐们穿的也好，小堂姐还穿着定做的毛皮鞋，那是城里人都不多见的。顺便说一句，改革开放后，在大姐夫率领下，他和儿女们生意做的红红火火，已经发大财，在上海定居了，确实会“捣腾”。

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香的饺子就是在老家吃的了，用自制的黄豆酱和纯正的芝麻香油做调料，那种鲜香的美味是城市里凡夫俗子们无法想象出来的。那以前和那以后，我再也无缘享受到那样的美味。还有我大娘做的猪肉白菜粉条，也是香喷喷的令人怀念。现在的猪肉一点不香了，超市的香油全部掺假，我们全家大年三十都不吃饺子，南方化了。

最好玩的事情，是给我的小堂姐当陪嫁娘。小堂姐年前准备出嫁，嫁给临县安国一个村的现役军人，军人还在张家口当兵，按规定无法回来结婚，堂姐的婆家害怕日久生变，就决定先把媳妇娶过去再说，举行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农民们很懂得变通，注重实际。根据老家的规矩，我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我就很幸运的当上了小堂姐的陪嫁娘。那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有民间特色的礼仪活动，那种排场，那种讲究，那种传统习俗，是城里人难得有机会体验和享受的。那个过程如果写出来，要花费很多的笔墨，我实在没有精力描述。

送走小堂姐，大年三十来临了。我大娘是个开通的妇女，不大讲究旧规矩，吃完饺子，也不守夜，困了，把院门一闩，就睡觉了。第二天很早，鞭炮阵阵，有敲门声，也不理睬，结果被一个迫不及待来磕头拜年的本家小伙跳墙进来，把院门打开了。我和大娘只好被迫起床，吃点东西，就开始拜年活动了。据说穷人辈份高，我家的辈份在村里亲戚们中间最高，所以我大娘像皇后一样正襟危坐，接受络绎不绝的“朝拜”。拜年真正的要磕头哎，大家不要以为用手作个揖，比划两下就算数了。陆续来给我大娘磕头的有的年纪比她还大，就单腿跪地了，年轻的一定要趴在地上磕头到地。许多和我同龄或更大的年轻人，都比我小一辈，叫我姑姑。我问大娘，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磕头？大娘回答，那是因为你们外边的不讲究这些。哇，我好亏噢，好不容易一次让人下跪给我磕头的机会，也失去了。

“早朝”完毕，就是上街看热闹了。看什么呢？大家肯定想象不出来。哈哈，就是一堆堆的大姑娘小媳妇站在自家门口，互相看，比谁的新衣服最漂亮，看谁打扮的最美丽，当然以娘子军为主了。我可是没有新衣服，我父母从来不讲究这些习俗，平时衣服都是根据需要买或做，不管是不是过年。大娘催我出门说：“怕什么，站出去跟她们比比。你不比她们矮，不比她们丑，不比她们黑，还怕她们把你比下去了?”啊，这真是跟我所处环境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境界，太新奇了，太通俗了，太朴实了。我在大街上门口一看，满眼红红绿绿鲜艳的新衣，只有我灰扑扑的一身旧衣，很另类，加上是外来的生人，齐刷刷的眼光都向我射来，好像参观珍稀动物，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赶紧溜了回来。接下来几天就是亲戚们互相走访，赠送点心，吃喝玩乐，像神仙一般，这是我这辈子过的最热闹的春节。

大年初五，动身去深县我姥姥家，这回是身强力壮的大姐夫用自行车带我去的。路上的大雪已经化尽，路面上一层厚厚的暄土，车轮碾压出一道深深的槽，向前方伸展。坑坑洼洼的土路加上暄土的阻力，大姐夫吃力地蹬车前行，我搞不清楚走了多少里路，反正突然出现在我姥姥面前时，她是那样的惊讶激动，高兴的流出了眼泪，这要归功于那时落后的通信了，如果是现在，万事都靠电话手机事先联系好，所有的惊喜就都不存在了，现代社会已经把人搞得全无诗意。接下来几天，姥姥把家中各种好吃的东西不停地做给我吃，仍然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十分疼爱。

刚刚得到知青下乡的消息时，姥姥欢欣鼓舞，衷心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她写信告诉父母，一定要让我回老家她那里去落户，这样她的院子、房子就有继承人了。可我根本不想去，她又退而求其次，让我的哥哥姐姐回去，他们却跑到别人的老家去了。于是姥姥非常失望，又盼望着我的父母解甲归田，可是父母们也身不由己。都说我姥姥见过世面，外面的世界，在姥姥眼中却一钱不值，姥姥把她的家看得很重，那是她的根，是她的命，需要有人来延续，而我们全家人对继承她的家产不屑一顾的态度，令姥姥非常失望，我们这些如浮萍一般漂流的人无法理解她的感情。姥姥的房子带一座很大的院子，院中种了许多树，石榴、桃、梨、枣，还有高大的槐树、杨树，令村里许多人羡慕不已。姥姥去世后，许多人想要买下来，人们看重的是那所大院，妈妈出于感情，坚决不卖，至今仍保留着那所荒凉的大院，院里的房屋已濒于倒塌。

在姥姥家我的辈份突然变小，和我差不多大的，成了我姨姨了，这叫什么规矩？莫名其妙嘛。于是我想，反正我是外边来的，不讲究那一套，谁也不给你们磕头。姥姥家是个大家族，亲戚们轮番请我吃饭，最喜欢吃的是一种黄颜色的年糕，里面放上枣，叫什么我忘了，类似于小米的糯米。我老家是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地区，无论我父亲家，还是我母亲家的年轻人，那时候没有一个不是高中毕业的。但高中的文化程度，并不妨碍他们信鬼，老家的人信鬼，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下乡插队的地方，农民也信鬼；日后参加工作，单位上分来大批的农村转业军人，他们也信鬼，至今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种鬼文化。

离开姥姥家时，我直接坐小火车去石家庄转车，姥姥冒着凛冽的寒风，拐着小脚，执意要亲自送我去车站。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情景，一老一少，沿着乡间的土路，走过荒凉寂寞的原野，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树林，在露天的站台等候着。火车开动了，姥姥瘦削佝偻的身影，挺立在风中，围巾遮盖不住的白发，在风中飘动，好像一座雕像，一动不动凝望着我离开的方向，渐渐地远去，远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三年以后，姥姥病逝，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地离去。家里有不少姥姥的照片，但留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最后的一面：她老人家挺立在风中,瘦削的身影有如雕像，白发在风中飘动……

●打架斗殴为了水

春节过后，照例又回到生产队继续干活。秧子生长的季节，水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我前面提到过，我们住处旁边有一条水渠，当地人称之为“堰沟”。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条堰沟的来历：盐源解放前是一个栽种鸦片的地方，许多人因此而染上毒瘾，解放以后，政府一举摧毁了鸦片基地，并把所有的瘾君子集中起来，强迫戒毒外加劳动改造，一举两得，修建了这条纵贯好几个公社的造福子孙后代的水渠。烟民们毒隐戒掉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种水稻去了。

由于水资源有限，在需水量大的季节，水是定时分配使用的，就是说，水渠沿岸的生产队，按安排好的时间顺序分段轮流放水灌溉稻田。但有些生产队急于满足自己，就偷偷先放。所以每当轮到哪个生产队放水，为防止本段内上游其他生产队偷放，造成流量减少，就要派人去上游把守。有一次，我们生产队派去的人制止不住，争执之下，打了起来。队长决定派知青去增援，一来知青身强力壮，二来当地老百姓对知青也比较尊重，可以起到阻止的作用。在生产队重奖工分的鼓励下，为了集体的利益，男同学们就上站场了，结果是混战一场，还有人受伤挂彩，此事也让我增长了一定的见识。

●跳锅庄

下面讲一个轻松浪漫的故事给大家听。盐源那时的交通不太发达,有些边远地区不通公路，比如泸沽湖。那时我们只知道很远的地方有个乡镇，叫左所，里面有一个大湖，左所现已改名为泸沽湖镇，那里到我们生产队要走三天路,货物全靠马匹运输，因藏族兄弟们吃苦耐劳，成立了专门从事这种任务的运输队，称为马帮。马帮穿梭于县城和偏远地带，往返运输物资。我们生产队是县城去左所的必经之地，马帮常常停在我们生产队路边的野外过夜。藏族人个个能歌善舞，还随身携带着类似笛子一样吹奏的乐器,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有一次被我们邀请到住处，在院里点燃一堆苞谷皮，请他们教我们跳舞，藏族的集体舞称为“锅庄”，有多种曲调，多种舞姿，比我们汉族的秧歌丰富多彩，大家围着篝火手拉手，唱着，叫着，尽情地跳着。以后旅游时，好几次有机会又跳锅庄，但从来没有再像那样浪漫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藏族同胞，他们淳朴豪爽的性格，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喜欢少数民族，我们盐源山上的彝族同胞，也是善良淳朴的，他们把招待陌生过路人喝水、吃饭、休息，当作义务、规矩，不索取报酬。我们城里人，对进城来的农民兄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逛县城

干活疲惫了，经常要休息一下。近则去镇上赶场，取家信，远则上县城闲逛，打牙祭。县城离我们多远路程我也忘了，我这人是没有距离感的，要是走路的话，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现在也忘了我们为什么经常走路去，可能是为了省钱，也可能是赶班车不太方便。去县城的半道上，紧靠路边有一座小小的房子，附近常常看到一位老年妇女，围着严严实实的头巾，传说那是一个孤寡的麻风病患者，因独居，不愿去麻风病院，传染性也不强，所以一直留在当地。我们每次路过那里，都屏住呼吸，飞快的奔走而过，生怕一不小心吸入了麻风病菌，现在想起真有点好笑。

县城那时只有一条街，规模比不过大城市附近的乡镇。几个商店，几个饭馆，都是非常熟悉了，每次去还是挨个逛去，兴致勃勃，心情一点不亚于在成都逛春熙路，在北京逛王府井。县城最吸引人的还有音乐，平时听不到音乐，在县城，可以听到街上、或某个单位大喇叭里面放出的音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好久没进城了，有一回刚刚靠近县城，就听到空中传来铿锵有力的音乐声，那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许久没有听过音乐的我们，顿感心潮彭湃，热泪盈眶，体会到了音乐对人的心灵强大的感召力量，没有这种体会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

●招工

日复一日的劳作，当我们几乎麻木，不再幻想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消息顷刻间传遍了所有的知青：开始招工了。才过去两年多，省、市几乎所有的单位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工，这意味着经济秩序走向正轨。几年来，形势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闹哄哄不听话的学生们通过分配工作（大学生），安排下乡（中学生），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工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接班人，以便发展经济。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走资派子女，又变成了革命干部子女，重新受到社会的青睐。下去时，分到了最苦的地方，招工时，好单位争着要。结果第一批来招工的国防工厂，除了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以外，把出身好的，或一般家庭没问题的知青全招去了，招工名额还没用完。剩下的就是家庭有问题的知青了，其中就包括我。

●下决心参加世界革命

我父亲由于某种原因，还在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我成为我们小队中唯一家庭有“政治问题”的知青，工人、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子女们全部走光了，只剩下我。以后又有单位陆续来招工，我一直不愿意再报名，心想报了也无用。此时远处的生产队还有零散的知青，公社考虑我单独一个女孩子，想让我换到其他生产队，跟那里的知青合并。可我不愿意，我还是想守着这条公路，这条通往家的公路。

但是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了，队长和乡亲们默默同情着我，他们的同情并不能使我安下心来，我不甘心就此这样下去，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过去也见过不公平，作为旁观者，我只有肤浅的同情，现在轮到我了，我对人世间的不公开始有了深切的体会。听说有的北京知青跑到越南打仗，我暗下决心，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要穿过边境，去越南，投身到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战场中去，我要为世界革命而献身，哪怕壮烈牺牲，让我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对，就这样，不要碌碌无为地虚度自己的一生。决心下定以后，我变得非常坦然，不再焦急，不再企盼，抛却了世俗的烦恼，心境平和而踏实。

想到我就要奔赴越南战场，我不想再为下一年的口粮而奋斗了，工分多少都已经不在乎，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读书与学习中，没有任何人强迫，效率出奇的高。或许是因为处境，或许是大自然的影响，那时诗的灵感常常如泉水般涌流。黄昏时候，落日的晚霞映红了大半个天空，霞中浮现的山峰似神话里缥缈的宫殿，景色奇特壮丽。我长久默默地注视着山川田野，如醉如痴，心中吟诵着普希金的诗歌《致大海》：“你等待着，你召唤着……而我却被束缚住；我的心灵在徒然地挣扎：我被一种强烈的热情所魅惑，独自留在你的岸边。有什么好怜惜？现在哪儿才是我毫无牵挂的路程？……”，那时我的灵魂仿佛在空中不停的飘荡、飘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心中没有忧郁，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书记部长来看我

有一天看书太晚，可能快天亮才睡着，睡得很死。熟睡中被急迫有力的敲门声惊醒，睁眼看屋外已是明晃晃的太阳。我赶紧答应着爬起来，穿好衣服打开门，原来是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和其他几个公社干部来看望我，他们知道剩下的知青不多了，一一走访，看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回答说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不想说任何废话。没有人能够拯救你，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后来成为我一生的信条。

几个月后，当我准备离开农村时，我终于明白，书记那天的敲门声为什么那样沉重，那样急迫：在我从睡梦中惊醒之前，他们已经轻轻敲了好一阵，没有一点回答和动静，这令他们紧张不安，以为我想不开自杀了。当我打开门时，他们小心翼翼的，不敢在我面前流露这种想法，担心刺激我。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从未有想过要自杀，自杀是毫无意义的选择，是对生命的侮辱，我不会做出如此蠢事，除非我的生命有一天成为负担，不再对自己或他人有任何价值。

●离去

“你要忍受命运的安排，严冬劫掠去的一切，新春会给你还来。”

参加世界革命的愿望还未实现，林彪事件发生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做出进一步调整，军管会开始移交权力，退出地方政治舞台，更多的党政领导复出工作，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过了不久，母亲来信，说父亲已经“解放”，叫我耐心等待招工，于是我参加世界革命的决心被彻底瓦解了，也许当初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吧。

1971年12月，办完所有的手续，把知青的用品全部送给了老乡，包括我的衣物，和煤油灯熏黑的蚊帐，要启程返回了，这一次是一去不复返。盼回家，盼了那样久，临走，却依恋不舍，一座座青山，一片片田野，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蓝天白云，还有那静静流淌的渠水，我何时能够再见？也许从此永别了。以后几十年至今，那个地方在我的睡梦中反反复复地出现，保管室，院子，打谷场，靠近山坡的县城，没完没了，不肯消逝。三年青春的付出，留下永难忘怀的记忆。

依然是晕车晕得昏天黑地，依然是翻肠倒胃的吐，我终于回到家中。外表依旧，内心世界已发生了巨大而不可逆转的裂变，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儿了，时年我刚满20。

在以后人生的路上，我不再无病呻吟，悲观颓废；不再迷茫，徘徊和动摇；贫贱荣华，宠辱不惊。从此我的心中充满对劳动人民真诚的情感，公平正义的理念伴随我的一生，指导着我的行为。从此再没有困难使我畏惧，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苦难的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有付出必有收获，当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时，我为过去的一切而心存感激！

2004年7月15日写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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