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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成，人民共和国一位业已作古的著名战将。

文革中，这位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在众多的将星中脱颖而出，一夜之间，擢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军委办事组成员，稍后，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九大”时，温玉成更是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是当时军界与政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温玉成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陷入了迷雾一般的人生窘境，直至１９８３年，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干预和关怀下，其文革间留下的“人生黑洞”才勉强有了个说法。

　　今年４月，笔者专程赶往南京，采访了温玉成的遗孀――新四军老战士宋婉明及其生前好友，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温玉成那如同纷乱复杂的“文革”政局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悲剧。

　　温玉成其人

　　温玉成，江西兴国县人，１９１５年１０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之家。１９２９年，毛泽东、朱德走下井冈山，建立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次年４月，年仅１４岁的温玉成参加了工农红军，两年后，转入中国 ***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温玉成历任江西红军红三军第七师二十团宣传员，江西省兴国县警卫营青年干事。１９３３年１月，他升任中央红军独立十二团总支书记，参加了苏区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后任红十一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委，八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四川西北懋功独立营政委，红五军团骑兵团政委等职。

　　此间，他参加了 *** 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１９３７年春，温玉成担任了红五军团骑兵团政委，随西路军远征甘肃。在高台一役中，红五军团损失惨重，军团长董振堂被马匪杀害，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温玉成因腿部负伤而被俘。马匪将他关押在兰州。后来，他趁敌人不备，机智逃脱，忍着伤痛，沿途乞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在甘肃平凉附近，终于回归到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温玉成被派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过新四军三支队组织科长，６师１８旅政委，后兼旅长，开辟了澄锡虞地区及江高宝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名闻遐迩的京剧《沙家浜》便是以其１８旅为原型而创作改编的。１９４５年作为新四军的优秀分子，温玉成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温玉成与刘培善率１００多名干部返回华东地区工作，刚行进到太行山区，中央电报命令他们改变方向，直接进入东北。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温玉成率部赶到东北找到了陈云及林彪，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序列。把一个架子团发展到３个团５２００多人，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２师，他担任师长，投入解放战争。

　　１９４６年５月的夏季攻势，刚刚编成仅有５０００余人的独立２师，攻取盘石，恰在此时，敌守备海龙城的第２１师撤往吉林，在盘石县的聂家窝铺遭遇独立２师卫生队后，绕道而行。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温玉成闻迅后，立即集合全师主力，穷追猛打，经过两天两夜长途奔袭，终于在双沟镇追上了这股全部累瘫在地的敌人。独立２师第一次参战，就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一个师，受到东总表彰。快速行军，穷追不舍，成了独立２师的作战特色。

　　１９４７年的秋季攻势中，独立２师配合主力作战，长途奔袭长春以东的陶屯火车站，全歼守敌。

　　１９４８年６月，独立２师改编为第１２纵队３４师，温玉成仍任师长，率部配合主力围攻长春。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６日，解放军攻天津，温玉成利用护城河冰层未破的有利时机，指挥３４师，夺取了敌城南阵地，俘虏敌３４师４０００多人。

　　天津解放后，解放军执行全军编制，３４师的番号改为４９军１４５师，温玉成仍任师长，奉命率部南下，直抵广西。

　　抗美援朝时，已是４０军军长的温玉成率部与３８军、３９军作为首批入朝的部队，第一仗便取得了胜利。

　　彭德怀司令员在第一次战役总结时如是评价４０军：“首战两水洞，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毛主席决定，把１０月２５日１１８师在两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是４０军的光荣”。

　　１９５５年，年仅４０岁的温玉成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奉调北京始末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曾在广州军区副司令、参谋长这两个职位上干了１０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此前，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但两人因工作、生活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导致失睦，相处得不甚融洽。

　　时值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称他在广州和黄永胜处得紧张。林彪原本就对温玉成印象不错，他和叶帅商量后，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

　　据其遗孀宋婉明介绍，林彪在北京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尤其是在东北民主联军创建之初，温玉成将一个架子团发展到拥有５２００余人枪的３个团。四平保卫战后，７旅急需补充。当林彪得知温玉成手中有３个团后，便让他抽调１５００余人补充７旅。温玉成毫不犹豫地服从了。事后林彪常常谈及这件事，称赞温玉成党性原则强，执行命令坚决。

　　或许正是基于这个缘由，温玉成的识大体，顾大局，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震惊中外的“文革”另一件大事发生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这便是著名的“杨余傅事件”。

　　温玉成浑然不觉，命运之手为他豁然洞开了另一道权利之门。

　　３月２４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１８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主席。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便问候道：“主席好。”

　　毛主席一手挟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盖脸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到卫戍区去，”主席将挟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

　　财多必危，官高必险。祸福所依，命运无常。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和“杨余傅”事件的受害战友一样，迎来了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

　　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温玉成置身军界的权力高峰，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协助周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

二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

三是协助谢富治管军队的“样板团”。

　　对于他的工作，其遗孀宋婉明这样对笔者说：“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人们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她举了两件事，佐证了温玉成在工作中的尴尴尬尬，艰难生存，被江青、谢富治迫害的事件。

　　当时，文艺团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则留了下来。

　　刘庆棠一舞青云，凭藉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而名噪一时，升任文化部长，并得江青宠爱。恃宠而骄的刘庆棠立即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总理，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顾全大局，一贯忍辱负重的周总理只得将温玉成和谢富治找去，劝道：“你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同志写个检讨吧！”

　　不料，主管样板团的谢富治却耍了个花招。他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协助我管样板团的，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但这件事情的最终是了犹未了。温玉成检讨写好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的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

　　政治风云的云波诡谲，机巧把玩，岂是忠厚直率之人所能辨知？结果，江青由此恨透了温玉成。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在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中夹缝生存的温玉成感觉到，工作愈来愈难以适应，往往费力不讨好，左右为难。

　　一次，温玉成正在总参开会，突然接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令他速去天桥剧场，江青有事找他。温玉成火急火燎赶去，江青因为电话不通直冲他发火，“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样对待革命样板戏的？”

　　温玉成照实回答说，因为这里不是部队，因此不便装电话。江青却不依不饶地说：“你，马上给我装，听到没有？”

　　但是，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泄了密谁负责？”叶群更是威胁说：“你架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温玉成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军委办事组依然不同意，邱会作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

　　事情未能办妥，江青自然迁怒于温玉成，把他看做是对方那条线的。殊不知，温玉成在那条线也不得宠。

　　大约是在１９６９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深夜闯进来，声称“有封信必须面交温副总长”。温玉成接过信一看，里面除反映黄永胜与叶群有不正当关系外，还有黄永胜、叶群等谩骂江青的内容。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秘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思来想去， 温玉成只得锁在抽屉里，直到半年后，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

　　投鼠忌器。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除将李必达关押去广州外，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更是如骨哽在喉。“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

　　成都的幽禁岁月

　　不明不白中，温玉成失宠了。

　　首先是在“九大”后，按规定，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大主席团成员，在会后理所当然成为政治局委员。但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出人意料落选了，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进入政治局的主席团成员。

　　１９７０年６月２日，温玉成被林彪单独召见，临去之时，他以为是谈工作。殊不知，走入林办，一向简洁明了、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

　　“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

　　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６月４日，温玉成带着秘书、警卫及家人悄然飞抵成都。成都军区仅派出职位、军阶低得多的一名管理局副局长前往机场迎接。

　　事后披露，黄永胜早已电令成都：“温玉成在北京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让他负责重要事情。”

　　果然，温玉成虽为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实际上仅仅带领机关组织过几次拉练而已。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温玉成在劫难逃。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８日夜，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接总理办公室通知，就地隔离审查温玉成。一夜之间，温玉成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不但被解除了第一副司令职务，而且被秘密关押起来。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婉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宋婉明只得带着四个儿女住进成都军区某招待所，迫于生计，她起早贪黑，用一架大板车替人拉煤球、杂物勉强糊口。两个女儿想参军入伍，却得不到应允。只得选择下乡当知青，但大多数地方不敢接人。所幸，江苏常州当地，没有忘记“沙家浜”的温旅长，当地老百姓讲，“温玉成在我们常州打过小日本，她女儿要来当知青，我们欢迎。”与此同时，温玉成的侄子在第四军医大学临近毕业，因受牵连，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家，小伙子郁愤难平，回乡不久，便在兴国老家服毒自尽。

　　二女儿临去常州当知青前，非常想念父亲，但宋婉明并不知晓温玉成究竟关押在何处。经过千辛万苦的打探，宋婉明总算得知了丈夫的下落。

　　宋婉明说：“负责看管我家老温的法制队，有个队员叫黄××（现成都军区一部门任职），这人品质不错，他冒着风险给我们讲，老温被关在邓家花园，原四川军阀邓锡侯的庄园，住在一排平房里，我们这才晓得他被关在了什么地方。”

　　宋婉明喜不自禁，为了防止温玉成想不开，她托黄××带送衣物之际，用纸条写一些鼓励的话，讲讲孩子们和家里的情况，努力劝慰他一定要想开，然后缝在了衣领内。

　　宋婉明说：“６年时间，我给老温一共写了１４４张纸条，被老温保存在床铺底下，出狱后，推积起有两寸厚。可惜，老温讲，我违反纪律给他送纸条，做得不对。后来，付之一炬，全被烧掉了。”

　　温玉成在被关押的６年时间里，每天在邓家花园为看守他的法制队烧水、拖地、扫地，什么活都干。遇有周末，监管人员走后，无人做饭，他便饿一天。平时，除黄长超宽慰他，陪他下棋聊天，一些监管人员对他不甚礼貌，常常因小事而被喝斥，甚至推搡，被打，有时，还受到欺侮和恶意作弄。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生机。

　　这天，成都军区根据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将无端关押了６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

　　夫人宋婉明前去迎接时，只见温玉成抱着几件衣物，骨立风中，神摧气衰，虽在翘首张望，但言谈举止近乎木讷。原先１４０斤的体重，如今只剩下了９０斤。一头茂密的黑发飘零殆尽，完全是一个干瘦老头了。

　寂寞身后事

　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婉明亦恢复原职，补发工资，正式上班。

　　但是，温玉成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从北京贬至成都，无端关押６年，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且这一拖又是一个８年。

　　期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对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为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

　　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１９８０年秋，温玉成携夫人宋婉明，原３９军军长吴信泉夫妇，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夫妇，共同来到黄克诚住地。三人俱是首批入朝抗战的功臣，亦是“文革”中受林彪问题牵连的相同悲剧者。

　　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三人相继汇报了“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最后都表达出一个意思，平反昭雪，请组织上给一个结论。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黄克诚大将军禀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重重阻力，大声疾呼，三人悬而不决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但是，对于无端关押６年一事却不了了之。因为当初的关押和解放，都是总理办公室直接通知成都军区的。

　　据宋婉明对笔者回忆，温玉成的问题在１９８３年获得最终定论前夕，夫妇二人曾去拜访陈锡联上将。

　　陈锡联满含深情地忆及周总理对温玉成的关怀。１９７５年，周总理病重入院后，他和李先念前去探望时，周总理握着陈锡联的手，很是酸楚地说：“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江青逼得……”最后，总理指示，找一找温玉成在哪里，情况怎么样。

　　闻听此言，温玉成顿觉如歧路回视，心中一下燃起了希望。随即，他请求陈锡联将军出面作证，向组织上证实总理说过那段话，以期证明自己是深受“四人帮”集团迫害的。

　　然而，陈锡联将军叹了口气，委婉拒绝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也难怪，刚从权力中枢层淡出，陈锡联将军自身的处境也很微妙。

　　温玉成夫妇失望至极。

　　时值今日，当笔者受令为温玉成入传时，仍无法将周总理那段未经证实和组织结论的话写进其传记中。

　　是非成败转头空。晚年，温玉成离休后，根据其意愿，总政将他安置在南京。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听听评弹，种种花草，口录自己的回忆录，平静地度过了又一个６年时光。

　　１９８９年夏，温玉成突感肝部不适，旋即前往北京诊治。经解放军总医院诊断，他已罹患肝癌，且到晚期。

　　原成都军区政委陈仁麒获知消息后，坐着轮椅，赶往医院探望。

　　执手相看泪满痕。同是戎马生涯一生，同是开国中将，同是一个班子的搭档，如今俱是皓首苍然，去日无多的古稀老人，面对人生的坎坎坷坷，过眼云烟，心情可想而知。

　　“老哥，革命一辈子，我先走了。”温玉成淡然一笑，平静地说道。

　　坐在轮椅上的陈仁麒，亦是从“文革”中劫后余生，听着这番理智而伤感的话，他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紧握住温玉成干枯发黄的手，一任老泪横流。

　　随后，温玉成非常执拗，不愿留在医疗条件好得多的北京，而是坚决要求回南京，希望平静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其平常人心态，个中韵味，令人不免唏嘘。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７４岁。

　　与大多数战友相比，温玉成人生最后的归宿并未选择在八宝山，他给组织上留下遗言：丧事从俭，骨灰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比之遥远的政治中枢――北京，井冈山与温玉成的老家――江西兴国，几近隔山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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