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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成,人民共和国一位业已作古的著名战将。
文革中,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在众多的将星中脱颖而出,一夜之间,擢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军委办事组成员,稍后,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九大”时,温玉成更是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是当时军界与政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温玉成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陷入了迷雾一般的人生窘境,直至1983年,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干预和关怀下,其文革间留下的“人生黑洞”才勉强有了个说法。
今年4月,笔者专程赶往南京,采访了温玉成的遗孀――新四军老战士宋婉明及其生前好友,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温玉成那如同纷乱复杂的“文革”政局一般,“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悲剧。
温玉成其人
温玉成,江西兴国县人,1915年10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29年,毛泽东、朱德走下井冈山,建立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次年4月,年仅14岁的温玉成参加了工农红军,两年后,转入中国 ***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温玉成历任江西红军红三军第七师二十团宣传员,江西省兴国县警卫营青年干事。1933年1月,他升任中央红军独立十二团总支书记,参加了苏区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后任红十一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委,八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四川西北懋功独立营政委,红五军团骑兵团政委等职。
此间,他参加了 *** 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春,温玉成担任了红五军团骑兵团政委,随西路军远征甘肃。在高台一役中,红五军团损失惨重,军团长董振堂被马匪杀害,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温玉成因腿部负伤而被俘。马匪将他关押在兰州。后来,他趁敌人不备,机智逃脱,忍着伤痛,沿途乞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在甘肃平凉附近,终于回归到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温玉成被派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过新四军三支队组织科长,6师18旅政委,后兼旅长,开辟了澄锡虞地区及江高宝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名闻遐迩的京剧《沙家浜》便是以其18旅为原型而创作改编的。1945年作为新四军的优秀分子,温玉成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温玉成与刘培善率100多名干部返回华东地区工作,刚行进到太行山区,中央电报命令他们改变方向,直接进入东北。1945年11月,温玉成率部赶到东北找到了陈云及林彪,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序列。把一个架子团发展到3个团5200多人,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2师,他担任师长,投入解放战争。
1946年5月的夏季攻势,刚刚编成仅有5000余人的独立2师,攻取盘石,恰在此时,敌守备海龙城的第21师撤往吉林,在盘石县的聂家窝铺遭遇独立2师卫生队后,绕道而行。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温玉成闻迅后,立即集合全师主力,穷追猛打,经过两天两夜长途奔袭,终于在双沟镇追上了这股全部累瘫在地的敌人。独立2师第一次参战,就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一个师,受到东总表彰。快速行军,穷追不舍,成了独立2师的作战特色。
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独立2师配合主力作战,长途奔袭长春以东的陶屯火车站,全歼守敌。
1948年6月,独立2师改编为第12纵队34师,温玉成仍任师长,率部配合主力围攻长春。
1949年1月16日,解放军攻天津,温玉成利用护城河冰层未破的有利时机,指挥34师,夺取了敌城南阵地,俘虏敌34师4000多人。
天津解放后,解放军执行全军编制,34师的番号改为49军145师,温玉成仍任师长,奉命率部南下,直抵广西。
抗美援朝时,已是40军军长的温玉成率部与38军、39军作为首批入朝的部队,第一仗便取得了胜利。
彭德怀司令员在第一次战役总结时如是评价40军:“首战两水洞,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毛主席决定,把10月25日118师在两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是40军的光荣”。
1955年,年仅40岁的温玉成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奉调北京始末
1968年1月1日,曾在广州军区副司令、参谋长这两个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此前,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但两人因工作、生活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导致失睦,相处得不甚融洽。
时值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称他在广州和黄永胜处得紧张。林彪原本就对温玉成印象不错,他和叶帅商量后,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
据其遗孀宋婉明介绍,林彪在北京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尤其是在东北民主联军创建之初,温玉成将一个架子团发展到拥有5200余人枪的3个团。四平保卫战后,7旅急需补充。当林彪得知温玉成手中有3个团后,便让他抽调1500余人补充7旅。温玉成毫不犹豫地服从了。事后林彪常常谈及这件事,称赞温玉成党性原则强,执行命令坚决。
或许正是基于这个缘由,温玉成的识大体,顾大局,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8年3月24日,震惊中外的“文革”另一件大事发生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这便是著名的“杨余傅事件”。
温玉成浑然不觉,命运之手为他豁然洞开了另一道权利之门。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8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主席。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便问候道:“主席好。”
毛主席一手挟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盖脸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到卫戍区去,”主席将挟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
财多必危,官高必险。祸福所依,命运无常。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和“杨余傅”事件的受害战友一样,迎来了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
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温玉成置身军界的权力高峰,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协助周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
二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
三是协助谢富治管军队的“样板团”。
对于他的工作,其遗孀宋婉明这样对笔者说:“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人们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她举了两件事,佐证了温玉成在工作中的尴尴尬尬,艰难生存,被江青、谢富治迫害的事件。
当时,文艺团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则留了下来。
刘庆棠一舞青云,凭藉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而名噪一时,升任文化部长,并得江青宠爱。恃宠而骄的刘庆棠立即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总理,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顾全大局,一贯忍辱负重的周总理只得将温玉成和谢富治找去,劝道:“你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同志写个检讨吧!”
不料,主管样板团的谢富治却耍了个花招。他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协助我管样板团的,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但这件事情的最终是了犹未了。温玉成检讨写好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的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
政治风云的云波诡谲,机巧把玩,岂是忠厚直率之人所能辨知?结果,江青由此恨透了温玉成。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在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中夹缝生存的温玉成感觉到,工作愈来愈难以适应,往往费力不讨好,左右为难。
一次,温玉成正在总参开会,突然接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令他速去天桥剧场,江青有事找他。温玉成火急火燎赶去,江青因为电话不通直冲他发火,“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样对待革命样板戏的?”
温玉成照实回答说,因为这里不是部队,因此不便装电话。江青却不依不饶地说:“你,马上给我装,听到没有?”
但是,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泄了密谁负责?”叶群更是威胁说:“你架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温玉成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军委办事组依然不同意,邱会作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
事情未能办妥,江青自然迁怒于温玉成,把他看做是对方那条线的。殊不知,温玉成在那条线也不得宠。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深夜闯进来,声称“有封信必须面交温副总长”。温玉成接过信一看,里面除反映黄永胜与叶群有不正当关系外,还有黄永胜、叶群等谩骂江青的内容。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秘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思来想去, 温玉成只得锁在抽屉里,直到半年后,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
投鼠忌器。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除将李必达关押去广州外,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更是如骨哽在喉。“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
成都的幽禁岁月
不明不白中,温玉成失宠了。
首先是在“九大”后,按规定,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大主席团成员,在会后理所当然成为政治局委员。但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出人意料落选了,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进入政治局的主席团成员。
1970年6月2日,温玉成被林彪单独召见,临去之时,他以为是谈工作。殊不知,走入林办,一向简洁明了、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
“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
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6月4日,温玉成带着秘书、警卫及家人悄然飞抵成都。成都军区仅派出职位、军阶低得多的一名管理局副局长前往机场迎接。
事后披露,黄永胜早已电令成都:“温玉成在北京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让他负责重要事情。”
果然,温玉成虽为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实际上仅仅带领机关组织过几次拉练而已。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温玉成在劫难逃。
1971年10月28日夜,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接总理办公室通知,就地隔离审查温玉成。一夜之间,温玉成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不但被解除了第一副司令职务,而且被秘密关押起来。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婉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宋婉明只得带着四个儿女住进成都军区某招待所,迫于生计,她起早贪黑,用一架大板车替人拉煤球、杂物勉强糊口。两个女儿想参军入伍,却得不到应允。只得选择下乡当知青,但大多数地方不敢接人。所幸,江苏常州当地,没有忘记“沙家浜”的温旅长,当地老百姓讲,“温玉成在我们常州打过小日本,她女儿要来当知青,我们欢迎。”与此同时,温玉成的侄子在第四军医大学临近毕业,因受牵连,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家,小伙子郁愤难平,回乡不久,便在兴国老家服毒自尽。
二女儿临去常州当知青前,非常想念父亲,但宋婉明并不知晓温玉成究竟关押在何处。经过千辛万苦的打探,宋婉明总算得知了丈夫的下落。
宋婉明说:“负责看管我家老温的法制队,有个队员叫黄××(现成都军区一部门任职),这人品质不错,他冒着风险给我们讲,老温被关在邓家花园,原四川军阀邓锡侯的庄园,住在一排平房里,我们这才晓得他被关在了什么地方。”
宋婉明喜不自禁,为了防止温玉成想不开,她托黄××带送衣物之际,用纸条写一些鼓励的话,讲讲孩子们和家里的情况,努力劝慰他一定要想开,然后缝在了衣领内。
宋婉明说:“6年时间,我给老温一共写了144张纸条,被老温保存在床铺底下,出狱后,推积起有两寸厚。可惜,老温讲,我违反纪律给他送纸条,做得不对。后来,付之一炬,全被烧掉了。”
温玉成在被关押的6年时间里,每天在邓家花园为看守他的法制队烧水、拖地、扫地,什么活都干。遇有周末,监管人员走后,无人做饭,他便饿一天。平时,除黄长超宽慰他,陪他下棋聊天,一些监管人员对他不甚礼貌,常常因小事而被喝斥,甚至推搡,被打,有时,还受到欺侮和恶意作弄。
1975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生机。
这天,成都军区根据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将无端关押了6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
夫人宋婉明前去迎接时,只见温玉成抱着几件衣物,骨立风中,神摧气衰,虽在翘首张望,但言谈举止近乎木讷。原先140斤的体重,如今只剩下了90斤。一头茂密的黑发飘零殆尽,完全是一个干瘦老头了。
寂寞身后事
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婉明亦恢复原职,补发工资,正式上班。
但是,温玉成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从北京贬至成都,无端关押6年,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且这一拖又是一个8年。
期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对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为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
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1980年秋,温玉成携夫人宋婉明,原39军军长吴信泉夫妇,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夫妇,共同来到黄克诚住地。三人俱是首批入朝抗战的功臣,亦是“文革”中受林彪问题牵连的相同悲剧者。
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三人相继汇报了“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最后都表达出一个意思,平反昭雪,请组织上给一个结论。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黄克诚大将军禀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重重阻力,大声疾呼,三人悬而不决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但是,对于无端关押6年一事却不了了之。因为当初的关押和解放,都是总理办公室直接通知成都军区的。
据宋婉明对笔者回忆,温玉成的问题在1983年获得最终定论前夕,夫妇二人曾去拜访陈锡联上将。
陈锡联满含深情地忆及周总理对温玉成的关怀。1975年,周总理病重入院后,他和李先念前去探望时,周总理握着陈锡联的手,很是酸楚地说:“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江青逼得……”最后,总理指示,找一找温玉成在哪里,情况怎么样。
闻听此言,温玉成顿觉如歧路回视,心中一下燃起了希望。随即,他请求陈锡联将军出面作证,向组织上证实总理说过那段话,以期证明自己是深受“四人帮”集团迫害的。
然而,陈锡联将军叹了口气,委婉拒绝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也难怪,刚从权力中枢层淡出,陈锡联将军自身的处境也很微妙。
温玉成夫妇失望至极。
时值今日,当笔者受令为温玉成入传时,仍无法将周总理那段未经证实和组织结论的话写进其传记中。
是非成败转头空。晚年,温玉成离休后,根据其意愿,总政将他安置在南京。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听听评弹,种种花草,口录自己的回忆录,平静地度过了又一个6年时光。
1989年夏,温玉成突感肝部不适,旋即前往北京诊治。经解放军总医院诊断,他已罹患肝癌,且到晚期。
原成都军区政委陈仁麒获知消息后,坐着轮椅,赶往医院探望。
执手相看泪满痕。同是戎马生涯一生,同是开国中将,同是一个班子的搭档,如今俱是皓首苍然,去日无多的古稀老人,面对人生的坎坎坷坷,过眼云烟,心情可想而知。
“老哥,革命一辈子,我先走了。”温玉成淡然一笑,平静地说道。
坐在轮椅上的陈仁麒,亦是从“文革”中劫后余生,听着这番理智而伤感的话,他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紧握住温玉成干枯发黄的手,一任老泪横流。
随后,温玉成非常执拗,不愿留在医疗条件好得多的北京,而是坚决要求回南京,希望平静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其平常人心态,个中韵味,令人不免唏嘘。
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74岁。
与大多数战友相比,温玉成人生最后的归宿并未选择在八宝山,他给组织上留下遗言:丧事从俭,骨灰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比之遥远的政治中枢――北京,井冈山与温玉成的老家――江西兴国,几近隔山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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