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山集》Hygeris的 六经之老生常谈0 -- 高秀岩
六经之老生常谈
一、什么是经
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1],是战国以后的事。那么在这里,经是什么意思呢
?历来众说纷纭。在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中提到了四种说法[2]:
第一,“五常说”。东汉班固编的《白虎通?论五经象五常》中把“经”训为“常”。陈立
《疏证》进一步阐述:“经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则为经矣。”常,就是从天地开辟宇宙洪
荒以来永远不变的道理,有时指自然,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有时指社会,如纲常、
伦常等。这里是后者。在汉儒看来,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普适意
义,也就是梁实秋们所说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班固说,正因为人类社会中有五常,所以
才会有五经,五经和五常之间可以建立一一映射: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
信。把“经”解释为“常”还好,至于五经和五常的对应,恐怕其中牵强附会的成分更多一
些。牵强附会似乎也是汉儒的一个通病,比如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第二,“专名说”。这是清代今文学家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只有孔子的著作,微言大义,才
可以称为经,孔子之前没有经,之后的著述都不能叫经。经就是圣人著作的专称;圣人弟子
门人直接注释“经”的称为“传”或“记”;弟子门人辗转相传或间接发挥的东西称为“说
”。这种说法始于龚自珍,皮锡瑞《经学历史》、廖平《知圣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都有更系统的解释。从“素王”到“教主”,今文学家对孔子的推崇无所不用其极。然而
,他们对孔子的推崇无非是托古改制、借题发挥而已。个人感觉今文学家往往有很多idea,
见解很独到,能给人以启发,但学术态度不够严谨,结论多不可信。
第三,“通名说”。清代古文学家主张,一切线装书都称为“经”。按章太炎先生的说法[3
],古书是写在竹板上的。有的字少,只用一块竹板,这块竹板就叫做“方”;有的字多,
要写很多块竹板,就把这些板子打上眼,用青丝绳穿起来,这穿起来的一组竹板叫做“策”
。《中庸》“文武之政,步在方策”说的就是这个。策有点象后世的线装书,这样的由多个
竹板组成的“策”就是“经”。他还说,经、传、论的不同,只是竹简长短的不同,书籍制
度的不同。经,汉尺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论,八寸;传,六寸。
第四,“文言说”。清代骈文家汪中认为,“经”是经纬组织之意。六经中的文章,多是奇
偶相生,音韵和谐,就像治丝的经纬一样,所以得以称经。换言之,六经之文章大抵是广义
的骈文,而骈文则源于《易》经中的“文言”。刘师培也是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文学以骈文
为正宗,凡是骈文的书册,都可称之为经,“以与鄙辞(散文)示异”。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对“经”的阐释可以算第五种意见[4]。和第二种意见类似,他
也认为“经”是与“传”“说”相对而言的;不同点在于,他认为“经”是某一类著作的通
称,而不是孔子著作的专称。汉以前,除经书之外,还有对该书的“记”、“传”、“故训
”等。这些解释性的著作多是独立成书的,而不是象后代章句,把注疏与文字写在一起。那
么“记”、“传”中,前后几段文字之间看上去并无关联,因此是不能单独读的,必须结合
原文来读。原文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线那样,把这些看上去并不连贯的文字组织在一起。这就
是为什么把原著称为“经”的道理。在传记文字出现之前,本来是没有“经”的称呼的。就
像没有古文经家之前,也没有今文经学一样。先秦时期,“经”也不是儒家著作的专称。如
《墨子》,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如《管子》,其《牧民》《形势》诸篇总领全局,
因此也称为经;《韩非子》的《外储说》诸篇,称前面的文字为经,后面的文字为传。
这些说法,除了第二种,其他都有些道理。“经”训为“常”,可能有些人觉得不习惯,但
古时候“经”确实有“常”的意思,比如二十八星宿中的恒星也称为经星,而运行于二十八
宿的黄道圈的金木水火土等行星则称为纬星。那么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合理呢?这需要从“
经”的原义上去考索,区分哪一条义项是本义,哪些是后起义。
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5],“经”之初字为“?y”。“?y”是一个象形字,即织布机上的
纵纱。织布机上的横纱叫纬线。那么,经本意应该是与纬对言的,训为“常”当是后起义。
上面几种说法中,钱穆先生的说法看上去更合理一些。
进一步,我觉得钱穆先生说的那些“传”“记”等就是后世说的“纬书”。说到纬,很多人
会和谶相混淆。其实最初纬与谶完全是不相干的[6]。谶是预言,如“亡秦者胡”之类的;
而纬呢,就是对经义的阐发。如汉伏生的《尚书大传》董仲舒的《春秋阴阳》,从文体上看
,就是纬书。只不过因为知道该书的作者,所以不被视为纬书;而先秦的类似文字,由于著
作者已不可考,后人便把著作权统统归了孔子,这些书也就成了纬书。汉以后,同样有些人
写了不少类似文字,受当时学风的影响,渐渐添加了很多阴阳术数之类,演化为神秘主义,
从而谶纬合流,再也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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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始于《庄子?天
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自以为久矣,孰(即熟)知其故矣’”。《庄子?天下》上也将六者相提并论:“《诗》
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
分。”《天下》篇虽不一定是庄子本人所作,但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可以说是春秋战
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可见最迟到战国末年,就已经有“六经”的说法了。
关于“六经”顺序,可是非常有讲究的。从先秦诸子到今文学家,“六经”排列顺序是《诗
》、《书》、《礼》、《乐》、《易》、《春秋》;古文学家则不同,其顺序为:《易》、
《书》、《诗》、《礼》、《乐》、《春秋》。这一顺序,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决不会乱写
。古文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古代典籍,因此以“六经”时代产生的早晚排序:伏羲画八卦
,所以《易》为第一;《书》最早为《尧典》,排在第二;《诗》最早为《商颂》,排第三
;《礼》《乐》为周公所作,排第四、第五;《春秋》作者是孔子,排在最后。今文学家认
为“六经”微言大义,没有一定学力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排列顺序是由浅到深,《春秋》排
在最后。(以上两段引自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8-20,上海文艺)
本文沿用了今文学家的说法。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赞同“微言大义”之说,恰恰相反,
我更相信“六经皆史”。只是古籍产生年代多不可考,古文学家的次序未必可信,于是退而
求其次罢了。
[2]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5-17,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3] 章太炎,《国学略说》p37-38,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4] 钱穆,《国学概论》p26-27,商务印书馆1997
[5] 郭沫若,《金文从考?金文余释?释?l》,转引自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5
[6] 钱穆,《国学概论》p26-27,商务印书馆
[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纬》,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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