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信仰与权威——关于宗教和国家功能的一些看法 -- 林风清逸

近些年，宗教问题日益成为政治活动中的重要问题。

无论是境内宗教极端事件，诸如天安门广场风火轮事件，新疆75事件，昆明车站刀术表演，还是喀什塔林，浙江穹顶，还是国际宗教极端事件，比如基地组织纽约放飞自我，伊斯兰国各种挑衅文明底线，中东居民几千年来二次大举换种欧洲，宗教问题都日益成为当前政治活动中的重要问题，并似乎有希望成为影响所有人生存方式的重要问题。

形势可以改变人。所以这两年我也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宗教问题。之前也请河友帮我推荐宗教书籍。稍微买了几本看了看，感觉失之于滥细，抓不住要领，而且作者自己的主观框架作为二次修饰，又遮盖了本相。于是就丢开书本，直接去翻各种考古史，去看各方面的原始记载。结合世界古代史，接触的资料虽然不多，但是收获不少。

万变不离其宗。宗教归根结底是人的群体活动，是社会活动，是人的组织活动。宗教是大量人群开展长期活动时所尝试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一形式允许有政教合一等形式存在。作为分化了的形式，宗教还是有他的特殊性的。宗教与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宗教的政治合法性在于道德，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利益。用古人的话讲就是，宗教谋于名，国家谋于利。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其实质内核是，宗教的名也是为了利，只是阶级取向倾向于既得利益集团，而国家的利看起来很短视，实际上却是要顾及整体利益，即便是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建立的国家，也带天然的公益性倾向，于是从利走向了义。比如说古埃及，最早形成古埃及各州，本质上是响应尼罗河定期泛滥问题的公共组织。这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的。而古埃及同时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了政教合一的体制，而且是政教合一体制中的祭司与王权并存的二元体制。古埃及历史上爆发过很多次王权与神权的斗争，比如传说中的阿赫那吞改革，企图以太阳神阿吞取代阿蒙神。有意思的是，古埃及统治者也尝试分配土地给穷人。而这样的改革遭到了祭司和贵族的反对。从历史中看，宗教的固化、反动的特性，与国家可以用来进步也可以用来反动的可变性，在社会发展中会逐渐体现出来。

传说原始社会时代，也是萨满祭司和酋长二元体制。萨满祭司是宗教的早期起源，我们可以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以神秘主义思想为根基的思想组织，萨满祭司这一原始形式充分展示了神秘主义的本质，宗教则通过各种复杂完善的包装，隐藏了自己的神秘主义本质。神秘主义通常不是要研究事情，而是要攀附。比如很多人试图以人类进化来证明人是神造的，或者人是外星人制造的。近几年科学家发现人类的2号染色体是其他猿类的两个染色体融合而成的，于是神秘主义者就说这么巧合的事情说明人类诞生一定是“超自然现象”。染色体融合并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事情，自然界里是有这样现象的。实验室里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还会尝试各种方法促使染色体快速融合。宗教作为组织比较严密的神秘主义活动，要更加依赖对批判性思维的剥夺，而更加强调“因信称义”之类的“盲从”、“迷信”思维。所以过去一个时代，称各种神秘主义为“迷信”思想，是抓住了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思想的要害的。

神权与王权并存的二元体制据说有一定普遍性。中国在商周以前也是这样的体制，夏商时代是帝权兼容了神权，神权在决策中还可以发挥一些比较重要的顾问作用，留下了很多甲骨卜辞；周代在周公试图以神权获得王权失败之后就变成了神权虚化、杂糅于王权之内的时代，虽然周公自认为在事鬼神方面超越了周武王，但是终究还是不被承认为王。这是中国的特殊性，中国较早的实现了对宗教神权的驯服。但是这个较早也带来一定不利影响，就是这个驯服时期过早，以至于水平较低。在当时的时代已经足够了，在后来已经发展了的时代，宗教神权已经进步了，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演进，旧的驯服方式就落伍了，就也要改进。后来的中国社会，对宗教神权比较有名的约束是，禁止宗教建立广泛的组织联系，比如道教的军将吏兵体系被彻底废止，佛教的僧院体系也受到极大限制，僧道人士入教必须得到国家批准、进行名额限制，作为合法宗教的佛道两教也禁止相互攻讦。中国封建国家通过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的形式，极大限制了宗教社会实力的无限增长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这也直接导致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深受宗教战争之苦的欧洲在近现代观察到中国历史这一特殊性的时候陷入了极大的混乱，最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节节胜利，宗教人士挟着社会生产力革命的胜利，强行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因为宗教人士无法解释劝人向善的宗教为什么不能制止战争，而不讲这个的国家却把宗教战争给制止了。而且宗教人士凭借着粉碎宗教神权统治以后才真正解放了的工业革命制造的大炮的威力来谈信仰，也是认错了祖宗。

中国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特殊性，但是也不是完全特殊的。在科学尚未充分发达的时代，神秘主义是有生存土壤的。中国也不例外。古代中国遍布着大量的鬼怪祭祀，二郎神，土地庙，篝火狐鸣，神秘主义颇有市场。东汉时代遍布谶纬之学，很多都是神秘主义的。但是神秘主义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整体是被打碎了的。

中国也不是没有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明显是非宗教的。由于科学还不发达，中国人的信仰在早期并未摆脱神秘主义范畴，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通讯手段日益进步，知识传播日益广泛，神秘主义就越来越没有市场。比如说关于天的信仰。从《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信仰的来源。《尚书》第一篇，就是讲的尧帝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里，尧帝最早最重要的功勋，就是通过天文观测，制定了指导社会生活安排的历法。中国考古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在陶寺遗址发现了“量天尺”。陶寺遗址发现了观象台、圭尺，这是古代天文台。所以中国古人对天的崇拜，一方面是神秘主义的，一方面是科学主义的，其本质是科学主义的天文观测。由于科学的天文观测是基础，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政治对神秘主义的疏离态度。因为神秘主义即便可以暂时地攀附科学，但是不可能完美贴合科学。即便是以礼仪等虚头巴脑的东西为重头事的儒家，也对这些神秘主义思想表示了疏离态度。但是毕竟上古时代的通讯水平、生产富余都不够，天文观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对天崇拜。科学内核与神秘主义外壳必然会冲突。这种冲突在周公失败以后基本上就结束了。尽管后来在汉代有所反复，但是这种虚妄的天命早已不再那么强有力了，一部分封建官吏甚至以消灭各种淫祠为务。

国家是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其组织性和动员性比宗教要更加有力快速。但是国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作为一套工具，谁都可以用。政教合一的国家也不是没有。但是世界范围内最终都选择了政教分离的国家，说明政教合一有其严重局限性。这可以理解，因为宗教本身是寄生性的，寄生在既有的社会成果上，维持在原有的社会时代中，缠绕在社会肌体上，很难进步。政教合一之后，大家就都被捆起来等死了。遇到更加进步的外敌，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就算没有外敌，自身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也会迫使自己发动宗教改革。只有一种情况下不会改革，那就是整个文明都走向了衰亡。

国家必须有自己的信仰，以维持国家统治集团的一致性。宗教是有这种一致性的，宗教的固步自封将一切定住了。国家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牵涉到方方面面，参与的人也各怀目的，十分混杂。这有利于国家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可变性，也导致国家组成成分的复杂化。同时，攫取权力的人又企图固化这种权力，也会导致国家体制陷于僵化。所以国家也必须构建一种合理的政治信仰，以确保国家可以由合适的人掌管，并维持新陈代谢、适应时代发展。贵族政治在比较古老的时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一需求，但是一个贵族圈子也就是干净一两代人。宗教本身就是与进步背道而驰的死路。议会通过很多制度保障，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但是西方国家早就讨论过多数人暴政问题，近期也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有华人企业家收购地产改建升级，结果最后当地议会开会说收回地产。这种事和国内村集体强行收回被承包商改良成果园的荒山几乎一模一样。而政党本身也有大权独揽的可能。指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孟子说：“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大约只有竞争才有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