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多伦多市中心的低端/无端人口（图文） -- 龙眼

多伦多是一座极具现代风貌的国际大都市，不但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就人口和面积而言，哪怕是与南边的邻国加在一起相比，也是仅次于纽约，与芝加哥和洛杉矶并驾齐驱的现代大都会，很多拍摄纽约生活的电影其实是在多伦多拍摄取景的。但也和其他西方大城市一样，多伦多生活着一群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的低端人口，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无端人口。因为所谓的低端人口还是高端人口，是指在社会产业链条中是居于下游位置，还是居于上游的位置。而这些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们根本就不从事任何生产，参与不到产业链条的任何环节中去，就只能叫‘无端人口’了。

这些人在市中心的核心地带，往往每个人都各自盘踞在一个十字路口，白天沿街乞讨或者坐地乞讨，到了晚上就在高楼大厦下面，有点热气的空调出风口处席地而眠，再用破棉袄烂垃圾袋随便围一下就算自己的家了。

[/IMGA]

看见照片里的那双鞋了吗？就是还在睡懒觉的流浪汉。别人都在匆匆忙忙地上班，而他们倒是很悠闲，众目睽睽之下，呼呼大睡，毫不在乎。当时的气温已经远低于零度，都下了雪，而半夜的气温在零下十几度，这些人居然能安然入眠，真乃仙人也。

[/IMGA]

其实这些人不是没有可以睡觉休息的地方，加拿大是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有专门的收容接待楼，供这些流浪汉临时休息，而且来去自由，不加约束。但很多人还是选择露宿街头，乞讨于市。龙眼理解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展示自我存在的机会。哪怕是沿街乞讨，也是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作为社会化动物，人最怕的不是吃苦受冻，遭人白眼，而是怕失去在社会中的自我位置和自我价值，变成只能吃饭睡觉打炮的行尸走肉。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东边有一片政府救济楼，住着一大群吃政府救济者，这些人白天无所事事，在马路上晒太阳，侃大山和彼此打骂。我从那里路过都没敢拍照，怕遭到袭击，急匆匆地穿街而过，却无意看到一个瘦小的白人女子，追着一个高大生猛的黑人青年，偷偷摸摸给他手里塞了二十加元，那个黑人青年手里捏着一个小药包，假装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嘴里却非常不屑地对那女子说：就这么点钱还想要双份的？那白人女子可怜巴巴地说：我就弄来这么点钱。一听就是买毒品的。中国近代史上抽大烟导致家破人亡，国家衰败的一幕一幕在现代都市里正在上演，只不过改成抽大麻用芬太尼了。那么多人吸毒酗酒疯疯癫癫，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精神空虚，而精神空虚的原因是在社会中找不到自我价值的体现方式。

西方社会的生产和工作运行是一个上紧发条的流水线，要上线入门就首先要具备严格的教育基础、工作资质和职业素养，然后每上一个级别都要求更高的经验、知识和能力，甚至加上一些运气，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如此。没有这些就只好下线，吃救济、混吃等死，失去社会价值。上线工作和下线混吃之间没有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可以自谋出路和作为正式就业的过渡，就是不能象中国很多地方那样可以撂地摊，打散工，捡废品，甚至种自留地来自我谋生。哪里都门槛很高，爬不过门槛就入不了门。

住房更是如此，很多人讽刺说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简易住房，而西方从来不清理，那是因为西方城市根本不需要大规模清理非法建筑，因为建筑法规BUILDING CODE和规划法规ZONING BYLAW把建筑的规范定得死死的，管得死死的，谁都别想私搭乱建。这个好处是可以有效控制火灾、卫生、防冻和其他隐患，而影响就是根本没有低端人群的比较简陋和极端便宜的容身之地。哪个房东胆敢私搭乱建，不出几天就被邻居举报，或者被政府调查员发现，立即勒令要么拆除了。当然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危险棚户区的存在。而中国人又有几个人能拉下脸来，象西方流浪汉那样一年四季睡大马路？就是你能拉下脸来，咱们的身子骨要能在十冬腊月里躺冰冷的水泥地上睡一宿，你也就不用沿街乞讨了，直接跑铁人三项也能出名发财了。

我们的所谓低端人群与西方的那些无端人群最大的区别是我们都在努力劳动，以劳动为荣，希望靠劳动来改变命运。那些西方的流浪汉当年肯定也希望靠自己的劳动过上温暖体面的生活，但失败了，看不到希望，就放弃了。资本家只考虑自己公司的利润，不会考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对我公司没用就是没用，哪怕我管你不叫低端人口，而叫高端人口，叫充满理想的行为艺术家，都没用。资本家可能会丢给流浪汉几个铜板，但绝不会给他一份最低工作。而政府可以给流浪汉一份热狗，甚至一处临时收容所，但也没法提供一份最低工作，以体现他们的社会存在与社会价值。而他们也没办法回到农村去自力更生，自耕自食。因为农村也都全面现代化、机械化了，农村对农民的要求比工厂对工人的要求都高。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运用社会手段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合理化分配。所以中国古代有严格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各安本业；也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私渡关津要治罪。这当然限制了人的自由，但也保证了社会的有机运转，和一千多年农耕文明的领先世界。而同时，通过读书科举和各行各业的成功奖励，也给各种人们提供向上攀登的机会，不会象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那样，奴隶主与奴隶是沟壑分明的两种人类，两个世界。

到毛时代，工农业大发展，人员流动其实是比民国大大增加了的，但也是按需分配，城里工厂要人就从各地招工，并提供衣食住行的全面保障；学校要人就从各地招生招老师，并提供衣食住行的全面保障，很多农民子弟都是这么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成为了非农人口。现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口在上一代或上上代都是农民，而毛时代也注重工农业和城乡的平衡发展，所以有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既管理控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也鼓励甚至要求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去支援农村建设，进行双向流动，进行合理分配，所以是值得学习的。否则，城市越搞越大，资源越来越集中，各种都市病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都是越来越浪费，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大城市有那么多大医院、好医院，而患者多数都是从外地跑老远赶来的，这就是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分配的明显不合理。再比如一个优秀青年在自己家乡，在需要的地方，就可以成为高级主管，而在竞争激烈的超大城市却只能当普通员工，住临时窝棚，饥寒交迫，自己子女在老家靠老人照顾，甚至根本就没机会交女友，结婚和生孩子。这都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单靠个人是无法改变现实的，特别是无法改变社会舆论的压力，仿佛只有到了大城市才是成功的。而只有靠政府，靠社会力量，才把大都市的各种资源和机会公平地疏散出去，合理地分配出去，劳动人民才能随之而动，趋利逐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所以我很支持现在中国采取的疏散大城市人员和资源的工作，但也反对不科学、不正确的口号。人是不能简单用低端还是高端来定义的，人的高端和低端是相对的。很多外地人在某些北京人眼里可能被看作低端，但这些人一旦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多数都是当地的精英，反而北京人到了人家地盘上会成为低端，甚至是无端。而即便是到一个第三地，外地精英与北京人平等竞争，也往往竞争能力更强，而越是北京大爷，出去竞争就能力越弱，反而成了‘低端’。

所以，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哪里社会最需要就到哪里，那么你就能成为高端。因此很多时候是宣传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胡说八道，这样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过去讲外交无小事，现在也应该讲宣传无小事，因为宣传就是政府面对人民群众的‘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