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多伦多市中心的低端/无端人口（图文） -- 龙眼

多伦多是一座极具现代风貌的国际大都市，不但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就人口和面积而言，哪怕是与南边的邻国加在一起相比，也是仅次于纽约，与芝加哥和洛杉矶并驾齐驱的现代大都会，很多拍摄纽约生活的电影其实是在多伦多拍摄取景的。但也和其他西方大城市一样，多伦多生活着一群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的低端人口，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无端人口。因为所谓的低端人口还是高端人口，是指在社会产业链条中是居于下游位置，还是居于上游的位置。而这些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们根本就不从事任何生产，参与不到产业链条的任何环节中去，就只能叫‘无端人口’了。

这些人在市中心的核心地带，往往每个人都各自盘踞在一个十字路口，白天沿街乞讨或者坐地乞讨，到了晚上就在高楼大厦下面，有点热气的空调出风口处席地而眠，再用破棉袄烂垃圾袋随便围一下就算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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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照片里的那双鞋了吗？就是还在睡懒觉的流浪汉。别人都在匆匆忙忙地上班，而他们倒是很悠闲，众目睽睽之下，呼呼大睡，毫不在乎。当时的气温已经远低于零度，都下了雪，而半夜的气温在零下十几度，这些人居然能安然入眠，真乃仙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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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人不是没有可以睡觉休息的地方，加拿大是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有专门的收容接待楼，供这些流浪汉临时休息，而且来去自由，不加约束。但很多人还是选择露宿街头，乞讨于市。龙眼理解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展示自我存在的机会。哪怕是沿街乞讨，也是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作为社会化动物，人最怕的不是吃苦受冻，遭人白眼，而是怕失去在社会中的自我位置和自我价值，变成只能吃饭睡觉打炮的行尸走肉。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东边有一片政府救济楼，住着一大群吃政府救济者，这些人白天无所事事，在马路上晒太阳，侃大山和彼此打骂。我从那里路过都没敢拍照，怕遭到袭击，急匆匆地穿街而过，却无意看到一个瘦小的白人女子，追着一个高大生猛的黑人青年，偷偷摸摸给他手里塞了二十加元，那个黑人青年手里捏着一个小药包，假装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嘴里却非常不屑地对那女子说：就这么点钱还想要双份的？那白人女子可怜巴巴地说：我就弄来这么点钱。一听就是买毒品的。中国近代史上抽大烟导致家破人亡，国家衰败的一幕一幕在现代都市里正在上演，只不过改成抽大麻用芬太尼了。那么多人吸毒酗酒疯疯癫癫，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精神空虚，而精神空虚的原因是在社会中找不到自我价值的体现方式。

西方社会的生产和工作运行是一个上紧发条的流水线，要上线入门就首先要具备严格的教育基础、工作资质和职业素养，然后每上一个级别都要求更高的经验、知识和能力，甚至加上一些运气，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如此。没有这些就只好下线，吃救济、混吃等死，失去社会价值。上线工作和下线混吃之间没有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可以自谋出路和作为正式就业的过渡，就是不能象中国很多地方那样可以撂地摊，打散工，捡废品，甚至种自留地来自我谋生。哪里都门槛很高，爬不过门槛就入不了门。

住房更是如此，很多人讽刺说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简易住房，而西方从来不清理，那是因为西方城市根本不需要大规模清理非法建筑，因为建筑法规BUILDING CODE和规划法规ZONING BYLAW把建筑的规范定得死死的，管得死死的，谁都别想私搭乱建。这个好处是可以有效控制火灾、卫生、防冻和其他隐患，而影响就是根本没有低端人群的比较简陋和极端便宜的容身之地。哪个房东胆敢私搭乱建，不出几天就被邻居举报，或者被政府调查员发现，立即勒令要么拆除了。当然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危险棚户区的存在。而中国人又有几个人能拉下脸来，象西方流浪汉那样一年四季睡大马路？就是你能拉下脸来，咱们的身子骨要能在十冬腊月里躺冰冷的水泥地上睡一宿，你也就不用沿街乞讨了，直接跑铁人三项也能出名发财了。

我们的所谓低端人群与西方的那些无端人群最大的区别是我们都在努力劳动，以劳动为荣，希望靠劳动来改变命运。那些西方的流浪汉当年肯定也希望靠自己的劳动过上温暖体面的生活，但失败了，看不到希望，就放弃了。资本家只考虑自己公司的利润，不会考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对我公司没用就是没用，哪怕我管你不叫低端人口，而叫高端人口，叫充满理想的行为艺术家，都没用。资本家可能会丢给流浪汉几个铜板，但绝不会给他一份最低工作。而政府可以给流浪汉一份热狗，甚至一处临时收容所，但也没法提供一份最低工作，以体现他们的社会存在与社会价值。而他们也没办法回到农村去自力更生，自耕自食。因为农村也都全面现代化、机械化了，农村对农民的要求比工厂对工人的要求都高。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运用社会手段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合理化分配。所以中国古代有严格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各安本业；也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私渡关津要治罪。这当然限制了人的自由，但也保证了社会的有机运转，和一千多年农耕文明的领先世界。而同时，通过读书科举和各行各业的成功奖励，也给各种人们提供向上攀登的机会，不会象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那样，奴隶主与奴隶是沟壑分明的两种人类，两个世界。

到毛时代，工农业大发展，人员流动其实是比民国大大增加了的，但也是按需分配，城里工厂要人就从各地招工，并提供衣食住行的全面保障；学校要人就从各地招生招老师，并提供衣食住行的全面保障，很多农民子弟都是这么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成为了非农人口。现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口在上一代或上上代都是农民，而毛时代也注重工农业和城乡的平衡发展，所以有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既管理控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也鼓励甚至要求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去支援农村建设，进行双向流动，进行合理分配，所以是值得学习的。否则，城市越搞越大，资源越来越集中，各种都市病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都是越来越浪费，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大城市有那么多大医院、好医院，而患者多数都是从外地跑老远赶来的，这就是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分配的明显不合理。再比如一个优秀青年在自己家乡，在需要的地方，就可以成为高级主管，而在竞争激烈的超大城市却只能当普通员工，住临时窝棚，饥寒交迫，自己子女在老家靠老人照顾，甚至根本就没机会交女友，结婚和生孩子。这都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单靠个人是无法改变现实的，特别是无法改变社会舆论的压力，仿佛只有到了大城市才是成功的。而只有靠政府，靠社会力量，才把大都市的各种资源和机会公平地疏散出去，合理地分配出去，劳动人民才能随之而动，趋利逐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所以我很支持现在中国采取的疏散大城市人员和资源的工作，但也反对不科学、不正确的口号。人是不能简单用低端还是高端来定义的，人的高端和低端是相对的。很多外地人在某些北京人眼里可能被看作低端，但这些人一旦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多数都是当地的精英，反而北京人到了人家地盘上会成为低端，甚至是无端。而即便是到一个第三地，外地精英与北京人平等竞争，也往往竞争能力更强，而越是北京大爷，出去竞争就能力越弱，反而成了‘低端’。

所以，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哪里社会最需要就到哪里，那么你就能成为高端。因此很多时候是宣传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胡说八道，这样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过去讲外交无小事，现在也应该讲宣传无小事，因为宣传就是政府面对人民群众的‘外交’工作。

无端人口和低端人口是不是可以自由进出多伦多？

天上掉下来的？

你明显远离加拿大的日常经济生活。

homeless，一大半是被女权主义者害惨了的。老婆告家暴，被净身出户，然后工作也没了，就这样了吧。

另外，我在蒙村好几个shelter都做过义工，去maca做义工才给女儿找了好幼儿园，这类人的故事看过很多。

7成是前码农，曾经拿14万年薪，熟悉ibm360的一切软件的，老了就只能蹲在街口，直勾勾的盯着喝可乐的你，想要你这5分钱的易拉罐。

很多洗衣店24小时开门，有书报，暖气和WiFi

我是政府已经工作十年的老公务员

1980年代波兰独立工会运动风起云涌，波兰工人阶级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波兰实施紧急军事管制，然后军政府向波兰工人指出一个现实，就是波兰一旦实施资本主义，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你们可能会流浪街头，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牺牲品。

为了证明共产党没有撒谎，波兰政府紧急空运3000条毛毯给纽约红十字会，作为救济纽约街头流浪汉的雪中送炭行为。结果美国新闻媒体大肆嘲笑波兰共产党的这种行为。

这些流浪汉每天被纽约警察追逐把他们送进收留所，变成标准的猫鼠游戏。而且触目惊心的是几乎100%的流浪汉是精神病患者。想想看正常人有收留所不去，在大街上挨冻为什么？

由于收留所经常空着，成为有钱人注意的对象。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一些花街人士经常加班以至于深夜赶不上通勤火车回郊区的家，也不愿意住纽约高档旅馆，居然去收留所睡一觉。这种滥用公共设施的行为被捅了出来，大家愤怒至极。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花街高端人士也觉得收留所值得一宿，波兰共产党施舍的烂毛毯又有什么意义？

市中心每个路口几乎都有精神病，总数成百上千，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大麻吸毒滥交胡搞。为什么？哪个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批评GCD我比你猛，但轮到批判西方的现实问题，也应该客观一些。

不要耸人听闻嘛。

多伦多我去过N次，没有这么个成百上千的现象。

假设多伦多市中心有500个路口，（可能应该不止吧），那么就有500X1000=50万个流浪汉，多伦多人口有多少？

以前在纽约使用硬币停车的时候，聪明的流浪汉会上来跟你搭讪，“是不是没有硬币了？我有硬币，你可以把纸币同我换，但要不要意思意思呢？”，所以一美元换3个quarter的比例，我应了急，他得到施舍，其实我得到了服务，他得到收入。

大多数流浪汉不是这样，明显是精神病，但是政府医院不能上大街抓这些人去医院。警察可以抓这些流浪汉送收留所，但是收留所无权禁止他们跑出收留所去。

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哪个没有健康的童年？哪家父母希望看到自己子女长大成了这副模样？要怪谁？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怪君主，就是怪领导人。具体可以参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教科书和国家宪法：《白虎通义》

我不知道加拿大多伦多的流浪汉精神病患者没有得到治疗的比例是多少。

但是从已有资料上看，连中国的精神病患者的90%都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所以我认为多伦多的流浪汉这个特殊群体的100%是精神病患者是符合欧美新闻媒体的报道的。不仅仅是多伦多，所有西方的街头流浪汉都是这个问题。

碰到这种问题，不是政治制度或者领导人的问题，是纯粹的医学问题，是资源问题，当然也是一种人类社会问题，不涉及主义和颜色。当一个14亿人口的群体中有1亿人口患有这种那种精神病状态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社会问题，但是同领导人无关，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

大家想想就知道，多个美国总统都是精神病患者，怎么能够要求美国精神病患者大冷天不跑到街上去挨冻。说句老实话，跑到街上去挨冻比到街上去跳神经舞扰民要好得多。

解决神经病问题是要求神经病患有更多的资源包括医院和医生，而不是单单给予几条毛毯就可以解决的。

我对经常看的《参考消息》刊登一些新闻感到震惊觉得有违常理，但是看到100%美国流浪汉是精神病患者就不惊讶了。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1119/1443323.shtml

参考消息 外媒：中国精神疾病患者超1亿 多数未接受过治疗

现在我对中国能够成功地发动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和到现在还有这么多文革追随者的现象能够感到可以解释了。

这里篇幅过小，就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