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一篇2010年的经济强文，应该是个讲话稿。 -- 敬畏生命

　　佐利克指出，中国过去30年以出口导向和大力投资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

　　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利用加入WTO组织，使得中国与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相结合，这也为中国在过去10年通过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发展到现在，中国想通过出口拉动经济是不现实的。

　　而如果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进一步加大竞争，并带来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带来更高的居民工资收入，增加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此为下一步发展的新增长路径。

　　“中国的出口部门已经收到了比较大的收益，但是服务业还需要比较大的调整，而且从改革中受益。”他说。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以来， 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在10%左右。加入WTO之后则更快，年经济增速在11%以上。不过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大国。

　　2011年净出口对于经济的贡献变为负数。而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仅仅在40%左右，低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仍只有40%左右，低于世界几十个百分点。

　　佐利克强调，上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利用WTO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下一步改革措施就像此前想推动的改革一样。“中国国内的改革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推动，比如投资政策、知识产权、金融部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所以有一些可以平行推进的议程。”他说。

　　世行报告建议，下一步需要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这些可以提高投资效益。

　　该报告指出， 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

　　据悉，央企现在有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

　　世行认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要高。1978年和2007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一个衡量国有部门效率改善的指标）只有一个私营部门的三分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认为，目前需要消除一些私有化定义的误解。因为 “股份制银行有个人股份，是否算私有化？！”

　　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是个人股占有或私有化，也不是因为华尔街的贪婪或监管不力，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执行了错误的宏观政策，加上有缺陷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才会造成如此大的危机。

　　美国的宏观政策失误表现在2001年以来连续13次降息，因为降息扩张信用，从而刺激房地产和刺激消费。所以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危机。

　　改革料仍将大力推进

　　佐利克近期将到内蒙古等地进行调研，就中国经济未来动力寻找良策。

　　他认为，尽管中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这个阻力过去日本、欧洲出现过，但是中国仍在积蓄改革的新力量。下一步中国政府还会推动改革。但正如魔鬼在细节中，最终要中方自己来决定。

　　而目前由于出口增速下滑导致变革的需求在增加。“实际情况，让我感觉改革的势头还在积蓄。我们也在寻找信号，比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或者人民银行的报告。”

　　近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并强调，“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而尽管像目前阻挠改革的人仍会兴风作浪，但改革的趋势将不可阻挡。

　　原因是，中方目前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比如环境成本问题，城市化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差距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要采取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另外在与中方官员非正式的讨论中，感到有一种希望，下一步中国政府还会推动改革。

　　佐利克认为，世行的报告会引起争议是正常的。下一步会就一些问题继续展开讨论，并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他指出，把养老金的待遇和企业、地方政府脱钩。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养老金的储蓄机制，使人们通过自己缴费可以支付养老金。中国的高储蓄率一部分来自企业大规模的收益留存，所以这里需要建立财政收入的体系来建立养老金，其中一部分可以来自企业的红利。

　　世行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000美元，即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行列。中国采取加大改革力度，才有可能使得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30年进入1.6万美元人均GDP的高收入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其静认为，世行的报告暗示了“中国经济可能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出现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微妙。

　　因为经济各方面都是由国家政策支撑，但是资源总是有限的，支撑到一定的时候，这种繁荣可能就支持不住。

　　杨其静认为，那种“放开民间投资会带来混乱例如民间集资案”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是政府没有放开民间投资，利率没有市场化，民营企业无法获得资金，为了求生存才出现了类似非法集资的问题。但从企业的角度是不得已而为之。

　　赵农也认为，世行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目前中国经济表面上可以，但是一旦人口红利等优势丧失，“经济可能不是缓慢下降，而是直线下降，那个时候想救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