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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一) -- 区块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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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如果说周是法国培养的,那么如何解释他在黄埔军校的组织成熟呢?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即少共中的旅欧法国派,去了苏联留学,但是不包括周总。或者历史资料也没提及。

但是,周总的能力和倾向让人感到疑惑。(黄埔时期相对成熟,更成熟的是毛,似乎是不止负责了上海湖南的招生)

没有去苏联,就苏联化了,这个事怎么形成的?不犯组织错误吗?

或者改变对苏联的看法,在苏联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国际派系。他们甚至在法国都有了苏联的痕迹和能力。

但是,为什么不提呢,因为要必须抹黑斯大林吗?

这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可以和斯大林派对抗?还不是托洛茨基,那么他们是谁?

这种成长成熟经历似乎又不太可能。

虽然在苏联确实有不同派系,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是苏联人。

这确实很奇怪。所以说周总没去过苏联,令人感到不可理解。想必是秘密前往,然后获得了授权,大家也认了这种授权,他拥有了较好的基础和地位,由此空降黄埔军校。

以较高的地位参加了苏联安排的国共合作。总之,说周总因为没去苏联,就此在欧洲获得较高地位,总是让人感觉到,不够合理。

▲周恩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的,同年10月,少共全体投票表决,并在翌年2月的临时代表大会上,将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沿革,党史界对改组前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党的性质还是团的性质,看法上产生了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旅欧少共是青年团性质。

王永祥撰文认为,要判定旅欧少共的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弄清旅欧少共发起人的本意;其二是要了解作为一般概念的“少共”在当时环境下的含义。

少共的主要发起者有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李维汉等。赵世炎1922年4月26日的一封信中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并特别提到:“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在4月30日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我今天正在忙碌,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尔尼、里昂、准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从此可以看出,“旅欧少共”与“青年团”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其“内幕”即实质是一回事。周恩来的思想也很明确,在6月的成立大会上讨论组织名称时,他提议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可见他也主张这个青年组织的性质应该是团。周恩来1923年3月给国内团中央写的第一号报告中提到改名称问题时说:他们当时觉得“团体的名称组织有急于改换的必要,于是乃有多数同志提议不待国内信至即实行改组,主张归属国内本团,以明我们去年6月大会组织旅欧少共团体的始衷”。这更明确说明了6月成立大会时的“始衷”是建团组织。

如果从少共在当时国际历史条件下的一般含义来考察,也可以弄清少共的团的性质。当时在“共产国际”之下有一个“少年共产国际”,是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统一领导机关。各国具有不同名称的“少年”组织是少共国际的支部,而不是共产国际的基层单位。因此,从国际的统属关系中,少共只能归到少共国际系统,而不能归到共产国际系统中。再从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过程也可清楚这一点。于1920年8月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思想分歧而在1921年5月解散。而奉少共国际之命回国组织“少年共产党”的张椿年恰在这时回国,经与一些老团员磋商,即为团组织恢复。上述情况清楚表明,“少共”的名称在当时的含义是团组织的性质无疑。

王永祥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旅欧少共的组织是旅欧党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不仅着手建立少共组织,还受党派遣担任旅欧少共的主要领导职务,形成了党对团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指导团组织创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等,公开发行理论刊物《少年》,表明党组织在青年工作方面的重大进展。

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认为少共是共青团的性质,但当时党、团界限不分明。该书指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引述了赵世炎的一份报告说:“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还引述聂荣臻的回忆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第二种观点,认为旅欧少共具有党的性质。

有论者撰文认为,旅欧少共和后来改组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混为一谈,前者的性质是“党”,后者的性质才是“团”。吴时起对王永祥的意见反驳说,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主张,最早提出来的是蔡和森。蔡和森的本意是“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蔡和森回国后,在1922年6月的少共成立大会上为名称问题发生了争议。如果双方都主张建“团”,那根本用不着讨论,问题是一方要建“团”,一方要建“党”。赵世炎、周恩来受巴黎小组委托,要建“团”,思想很明确。但光看到这一方还不够,还必须看到蒙达尔尼那一方,他们不知道张申府巴黎小组的存在,和共产国际也没有联系,因而仍坚持蔡和森的一贯主张。在成立大会上多数人同意定名为少年共产党,就是坚持蔡和森的意见占了优势,而主张用青年团名称的提议被否决了。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名称无关紧要,而要看到这是蔡和森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

该论者还进一步指出,在当时的国际历史条件下,“党”与“团”的界线并无明确划分。1921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文件清楚说明,初创时期的“少年共产党”是起了“党”的作用的。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和各个国家共产党的成立,青年革命组织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作用也起了变化。”“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如果继续作为政治上独立的和领导的组织而存在,势必导致产生两个分庭抗礼的、彼此仅仅在成员年龄上有所差别的共产党”,今后应该把“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领导力量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作用……让位给共产党。”这说明,以国际三大为分界线,在此以前,青年组织起的是“党”的作用。而旅欧少共贯彻国际三大的文件是在1923年2月的临时代表大会上。从此,少共才归附国内团的领导,连名称也改为团了。他还引证聂荣臻、傅钟、尹宽、郑超麟等人的回忆,说明他们当时参加的是“党”,不是“团”,后来才改为“团”。因为在少共成立后,陈独秀给少共采信,认为国内已成立党,国外不应再有一个党,因此,少共才在后来改为团。

作者:刘书楷 郭思敏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 裕

来源:本文摘自《中共党史辨疑》,刘书楷 郭思敏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内容

考虑赵世炎、陈延年等即将到莫斯科去留学,大会选举了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后补委员,并推选周恩来接替赵世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尹宽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了张申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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