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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一） -- 区块碳链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要开始谈论中国革命了。
中国的革命，复杂且漫长，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的自我改良，军阀混战，国共之争，日本入侵，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学习苏联和超越苏联，学习美国，和今天，我们将要对美国进行新的超越。
中国的革命远没有结束，即使实现了全人类的初级大同，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革命之前的历程，留下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实在是一个大遗憾。
就是因为没有给予澄清，这就为反对中国革命的一小撮人留下了诋毁中国革命的发挥空间。这些人，往往以肤浅的封建权谋论，来释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这些人的浅陋无知或别有用心，在海外这个大空间，蛊惑了一大堆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造成了极难消除的恶劣影响。
普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知，无非是十月革命一生炮响，中国这边就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国共对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是新中国成立。
这，仅仅是海面上大家看到的部分，围绕着中国革命，在海平面之下，还有着不为大家所知的一幕幕大剧。
迄今为止，没有专业的学者和专家，对此进行过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杨奎松等人利用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档所进行的研究，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很简单，缺乏更多的维度。
为了把伴行中国革命的隐秘部分曝光了，我准备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呢，以主席和总理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先把中国革命的历程，大致疏理一遍，说说那些大家没有在意或者没有深究的事情。
然后，回头开始开始曝光海面下的部分，这个曝光很重要，因为，这个群体的拥趸，至今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一直企图让历史开倒车。
河友@西门桥提醒我，要尽量做到对事不对人，这是一条好建议，我呢，欣然接受。
不过，思想、人和事，其实是一体的，不深入到思想，是无法说明问题的，所以，我可能会说一些倾向性的话，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谈论中国革命，我们无法回避两个人，主席和总理。
我们的标题是，《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
有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很好笑：这还用说吗？毛主席才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自然他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负责人了。
有几个概念需要辨清：领导人，领袖和负责人，这三者，是不同的。
主席，在七大上正式成为我们党的领导人，但是，他不是中国革命的党的负责人。
主席，在七大上正式成为中央军委的主席，但是，他不是中国革命的军事负责人。
主席，在1949年，成为新中国的全方位的领导人，但是，他依然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
主席，自称教员，这并非是谦称，而是事实。
如果把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比喻成一所大学校，那么，这所大学校的校长是总理，而总理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教育委员会呢。
文革中，红卫兵们把主席喻为舵手，这不是造神的称谓，这也是事实。
如果把中国革命比喻成一艘披襟斩浪的航船，那么，主席是名副其实的舵手，既要有智慧，还要出苦力。而总理呢，才是真正有牌照的船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的股份构成，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地多。
主席和总理，都是不世出的人才。
古今名相如果排座次，三甲得给总理留个位置。
而主席，一生的丰功伟绩，只有肇造华夏的黄帝，才可以与之媲美。前者结束了中国的私有制，后者开启了东方的私有时代。
应该说，总理的起步，是主席所无法比拟的。
在袁世凯无限风光的时候，自诩：练兵，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所谓的兴学，就是办学校，罗织和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
这个范孙先生，就是严修，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和资助了总理。
总理在1917年，就拿着严修老先生的资助，东渡求学于日本。
为什么要去日本？
近代日本，本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欧洲资助日本的学者翻译了很多欧洲社会学的著述。清末早期革命家的共产主义启蒙，其实是始于日本的。可惜，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总理去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到所需要的营养。
1920年的年末，总理又拿着资助去了法国。
到了法国的总理，不需像蔡和森、陈毅和聂荣臻等人那样，还需要勤工才能生存，他无需为生计和糊口去奔波。
1921年的春天，总理去了趟英国，没有达到目的，他折返回法国。
总理去英国干什么？他应该是去拜访伯特兰·罗素的。
罗素是剑桥大学的数学高才生，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祖上曾两次执掌过大英帝国的内阁。
罗素参加过筹办德国的共产党，并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他甚至能作为座上宾而自由出入莫斯科。他曾在1920年到过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在长沙演讲时，主席参与了他的演讲笔录。
总理回到法国，张申府和刘清扬正等着他呢，他们就是专程来把总理发展成中共的党员的。
专程为总理而来？
是的，专程而来。同时，要以赴法人员为班底，组建一个新的党团。
张申府仅仅是本次秘密活动的执行者。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
正式建党的前后，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不太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援助不好吗？
这个援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其本质，不过是美国的联邦制，苏联的国家加盟制的变种。那就是，世界的大变革，必须要接受统一的领导。
由谁来统一领导，共产国际？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留待说海平面之下的故事时，再细说。
这是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规则。
中国的文人，往往有一股子傲骨，那就是不随意受人驱驰。
由文人担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就有这个问题，至少，共产国际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培养新的领导人，就是势在必行。
其实，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只是，问题的马甲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今天，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要接受国际社会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整体安排。
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是没有主导权的。再改开的过程中，唯一施加过重大影响力的，唯有习近平。
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凡事有利有弊。
要想不受人摆布，那就要参与管理。
而参与国际社会的管理工作，我们首先要有国际型的复合人才，如此，才有可能参与顶端的工作。而这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速度通常很慢，由此，让我们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长期是陪读的角色。
培养国际型的复合人才，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只有具备了“上帝”的视角，才可能看清这个世界的运作和存在的问题。
要成为国际型的复合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具有奉献精神，也就是保持前三十年，党的优良作风。这一条，非常重要。
有人可能会说：跟着走不好么？干嘛一定要参与领导？
中国有句古话：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
一个泱泱大国，怎么能成天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转悠？如此，怎么对得起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会在分享的第三大部分，引导大家从“上帝”的视角看问题，看看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陈独秀的“顽固”，很可能会影响世界革命的进度。
而彼时正在法国的总理，受到过在中国有相当权重的严修的强力推荐。最终，总理在法国顺利通过了中西的双面试。
这么好的青年才俊，谁人不喜欢？
不过，没有经过实践的历练，就以感官的印象来选定领导人，如此，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随后，对总理的培养就开始了。
正规的培训是必须的，总理早年在天津所创办的觉悟社，其实，更像一个反抗旧秩序的无政府组织。毕竟，总理那时候还没有能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武器。
法国共产党首先派了专人来辅导总理的外语学习。同时，更多的资助用在了总理的身上，例如，他不断往返于欧洲各国，所需要的服装，都无需自虑。
总理的开场，确实是高起点，完全是按照培养中国革命下一代的领导人，也就是第二代的领袖人物的标准来培养的。
相较于总理的平步青云，主席的起步就起伏多舛了。
年轻时的主席，三个特点：有才、有大志和穷。
两位老师，杨昌济和黎锦熙都先后应招去了北大。
北大，就是当时的延安。
忙着在湖南组织赴法的勤工俭学工作，主席的心早已到了北大。
这个赴法勤工俭学，为什么和北大挂钩？
所谓的赴法勤工俭学，其实是两个业务：赴法的外派劳务和赴法的留学。
这两种业务，即使在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市场。
当初操办这两件事的，是李石曾和吴稚晖。
目的是什么？赚钱，作为活动经费。
而这两位，也是彼时北大的活跃人物。所以，赴法勤工俭学，和北大就关联起来了。
至于说在赴法人员中发展中共的党组织，那是后来的事，并非初衷。
蔡和森先去了北大，随后来信，让主席等速来：
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
主席、萧子升和湖南将要赴法的学子们，也来到了北京。
杨昌济的三位高足的命运各不相同。
萧子升比较幸运，首先被相中。而蔡和森最终也赴法学习。
只是，颇受眷顾的萧子升，最终成了改良派，终其一生都躲在国外替人背黑锅。晚年没有回来和主席聚首，实在是憾事一桩。而蔡和森呢，则过于偏重于理论的探究，和中国革命的现实脱节，而过早地牺牲。
没有被相中的主席，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双料领袖：人民的领袖和革命群体的领袖。
主席为赴法俭学所做的工作，可圈可点。按照他的贡献，就是安排他在北大边工边读，都不过分。
边工边读？北大这方面可曾有过先例？
有，许德珩就是一位，在北大挣工资来交学费，维持自己的学业。和主席对比，他仅仅是个清贫学生，没有其它贡献。
北大仅仅给了主席一个图书馆文书的工作。
更有甚者，他的顶头上司张申府，由于知道上面对主席的点评，就不太友善地对待满腔热情的主席。
主席的一生，胸襟豁达，只要跟着他革命的，他都是悉心栽培，极尽宽容。
唯一让他终生不爽的，就是张申府在北大对他的恶意相向。
这个张申府，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否则，也不会长期横着走。
他在北大没有毕业，就被留校任教了。
主席是什么人？
在北大没有发展空间，也不纠缠，迅速转向更广阔的天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事实上，北大当初网络的年轻人，后来，都没有太大的成就。
而北大的赴法活动，进展并不顺利，不少赴法的学子，经费不足。
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并不计较在北大的不爽，1920年夏，在章士钊那里募到了两万大洋。
章士钊不简单，出门转一圈，几万大洋就到手了，没有点超级社会影响力，能办成这事儿吗？
化缘拿来的钱，大部分给了赴法学子，主席留下个零头，回湖南，继续他的革命活动。
应该说，在识人方面，经历过出生入死的章士钊，要比北大给主席面试的那些文人，高明地多。
慧眼识主席的，只有章士钊和柳亚子。
章士钊不是等闲之人，早期就才华出众。中山先生极度爱慕他的文笔，说什么也要把他吸纳到同盟会来，章士钊却偏偏不接这茬。
即使是中山先生，都难入他的法眼，章士钊的眼界之高，可见一斑。
章士钊不是个只会摇笔杆子的文人，他还不怕死，专门搞过一段时间的暗杀活动呢，例如，他就行刺过王之春。
应该说，章士钊才是中国革命的天使投资人，同时他也投对了人。
尤其是在主席被北大边缘化之后，他敢于大胆出手，资助这样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
1921年夏天，主席也成为嘉兴游船上的一员，不过，这时候的主席，依然是最最末流的角色。
甚至在第二年，主席都没有参加党的二大。他居然没有收到通知。究其原因，就是大家认为他不太重要呗。
而这时候的总理，已经发起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总理自1922年起，大部分的时间是呆在德国了。
按理说，张申府是中共党员，刘清扬是中共党员，他们二人介绍的周恩来，自然是中共党员，那么，周恩来随后在旅欧的中国人当中所发展的党员，理应是中共的分支。
而且，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也派李维汉专程回国沟通旅欧少共和中共的隶属关系的。
奇怪的是，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支部，居然把张申府开除了。到德国去宣读这个决定的，是总理，把张申府气的不知如何是好。
是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进行了干涉，才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厘清了旅欧少共和中共的关系。
这说明，这个时候，旅欧少共支部，已经不仅仅是直属于中共的一个分支了。
在德国，总理遇到了寻找真理的朱德，也就是总理一生中，最忠诚的伙伴：朱老总。
在德国，总理应该是接受了很多特种训练的，军事、政治、谍报和特工，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的培训，总理随后在国内的活动就是不可思议了。例如，没有提前的培训，他如何在黄埔军校讲课？他又是如何组织党的地下活动？等等。
目睹过这个过程的朱老总，很清楚总理的特殊身份，所以，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维护着总理。
1923年，对于毛泽东而言，也是不寻常的一年。他在地方出色的工作，让中共的大佬们，不得不继续带着他一起活动。
1923年的6月，主席参加三大的预备会议，学习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
主席的动作非常快，同月，就指示湖南成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到了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了。
主席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支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基层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里面，我们必须提一个不是笑话的冷笑话，中山先生，从1894年，也就是主席出生的第二年，就成立了兴中会，发起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一直到了1923年，堂堂的中山先生，居然没有组建过一个地方的党组织。而国民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居然是30岁的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的。而组建的时间，居然不超过4个月，主席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4年的1月，主席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主席入会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地方代表。
湖南的国民党组织要参加全国代表大会，首席代表，除了组织湖南支部的毛泽东，还能是其他人吗？
会后，主席被安排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这里，可是群英荟萃：邵元冲、胡汉民、汪精卫、恽代英、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何世桢、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等。
对于中山先生的提携，主席是终生难忘。为此，他发展了马列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
也就是说，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否定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唯独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继承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不仅仅是私人感情的投桃报李，其本质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会有多么欣赏毛泽东的伟大创举!!
晚年的主席，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情地说过：
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红卫兵）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我不怕累，我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泪目了！！！主席，对彼时的官僚集团，该有多么的失望和不满！！）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主席所言：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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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似乎有一年时间在苏联接受了训练，加上了周总良好的文人基础，成绩确实不小，因为他是个传统文人训练的成果，所以武艺水平也很高，自然接受西方军事训练不在话下，特科红队整体走的也是这个路子（红色恐怖），康生也是个武装好手，使斧子的。
如果单纯说法国共产国际，没有理由在黄埔给他那么高的位置啊？法国共产国际谁力度这么大？或者共产国际法国派也不合理啊。
但是军事技术训练和军事水平确实差距极大，不是是个人就能领悟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实质，粟裕做到了，林彪也是做到了，在早期，伍中豪很有希望，段德昌许继慎看来是没问题，徐向前可能有四分之一，左权可能超过一点，刘伯承可能还不到四分之一，等等等。还有刘志丹、李文林等等根据地创建者。
周总理，拜托，周总总体表现，真是不懂毛主席军事思想，连刘少奇都不如。
周总理是个非常严苛的人，体现在出卖上海托派（罗章龙等？），还有龙华24烈士等等等，这个屎盆子被泼到了王明身上，这个有可能，但是一定不是主力，执行者多是周总的问题，所谓不犯组织错误，其实是为自己找借口，以周的能力忽悠王明问题难度一点没有，他也不是那么服从王明的人。
当然，他确实知道可以借助王明的狐假虎威和苏联沟通，如果他真是王明的绝对手下，那么就难以理解王明的倒台为何没有影响到他了。
所以周总是有独立性的，包括影响向忠发，李立三等人。他只是借助王明的势和苏联的势，当然，这个后来被毛主席冲击了很大。
@迷离小虫
夏曦并非肃反入脑，而是周总的临时中央肃反入脑，夏曦本人在这一块是能力不强的，属于邓中夏的老实人。
只是后来贺龙无法遮掩事实了，所以只好一再推到夏曦身上，过去就算了。正如我之前说，夏曦不可能凭借临时中央的一切反对大家，这是不存在的。贺龙也不是老实人。
贺龙实际上是整合了一个他为首（所谓湘鄂西组织核心）的湘鄂西党组织，所以夏曦的解散也未必就是不想要党组织，如果没有党组织，他夏曦凭什么说话呢？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啊。
要人没人，要组织没组织，仅仅凭借上海临时中央的指令，湘鄂西分局地方党组织军阀就会听从一切，这是某些先生臆想的当时的党组织，这是不存在的。
这里面确实有夏曦反弹贺龙，但是似乎成功机会都不大。
所以我的思路应该说是问题不大的。
夏曦的确是贺龙的对立面。这点大家也知道。但是夏曦没有那么肃反入脑。掉下水时期是任弼时来了，本来贺龙势力也已经做大了，关向应那时已经和贺龙一体了，所以贺龙事后总说关向应好话。
比起张国焘，夏曦的确是失败的。
王佐袁文才可能是两个问题，客土问题，土匪问题，也是左倾的错误吧，确实可惜。袁王就是小号的贺龙，而且还不那么暴力，他们只是吓唬吓唬地方党委，唉，太可惜了。格局啊！！！没办法啊。
共产国际？
人是分阶级的
按现在的公司法，早期的党不成熟，党中央到底是做共产国际的分公司？还是子公司呢？
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其领导有母公司发钱维持生活和工作。
子公司是独立法人，其领导要自负盈亏，上哪里搞钱？
某些人一辈子都想当的是分公司的领导，不管母公司是谁。
毛主席一辈子都要独立自主，争取外援为辅，勒紧裤腰带也要还上别人的债，不受人要挟。
共产国际公司的绝对大股东是苏共这个子公司。
中国境内各种共产主义党派，在其远东分公司资助下，开了个联合大会，名叫一大，组成中共。
共产国际领导培养的旅欧共产小组等中国人共产党派（苏共组织培养），顺理成章并入新成立的中共。在苏共通过母公司共产国际，对子公司中共派出指导人员（苏共人员为主）、提供金援、所谓留苏党员，接下来事情粉刷过教科书上都有。南陈北李最清楚，教员也了解。不懂的，可以去看互联网打车业发展史，资本运作怎么把一堆公司合并成滴滴打车。
留苏派要建设的是分公司，没有自主权，但有母公司的经费支持；
毛主席要建设的是子公司，独立法人，接受母公司的建议和有限的支持。
独立自主与抱大腿接援助，贯穿中共史，全史圈多少人看为国家机密。毛周接棒者，PK持续到西柏坡开大会，影响延续至今。土鳖海龟依旧争斗不断，唯有文明再次崛起才能分胜负。不单是中共，果党也同样，区别海龟派是东罗马或是西罗马的信徒。
网上传过一个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提到一个主席对总理的评价。。。
说总理只能当家，不能作主，不是能挂帅的人。
主席提到，遵义会议以前，军事上的第一负责人是周总理，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军事责任是总理，都推给李德有点冤。总理从遵义会议起开始转变，晥南事变后才真正转变过来。说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
这篇谈话稿放在下面，有出处但未确证，供参考
在谈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毛远新说，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候，主席从来不跟我谈中央的事。后来工作了，特别是到辽宁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我见主席已经不是单纯的子见父辈那样，而是下级党委书记向上级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他就要跟我讲 一些这方面的事，主席也跟我讲到总理。主席确实批评过总理。我知道的事情是后来。主席最早跟我讲总理的问题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总理在会上有个发言，总理讲前六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张国涛，到解放以前。我参加了会，总理的发言，我都作了全部的记录。后来，我去看主席，讲到批林彪，讲到总理的发言。主席说是我要他去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央委员、高级干部对这段历史都不熟悉。但是在这里边总理讲话就有自我批评。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
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这是主席的原话。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席说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赞成。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和秦邦宪。军事失败主要责任要周恩来负责。这是主席的原话。因为当时军事负责主要是周恩来。
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军事上的责任第一位是周恩来，这个他是明确的。主席说，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
主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但是，主席又说了， 都要总理负责也不对，为什么呢？他是守纪律的，他要听莫斯科的。再一个就是湘江战役失败以后，总理也反思，而且总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义会议，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开。
遵义会议确定了总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领导以后，实质上还是总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来，开始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象土城战役等等。后来红军到了鸭溪，主席讲的很清楚，就是贵州的一个地方，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主席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主席自己讲，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主席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一军团、三军团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队。从那次谈话以后，总理确实是让部队服从主席。遵义会上他也做了自我批评，总理他认识到自己确实不行后敢于检讨，敢于自我批评，敢于请主席出来。
主席还讲，到了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回到延安。我还到机场去欢迎，他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左右两边，一边是陈云，一边是康生，哼哈二将，厉害啊！王明带着这两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传达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席说，我就不大赞成这一点。主席说，我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他（总理）(不是他，是我，指主席自己——毛远新)就讲了话，说热烈欢迎王明同志回来，给我们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那时侯王明讲，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
主席说他（指王明）的话一说出来，中央大多数又跟着跑了，包括总理。主席又很孤立，在政治局里没几个人，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主席说，我找总理谈过，说你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总理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回到武汉，后来到重庆，他主持的长江局，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对主席的文章只发前一段，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这一部分不发表。
主席说，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大的多，蒋介石闹摩擦了，最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以后，总理和那些人才彻底明白了，一切服从不行啊！皖南事变以后，总理转过来了。解放战争期间总理都是出了力的。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
建国以后，大的方针定下以后，具体怎么做，全是总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但是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挂帅的人，只能当家，不能做主。(来源: 五柳村博客 五柳村编者按：这是一份谈话记录，感谢阎长贵先生提供。 )
原来孙中山先生对毛主席的影响那样大，毛主席也真正、彻底地做到了“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楼主的研究很细致，也极深入，希望这个话题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功莫大焉。
另外行文方面，楼主喜欢分成很多细小的段落，这可能是楼主的习惯；对我的阅读习惯而言，更喜欢较少一点的段落，每个段落文字数量适中且相当，读起来就更流畅一些。🌷
阳逆阴顺，明白这个，自然明白毛周。可以说，这一对至阳至阴的组合，从组织上成就了中国革命。
没有任何资料支持王明安排上海临时中央到了苏区即继承中央责任。
没有任何文件决议，上海临时中央离开上海市是一次仓皇的行为。
王明也没有指定口信说明组织关系，上海临时中央到了苏区完全是一次抢班夺权的行为。这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已经确认。王明亲口承认。
那么如何从组织路线角度解释这次周总的行为呢？他也是先期到达福建苏区的。
但是他知道王明的处理，博古也不可能不和他说。在红军大功率电台毁坏损失前，周总是完全独立有对苏沟通渠道的。说他不知道实情是说不过去的。
同时苏联很重视毛主席，甚至是在毛主席病重下台后虚报了毛主席的死讯。评价的地位很高。
但是，在长征前，我们没看到他们的悔改。李德是送钱的，成了顾问，怎么推出来的？毛主席病愈，测量长征路线，这个时候苏联对毛的评价他们不知道？原来我以为此时信息是不通畅的，后来才知道在中央苏区和苏联中断联系之前，信息是通畅的。
同时，这个路线说法也解释不了遵义会议周总的崛起。
毛主席用这个说法恐怕更多是一种批评，改开后邓颖超用用这种说法来为周总和老干部之间打哈哈，其实很恶心。
一个党员，路线错了，他还值得歌颂吗？这就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上海龙华烈士问题，谁负责，可以肯定王明只是一个支嘴的罢了。屎盆子扣康生身上了，康生承担的起来吗？是那个职责吗？
正因为说不出口，才有了康生投靠王明说。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楼上的康生在和王明刚刚回国，周总投靠了王明，康生却迅速投靠了毛主席？如何解释这种离奇的转变？彭老总都投靠了。也是有意思。（我估计是为了苏援吧）
长征中居然是周总向林彪彭德怀解释毛主席回来的重要性，这事怎么看都很怪。
这个说法在网上看到很多次，每次看都有不同的体会。毛主席说他是党的当家人，但是却总犯路线错误，这就很奇怪。
说周如何，实在是很糟糕，因为上海临时中央崩溃，周要负全责的，无论是王明还是顾顺章都承担不下来。
建国后对苏交往，确实作用大，这个是功劳，至于官僚体系的构建，黑白参半吧！
毛主席只是表达了和周合作的状态。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即少共中的旅欧法国派，去了苏联留学，但是不包括周总。或者历史资料也没提及。
但是，周总的能力和倾向让人感到疑惑。（黄埔时期相对成熟，更成熟的是毛，似乎是不止负责了上海湖南的招生）
没有去苏联，就苏联化了，这个事怎么形成的？不犯组织错误吗？
或者改变对苏联的看法，在苏联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国际派系。他们甚至在法国都有了苏联的痕迹和能力。
但是，为什么不提呢，因为要必须抹黑斯大林吗？
这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可以和斯大林派对抗？还不是托洛茨基，那么他们是谁？
这种成长成熟经历似乎又不太可能。
虽然在苏联确实有不同派系，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是苏联人。
这确实很奇怪。所以说周总没去过苏联，令人感到不可理解。想必是秘密前往，然后获得了授权，大家也认了这种授权，他拥有了较好的基础和地位，由此空降黄埔军校。
以较高的地位参加了苏联安排的国共合作。总之，说周总因为没去苏联，就此在欧洲获得较高地位，总是让人感觉到，不够合理。

▲周恩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的，同年10月，少共全体投票表决，并在翌年2月的临时代表大会上，将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沿革，党史界对改组前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党的性质还是团的性质，看法上产生了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旅欧少共是青年团性质。
王永祥撰文认为，要判定旅欧少共的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弄清旅欧少共发起人的本意；其二是要了解作为一般概念的“少共”在当时环境下的含义。
少共的主要发起者有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李维汉等。赵世炎1922年4月26日的一封信中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并特别提到：“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在4月30日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我今天正在忙碌，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尔尼、里昂、准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从此可以看出，“旅欧少共”与“青年团”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其“内幕”即实质是一回事。周恩来的思想也很明确，在6月的成立大会上讨论组织名称时，他提议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可见他也主张这个青年组织的性质应该是团。周恩来1923年3月给国内团中央写的第一号报告中提到改名称问题时说：他们当时觉得“团体的名称组织有急于改换的必要，于是乃有多数同志提议不待国内信至即实行改组，主张归属国内本团，以明我们去年6月大会组织旅欧少共团体的始衷”。这更明确说明了6月成立大会时的“始衷”是建团组织。
如果从少共在当时国际历史条件下的一般含义来考察，也可以弄清少共的团的性质。当时在“共产国际”之下有一个“少年共产国际”，是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统一领导机关。各国具有不同名称的“少年”组织是少共国际的支部，而不是共产国际的基层单位。因此，从国际的统属关系中，少共只能归到少共国际系统，而不能归到共产国际系统中。再从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过程也可清楚这一点。于1920年8月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思想分歧而在1921年5月解散。而奉少共国际之命回国组织“少年共产党”的张椿年恰在这时回国，经与一些老团员磋商，即为团组织恢复。上述情况清楚表明，“少共”的名称在当时的含义是团组织的性质无疑。
王永祥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旅欧少共的组织是旅欧党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不仅着手建立少共组织，还受党派遣担任旅欧少共的主要领导职务，形成了党对团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指导团组织创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等，公开发行理论刊物《少年》，表明党组织在青年工作方面的重大进展。
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认为少共是共青团的性质，但当时党、团界限不分明。该书指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引述了赵世炎的一份报告说：“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还引述聂荣臻的回忆说：“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第二种观点，认为旅欧少共具有党的性质。
有论者撰文认为，旅欧少共和后来改组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混为一谈，前者的性质是“党”，后者的性质才是“团”。吴时起对王永祥的意见反驳说，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主张，最早提出来的是蔡和森。蔡和森的本意是“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蔡和森回国后，在1922年6月的少共成立大会上为名称问题发生了争议。如果双方都主张建“团”，那根本用不着讨论，问题是一方要建“团”，一方要建“党”。赵世炎、周恩来受巴黎小组委托，要建“团”，思想很明确。但光看到这一方还不够，还必须看到蒙达尔尼那一方，他们不知道张申府巴黎小组的存在，和共产国际也没有联系，因而仍坚持蔡和森的一贯主张。在成立大会上多数人同意定名为少年共产党，就是坚持蔡和森的意见占了优势，而主张用青年团名称的提议被否决了。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名称无关紧要，而要看到这是蔡和森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
该论者还进一步指出，在当时的国际历史条件下，“党”与“团”的界线并无明确划分。1921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文件清楚说明，初创时期的“少年共产党”是起了“党”的作用的。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和各个国家共产党的成立，青年革命组织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作用也起了变化。”“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如果继续作为政治上独立的和领导的组织而存在，势必导致产生两个分庭抗礼的、彼此仅仅在成员年龄上有所差别的共产党”，今后应该把“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领导力量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作用……让位给共产党。”这说明，以国际三大为分界线，在此以前，青年组织起的是“党”的作用。而旅欧少共贯彻国际三大的文件是在1923年2月的临时代表大会上。从此，少共才归附国内团的领导，连名称也改为团了。他还引证聂荣臻、傅钟、尹宽、郑超麟等人的回忆，说明他们当时参加的是“党”，不是“团”，后来才改为“团”。因为在少共成立后，陈独秀给少共采信，认为国内已成立党，国外不应再有一个党，因此，少共才在后来改为团。
作者：刘书楷 郭思敏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 裕
来源：本文摘自《中共党史辨疑》，刘书楷 郭思敏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内容
考虑赵世炎、陈延年等即将到莫斯科去留学，大会选举了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后补委员，并推选周恩来接替赵世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尹宽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了张申府的工作。
周总理是被选中的财务总管，负责接收和分配共产国际的投资。
你这个说法的依据呢？或者说痕迹呢？
你这么想，不够合理，如果说也是共产国际派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