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明末与清末之比较——记明荷之战 -- iimao

长河落日的海上世家

作者：Linz

这篇文章主要是写郑芝龙的，对，就是郑成功他老爸啦。其实当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有次和荒木、钱巨万他们侃大山，说到几乎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同一年代的中国海盗史，欧洲的那几条小破船怎么能和俺们动辄“连船数百，纠合万余”的巨寇们比。俺自然提起了料罗湾海战，荒木老儿闻之悠然，当即就要求俺写来，我磨蹭来磨蹭去，左右也写了二个来月（实质上应该说还是很快了，我几乎每天都写上一小段，千把字的，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多，写上十来万字都交代不完）

当然，按惯例一开始俺总要承前启后、承上启下地发挥发挥，交代一下时事背景问题，这个背景会交代多少字，俺自己心里也没底（汗），所以说，各位看官就忍忍先吧。

郑芝龙的家乡在福建泉州，泉州一地外临大海，兼之又多良港，自宋以来一直是南方极重要的通商口岸，承担大部分对东南亚的贸易。由于明朝的对外政策问题，一直将通商贸易作为要挟外国的手段（就象现在老美动不动以不给你最惠国待遇要挟一样的）。而东南亚国家又离不开中国所出产的奢侈品，不得不屈服于明朝的朝贡贸易。当然，这种或五年或十年一次，限制规模人数，下赠货品种类多少均由礼部拟订的贸易方式，是绝对不可能满足东南亚诸国的需要。因此，民间贸易很快就蓬勃兴旺起来了。民间贸易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对促进经济自然是好的。但却不符合明朝的外交利益，民间贸易满足了东南亚诸国对明朝的物质需要，明朝就很难继续以这种手段来胁迫他们向天朝称臣。因此明朝政府长期严格执行着限制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除了少数外国商人可以执有明官府颁发的勘合令来明朝政府指定的港口进行勘合贸易外，中国民间商人的任何形式规模的出海贸易都是非法的（甚至有时候连国内范围的海运也被禁止）。但是，在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物质生产力过剩和海外贸易厚利的双重压力（生产力过剩使得国内奢侈品利润大减，而有限制的对外贸易使得对外贸易利润飚升），沿海商人往往不惜冲破海禁，冒险走私，甚至不惜以武装船队与官府水师对抗。所以不少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都与海盗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海盗（倭寇之乱之所以威胁到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这些走私商人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明朝在隆庆年间开放民间海禁后，对海上的贸易仍然有很多限制，而且海关是时开时闭，各方面监督更加严格。这时倭寇是勾结不了了，但明朝后期吏治腐败，海商们往往勾结官府，甚至官府中人直接派遣亲信走私牟利。

而这时，在地球的另一边…………

公元1498年，正是明朝孝宗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航船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新的航路。尽管当时还没有资本主义这一说，但不可否认经济学上管这一段时期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自然，对他们来说叫积累，对积累的对象而言，则是赤裸裸的掠夺。这些掠夺者们，现在终于把手伸到了古老的东方。

最早来到东方的殖民者是葡萄牙人。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了满刺加(马六甲)，逐走了满刺加国王，占据了这块土地。满刺加地处马六甲海峡，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不知道的人自己去买张世界地图一看便知）。昔日郑和下西洋时，明朝曾在这里设立过一个军事基地，其主要任务是作为舰队中途侯风转航的停留地。当时此地被称为“外府”，“外府”四处设立有摆栅墙垣，墙垣有四门都有更鼓哨楼箭塔，以做御敌之用。内部还设有重城，建造有完备的仓库设施。明朝的船队自印度洋回航时，到这里集中，把从各国贸易所得到各种钱粮货物集中整理，装整封仓，等到五月中风向顺利的时候，船只再结队返回中国。（这些资料见《东西夷考》）当年明朝曾在东南亚设立过十数处类似的海外军事基地，郑和回航后，部分基地还都予以保留，留驻士兵防卫。满刺加的这个基地，似乎也是保留的基地之一，现在那里的华人多有自称是当年郑和的旧部遗民。葡萄牙人强占满刺加时，满刺加还与中国明朝保持着通贡、通使的关系。葡萄牙人的入侵，使中国官府与当地的联系就此断绝。

控制航路的目的，自然不可能是仅仅为了这个航路，葡萄牙人很快就以满刺加为基地打算前往中国。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满刺加新任总督佐治(Jorgt de AIbuquergue)派遣Jorge AIvares来到广州的屯门

岛，并在此建立石碑，作为所谓的“发现”纪念。第二年，正德十年(1515年)，供职于葡萄牙舰队的意大利人裴来斯特罗(Rafel Perestello)，乘满刺加的商船再次来到中国，并于第二年八九月间返回满刺加。葡萄牙人正式进入广州，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这一年，葡萄牙派皮来资(Thoma\'s Priez，或Thome\'s Perez)充任大使与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Andrade)率舰队从满刺加来到中国广东东芜县屯门岛，要求进入广州，遭到当地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强行驶入内河，开向广州。沿途上，他们发放火铳、火炮，声

音如雷，震动城廓，极为蛮横嚣张。来到广州后，他们要求到北京见明朝皇帝。广东守臣认为“佛朗机”(俺记得以前联盟讨论过佛朗机的由来的吧，反正到底是葡萄牙杜撰来冒充东南亚国家的，还是Franks的译音，在这里关系不大，就当作明朝人对葡萄人的称呼好了)的名称从来没听说过，在《大明会典》中规定可以朝贡的各国名单中没有记载，因而不予放行，并且将他们扣留，同时将情况飞奏朝廷。朝廷政府下令付给他们进献物品的价值，让他们返回。但是葡萄牙人却久留不去。后来，他们买通了一个宦官，才被准予进京。这期间，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则占据了屯门岛，抢掠财物，并且筑室立寨，打算长久住下去。

明武宗死后，世宗即位，由于葡萄牙人在北京表现不恭，同时葡萄牙人侵占满刺加的消息终于上达了天听了，于是明政府便决定断绝和葡萄牙人的关系。世宗便下令将其通事(也就是类似吉川翻译官一类的角色)处死，将“佛郎机”列为不臣之国，宣布终止和他们的来往，并将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境。

葡萄牙人在东南亚一带早已经嚣张惯了，怎么可能乖乖地被明政府驱逐，立刻以武力控制住了屯门岛，甚至派人登陆前往广东新会县骚扰，结果被当地明军击败。葡将别都卢(Pedro Hamen）及其部属葡兵42人被俘，葡兵被当场格杀者35人。明军还夺回被葡军掠去的男女10人，缴获夹板战船2艘。葡萄牙人觉得明军势大，不可力敌，于是只能灰溜溜地走人了事。

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驱逐后，便转而到浙江、福建沿海地区活动。当时已经是嘉靖年间了，大家都知道，那时正是倭寇最猖獗的时候，葡萄牙人这些外国海盗自然和那些以中国人为首的东洋海盗们一拍即合。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前后，他们与倭寇首领首领李光头、许栋等人互相勾结，甚至将舰队开进了倭寇据点宁波双屿，进而合作展开走私贸易，甚至公然与倭寇一同进行抢掠。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四月，明政府派都指挥卢膛率军攻克倭寇巢穴双屿港，斩倭寇巨魁李光头，六月在沙头屿与倭寇进行海战，斩寇首许栋等八十余人，倭寇落水死者近千人。朱纨命人堵塞双屿港，彻底捣毁了这一巢穴。葡萄牙人是否有份参与这场战斗，没有见诸于史料，俺们也不得而知。经历这次大败后，葡萄牙人还是不死心，勾结倭寇又转而来到福建泉州的梧屿(今金门)，再次被明朝军队打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谎称遭通风暴，请求借香山澳(澳门)之地晾晒货物，在贿赂了地方官员，得到允许后，他们借此上岸定居。此后私自屡次扩充地盘，建筑城池炮台，设置官员，强行占据了香山澳一带。

呵呵，俺好象本来打算写老郑家的事，怎么还没开篇哪，就扯这么远了…………汗

继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也来到了东方。其实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荷兰就将一些贸易公司组成联合东印度公司，由政府授予它航运和贸易的垄断权，同时他们拥有大量武装力量，有权宣战、讲和，在海外侵占土地、设置武装基地，点明了，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荷兰的海外军团。东印度公司，凭借它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武装航队，一时横行于海上。

中国人当时将荷兰称为“和兰”或“红毛番”、 “红毛夷”，简称“红毛”或“红夷”。明朝人说他们“深目长鼻、毛发皆赤、其须通赤”，才给予了这样的称呼。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驾驶大型舰只六艘，其中主力舰一艘，巡洋舰一艘，夹板船三艘，还有一艘书上没写（1+1+3=6…………大汗），携带巨炮，直指南洋之吕宋(今马尼拉)，遭到拒绝。荷兰人转而北上，来到中国广东香山澳，请求通贡贸易，声言决不敢为寇。但当地政府难于处理，当时在广东担任税使的李凤只是将船队首领召入城中，逗留了一个月，并没有将其要求贡市的事报告给朝廷，便令其离境了。

与中国通商的超额利润，使得荷兰不愿意就此放弃，为此，荷兰商队首领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ck)变开始和一些中国商人接触，试图寻求开展对华贸易的有效办法。这事，久驻大泥(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之北大年一带)的海澄人李锦向韦麻郎建议说道：“要想到中国去做生意，发财致富，再没有比到漳州去更好了。”漳州海外有澎湖屿，可以据之做为据点。韦麻郎问道：“如果当地官员不允许怎么办?”李锦说：“宦官高莱在福建担任税使，爱钱如命，你只要把他买通了，他专为你上奏一疏，没有得不到批准的；地方官员还敢违抗皇帝的诏书吗？”韦麻郎甚以为妙，遂依计而行，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月(1604年8月7日)在澎湖西岸的港湾停泊，并派人上岸与高莱接触。

但是，事情并不像李锦设想的那样顺利，为荷兰舰队送信的中国商人潘秀一上岸便被中国明朝守将陶拱圣关入了监狱（明朝海禁时，出海既是大罪，要是早几年扣上个结倭的罪名就可以斩立决了），另一个中国商人郭震再也不敢登岸。李锦得知情况，不敢明言计划失败，只是说明政府主意未定。这时，参将施德政奉当局之命，派都司金书沈有容前往晓喻荷兰人。他说：“中国断不容远洋人如此靠近驻扎，有诳你们在此逗留的，就是愚弄你们。”他听说宦官高莱的信使正在荷兰人处，就说：“堂堂中国，难道缺少几万万金钱吗?你们被鼠辈诳骗，后悔都来不及！”韦麻郎身边的入拔出刀刃威胁说；“中国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如何?”沈有容厉声说：“中国甚惯杀贼，只是你们既然说要通商，所以以礼相待，汝等为甚要说相杀?想必原就怀着作乱之心，汝等难道未见天朝之兵威吗?”沈有容的强硬态度，使得荷兰人无言以对。由于当地政府态度极其坚决，韦麻郎感到即使拜托高莱也不一定可靠，便向他要回所赠送的金钱（外国蛮子就是小气，送出去礼都有本事要回来），只将玻璃器和番刀、番酒赠给高莱，请求他代奏皇帝请求通市，但这时高菜也不愿也不敢答应了。

福建巡抚徐学聚等下令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打算以此断绝荷兰人的给养。他上疏朝廷，指陈“八诬五思”，请朝廷不要轻纵，以造成福建的海祸。兵部回复徐学聚等的奏疏，指示“红番闯入内洋，宜设法驱回，以清海檄”，对于勾引荷兰人的奸民潘秀等“均应究处”。明神宗也下谕说：“红毛番无因忽来，狡伪叵测，着严行拒回吕宋也。着严加晓谕，毋听奸徒煽惑，扰害商民，潘秀等依律究处。”结果，韦麻郎见到所求无望便于这年十月二十五日撤离澎湖，潘秀、李锦等人被捕，或处以死罪或充军。

韦麻郎再次受挫后，还是不甘心就这样走了，又率舰队转道来到广东，靠近香山澳一带。当时香山澳为葡萄牙人占据，广东一带是葡萄牙人的根据地之所在，所以，荷兰人的到达，不仅受到中国人的抵制，也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反对。当时，葡萄牙人派人前往广州知府，表示愿意协助中国军队与荷兰人交战，葡萄牙人夸口说：“彼火器即便精工，万无加于我曹，愿首挫其锋。”葡荷双方便在海上发生了激战，互相用火枪火炮攻击。开始时，葡萄牙人大败，明朝人的笔记记载他们“丧失万计”（整个葡萄牙远东舰队怕还没这个数……汗）。接着，荷兰人被引诱上岸。葡萄牙人乘机焚毁了荷兰人的船只，荷兰人无计可施，只好认输。此后，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矛盾更加激化，遂在东南亚一带大打出手。在摩鹿加岛（Molucca）连年交战，香山澳也时时成为他们的战场。

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雷约兹率领一支舰队欲攻取澳门，为葡萄牙人所败。雷约兹见取不下澳门，便率领舰队从澳门北上，于六月初三到达澎湖，在未与明当局做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便强行占领了澎湖岛，在该岛的西南端建筑了堡垒，做为海军根据地。这时荷兰人的部队大约有各类舰只12艘、士兵水手1000到1200人。占领澎湖岛后，他们才向明朝福建当局提出互市要求。出于战略目的的考量，他们急切地试图切断葡萄牙人自澳门、马六甲及西班牙人自马尼拉与中国人所进行的贸易。很有趣的是，他们竟然不自量力地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舰船不能随意到各地贸易。这个要求当地政府自然丝毫不会予以考虑，反而要求他们立刻退出澎湖岛。于是，雷约兹便决定向中国开战，以迫使中国当局改变主意。同时，他们不断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在中国沿岸进行抢劫，烧毁中国船只和村庄。遗憾的事，明朝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不受到外族势力压迫的一个政府，面对关外的异民族，即使打到亡国也不愿意议和，漫说只是几个南蛮人的恐怖活动而已。

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南居益受命担任福建巡抚，他力主剪灭荷兰人的入侵部队。当年十一月，明军焚毁荷军主力舰一艘，生擒敌将高文律等52人，斩首8人，坠海而死者不计其数（死者不计其数的意思就是死人最多二十到三十个的意思）。天启四年正月，明军由吉贝突入镇海港，一边进攻，一边筑工事，一日一夜便垒起一座石城做为军营（肯定比秀吉的一夜城象样多了）然后再由城中频频出击，明军多有斩获，荷兰军被迫退守风柜一城。当月，南居益又发出第二批策应舟师，委派加衔都司顾思忠等统领到澎湖、镇海会齐。五月，副将俞咨皋，游击刘应龙，海道孙国帧相继赶到前线。他们先以火攻船攻击敌舰，断其退路，再攻围攻敌城，四面埋伏火炮，各处密布火舟，断绝敌人供给。在明军强大的攻势下，荷兰人于七月十一日举白旗投降。他们从西北开始拆除自己修造的城堡，将门楼全部拆毁，退出了澎湖。

天启二年荷军到达澎湖时，曾欲在澎湖附近寻找一驻扎之所，于是他们向东来到台湾岛南端。由于他们寻到的港口不便大船出入，因而居住颇感困难。及至天启四年，荷军在澎湖被驱逐后，他们便移居到台湾了。当时明军在台湾没有任何防守力量，事实上，明朝末年军事日驰，水师巡防自然不怎么得力。澎湖是明军海防重地，但被荷兰人侵占时，明军毫不知情，若非荷兰人自己去通知明朝当局，只怕过个十年八年也不见得会有人知道。台湾的情况更严重，致使荷兰军极其轻易地乘虚而入。从此荷兰人在台湾筑城设防，作久居之计。

也就在这个时候，俺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也差不多开始登场了。

此人姓，名郑芝龙，小名一官，字飞黄（或飞虹），福建泉州南南县石井乡人，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三月十日生人。荷兰人在澎湖时，郑芝龙正在澳门一带跟着他舅父黄程做生意，并和当地葡萄牙有了交往（郑芝龙也帮葡萄牙人做过事，因此他学会了葡萄牙语和拉丁语，还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教名是尼古拉·嘉斯巴特(Niclas Gaspard)。尽管当时郑芝龙还年不满二十，但在当地圈子内也算颇有声望。尤其是受到当时的大商人李旦（大商人兼巨寇）的赏识。李旦这个人，和郑芝龙是同乡，也是福建泉州人。李旦早年在马尼拉经商，后来长期居于日本平户。他长期从事海上贸易，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如英国派到日本平户开设商馆的司令官约翰·赛利斯(John Saris)、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平户商馆馆长里查得·考克斯(Richard Cocks)、平户藩主松浦隆信、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萨摩领主岛津氏、荷兰台湾第一任总督宋克)都有过不少交往。他有较高威望，是当地的华人首领。在荷、英文献中称李旦为安得烈·迪特斯(Andrea Ditis)或称中国的甲必丹(China Captian)，意为中国人的首领。李旦有大量资产，并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从事海上贸易。李旦与侵占中国澎湖的荷兰司令官雷约兹也有交往。雷约兹称李旦是台湾最有势力的商人。荷兰驻平户商馆给雷约兹的信中说李旦在长崎拥有大量财产，有漂亮的住宅和美丽的妻子、儿女。雷约兹托李旦代购中国生丝，由于李旦与中国福建地方的一些官员有勾结，所以雷约兹也希望在与中国政府的交涉中能得到他的帮助。但据《明史·卷二六四·南居益传》的记载，说红毛夷倚海寇李旦为助，居益使人招旦，敌酋高文津惧。郑芝龙因为精通数种语言，曾经为李旦做过不少事，极得李旦的信任。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五月，郑芝龙的舅父黄程让郑芝龙帮忙押货物去日本。正巧郑芝龙刚到日本不久，李旦就病死了，李旦死前将一些船只送给了郑芝龙，郑芝龙就此拥有了立身发达的资本。（顺便提一下，温饱死淫欲，郑芝龙有了二糟钱没处儿花，就在日本勾搭上了一女子，讨来做了老婆，也就是郑成功他妈）

花开两朵，俺们各表一枝。（观众：你先前有打埋伏了吗？神一样睿智的作者：有吗？没有吗？哼哼哼哼，俺是作者俺是神俺是上帝，你说了算还是俺说了算！）

话说，其时在日本平户有一位福建漳州府海澄人，姓颜名，思齐，字振泉，时年36岁，身体雄健，武艺精熟。在家乡时，因为受到官宦之家的欺凌，挥拳打死了他们的仆人，被迫逃到日本，以裁缝为生。颜思齐在日本居住了不少年头，也颇有了一点积蓄，他生性豪侠，仗义疏财，远近都知道他的姓名，而颜思齐毕竟不甘心平淡一生，客死他乡。

那颜思齐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叫杨天生，字人英，时年30岁，乃是那泉州府晋江人。杨天生在中国到日本的商船上做大赤般财副，也就是大赤般船上的财务货物管理员。杨天生精通算法，擅于言词，足智多谋而又善使大刀。颜思齐与杨天生一日共同饮酒时，酒喝到微醉，颜思齐叹道：“人生如朝露耳，若不能扬眉吐气，虚度岁月，羞做肮脏丈夫!”杨天生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亦若是。长兄有此雄盼，何愁久困！以余度之，此地可图。”颜思齐又说：“吾亦有心久矣，其奈力微何!”杨天生道：“先以得人为要，弟当凭三寸不烂舌，鼓动各船之杰者，尊我兄为盟主，结拜然后徐徐说之，则事可成矣。”颜思齐说：“此非吾弟不可，事成，富贵与共。”当时，从中国来日本的船十分多，正是颜思齐等纠集徒众的好时机。他们先后联络了长于藤牌的莆田人洪升，能举500斤石遍行教场一周而不改色的惠安人张弘、善使标枪火炮、浑号深山猴的同安人林福，互相攀举，一呼群应，而少年得意的郑芝龙也在其中。

六月十五日，颜思齐等28人，张灯结彩，摆上香花牲供，祭天告地，结为兄弟。按照年龄排列，自然颜思齐为第一，郑芝龙则为尾弟。众人焚化纸钱，相誓说：“虽生不同日，死必同时。”共拜颜思齐为盟主。随之大开筵席，畅饮而散。

自此之后，各位弟兄自然亲密契爱，胜于同胞。但是，除颜思齐和杨天生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结盟的真实意图。这就要靠杨天生去路唇鼓舌四处游说了。他说：“日本地方广阔，上通辽阳、北直(河北省地区)，下达闽、粤、交趾，真是鱼米之乡，若得占踞，足以自霸，然后可徐图中原”（个人认为这句话急具笑果^o^）他说得一干人等人动了心，反倒向颜思齐纷纷来建议：“天生所言诚是，大哥不可失此机会。”颜思齐却假惶惶地说：“公等如儿戏然。夺人之国，岂尔我数人而可?”众人说：“未知大哥如何十大哥意若决，则吾会中诸人，立呼可就，毋烦周折。其余当徐徐诱之，则大事成矣。”颜思齐见第一步策划成功，不免心中暗喜，他嘱咐说：“事当秘密，观人而言。倘一造次，性命恐难保！”

于是诸人开始分头活动。他们查看日人守备情况，设想了行动的方案。他们感到富贵就在眼前，洪升、张弘等催促额思齐从速举事。但颜思齐仍不放心。在杨天生的策划下，于七月十二日，由杨天生设席，将其余27人全部请来，依次坐下，饮酒之际，杨天生再次从中引导，众人祷告天地‘“座中诸人，苟有异心者，天其惩之！”并将颜思齐扶向上座，大家跪在颜思齐周围说：“今日之事，大哥主之，富贵与共，生死勿替，若有违约束者，鸣鼓共诛。”杨天生说：“我们所言，实从心出。今日化家为国在此举，取祸杀身亦在此举。”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单，众人各在名下签押，交给颜思齐，表示愿听约束。颜思齐见火候到了，便说：“齐实不才，因一日之长，既蒙推之，凡事当听吾言，共成富贵。”众人都说：“毋再反悔，即赴汤火，亦不敢辞!”

顺便提一下的，这个聚会二天之后，也就是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1624年8月27日)，郑芝龙的长子福松丸诞生。这时年方弱冠的郑芝龙固然没有想到自己十多年后会成为割据一方的东海王，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往往将郑芝龙介绍为福松丸之父却也是他更难以料及的吧。

这个话头按下不表，却说颜思齐等决定八月十五日举事，却不料在八月十三日便走漏了消息。日本王兵已经四出捉拿唐人。颜思齐通知众兄弟快速下船。时间正是十四日，秋潮已涨，各种大船、舢板，日本花叶小船都在海湾岸边停舶，颜思齐等人先用小船摇到大船上，起碇的起碇，扬帆的扬帆，急忙驶出港口，岸

上大炮已经向船上开炮了。跟随颜思齐出逃的只有一十三只船，他们在近海稍事整顿后，便于十五日天明开炮放洋，向台湾驶去。

颜思齐一行经过八昼夜的航行到达了台湾。他们在北港上岸，随即安营扎寨，抚恤土番，将部屑安排在各地，耕猎以食。这群本欲夺取日本为王的人们，如今只得落地成了草寇，他们常整船出掠，因恰在航海要道，所以收获颇丰，颜思齐的名字很快传遍了闽浙海邦。这时，郑芝龙的父亲郑士表已死，郑家得知芝龙也在台湾，二弟芝虎、四弟芝豹，从兄芝莞都搭附渔船来投芝龙。颜思齐广招流民，队伍很快就扩大到将近3000人的规模，成为一支颇有些声势的海盗商人势力。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因在猪罗山(今嘉义市）打猎回来，欢饮过度，随感风寒，一病不起。颜思齐死后，群龙无首，需要在众人中再行推举个首领。颜思齐死时尚在壮年，又兼死得突然，压根没想要安排什么后事，部众中又没有什么声望能力上能完全服众的人，谁出来做首领大家都不怎么服气。郑芝龙自诩在众人之中才能突出，且善于经营。到台湾后他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译员，但不久就不辞而别，专做海盗生意。由于他精通数种语言，而且又擅长和外国人打交道，财富迅速积累，再加上郑氏兄弟的相助，很快在颜氏集团中显露了头角，已经成为颜氏手下十位寨主之一，且富甲10寨。对充当首领，郑芝龙感到有些当仁不让的意思，但他毕竟只是尾弟，无论如何难以服众。于是郑芝龙提出，只有借天意推举首领才是最为公平之举，大伙一想也是，于是在那大堂之中摆开了香案，众人各拈香一炷，跪告完毕，依序向上天拜祝，请求明示。到底这借天意是如何借的，俺们也不太清楚，有的记载说是将两碗掷下，碗落地不碎者为胜，有的记载说是拜剑，剑跃起者胜。总之，结果是“上天”示意郑芝龙应该充任首领。

郑芝龙本来就颇有些本事，大家也甚服气他，现在看见有天意为其做主，自然也没啥子二话。在“上天”授意下，郑芝龙充任了新的首领。他说：“今日蒙举为首，应有一番整顿，上下分明，赏罚至公，虽亲疏无异。”于是他下令更换军中旗帜，并设中军帅旗，以便众人咸知所尊。同时，郑芝龙还开始整备粮饷，修整器械船只，设立参谋、监军。将原有的十寨改编，改设十八芝，由郑家五兄弟各统一芝，其余13名均以芝字排名，共18芝，于十八日当天拈就名数，各拜天地，并祭献海岛以及旧主颜思齐，然后芝龙登上主位，说：“芝龙菲材，既承诸位推举，惟天在上，可表照心。外则君臣之分，不敢借私思以害公，内则兄弟之情，亦不敢假公威以背义，倘有不及，仰赖诸公指示，若在行间，全仗诸公协力，山河带领，富贵与共。” （以上资料取材于《台湾外志》 ，这玩意和严肃史料沾不上什么边，当故事看看吧）

就此，郑芝龙得以大显身手，并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进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从上面的资料对照后可以看出，荷兰殖民者与颜思齐集团几乎同时来到台湾，不过颜氏占据了猪罗山一带（今嘉义县)，荷兰人侵占了安平。他们之间基于互利原则，很快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关于郑芝龙为荷兰人做翻译以及后来不辞而别去做海盗的事，荷兰文献中有清楚的记载，荷兰代理台湾总督韦特(Gtrard Frederikyoonde With)归任巴伐利亚后，于1627年12月18日给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的报告中说：“一年多以前，做过公司的译员，现在是中国海盗首领的郑一官，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俏俏离开了我们去做海盗。他集聚了大量的船只和人员，威胁整个中国海岸，劫掠破坏许多城市和乡村，使沿岸的航行陷于瘫痪。”1628年1月6日，荷兰东印度总督给总公司的报告中说：“1627年6月，中国人无敢以我们的船只由台湾航行漳河口及其他口岸者，在漳河海岸有一支力量强大的海盗，控制了中国海岸，不但烧毁沿海的船舶，更掠夺陆上城乡。这支有四百只船，七万人规模的海盗集团首领名一官，他曾在台湾公司当过译员，后来当了海盗，一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中国官府对他束手无策。他长期和我们有良好的友谊，我们对他有莫大的信任。”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海峡一带配有相当规模的舰队（悲哀的是，这支舰队主要防备葡萄牙人的，而不是明朝水师），郑芝龙骚扰沿海不得到荷兰人的默契是不可能的。（郑芝龙确实是个人物，但完全不说明他大节无亏，里通外国这种事，他做起来实在是拿手的紧）

郑芝龙的势力发展速度很快。明朝兵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郑芝龙已经有“三万人矣”。同时，由于他们控制了海上贸易，财力雄厚，“其船器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从郑芝龙对颜氏集团的整顿来看，他不同于一般的海盗，而有着更大的野心。他的强有力的组织和作战能力以及他施行的策略，都是他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郑芝龙率部进攻漳浦县。郑芝龙连舯浮海，自龙井登岸，袭击漳浦镇，杀死守将，进泊金门、厦门，公然竖旗募兵。当时，福建地区正逢饥荒，大批饥民和失业游民投入郑芝龙的军中，十天之内，投奔众至数千人。对于富民，郑芝龙则强迫他们出资助饷，称做报水。与一般匪盗不同，芝龙约束所部，不得扰害平民，不许掳掠妇女，焚毁房屋。由于郑芝龙的舰队控制了海路，官府派来的海上运粮船非但不能进入福建，反而都落入的郑芝龙的手里。（福建由于陆路都是山区，大规模运输全部靠海运）反而更加重了福建地区粮食供应的紧张，粮价一日三涨，郑芝龙却在此时放粮以笼络人心，同时还没收当地囤粮的奸商，当地民众投入郑芝龙麾下的求食者越来越多。

明政府对于郑芝龙所为较之其他海盗更为忧虑，他们说：“今龙之为贼，又与杨禄异。假仁、假义，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这样的做法，对明政权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将会加速它的衰败。而当时福建沿海，自倭寇平定后，几十年间没发生过大的战争（即使倭寇时，也是由浙江出兵协助平定的）。因此将士均不知兵，各级官员，不凭武功，但凭萌袭，宽衣大袖，坐享俸禄。士兵的操练不过点卯敷衍，没有战斗能力。所以明军对郑芝龙在沿海的行动一筹莫展。

同年四月，郑芝龙进犯海澄县，在此之前，明军都督俞咨阜请求巡抚朱钦相，招抚海寇杨禄、杨策，杨禄、杨策都投降了官军。据说郑芝龙也想投降，托杨禄、杨策向咨皋转达消息，杨禄要挟郑芝龙，提出若不给予好处就不给他通报。郑芝龙大为愤怒，派遣部将曾五老近泊海澄，接着大掠芦坑、溪尾、九都各地，海澄村落无一幸免。

这年秋天，明政府决定招抚郑芝龙。他们找到了曾在泉州任知府的蔡善继。郑芝龙的父亲郑士表曾在泉州府当过库吏，蔡家与郑家颇有旧恩。这时蔡善继正闲住在家，被起用为泉州巡海道，令其写信招降郑芝龙，蔡善继则选中了黄昌奇为信使。黄昌奇原在泉州府任礼房，与郑士表共事，又有口才，兼与郑家兄弟相识，便被委任为辕门旗鼓，带倍前往劝降。

郑芝龙很快便同意接受明朝的招抚，但他有很多部下对接受招安感到不满，拒绝与他一同归降，郑芝龙只得拨给船只粮饷布帛器械，听其离去。当时与颜思齐一同起事的陈衷纪、杨天生等带着一批部属乘12艘

船返回台湾。一同去泉州港投降的只有郑芝龙、郑芝豹等800余众，12只船。

郑芝龙等来到辕门，脱去衣帽，与郑芝虎、郑芝豹等12人背捆泥首于阶下。蔡善继令人为他们松绑，并以好言抚慰，说：“尔原是良家子，生在公门，况又容貌堂堂。虽尔父已死，尔应立志以图上进，光耀门庭，何忽作乱阶，飘流海外，而暴弃至此？倘非本道，岂能瓦全?今既翻然而悟，贵于自新，本道应为汝详请上宪，通行府县，安插得所。”郑芝龙说：“此实迫于倭番，不得已也，非芝龙敢萌此不肖之心。”蔡善继又说：“谁能无过?只患思知而不改，今尔能改，自是完人。将来功名未可量也。”郑芝龙等叩首称谢退出，守候军门，等待安插的回文。

但是当局只是为了平定海患，并不想给郑芝龙什么职务，巡抚朱钦相批示：“该道即为安插。并将船只、军器追存，造册报缴。” 但当局实际小看了郑芝龙。他们认为就此完事大吉，郑芝龙会俯首帖耳，从此做个顺民。

被官府冷处理了一段时间之后，郑氏兄弟也觉察出官府对他们并不太重视。郑芝虎对其大哥说：“虎不可失威，人不可失势，今当事举动，不过欲散我们党羽耳。党羽散，将来祸福未定，不如乘今夜潮退，扬帆而去。”郑芝龙认为，如此时反悔会辜负蔡善继一片好意，而犹豫不决。郑芝虎说：“不提道宪(巡海道蔡善继)还可，若提道宪，早该去了。”他指出：“宪道书呆，如此安插我们，以为思莫大矣。安望其有格外乎?况汝又末授官职，倘后来有事，衙门深远，那时呼应不灵，将奈何?”未授官职四个字，一下就刺中了郑芝龙的要害，上文说过，郑芝龙此人野心极大，之前受了招安是指望能就此脱了贼身，走上官场正途，现下未得一官半职，看来也无甚指望，想来不觉怒上心头。于是他命令芝虎等密传部众，收拾船械，于深夜三。更放炮三声，随潮而去。朱钦相等没有看到郑芝龙的实力以及影响力，吝啬这一官半职，不能不说是一失策。

郑芝龙叛走后，船泊铜山，开始招揽旧部，明军则在沿海戒严。明福建巡抚朱一冯到任，传檄都司杨先春率把总许心素、陈文廉一同进行剿，与郑芝龙在将军澳相遇。两军展开激战，自辰时至酉时即从早到晚整整厮杀了一天，而不分胜负。晚潮风起流逆，许心素、陈文廉二船漂泊不能回踪，杨先春收入旧澳镇。郑芝龙派遣郑芝豹偷渡盐墩，绕到杨先春营后，郑芝龙本人统率大队登上海岸，使杨先春腹背受敌，乘潮遁入金门。杨先春等的追击被打败。

这年冬天，朱一冯再派卢毓英与杨先春合剿，结果再次被郑芝龙打败，卢毓英本人被擒。郑芝龙亲自为卢毓英松绑，给予很高的礼遇。郑芝龙再次表示了希望归降的意思。他说：“某非敢拒官军，不得已耳，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

卢毓英被放还后，将郑芝龙的情况报告给都督俞咨皋。这俞咨皋乃是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虽将门惜非虎子）。他见卢毓英败还并替郑芝龙说话，大为不满，声色俱厉地予以训斥。但俞咨皋本来却又畏惧以海战扬名的郑家水师不敢亲自出兵。巡抚朱一冯敦促俞咨皋限期扑灭郑芝龙。俞咨皋派遣千户马胜，百户杨世爵率船20艘出港剿捕，结果二人皆战死。俞咨皋又派副总兵陈希范带领归顺朝廷的大海盗杨禄、杨策等人前往。刚一交兵，陈希范先逃跑了。把总洪应计、张选举奋力作战，杨禄、杨策亦畏惧郑芝龙势大不敢上前。洪应计见形势危急，便举火自焚，张选举则抱着火铳跳水而死。俞咨皋听到战报，调闽安、兴化、泉、漳各镇之兵集中到中左所(今厦门)。郑芝龙听说后长笑道：“咨皋纨绔子弟？徒读父书，安知兵？”双方再战，俞咨皋又大败，逃往三叉河，郑芝龙纵之不追。随即郑军进入中左所。中左所内留人打开城门，请求不要杀害百姓。郑芝龙立刻下令约束部下，对当地无所侵扰，不久撤去。

当时郑芝龙兵势虽胜，但所到之处禁止部下抢掠，放还俘获的明军将领，对被打败的官军也不追击。官府中的有识之士看得非常清楚，泉州知府王猷说：“芝龙之势如此，而不追、不杀、不焚掠，似有归罪之萌。今剿难立灭，抚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谕，退舟海外，仍许立功赎罪，有功之日，优以爵秩。”兴泉道邓良知听从了王猷的建议，派人向郑芝龙表达了招抚的意思。

同时，朝廷中人对郑芝龙也可以予以注意了，漳州人颜继祖，时任工科给事中，上疏给明思宗说：“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靡不了然胸中。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艘数百，招徒数万，城社之狐鼠，甘为爪牙，郡县之刀笔，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末行而机先泄。官府才以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以下士，劫富而资贫。一个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乡可保无虞。”由此更可以看出，郑芝龙确实并非一般以财货为目的的海盗，他有着更大的野心和政治抱负，因而也更善于收拢人心吸引入才。当时明政府为打击郑芝龙，在福建沿海地区，实行米禁，郑芝龙则把此做为扩大势力的机会。工部右侍郎兼户部侍郎董应举批评朝廷说“岂非驱吾民与之耶！彼以恤贫诱人，我以禁粟驱民，此芝龙诸贼所鼓掌而笑也”。“我弃之彼收之，我驱之，彼用之。我兵非兵，船非船、将非将，彼善用我人，取我船，掳我将，乘我遏粟饥荒而以济贫为名，故归之如流水。”

面对郑芝龙的挑战，畏缩观望、坐失战机，毫无建树的俞咨皋遭到弹劲，经廷臣会议，俞咨皋被解除职务，逮捕入—狱，后俞咨皋及副将陈希范都被处死。

此时，郑芝龙已然拥有足够的实力横行海上，其势力已经相当之可观了。当时有人记载说：“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而有一百二十只，丁卯(天启七年，1627年)遂至七百，今(祟祯初年)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一年之内就增加近十倍。这与荷兰人的记载郑芝龙在1627年有船四百只，人员七万，公元1628年(祟祯元年)六月“海贼一宫拥有帆船一千艘”是大体一致的。而这时，明政府在北方又面临着满洲人的强大压力，天下兵力都聚集在辽东，无暇顾及东南沿海。除了再次对郑芝龙实行招抚外，几乎别无选择。

祟帧元年(1628年)，明朗政府起用熊文灿为福建左布政史，三月拜右都御史，巡抚其地。这年六月，兵部做出招抚郑芝龙的决定。熊文灿根据泉州知府王猷的建议，派遣卢毓英前往招降郑芝龙。既然郑芝龙早有降意，双方便一拍即合。郑所图在官职，因而卢毓英表示“将军退出海外，立功之日，定然题保，决不负将军归诚意”。郑芝龙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军士便于采买粮食”。卢毓英则要求“将军亦当约束诸人，登岸毋得放纵”。—双方各有所求而各得所求，因而尽欢而散。

七月，郑芝龙率众投降明朝，他差遗郑芝燕、郑芝风携带金银币帛，同卢毓英一道来到泉州，拜见知府王猷和巡道邓良知，代郑芝龙转达意愿，表示“愿拜门下”，并送上厚礼。双方大喜，卢毓英等立即行文本府沿海卫所，允许郑芝龙军士登岸采买，又向省呈上文书，称“芝龙倾心向化，情愿自新，立功赎罪，从此沿海地方得以宁靖”。熊文灿立刻通告全省，“准郑芝龙招安，候旨定夺”。郑芝龙用大批海物珍奇贿赂了福建地方官员和朝中权贵，因此上面都为他说好话。这年九月，朝廷批准熊文灿题奏，授予郑芝龙守备之职。

郑芝龙从此成为明朝的官员，但是郑芝龙的的军队并没有被政府收编，他依旧呼啸海上，势力反而从此得以更加扩大。郑家的舰队仍然盘踞海滨，在近海州县仍然要求百姓报水如故。另外，郑芝龙还以官军的名义放手打击在海上敢于与之作对争胜的其他力量。他许诺的“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事了。从此东南海上，便将是郑芝龙的天下。荷兰人所称的郑芝龙“已成为海上之王”也便名副其实了。

当时的明朝政府在东北、西北两面用兵（郑芝龙进攻中左所时，正是宁锦大捷打的最激烈的时候，而西北穷苦之地更是流寇四起。），对于东南方的海盗自然是无暇多顾，这正是促成明政府决定招安郑芝龙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东南海上，除郑芝龙之外，还有多股海盗。他们虽然不如郑芝龙的势力强大，但骚扰沿海却为祸更甚，自然为明政府所不容。明政府要假郑芝龙之手，平息东南海盗，郑芝龙则可借朝廷的威势，“明正言顺”地扫除不服从他的海盗势力，建立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因为东南沿海地区毕竟离京师遥远，明政府也不妨放手把海上之权交付与郑芝龙。这样，使得郑芝龙在清除海盗的过程中势力进一步壮大。

郑芝龙被授予守备之职后，明朝政府又委任与郑芝龙交好的卢毓英为监军，以监督郑芝龙军扫平各路海盗，立功之日，再为他提请升职。卢毓英带着军门的檄谕，同郑芝风回到泉州拜见泉州府、道。府、道也为郑芝龙被招降授官而喜，并嘱咐卢毓英迅速督促郑芝龙立功。卢毓英星夜赶到旧镇，会见郑芝龙。郑芝龙得知官府已提请朝廷授给他官职的消息，大为高兴。郑芝龙向卢毓英致谢后，随即整顿船只，以便征剿。卢毓英询问道：“将军此行，先平何人?”郑芝龙说：“陈衷纪等原与某有八拜之交，今为李奇魁所并，当誓师先除此贼，则公私可以两尽。”这正是借官家之名报私家之仇。但卢毓英却说：“将军情义深重，调度有方，真令人感激敬服。”郑芝龙立即派遣了快哨，出洋侦探李奇魁出没之地。

这个李奇魁，本来是泉州惠安的一个渔民。传说他自幼出入湄州沿海，深识水性，可以深藏在水底半日不出，口能转气，眼睛可以看清水里的东西。当时李奇魁正当29岁盛年，号称两膀子一晃有700来斤的力气。由于李奇魁在当地颇有些声望，而当时海上渔民很多人都想改行做海盗，于是便有人推举李奇魁为首，纠合当地的渔船四处劫掠商船，海上因而不宁。李奇魁部众的活动范围在澎湖一带，一直以拦劫从吕宋过来的洋船为生。

当年郑芝龙第一受招安时，由于陈衷纪、杨天生等不同意郑芝龙接受招安，带了些人马返回了台湾，后来知道郑芝龙第一次招安不成，又脱离了官府，于是便又率领部下来与郑芝龙相聚。不料，路过澎湖一带时，遇到了李奇魁的船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李奇魁当时居然指挥部众围攻陈衷纪等，陈等出其不意遭到

袭击，大败被杀，仅存李英及通事(翻译)何斌乘一小船逃回台湾。根据当地府志的记载，说李奇魁也曾是郑芝龙的同伙并与郑同时接受招安，但很快又叛走了，因此与郑芝龙结仇。

不管之前是怎么回事，在崇祯二年夏四月，李奇魁等纠集了船二百余，贼数千先发制人，攻到了金门一带，将舟船泊于料罗湾。金门一带，等若是郑芝龙地盘，卧榻之下，岂容他人安睡！更何况郑芝龙刚刚受了朝廷的招安，急于表功的郑芝龙立刻率兵前往征讨。郑芝龙以其弟郑芝虎、郑芝豹为先锋，郑芝鹏、郑芝彪为应援，郑芝龙自领郑芝鹗、郑芝豹等与卢毓英会合后，驻守金门的哨船听到郑军出兵的炮声，也从城仔角出击。李奇魁见到大兵压来，感到寡不敌众，便转舵逃遁，郑军死追不放，并使用火罐、火喷筒等发动火攻战。先锋郑芝虎的座船从后面乘风追了上李奇魁的座船，郑芝虎麾下众将纷纷跳上敌船，展开一场厮杀，李奇魁被郑将陈秀一枪刺死。郑芝龙见李奇魁已死，便下令让士兵大呼“降者不杀”，剩下的贼船纷纷降下头帆，表示归降。郑芝龙将李奇魁的头割下，设位哭祭陈衷纪等，然后回师，申报军门。熊文灿按到捷报，派遣旗鼓携带谕帖，银牌到料罗前去稿赏，泉州府与巡道也派人带银牌、羊酒前去犒赏。熊文灿同时提请提升郑芝龙为参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