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明末与清末之比较——记明荷之战 -- iimao

李奇魁的余部被郑芝龙收编，郑芝龙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更重要的是，郑芝龙清除了在澎湖一带唯一敢于与他公然对抗的势力，从此郑芝龙得以进一步经营台湾海峡。其实就郑芝龙而言，他肯定把台湾当作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因此他在控制了台湾海峡后，在开发台湾上投入了大量的血本。崇祯三年，福建发生大旱，农民无食，流离田土。郑芝龙就请示巡抚熊文灿批准，用船将饥民数万人运往台湾安置。为了安置这些移民，郑芝龙给予了他们数目极其巨大的补助（据说当时几乎花尽了郑芝龙的家财）用来购买耕牛和粮食，分给饥民，运往台湾。据说台湾外志的记载，这些补助的具体数目是“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在灾荒时期，这样的诱惑完全可以让这些人抛弃他们的故土。作为台湾的第一批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对台湾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没有郑家父子，就不会有中国人的台湾。）移民到台湾后，郑芝龙令其

开垦荒田，而收取租赋。这一举措，不仅部分地解决了福建的饥民问题，使郑芝龙人望迅速攀升，而且还使郑芝龙在台湾的地位更为巩固。另外，台湾得到进一步开发后，也使得郑芝龙以地主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对台湾实施行政上的管理，并将这里作为他的囤兵基地。

郑芝龙扫除的第二个敌手，是杨禄、杨策。杨禄、杨策又称杨六、杨七，他们曾经被总兵官俞咨皋招降，后又叛为海盗。杨禄等在乌洋一带，招集徒众，共有船百余艘，四出到悬钟所、卸石湾等地抢劫，焚烧兵船、民舍，杀戮不计其数。郑芝龙在金门港战败杨禄、杨策，二杨被斩，其部众被郑芝龙收编。杨禄、杨策在投降政府军期间，曾经参与对郑芝龙的征讨，至此郑芝龙报了一箭之仇。

这之后，郑芝龙又奉熊文灿之命剿灭劫掠闽安的海盗褚采老，郑军追击褚采老至南日，一举而平，从此东南海上颇为平静。

却又说崇祯四年四月的一天，皇帝召廷臣和各省的监司，在平台上问对。他问福建市政使吴砀、陆之棋：“海寇备御若何?”吴砀说：“海寇与陆寇不同，故权抚之，但官兵依赖招抚，以为海上因此可以安定，而一些海盗因为官府的招抚却更为恣肆，因此海上骚乱数年得不到平息。”崇祯帝说：“以前已招抚了李奇魁，又为何将他杀了呢?”吴砀说：“李奇魁与郑芝龙不同，即使接受了招抚，最终也不为我们所用，如今海寇钟斌虽然也接受招抚，但他同样也心怀叵测，不可保证就不叛去。”祟帧帝又问平定海患切实可行的办法，陆之棋说：“海上官军肯出死力，有司团练乡兵，多设火器，以守为战，剿之不难。”崇祯帝又问巡抚熊文灿的情况。吴砀说：“文灿胆识俱优，但视贼太易，故前有吉了之败。”崇祯帝又问广东市政使陆问札，陆回答说：“广东海盗都是从福建来的，船大而火器多，兵船难靠近。但是，只要守住海门，不许海寇登陆，海寇也不为害。”

从这段对话来看，郑芝龙的功绩已经上达天听，逐渐成为了明朝所依靠的海上长城。而钟斌也不出吴砀的判断，不久果然叛变，进攻福州。巡抚熊文灿与郑芝龙联合讨伐钟斌，熊文灿将钟斌引诱至泉州，郑芝龙奉命将其击败，钟斌之兄被杀。后来钟斌逃到大洋，感到无法立足，投海而死。

这年九月，已经归降的海盗钟凌秀再次叛乱，他们从平远举事，占据了上杭、武平，熊文灿提兵汀州，钟凌秀便放弃了上杭、武平直指广东，袭破始兴县，军情紧急。朝廷下旨命熊文灿同江西、广东两院会剿。于是熊文灿亲自率郑芝龙驻兵于上杭，郑芝龙从三河坝进剿敌巢，将其焚毁，第二年春，郑芝龙追钟凌秀至石窟都，钟凌秀带部下200人接受招抚。鉴于钟凌秀降而复叛，必须有所惩戒。钟凌秀被擒后，郑芝龙斩断他的右臂，将其关入监狱，同时，郑芝龙又发兵包围了钟复秀，钟复秀溃围而出，后来接连骚扰惠州潮州之间，汀州反获得几年的安定。这一次，是郑芝龙第一次在陆上的用兵。

郑芝龙在海上的最后一个劲敌是海盗刘香。刘香又称刘香老，是漳州海澄人，五短身材，性极骁勇，招引无业游民，“聚众数千，有船大小百余号”，用小船出金门，劫掠商船，杀伤官军，横行粤东碣石、南澳一带，也曾与荷兰侵略军联手进攻明军。

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刘香进犯福建小呈，郑芝龙将其击退。六年六月，刘香又犯长乐，七年四月，刘香又犯海丰。此前五年二月，熊文灿已因平定闽中海寇有功，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钟凌秀的余党溃逃后，转掠江西属邑，熊文灿曾传檄郑芝龙屡败敌兵。后来，福建因有红毛夷(荷兰人)的祸患，海盗刘香乘机接连进犯闽广沿海各地。崇祯帝责成熊文灿处置此事。熊文灿不能用兵讨平，便考虑招抚。刘香假装同意投降。熊文灿派参政洪云蒸、副使康承祖等到敌船上去宣谕，都被刘香扣留。熊文灿道崇祯帝斥责，被弹劾贬官，戴罪自效。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郑芝龙合广东兵进击刘香于田尾远洋。刘香胁制洪云蒸为人质，要求郑芝龙等止兵。洪云蒸大声呼喊说：“我矢志报国，请赶快击贼，不要失去时机！”郑芝龙等进兵，洪云蒸遇害。郑芝龙与刘香展开了海上争逐。当时说郑芝龙等曾六破刘香：“一破之于石尾，再破之于定海，三破之于广河，四破之于白鸽。五破之于大担，六破之于钱澳”。最后，刘香势穷，走投无路，自焚溺死。康承祖等得以逃脱返回。刘香党徒千余人到浙江去投降官府。

从此，中国的东南海面上海盗彻底平息了。海波不兴，鲸鲲屏迹，郑芝龙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从此得到朝廷的信任和依重，而且得以完全垄断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成为独霸一方的最大的海商。

郑芝龙称霸海上的目的，本质上还是为了垄断海上贸易的庞大利益。因此，在铲除一个又一个的海盗后，对付郑芝龙他那并不可靠的盟友，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事，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时日程。

由于荷兰人的军队在澎湖擅自筑城，建立军事根据地，明朝政府将他们赶出了澎湖，这些红毛夷的船队转而掠夺中国沿海地区，烧毁村庄、船只、掠夺人口，再次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抗，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乘明军守备空虚来到台湾后，在大员港两岸一鲲身的地方建筑了热兰遮城，热兰遮本是荷兰一艘船的名字。正是这艘船将马尔登·宋克(MaortenSonk)载来台湾，后来(1625年一1626年)宋克是代表荷兰政府统治台湾的长官。热兰遮城基方276丈6尺，高3丈多，上下两层。城用大砖，调油灰筑成，垛有铁钉，甚为坚固。在城上设有一些了望亭，共有3门，四隅设炮20门，防备极为严密。

在这期间，在郑芝龙的有意识的引导下，陆续有大陆移民来到台湾，除了妇女儿童以外，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约有25000人的壮丁的移民区。这些中国居民主要从事贸易和农业，他们大量种植大米、甘蔗，每年将产品整船运到各地去贩卖。与此同时，这些荷兰红毛夷则用15匹粗棉布从当地土著手里“买”得了赤嵌大片土地，做为东印度公司的财产。

但是由于明政府对荷兰红毛夷的极度不信任，他们一直没有取得与中国大陆贸易的合法权力。天启七年(1627)，接替已故长官宋克的第二任荷兰驻台长官迪·韦特（Gerand Frederikszoon de with)为取得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权，曾接受福建总兵俞咨阜的要求，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以与明朝官军配合。

荷兰第三任台湾长官彼德·纳茨(Pieter Nuyts)在给牛文莱律的信中对这件事曾有详细的描述：

韦特司令应巡抚、都督、巡海道及其他中国官员的请求，从漳州港驶向靠近南澳岛一个名叫铜山的地方去镇压海贼一官(即郑芝龙)。作为此事的报酬，巡抚曾书面允许荷兰人必将获得皇帝的准许与中国贸易。

司令到达该处后，遭受海贼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返回此地(指台湾)。但是，前面已经提到，迄今尚无一人回来。该海贼对我方前去进攻甚为愤怒。他拥有帆船千余艘，多方危害我们，例如他捕获了我方一艘大帆船，连同船员八十五人。以后，另一艘有两付锚 链从此地开往司令处的船也被捕获。新港号帆船满载货物，值18，000里尔(real)以上，本来打算安全地运往中国，也被截获。此外，有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载有约安·樊·德·哈根氏(Joannes Van der Hagen)被派往泉州沈苏(Simsou)处运丝，也被截获。沈苏本人被俘处死，全部财产被截。厦门为海贼占领，厦门都督被逐，全部海岸被占领。最后，该海贼又劫走我方快艇西卡佩尔号及艇上人员物资。

因为船只都不能在中国海岸露面，一露面就要被一官截获，我们350人只好坐因此间，无能为力。假如不立即温兵救援，那么除了一艘待修补的船只外，阁下恐怕不能再从此处得到什么东西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强大，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夹板、洋炮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但同时也可以看出郑芝龙要称霸海上，必须克服荷兰人这一个障碍。另外，台湾是郑芝龙极重要的根据地，即使是为了保住这块根据地，郑芝龙也必须要设法解决荷兰人这一问题。自然，众所周知，以这些南蛮人的智力程度，天朝的教化他们是不能领会的，只能以兵威震慑。事实上，郑芝龙的部众本来就多有靠吃洋船为生的海盗，重操就业自然方便的紧。欧洲人的海盗战术实在不见得玩的过俺们。

根据有关方面的资料，荷兰人被赶出澎湖，转而来到台湾后，不仅在台湾筑城作为贸易基地，而且声称“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此事当然查无实据。但是荷兰人控制台湾，自称台湾的主人，并向在台湾的人和来台湾贸易的人征收税款，他们向当地中国人运往各地的大米甘蔗征收大量税款，并向前来贸易的日本人征收关税，而且与日本发生了冲突。日本人说他们比东印度公司早来此地6年，因而强烈反对交纳关税，但荷兰人认为，即使允许日本人在台湾自由贸易，他们也必须像岛上其他居民一样交纳关税和其他各租税，因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属于中国皇帝。

当然，荷兰人他们声称的“中国皇帝将台湾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这一说法，郑芝龙是完全不予以理睬的，台湾是郑芝龙的老根据地，也是他的利益所在。这里要指出的，当时同洋船交易，利润是极其丰厚的，郑芝龙绝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利润，但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政策也一向明确，只有打不过的时候才给你玩公平交易。郑芝龙与荷兰人时好时恶，自然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

到了第二年，郑芝龙已经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他的地位改变了，与荷兰的关系也随之改变。荷兰人长期苦于无法与明政府沟通，现在有了郑芝龙这样的中介，自然喜不自胜。荷兰人记载说：“一官已与皇帝、巡抚达成协定，欲与我方友好。为表示其诚意，在我方请求下，归还快艇西卡佩尔号和款项，即我方船员及中国人在占领期间所支用的一千一百八十二又八分之一里尔(real)，合八百六十三两，又归还一批烧酒，以及阁下(指牛文来律)在爪哇所开货单上的各项副食品。”这是对上次战争的善后处理。这年九月，荷兰驻台长官纳茨来到厦门，以致谢为名把郑芝龙骗到舰上，胁迫郑芝龙与之签订了一项为期3年的海上贸易协定，“郑方每年须以生丝一千四百担以及砂糖、丝织品等供应荷方，并向荷方购买胡椒一千担”。（当然，郑芝龙也是无赖出身，这个协议从来没有完整执行过）崇祯三年(1630年)，郑芝龙又与台湾长官普特曼斯达成了荷兰对于郑方船舶加以保护的协议。这实际上是郑芝龙与荷兰殖民者联手打破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进而共同分享海上贸易的利益。

但是，对荷兰人来说，只是得到了海上贸易的许可，至于与大陆的贸易，则要经过郑芝龙这中间环节。荷兰人不得上岸自由贸易。荷兰人不甘心拘于郑芝龙为他们划定的范围，于祟损四年二月派上席商务员向郑芝龙提出上岸贸易的请求。经一再协商，郑芝龙才允许6名商人与荷兰人进行贸易，而荷兰人到泉州贸易，也须得到郑芝龙准许。荷兰人一开始还能忍耐，后来贪婪成性的他们很快就不耐烦了，打算以武力以后盾，彻底打破这一僵局。其实早在崇祯三年(1630年)，郑芝龙就曾对进犯中左所的荷兰舰队偷袭，放火烧毁荷船，迫使荷人远遁。荷兰殖民者不甘于这种受制于人的情况，东印度公司也不愿看到他们的贸易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决心对中国开战，以迫使明朝政府允许他们上岸自由贸易。

荷兰侵略军的这次行动是与海盗刘香配合而进行的，郑芝龙的舰队是他们的共同对手。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初一，荷兰东印度派出一支约有20余艘各类战舰的舰队抵达南澳。初六，荷军与刘香向明朝南澳守军

发起进攻，在敌军的夹击下，明军浴血奋战，在激战中，明军5只船被烧毁，把总范汝耀被敌军射成重伤，17人阵亡。荷兰军有哨船3只被焚毁，伤亡人数与明军大体相同。入夜，明军又用5只兵船做火攻剑焚毁敌军3只兵船，几天后，荷军感到在这里无便宜可占，被迫撤退。

初七荷军转而进攻厦门，这里是游击张水产的驻防之地。当时，张水产正在泉州料理器械，厦门守军没料到荷军突然袭来，在仓促应战中，明军战船5艘被毁。这时，郑芝龙的船队也从广东回来在此地岸边修理，突然遭到荷军袭击，有10只船被焚毁。荷军又转掠青澳港，被韩登坛击毙2人，在刺屿打石澳，又被袁德等击毁船1只，击毙1人。被荷军掳获的葡萄牙人16人也被明军所得。

由于荷兰军一直没获得明显的胜利，于是不甘心的他们再次进攻厦门。游击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督率明军奋勇迎击。荷军败退，l0余名荷兵被杀死，尖尾船一艘被焚毁。明舟师追至外洋，但因风向不顺，经两昼夜，未通敌而返。

荷军游戈海上20日，不敢近逼厦门，又转而从料罗湾进窥海澄境。知县梁兆阳率兵夜渡语屿(金门)，袭破荷军，焚其小舟三艘，获五艘。

福建巡抚邹维涟自福宁听到报告，飞谕各地文武将吏，不许再谈“互市”二字，“誓以一身拼死当夷”。（俺一直感服于明朝抵抗外敌时决不变通的坚定决心，而且这种决心往往是上下一体的）八月十二日，邹维涟自省城抵达漳州，檄调诸将，大集舟师。他命当时已任五虎游击的郑芝龙为先锋，以南路副总高应岳为左翼，泉南游击张水产为右翼，澎湖游击王尚忠为游兵，副总兵刘应宠、参将邓枢为中军，分守海南道施邦暇、分巡兴泉道曾樱为监军，漳州海防同知吴震元、泉州海防同知陈梦珠纪功散赏。安排停当后，邹维涟将自己制定的海战焚敌方略亲手交给各位将领。八月十三日，他亲自渡过海澄，誓师督战。诸将歃血为盟，发誓同心协力，拼死剿敌，随后分头相机出击。

郑芝龙事先已经密遣间谍到澎湖一带勘察，九月一日在澎湖大屿焚毁荷军大型夹板船一只，焚溺死敌军数百，生擒敌军首领1人、士兵6人，并将3名勾引敌兵的海贼斩首。接着又焚烧敌军夹板船1只。15日，郑芝龙督舟师扼制乌纱头，这时，荷军夹板船9艘，刘香船50余只自南北上，游移于外洋。郑芝龙督率官兵立下战书，约为决战。各路舟师迅速会齐，敌船也来到料罗湾。各将都说“兵贵神速”，遂于20日早五鼓，各自围头开驾，直抵料罗湾，黎明与敌兵相遇。

郑芝龙率本部官兵主攻荷军的夹板船，各路军分剿余部，邹维涟派遣的差官葛聪在邹的坐舰上宣谕军令。加衔参将陈鹏首先冲入敌阵，把总郑然冒死擒击大夹板，铣弹交锋，矢石如雨。这一战，前冲者真如摧枯拉朽，随后者无不乘胜长驱，将士浑身是胆，各效死力。敌军夹板被焚者火焰冲天，敌兵溺水者尸浮满目。明军擒斩累累，无不认为“足以扬中国之威，而落狡夷之魄”。明军焚毁敌军夹板船4只，缴获1只，其余5只夹板逃遁。各哨献生擒荷军84名，斩首5颗，哨船1只，敌妇2名，小厮1名，海贼19名，以及大铳、鸟铳各种军械。明军把总郑然中弹阵亡，明兵阵亡86名，重伤132名，也颇有损失。

各将纷纷向邹维涟报捷，邹维涟随即上书向朝廷报捷，疏中说：“惟是躬逢尧舜，乃文乃武，檄幸事成。臣已仰仗天威于间外，则当布昭圣武于域中，献俘朔廷，正刑施街，庶快神人之愤，而寒夷寇之服。”总计战果此役明军“生擒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斩夷级二十颗，焚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呵呵，烧沉夷众数千计，牛皮吹的实在……），并缴获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等，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未做统计。时人评论，无人不说：“闽粤自有红夷来，数十年间，此捷创闻。”

由于郑芝龙在此之前，长期与荷兰人有贸易关系，同时在剿灭钟斌、李奇魁时又曾借助荷兰人之力，因而不能放手打击荷兰人。但是料罗一役，如邹维族说：“芝龙慷慨男子，幡然侮悟，誓天剿夷，破家赏士”，“虽借力于诸将，已拼死于前—冲，劳苦功高”，因而请朝廷“显耀”，“以酬奇绩”。

事实上，俺上面也说到，根据荷兰人方面的记载，荷兰人对于郑芝龙垄断了东南亚贸易的大部分利润一事感到不满，打算以武力获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而郑芝龙也逐渐感觉荷兰人气焰嚣张，要价越来越高，也打算打压一下他们的气焰。

在这场战斗中，荷兰人的主力被消灭，但他们虽被击败，但并没有就此退出台湾海峡。当然，郑芝龙也不希望他们退出。荷兰人在受到重创之后，暂时无力以武力在东南亚扬威，为在中国沿海立足，也被迫只能与郑芝龙重修旧好。料罗湾之役后，郑芝龙便派船运货至台湾又开始了商业活动。福建地方当局也再次允许商人赴台互市。崇祯八年(1635年)三月，新任巡抚沈尤龙，准允福州泉州海道向3名商人颁发赴台贸易凭证。台湾开始成为中荷交易的中转基地。

根据当地府志记载，在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郑芝龙再次打退荷军对沿海的进犯。当时荷军首领郎必即哩歌先后劫掠浙江、福建，海上官军屡为所败后，郑芝龙奉巡抚之命至湄州外洋，与荷军相遇。因为夷船高大，明军计无所施，伤者甚重。郑芝龙只得暂退，停泊在枫亭港口。他招募到熟悉水性的渔夫50人，用竹简盛火药，每人携带两筒，驾舟急驶到夷船边，渔夫用钉钉筒发火，焚烧敌船，迅速浮浪而归。荷船被焚毁5艘，郎必即哩歌大惊，从此不敢再入闽境。

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荷兰人与郑芝龙之间的贸易关系，最重要的一项是把中国大量砂糖运往欧州各地。1628年(崇祯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乌特勒希得号等船只运往波斯的货物中，中国粉砂糖达36404斤，价值3418盾。1637年(崇祯十年)1月22日，自苏拉特开往甘隆的荷兰船阿美利亚号所载的货物中，中国的白砂糖有19100斤，价值1839盾。这些砂糖，除一部分是台湾生产的之外，绝大部分是从郑氏海商手中转买来的。比如，1636年(崇祯九年)3月21日大员商馆日志记载说：“有一艘戎克船自厦门装载1500o斤粉砂糖和五箱金条到达”；又如，1637年5月15日记载说：“二艘来自厦门，搭载货物如下：白粉砂糖100000斤，白蜡4000斤，明矾12500斤，细瓷130篓。”除大量砂糖外，荷兰人还把巴达维亚的大量胡椒、香料、琥珀、锡、铅等经过台湾输入中国，也将台湾的藤大量卖往中国。他们到中国购买的主要是丝绸、陶瓷和黄金，向巴达维亚转销。

祟帧十三年(1640年)，荷兰殖民者与郑芝龙之间达成了关于海上航行和对日贸易的若干协议：郑方须将生丝及其他中国特产运到台湾，由荷兰以相当价格收购后转贩日本，—并每年给予倍用贷款100万佛兰棱萨金币。每月取回2．5％的利息，为期3个月。

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彼此相安无事，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当时荷兰人把郑芝龙看成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向郑芝龙而不是北京遣使节，尊奉他，向他献上各种礼物，有一次甚至献上了一支王杖，一顶金冠。无疑，荷兰人当时完全将郑芝龙当作一位国王而不是明朝的一个中级将官来对待，

此时的郑芝龙，已经“独有南海之利”，在当时东南亚的海上，没有郑家令旗的商船不能往来，每一只商船被郑芝龙抽税达“三千金”，因而郑芝龙“岁入千万计”。当时，明朗的海禁并没有打开，而是海上贸易被郑氏集团控制得以独擅其利。因此崇祯十二年(1639)给事中傅崇元曾上书朗廷要求开放洋禁，改变“沿海将领奸民，坐享洋利”的局面，使利归公家。当然，在郑芝龙手握明朝最庞大的私家水师的情况下，这样情况想有所改变，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商人，郑芝龙充分利用他处于明朝官吏和荷兰殖民者之间的特殊地位，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

当时，日本开始禁止基督教，驱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除中国人外成为唯一能在日本做交易的外国人。郑芝龙成为了荷兰人的直接竞争对手，郑芝龙自然不甘心荷兰人独占对日的贸易利益，他开辟了一条由安海直通日本长崎的航线。一部分货仍销往台湾，一部分货直销日本。同时，郑芝龙又与葡萄牙人秘密合作，把澳门货物运往日本，把日本货物运往吕宋，售给西班牙人。在崇祯末年，郑氏商船往来于从日本到吕宋的沿海各地，络绎不绝。中国商船进出日本的数目比荷兰多出7到11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郑氏集团的。

在郑芝龙的激烈竞争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利益损失惨重，他们曾想使用武力遏制郑芝龙，但是郑芝龙表示绝不畏惧，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打败荷兰人的任何进攻。

设在日本的荷兰出岛商馆，为了维护商业利益，曾经考虑对违背荷兰国民条约和在台湾以外进行贸易的人进行打击，但日本当局下令在得到批准之前，“对由华到日或由日到华的中国帆船不得截捕或加害，违者处死”。这是个力量和利益互相制约的链条。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接受郑芝龙称霸海上的局面，从中收取相比较少，但得到的利益还是很可观。

郑芝龙这时是事业发达、官运亨通的时候（崇祯十三年八月，郑芝龙被任命为福建总兵，就武官而言，郑芝龙算是做到头了）。不仅如此，郑氏兄弟子侄也无不朱紫披身。郑芝龙的二弟郑芝虎，是郑军中的一员骁将，在崇祯年间因为军功被授予南日寨守备之职。可惜后来在征剿刘香时舟覆阵亡。战后，官府为他用衣冠招魂，赠参将，子孙荫袭总旗，后来朝廷再下旨准赠镇国将军，署都指挥同知，子孙在原荫袭上升为一级百户。三弟郑芝凤即郑鸿逵，是崇祯二年武科举人、十三年进士，曾为津抚郑宗周部将，后转隶都督孙应龙麾下，因郑芝龙军功萌袭锦衣卫千户；中进士后，进都指挥使、授副总兵。五弟郑芝豹，本县学生，合按例入国子监大学生，郑彩，是郑芝龙的族侄，他们都先后参与郑氏的军事行动，担任了军职。

而此刻，大明的江山已然不可收拾。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立了大顺王朝，改元永昌，编造历法，开科考试，声势空前壮大。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也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年号为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渡过黄河，军势直指北京，其势如破竹。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自德胜门进京，崇祯帝与前日夜自缢于万岁山。明朝的中央政权就此覆灭，自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即位起，至此延续了二百七十六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走向了末路。

时局是那样的变换莫测，李自成在北京城燃起冲天大火还没有熄灭，满清的铁骑已经从通州大道进入了帝都。

姑且先不论北人是如何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将眼光转回南天夕照的明政权。

尽管北京沦陷，但明朝在南京还有一整套完整的留守政府，南京还保有着至少编制上完整的二十四万军队，兼之完全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按说进可北伐中原，退可划江而治。但是…………

弘光帝的南明王朝，在这般危机关头，非但没有摆脱几乎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党争，反而越演越烈。甚至在弘光元年，明将左良玉打着亲君侧的旗号，自武昌顺江而下，直逼南京。左良玉的这支军队，本来就是南明王朝仅存的几支完整编制的部队，还拥有庞大的长江水师。左良玉起兵不久后病死，其子左梦庚就带着部队投降了清朝，使得清军轻易地突破了长江防线最重要的一环。

姑且不去说这些，回到正文内容吧。郑芝龙这时在明朝地位更为重要了，他的军队成为明朝仅有的几支能战的军队之一。弘光帝加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郑芝龙投桃报李，派出了六千士兵协助明军防御京口。其弟郑鸿逵也加镇海将军，率军镇守采石，其族侄郑彩加总兵官协防采石。在扬州失守后，事实上还继续在长江南岸布防的，也只有郑家的这支军队了。当然，尽管郑家军打海盗、打洋夷战无不胜，可上了岸和满清的铁骑对抗实在寒碜了点。郑鸿逵等在京口全军覆没，几乎是仅以身免。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陷落，清军放马江南。大明的落日，已非人力所能挽回了…………

突然觉得继续写下去好无聊……汗

郑芝龙此后正式进入中国的政治舞台，以拥立隆武帝为契机，进入了南明的核心政治圈内。但说老实话，作为商人，郑芝龙的成就昭然可见，作为军人，他也绝对具有水准以上的能力，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实在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至少他是极不习惯明朝的那一套政治游戏的规则，对那些所谓高名的大儒是不屑一顾的，兼之他时不时发作的海盗本性。在有关方面的记载上，郑芝龙被完全描写成一个董卓类的人物，就此说他夜宿龙床了。自然，俺也不认为郑芝龙是只好鸟，也没什么为他翻案的兴趣。

而郑芝龙最后的降清，被囚十数年，被处死这些事，英雄末路的东西，我实在不乐意去写。估摸着也没人想看吧。

算了，老郑不写，写点小郑的东西吧，手边又正好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又有朋友强烈要求看打红毛夷的东东，写点玩玩也好。

郑成功，原名郑森，幼名福松，母亲是日本人翁氏。出生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公元1624年8月27日）。由于他老爸郑芝龙长年漂泊海上，郑成功的幼年一直生活在日本。直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由于郑芝龙被朝廷任用为官，也算走上了正途。过了一二年后，郑芝龙平定东南海面，官运亨通，自然便打算接家眷来中国安居。崇祯三年五月，郑芝龙派其弟郑芝燕去日本迎接翁氏与福松来福建，不料日本幕府不允许日本人离境，郑芝燕自然不允，打算强行带人走，结果被幕府扣押。郑芝龙不见郑芝燕归来，就让郑芝鹗率领精锐壮士六百人，战船十艘，一律身着明盔亮甲，携带尖利器械。同时，郑芝龙还着人绘制了一张郑芝龙平海图，图画上描绘了郑家水军平定四海的威武场面，让郑芝鹗转告幕府，如不放人，郑芝龙必将兴师而来。

郑芝鹗率军来到日本来，在平户水面将船只一字排开，刀枪林立，金鼓喧天，日人大骇，以为乃是进犯之船。郑芝鹗依郑芝龙之计，上岸递交文书。日人早知郑芝龙之名，今见其兵威更加畏惧，只得推说日人离境须请示幕府，一年半载难得回音，但福松可先交于郑芝鹗带回。郑芝鹗见事难为，又不敢真与日人相杀，只能带着福松，也就是日后的郑成功返回。

郑成功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但仔细要写起来十天半个月也写不完，我随带说说就可以了。

崇祯末年，郑成功进入明朝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成为太学生，拜当时名儒钱谦益（钱谦益很看不起郑芝龙，认为这个海盗出身的大商人庸鄙之极，而郑芝龙也甚厌恶这个好空谈的腐儒。郑家父子失和，钱谦益当居一功。）南京陷落后，郑成功跟着叔叔郑鸿逵逃回了福建（据说当时郑成功一心殉国，但被郑鸿逵强行拖走）。后来，郑芝龙拥立了隆武帝朱津键，而郑成功则被老爸推荐给隆武帝当了近侍。隆武帝为了拉拢郑芝龙，自然待他儿子不错，将朱姓赠给了他，还将其原名森改为成功，另加封中军都督，赠尚方宝剑，加忠孝伯，令统禁军，实可谓皇恩浩荡啊。

可惜隆武政权仅维持一年多，隆武帝在顺昌殉难。郑芝龙被清庭诱降，明军残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政。郑家军也四分五裂，无所统属，定国公郑鸿逵率数千人占据金门一带。建国公郑彩与定远侯郑联率领万余人占住了厦门，郑芝龙的旧部也各据四方。郑成功则因为其父投降一时与郑芝龙闹翻，率亲兵占领了安平，继续打隆武旗号。当时南方明朝有桂王、唐王、鲁王等数个政权，郑成功奉的是桂王的永历政权。

突然觉得这样说还是太累（汗，要打好多字字啊）。挑比较重要的说吧，永历二年（公元1650年），郑成功率军奇袭了郑彩的厦门，杀了郑彩之弟郑联，迫使郑彩隐居，将军队交给自己。当年十月，广东军情紧急，永历帝招郑成功救驾，郑成功出兵，那知清军却趁需攻克了厦门，端了他的老窝。尽管后来，郑成功又夺回了厦门，但自郑芝龙时代就囤积的财物被清兵掠走无数，单黄金一项就有九十万两之巨。

郑成功恢复事业的颠峰，是在永历十三年的北伐南京，惜功成垂败（关于南京之战，俺打算有空好好写写）。永历十四年四月，清军水师与郑成功的水军在厦门一带决战，这场海战在中国几乎是上下几百年最大的规模的会战。清军水陆满汉精锐齐出，根据史料记载，清军大海船二百余艘，漳州港战船300余，同安港战船500余，合计近千艘战船。可惜的是郑成功的郑家水师，成名于四十多年前，自郑芝龙时代起，大小数百战，打遍东南亚无对手，清军仓促成军的这几支水师，完全不是郑成功的对手。此战清军损失大小战船四百余艘，战死者无可计数。

随便提一下这一年(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郑成功第三次派使者启前往日本借兵.郑成功想凭借自已在海上的影响以争取日本对他抗清的武装支持，曾先后两次派人赴日本乞师。这时，由于日本幕府希望从中国邀请黄孽寺僧人隐元，郑成功便命隐元与其徒众147人前往。同时也派兵官张光启前往幕府游说日本出兵协助明朝恢复。但是日本终于还是没有出兵，理由自然是因为日本幕府无论如何不愿意得罪中国政府，兼之清朝对海禁并不严格，日本完全可以满足贸易需要。不管怎样，日本仅向郑军赠送了大量鹿铳、腰刀等武器，并给以郑军精神上的支持，这使郑成功大为失望。

清军在对福建的作战失败后，发觉靠海战无法与郑军对抗，于是就暂停了对郑军的进攻，但同时加紧了对郑军的封锁，其主要措施就是迁界，根据清将李率康的建议，清朝下令将同安排头、海澄方田的沿海居民共88堡和海澄边境的人民迁往内地，以断绝郑军的供给。

这种措施相当狠毒，使得郑成功顿时失去了可依靠的基地。于是，郑成功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台湾，这个其父经营了十数年的地盘。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下令各镇大修船只，听候出征的命令下达。他集合诸将进行秘密商议，说道：“去年我军虽胜达素一仗，但清朝未必肯就此罢休。这样，我军南北征驰，眷属末免劳顿。前年何斌(又称何廷斌)曾向我进献台湾地图。台湾田园方顷，沃野千里，每年可得饷税数十万。当地百姓尤长于造船制器，可惜近学被红毛夷(荷兰人)所占。但城中的红毛夷不上千人，攻之可以垂手而得。我欲攻取台湾，作为根本之地，可以安顿将士家屑，可以生聚教训，又可东征西讨，不再有后顾之忧。”

众人听了郑成功的话，由于郑成功一向独断，没有人敢于反对，可多数人还是面有难色。诸将之中只有宣毅后镇吴豪曾经到过台湾，他当即就提出台湾风水不好，外地人到台湾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兼之开化不久，不适合居住。众人中只有协理五军戎政杨朝栋倡言东进台湾的计划可行，郑成功对他大为赞赏。并在军事会议上对远征台湾拍板定案。

郑芝龙被清军诱捕后，之后郑家军忙于和清军交战，已经无力兼顾台湾了。荷兰人很快凭借武力控制了台湾后，一直实行殖民统治，并开始垄断海上贸易。台湾百姓不堪其苦，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在郭怀一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本来就是在郑成功的鼓动下爆发，并郭怀一三次派人前往郑成功处，希望得到郑家军的直接武力援助。但当时郑成功面临着清军南下福建，无力支持远在台湾的起义。起义终于被荷兰殖民者血腥镇压。从此荷兰人便加紧了对郑成功进兵台湾的防备，在台湾修建城堡要塞，在热兰遮堡的对岸，又建立了普罗文查要塞，即赤嵌城。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荷兰第10任台湾长官费尔堡氏(Nicolas Verburg)到达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详细报告台湾的情况，建议提高对郑成功的戒心。在后来卡萨氏(Cornelius Caesar)任内，关于郑成功要来台湾的谣言更多。卡萨氏甚至为防止郑成功的进攻作了具体的准备。弗里第里克·揆一(FrederickCoyett)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继任荷兰在台湾的第12任长官，为打破郑成功对台湾荷兰人的贸易封锁，揆一于第二年便派了何斌前征厦门去见郑成功，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何斌原本就是郑芝龙的部下，后来也曾长期在台湾负责管理郑芝龙在台湾的税务。郑芝龙死后，何斌继续效忠郑成功，作为郑成功在台湾的代理人，以台湾的贸易收入来支持郑成功的光复事业。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伐长江的战争失败，清军向南压迫，有大批人逃往台湾岛。关于郑成功大军要开赴台湾的消息更为盛传，荷兰在台湾的长官和评议会根据形势判断，郑成功肯定不久即来进攻，即使不来进攻，也可能会凭借众多的船只来台湾抢夺食物饷粮。为此，他们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所有城堡都配备足够的兵力、军火和军需品，所有住在城堡周围的人都受到警告：郑军即来进犯，必须随时准备抵抗。台湾人的年会推迟到明年举行，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普罗文查要塞。华人长老和其他有势力的中国人都被扣留在热兰遮城中，以防他们通敌或带头鼓动商人农民骚乱。他们还下令停止对大陆的进出口贸易，使郑成功军不能得到船只补充，并切断郑军的消息来源。他们还下令把僻远乡村的谷物运进热兰遮城堡，下令中国居民保持镇静，照常工作，下令在蚊港起卸的中国船立即离开。同时，他们还派了一艘快速的中国帆船向巴达维亚最高长官和总评议会送去报告，但是，荷兰人防不胜防，因为这里毕竟是中国人的土地。正是在台湾的荷兰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何斌再次来到厦门，向郑成功献上了地图，要求郑军向台湾进兵。因为这时何斌暗中替郑成功在台湾与荷兰人进行贸易竞争一事已经暴露，荷兰人剥夺了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务、荣誉和待遇，并处以很重的罚款。何斌被迫彻底倒郑成功这边，郑成功从何斌处得到了许多荷兰公司的秘密和有价值的情报。

当时荷兰人在中国的另一个敌人是葡萄牙。他们要用武力驱逐在澳门的葡萄牙势力。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西历7月1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派燕·樊德朗率领12只船，1453人(其中有600名士兵，其余为水手和雇佣来的流氓冒险者)，前往台湾。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为防备郑成功进攻台湾，二是转道赴澳门驱逐葡萄牙人。樊德朗于西历9月19日至20日到达台湾，但这时的台湾一切正常，十分平静。然而台湾的荷兰长官和评议会还是考虑把援军留在台湾澎湖而不是马上转赴澳门。原因是郑成功进攻台湾的消息越来越紧。据说郑成功在这年3月便进攻台湾，因为事先被荷兰人发觉而停止了。第二次进攻定于8月15日，为此郑成功已经派了许多船只到蚊港和打狗。但第二次进攻由于樊锡朗援军的来到也取消了。但郑成功并没放弃进攻台湾的计划，他甚至并未辞退受他雇佣出兵台湾的舵手。在台湾的荷兰人判断郑成功肯定要对台湾发动第三次进攻。

但是荷兰在台的评议会根据议员贝德尔上尉的建议，在决定是否远征澳门之前，深入调查郑成功的真实态度，派一个干练人员前往厦门会见郑成功。

使者来到厦门，受到郑成功的殷勤接待。郑成功表示他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极为亲善，表示愿意进行协商。他对禁止商船驶往台湾一事解释说是因为运载士兵。郑成功还给荷兰在台长官揆一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

彼此远隔，我愿在此向荷兰国表示善意与友好。适接来函，细读之下，始悉阁下误听种种谣传，信以为真。多年以前，菏兰人前来大员附近居住，我父一官当时统治此地，曾予开放指导，并维持该地与中国之贸易，颇为顺利。在我统治期间，此项贸易并无减少，亦曾尽力促进。双方商船来往频繁，可资证明。此项让步，阁下想当视为我之善意表现。但阁下仍然致疑于我对荷兰国之善意，猜想我正在准备某些不利于贵国乏敌对活动。显然，此乃出诸居心巨测者无稽之谈。我多年来与鞑虏交战，恢复国土，，焉有余暇对此草莽丛生之小岛如台湾者采取敌对行动。再则，我每逢备战之时，诸事齐备之后，惯常用声东击西之计。我不语人，他人何从揣测我之真意?不意阁下轻信蜇语，竞谓我禁绝航路，此足见贵方气度之狭小。至往来船舶之减少，乃由于贵国对进出口货物课以重税，致使商旅大受阻碍，不但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不贷。今年虏兵大举南下，欲决胜负，五月初十日经我军痛击，歼其将领百余员，士兵无数，俘获不计，残部狼奔鼠窜，不敢复出。不久，我即率领全体军民，自厦门迁往金门，坚壁请野，以诱虏兵，期在尽歼敌众。此时商民需用船只迁移家卷、货物，故留下帆船以为自己应变之用。来书又云，贵国臣民在澎湖经商，被我劫袭，此事若果事实，我事先毫不知情，亦从未发出此项命令。显系鸥汀坝海盗或澎湖匪类假我名义所为。来信谓我对巴达维亚来信尚未置复，殊深骇异。四年前，我收到荷印总督一函及礼物若干，当即修书作复，并略致土仪为谢，亦曾询及我方商船及货物被扣之事。事后又在南京收到总督复函，竟谓两船财物校扣一事全属子虚，以相搪塞，其意实不欲负赔偿责任。我对此小事容忍末较，以免有碍双方友谊。兹将四年前复信抄附，阁下当可明了一切。务望一秉至公，消除疑意，和睦往来，俾旧谊得以恢复。待鞑虏敛迹，我将下令恢复通航。深信阁下为商民利益计，定将尽力照顾，造福披等，商务日隆，有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