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图片115】河北战场上俘获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组图）(附文) -- K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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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察绥之战》献给平津战役纪念馆

郭 峰

我手头有一本题为《察绥之战》的小册子，16开本、22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兵团政治部于1949年3月编印的。它是由兵团新华分社编辑林呐同志编完之后，拿到刚刚解放了的天津市区，找到一家印刷厂排印出版的。它收入了该兵团所属部队从1948年9月到12月的行军作战中，由新华分社、支社记者及部队通讯员采写的新闻、通讯、人物特写、故事等共计30篇，其中有我写的4篇。后来我由部队转业来天津，在1983年曾把它拿给当时担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的林呐同志看，他惊讶地说：“想不到这本小册子还未绝版，你保存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本了。”随后他将此事写信告诉原兵团分社社长杜导正同志，杜“闻讯欣喜非常，要求一定为他复印一份。”由于小册子记录了我的部队生活中最艰苦也是最活跃的一段经历，我对它十分珍爱，一直保存了将近49年。随着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建成开放，为了让更多的参观者通过它更具体地了解那段历史，在1998年1月将它捐献出来。

四篇稿件

《察绥之战》的“察”是察哈尔省的简称，“绥”是绥远省的简称。察绥之战是指从1948年9月开始，由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奉命“首先剿掉傅作义老家”而进军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解放了东起集宁西至包头的13座城市，两度包围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最后挥师东进，沿着1946年 10月傅作义偷袭张家口的同一路线，经过长途跋涉，一举包围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这也正是平津战役的开始，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先是“围而不打”，随后与东北野战军一道在12月23、24日光复了这座原为我晋察冀边区的首府这么一段战斗历程。这期间我在20兵团所属68军新华支社当记者，一直跟随这个军的主力原17旅的49团尖刀第5连活动。我们从河北正定出发，经过唐县、完县时曾几渡唐河，亲眼看到老区农民帮我军架桥的生动情景。晚上部队住在临近河边的花塔村，我不顾一天行军的劳累，立即找到村干部和驻在该村的工兵连同志，请他们讲述了这几天架桥的情况。我据此写成通讯《唐河桥》，新华社给编发了。

以后我随部队向西北挺进，进入绥远境内，明显地地旷人稀，山沟沟里的群众生活相当贫困，有时我们一顿饭只能吃到几个土豆。我们忽而向东打下几座县城，忽而向西解放一片国土。1948年9月27日到达离归绥仅30公里的刘家营。我采访了当地群众，写了《逼近归绥30里》，反映他们不顾敌人“空室清野不跑者杀”的恐吓，热情支援我军的动人事迹。这篇通讯经新华社编发后，被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据说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听后很是赞赏，曾问杜导正社长是谁写的。后来部队包围了张家口，我曾到扼守在黄土梁最前沿的五连六班阵地。在这里用肉眼可以看到对面赐儿山上的敌人扛来木料加固工事。六班战士清楚地知道他们身后就是通向绥远的大道，如果傅作义命令他的部队从这里突围西窜，那么五万多的敌军和几百门大炮很可能会集中兵力、火力砸向他们这个班。对此战士们毫无畏惧，说已经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并且告诉我，正因为这里最危险，所以才感到最光荣，最值得自豪。张家口打下后，我立即被调到兵团分社，杜导正社长马上交给我一项任务：写一篇综合反映解放张家口的通讯，并把别的记者及通讯员没有单发的稿子给我作参考。就这样我开始了这一重要而艰巨的工程。当时我十分焦急，想尽快把稿子写出，并且急着要写一个不落俗套、能一下子抓住读者的精彩开头。结果，写了几句，一读，没劲，团巴团巴扔掉了。越着急越写不好，越写不好越着急，我真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就在我一个人好比男人要生孩子那么作难的时候，分社其它同志却当着我的面在说风凉话。他们抱怨杜社长太瞧不起别人，把我吹嘘得神乎其神，似乎我比他们都高明，说完成这一重点稿件非我莫属。我听着大家的奚落，心里更加烦躁，觉得自己被安在一个十分尴尬可笑的境地。我几次想放下笔去找社长打退堂鼓，说他对我估价太高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但又不愿看着他为我下不来台。就在我左一个开头不行，右个开头不行，感到十分苦恼的时候，其实我在下意识中也正在不断地进行了酝酿。原来在此之前，我已采访过68军中从张家口撤出去的部分官兵，请他们谈了两年来时刻不忘收地雪辱的感受。加上我本人一参加革命就去了张家口，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并且参加过城市建设的义务劳动。我和他们一样都对张家口有着切肤之深的感情。最后我不再过多考虑文章怎么写、如何开头等等，而是满怀激情地顺其自然写下去，把我的经历与部队的经历，把我的感情与部队的情感融合到了一起，一气呵成，终于写成了长篇通讯《我们打回来了》，发表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边区合并后新创刊的《人民日报》上，当时的署名是“集体创作，郭锋执笔”。此文排在《察绥之战》的第 15、16两页，在第14页上还刊登了我的另一篇稿件《活捉袁庆荣》。在这两篇稿件上边，一溜并列着八张“张垣战役被俘敌将级军官”的头像，第一幅就是傅军105军中将军长袁庆荣。关于他，25年后我又作过一次报道，这是我事先绝没有想到的。

一个人物

袁庆荣是傅作义将军的一名爱将，他与傅作义有着极不寻常的关系。他的大哥袁庆曾，是傅作义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傅作义当师长时因守涿州而出名，袁庆曾那时是他的主力团长为他立了战功的。后来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他任民政厅长，一直是傅的左膀右臂。袁庆荣是傅作义嫡系三个军长之一，他和他哥都是中将军衔。而其弟袁庆和则是傅总部的少将高参，解放后曾任我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文革”期间回老家河间县离职休养，军装照穿，工资照拿。

我与袁庆荣第一次见面，是在解放张家口的战场上。那是傅作义的王牌35军在新保安被歼之后，张家口的守敌于1948年12月23日凌晨出大境门在西甸子、朝天洼一带向北突围，被那里扼守在山头上的解放军顽强阻击，伤亡惨重。这时向西突围的敌骑兵受挫后也闯入这个大山沟，于是步兵、炮兵、车辆、马匹乱作一团，大会战变成我军捉俘虏的竞赛。袁庆荣换了身士兵服装，拄着根棍儿，在覆盖着白雪的群山中，跑一段然后顺着山坡溜一段，终于被我49团一营的战士抓住。我见到他时，他已滚了一身泥雪，裹腿散乱着，显得十分狼狈。问他是谁，他说姓“荣”，是个连长，但却被他的卫士当场揭穿。这时我军的摄影记者要给他拍照，他摇晃着双手坚决不肯。我们告诉他，这是我军的规矩，凡是被俘的高级将领都要照像，他这才答应，而且整了整服装，昂首挺胸，郑重其事摆了个姿势，使我在一旁忍俊不禁。后来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傅作义一开始就点名请我们放回他的几个人，其中就有袁庆荣。听说他回去后去了绥远，做了些工作，在董其武宣布绥远起义时，他也参加了，被我军任命为由起义部队改编成的第23兵团的参谋长。这个兵团在抗美朝战争中也入了朝，当时就由袁参谋长带队，执行了为志愿军空军修建飞机场的任务……

若干年后的“文革”期间，我由北京军区报社下放到沧洲军分区搞对台宣传，曾几次组织河间县的袁庆和先生写稿。后来中国新闻社为我提供了一个新闻线索：少将袁庆和有两个哥哥都是中将，同为傅作义将军的左右手。于是我去北京西四北的茶叶胡同拜访了袁庆曾先生，又去保定采访了袁庆荣。当时袁庆荣已由解放军69军副军长的职位因病离休，与一位老红军同住一座别墅。当然，他已记不起我这个在战场上见过他一面的解放军记者了，我也不便提那段往事以免使他尴尬。这次见他正在家中研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他感慨地说：“在旧军队时，我也研究过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当然那时候主要是为了寻找对付的办法。但实际上没有办法对付，也学不了。譬如猛插分割，这是解放军常用的一种战术，旧军队最怕这一手，他们也学不到这一手。拿枪逼着，有大部队督着，那些当兵的打起仗来还往后捎呢，如果派小部队穿插到敌人当中去独立作战，那还不得放了羊？！可解放军就敢这样做，而且擅长这样做！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军队和非人民军队的本质区别，也看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我这次写出《访起义将领袁氏三兄弟》一文，中国新闻社发了专稿，1973年12月8日的香港《大公报》给发表了。

两个故事

就我所知，在《察绥之战》中，至少有两个故事没有写进去。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即我随68军的先头部队奔袭张家口时，在一个黄昏天到达了万全县城，敌人已闻风弃城而逃，却用一些杂乱之物堵塞了城门。我赶到时正见几个战士从杂物上吃力地爬进城去。于是我就叫住身边的一位排长，让他帮我把这些杂物清除掉。我俩先把最上边的一辆大车的车屉抬下来，我双手举着车把，他用力抬着车尾，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嗅到一股硫磺味。完全是下意识地，我和排长几乎在同时，采取同样的动作，把车屉扔下就跑。也就在这一瞬间，在我们面前有亮光一闪，接着是轰隆一声巨响，一枚拴在车屉上的手榴弹爆炸了。万幸的是：除排长额头擦破点皮儿之外，我和周围的战士都安然无恙。后来和别人谈起此事，都说是个奇迹。

另一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据打扫战场的同志讲，在西甸子朝天洼村边的山头下，堆满了一层层敌人的尸体，但在其中也发现我们的一位战士，他和敌人紧紧抱在一起，费好大劲才把他抱住敌人的双手掰开。他与敌人都被炸烂烧焦，辨认不出是谁了。只见他的右手五个手指上挂满了手榴弹的环儿。可以想像出他在牺牲前曾与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拼杀，打枪，投弹，杀伤了大量的敌人，最后子弹没了，手榴弹光了，才和继续冲上来的敌人撕打起来，一起滚下山崖同归于尽的。他战斗得英勇顽强，牺牲得悲壮惨烈，但却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这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引起我的深思。为了新中国的创立，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有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了呀。留下事迹、留下姓名的相对说来只是极少数，而更多的同志是默默无闻的献出生命。但不管他们是如何牺牲的，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鲜血涂染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呀。我们这些幸存者、后来人，都不应忘记他们，要为实现他们的遗愿──争取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继续奋斗。我们绝不可做任何有损于这一伟大事业的事情，而让烈士们的血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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