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带刀侍卫?D?D原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口述(1) -- 张丹宁

十八、血战空山坝

十七日，张国焘在通江县空山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敌左纵队十三个团的部署，徐向前与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

空山坝地区海拔一千米至两千米，境内群峰林立，古树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反“围剿”作战的地区。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许，红军冒着瓢泼大雨开始了全面反攻，将敌左纵队第四师王铭章部五个团、独立师刘汉雄部三个团及覃世科旅三个团、何瞻如部两个团共计十三个，分割包围在通江北面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于二十四日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近五千人。红军乘胜猛追，先后于二十日收复南江，二十九日收复通江，六月六日收复巴中，直追敌到仪陇。接着我军收复长池、木门、旺苍坝，歼敌一个旅的大部，并继续分别乘胜追击直抵苍溪、广元城下。另一条战线上，红九军、红三十军向驻守营山的二十军杨森部发动猛攻，连破杨森七道纵深防线，占领营山县城。随后，又占领嘉陵江左岸蓬安县属的周口镇。

刘湘闻讯，急调重兵驰赴邻水、大竹、渠县，增援杨军。因刘湘所派援军已进驻渠县，十月十六日，红四方面军便转向刘存厚防区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进军。十九日攻下宣汉，二十日克达县，刘存厚弃城逃走，二十一日占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自本年五月红四方面军开始反攻至十月，师行所及，势如破竹，先后击溃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路大军，声威所播，直使全川军政当局无不感到惊恐。

七月，根据木门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许世友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这次扩编，不少人都注意到，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方面军的元勋均被张国焘冷落一旁，闲置不用。

八月十二日，红军挟大胜之威趁热打铁，开始进行仪??陇??南??部??战役。

十月下旬，由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并配合红军解放宣汉、万源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随即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至此，红四方面军已达五个军八万余人。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荒唐可笑，但对我们这次作战以及今后的发展很有利的事情。

民国初年，通江县苦草坝青年农民张昌祥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暴动，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二十年后，突然有一个姓张的男人带着红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通、南、巴，同样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苦草坝一带的人很快便传出消息，说如今这个姓张的男人肯定就是当年的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他大难不死，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什么他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t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穷苦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t

十九、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t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宁，惟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t他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这一切。由此一来，所有的谣言都集中到了张国焘身上，沸沸扬扬地把张国焘说成是“真命天子”。前方越是打胜仗，这种传言在后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见大门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正在屋里议事的张国焘和黄超也听见了，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下了木楼，出了宅院，往公园大门口走去。一眼，便看见门口围着许多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在和站岗的特务营的战士说着什么。特务营长徐泽明已经到了门口，人多嘴杂，声音听上去很激动。我赶紧跑到大门口问是怎么回事。徐泽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百姓见我背着杆盒子枪，以为我是个当官的，就纷纷拥上来和我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苦草坝的人，其中就有那位传说中的农民领袖张某的妻子孩子父母，其余的，也都和张某沾亲带故。他们说，他们从苦草坝一大早走路到这通江城里，就是想看看张国焘是不是他们的亲人。我向他们解释了几句，可他们谁也不信，表示不亲眼看看张国焘，决不会回去。没办法，我只好返回去报告。张国焘听了很重视，对黄超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去向他们解释清楚，老百姓要把我当成个陈世美传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恐怕就有影响了。”

为了确保安全――因为那段时间反动组织在苏区四处大搞暗杀、破坏，连我们在德汉的后勤军火基地也给他们炸掉了――警卫排长叶南生带着二十几个警卫员换上便装先到了大门口，分散到人群中，我和黄超才陪着张国焘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围观的人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奔着喊着来看“真命天子”。

几名警卫员从旁边一家茶馆里借来一张方桌。张国焘站上去，微笑着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响亮地说道：“老乡们，你们看清楚了，我就是张国焘，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经过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的真命天子。我也不是你们四川人，而是江西萍乡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今年三十六岁……”那位满怀希望前来寻夫的农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还哀哀连声地说：“不是他，不是他，他比我男人高得多，胖得多，也白得多……我连我男人……都认不出来么?t”旁边却也有执迷不悟的人给她打气：“那倒说不准，神仙点化过的人，当然带富贵相了，你要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还叫脱胎换骨么?t”接下来，张国焘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可是，无论当过大学教授的张国焘再怎么会讲，老百姓仍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这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讹传，风靡了整个川北根据地，客观上在征粮派款，动员群众当兵，支前等工作上给了初来乍到的红军一定的帮助。

二十、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一九三三年二月里，张国焘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一方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的谈话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明白。”

张国焘解释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国焘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一定能够把这主席当好。”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需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布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布告，长达九十二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我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张国焘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将随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熊国炳就成了我的大舅倌。

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十一月十日，中央电令已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十一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

谁知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被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四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的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竹峪关离桥溪口二十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已经很热闹了。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茶都喊好了。”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二十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二十一、最后一个军礼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熊大哥，你老了哟??”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公民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t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六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狗日的张国焘这一跑，把我们四方面军的弟兄全坑了。”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里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骑军的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惨重。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等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两百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后来，熊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

当酒泉解放，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已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已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回通江老家，也没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t”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

“这事也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t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t再说，我脱离革命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吗?t”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当夜，我拿上一沓纸钱，爬到屋后山坡上焚烧，并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第七章：血泊中的红五星

　　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三十三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杀害。

　　1、严峻的敌情

　　红军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肃掉的的全都是好人，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椎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妥当的。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巳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的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上。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可以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张国焘并没有在瑞金，可是，中央苏区同样搞了大肃反，湘鄂西没有张国焘，可他们在大肃反中杀掉的红军官兵绝对不比川北根据地少，连贺龙这样的人物，不是差一点也被夏曦肃掉了么？

　　所以，结论只能是，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涛，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的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巳。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

　　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的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在这次事变中，军级干部生还的仅有一人，即当时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当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之父刘瑞龙。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德汉城我军后勤军火基地被杨永生的神兵彻底破坏的重大事件。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来漫无边际，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 。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先被夺去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2、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

　　“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

　　“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巳经是九点来钟，天巳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巳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巳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一牢门，大声喝道：

　　“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

　　“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

　　“不要罗索，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

　　“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

　　“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

　　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

　　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去，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

　　“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这里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处决进行得干净利落，两个执行队员上前，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邝就被高高地吊起在空中。他的身子挣扎着、抽搐着，一只鞋子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黄超没有把邝继勋留下的纸条带回去，当邝继勋被带出去时，我进屋去把他留下的遗书拿出来，交给了黄超。黄超看了看没有任何表情，马上将其撕碎，扔进了墙角的尿桶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

　　“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

　　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

　　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3、张国焘巧设鸿门宴

　　至此，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者巳几乎被张国焘一网打尽。

　　张琴秋大难不死，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她得知坚持留在鄂豫皖斗争的丈夫沈泽明牺牲的消息后，巳经快和张国焘最信任的陈昌浩结婚了，这多少有点让张国焘感到了投鼠忌器。

　　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书生气十足的张琴秋在小河口参加秘密会议后对陈昌浩说，部队上下对张国焘很有意见，希望陈昌浩劝一劝张国焘，改变一下领导作风，团结全军同志，使队伍能迅速地走出困境。

　　显然，她对陈昌浩谈到的会议的情绪、议论、发言，远远地超过了与会者联名给张国焘的《意见书》的内容――她的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她对陈昌浩的这一番谈话却酿成了张琴秋本人后来的悲剧，并且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漫延到了众多参会指挥员的头上……

　　但即便如此，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由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贬到王坪总医院当政委，再后来创建妇女独立团时，又将她调去任独立团政委。

　　十一月绥定道党代表大会在宣汉双河场召开，保卫局以“审查代表成份”的名义，将由川东游击军上月刚改编成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的军、师、团级干部黎时中、龚堪庸、龚堪彦、王秀毓、王云树、牟永烙等七十余人逮捕，一部分当场处死，余下的押到巴中活埋。

　　王维舟在此之前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刚被撤职，没有资格来开会，捡得了一条性命。

　　杨克明、魏传统到得稍迟，还未到会场，因得当地老百姓密报，假借屙尿扭头便走，然后跃上座骑，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才幸免于难。

　　接着，张国焘又下令将红三十三军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学习为名集中关押，邓廷壁、高继升等六十余人陆续被处决。连任职不到一月的九十一师师长冉南轩、九十八师师长蒋群林，也被诱捕后活埋，红三十三军三个师长只有九十三师师长王波一人活了下来――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入川之际，王波最先率人前往迎接，获得了张国焘的好感――致使红三十三军损失惨重。

　　死得最惨的，当数红军独立师师长任炜章。

　　四个月以前，任炜章还是围剿红军的川军杨森部的旅长。该旅是杨的精锐，有两千多人，火力配置很强，有不少手提式机关枪、迫击炮。

　　当时和任炜章在战场上对峙作战的是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红七十三师，其装备远远不及任炜章旅，力量尤为悬殊。可就在南江城外，任炜章经张逸民策动，毅然反戈一击，投向了革命阵营。喜得王树声紧握着任的双手不住声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过来就好，过来就好！”

　　任炜章旅被改编为红军独立师，他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从鄂豫皖过来的刘杞（“二?七”大罢工的工人领袖之一，此前任第十二师政委）任政治委员。

　　不久，田颂尧卷土重来，任炜章率独立师在空山坝迎战，给了田重重一击。任炜章也因此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通电嘉奖。

　　但是，张国焘骨子里从未相信过起义、投诚过来的的部队，尤其是军官。他固执地认为，这些军官今天可以把人马带过来，明天难免又随时可能把人马带过去。他对他们时时心存戒备。他在与亲信们的谈话中，多次强调过对起义、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

　　六月下旬的一天，几十匹战马抖鬃扬蹄，卷起一路灰尘，向着南江县木门镇奔去。那是川北党和红军的最高统帅带着他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赶到木门镇去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广华寺”，一座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古刹座落在一片同样小有名气的山林里。

　　寺庙内外，古木森森，枝叶繁茂，蝉儿在枝头吟唱，此起彼落，悠扬清亮。倘若在太平年间，朝山的香客会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焚香化纸，顶礼膜拜。眼下由于战乱，由于土匪出没无常，这块圣地早巳被人们冷落了。

　　上午九时左右，张国焘的马队到后不久，各军师级以上的指挥员也先先后后地陆续赶到了。他们满以为是奉张国焘之命来这里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而绝对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或衷心敬爱或心存敬畏的最高统帅会煞费苦心地在这座古刹里设下了一个“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来自投罗网。

　　而我却知道，肃清红军中高级军官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早巳在通江便制订好，张国焘亲自赶往南江，不过是具体地实施这一计划罢了。

　　而且我还知道，张国焘路经南江县城时，住在他尤为信任的一位爱将的指挥部里，并且叫这位爱将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提前赶往“广华寺”，将这座古刹四周的山头、要道全都控制了起来。

　　我们这个精锐的警卫排更是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都预先作好了防范措施。

　　指挥员们在古刹前下得马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气氛非同寻常，四周不仅设立了岗哨，还有荷枪实弹的巡逻队走来走去。庙门处、庭院里、通往后面禅院的廊道上，肃立着武装的警卫。

　　充作会议室的大雄宝殿里一片寂静。高踞宝座之上的如来佛惊讶地注视着聚集在他的宝座之下却对他视而不见的人们。

　　是的，红军的指挥员们无暇顾及如来佛，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眼中，他们的统帅远比如来佛高大、具体得多。“真命天子”的传说让具有迷信思想的人对张国焘顶礼膜拜，这在红军指挥员中同样为数不少。而真正的惟物论者对张国焘也没有理由不肃然起敬。

　　张国焘抬起头来，逐一审视着各位与会者。当他的目光透过薄薄的镜片射到任炜章脸上时，分明还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

　　可是，笑意转瞬即逝，统帅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指挥员们，声音不高却透着雷霆之力。

　　“我把大家从前线叫来，是因为我必须向你们中的某些人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过去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是号召反革命分子主动自首，没有解释号召反革命自首，仅仅是我们对付反革命的多种策略中的一种，似乎也就引起了一些暗藏在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幻想，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突地站了起来，声音也倏地响亮了许多。

　　“有的地方肃反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参加红军之前是反动派的爪牙，当了红军依然去抢地主老财家的钱财，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女人都强奸了，结果怎么样呢？口头承认一下错误，叫家里人给部队抬两口猪来，就算是自首了。有的部队，混进的地主富农分子不少，甚至还担任了不低的职务。我要问某些领导同志，这样的队伍，到底算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巳经演变成了地主富农的武装……”

　　任炜章心中猛一揪扯，一丝淡淡的愁绪，凝聚在他的眉宇间……

　　的确，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成分复杂，改编为红军独立师后的这三四个月时间里，虽然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可抢劫民财，私分战利品，甚至奸污妇女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对于这种种劣行，他和刘杞、张逸民毫不手软，都按照红军的纪律作了严厉的处置，还把强奸地主家大小老婆和女儿的三个为首分子枪毙了。张主席此刻说的，想必就是这件事情了……

　　还有更令他紧张的是，独立师前几天出现了一些异动。川军进攻时，他手下一个叫杨西如的营长带着人在火线上哗变了。当天晚上，张逸民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至今还不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张国焘的声音还在大殿里回荡着。

　　“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阶级成分，经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别要加强对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要坚决彻底地把一切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淘汰出革命队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的计划，各级政治部及军区指挥部，必须大力清洗地方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分子。第三，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张国焘说到这里，把拳头重重往桌上一击，犹如睛空一声霹雳炸响。

　　绝大多数与会者面面相觑，愣了一会儿，才附合着那巳经响起的热烈的掌声。

　　心事重重的任炜章猛然回过神来，也赶紧鼓掌。

　　掌声中，张国焘突然沉下脸，猛地一声怒吼：

　　“把混进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给我抓起来！”

　　任炜章一惊，没等他张口申辩，早就站在他身后的两位保卫局的战士立即将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后，抖开棕绳把他捆绑起来。

　　任炜章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和死神这样迅疾地紧紧地攥住了他。他头上的军帽被揭掉了，露出一头猪鬃样的短发。他的个头很高大，黑红的脸膛上被阴云复盖，喉咙发痒，想叫……

　　他挣扎着抬起头凝视着一脸杀气的张国焘，一时又不知道说啥好……

　　还有什么可说的？谁叫你在军阀部队里担任地高官？谁叫你不管束好你的部下？

　　他被拖了出去，立即，身后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就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宣布了一长串“反革命分子”名单，念一个名字抓一个，捆一个，第一名就是任炜章……

　　黑夜降临了，狂悖的夜风敲打着牢房的牛肋巴窗子，弄出一片恐怖的声响。

　　半夜，一个南江口音上了年纪的士兵当班，他隔着破门，看了看坐在一堆乱草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淌着鲜血的任炜章，突然压低嗓子说道：

　　“任师长，我是晓得你的呀，你和张参谋长都死得冤，可我……没办法救你出去。”

　　“张逸民……他死了？”

　　“三天前，他就被处决了。”

　　得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一些，既然生的希望巳经破灭，他只渴求死得壮烈一些。

　　士兵说：

　　“任师长，哪个会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哟！”

　　“我不后悔，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我还年轻，还能为革命做点事……我的兄弟们都是真心实意过来的，杀我就行了，不要再连累他们，他们还年轻，很多小兄弟还没有成家。”

　　“任师长，你说那些，我咋做得到？你有啥话留下，我想办法给你屋头的人带去。这个，我做得到。”

　　“有话，不要把我的死讯告诉我娘和堂客耳朵里。”任炜章的声音异常平静，“还有，把我和张逸民埋在一个坑里……啊，有烟么，我想再抽一支。”

　　任炜章被抓后，红军独立师里连级以上的干部也全部被关进大牢。他们成为犯人后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用石头砸他们敬爱的师长。

　　任炜章被推进一个坑里，随着一声令下，犯人们排起长队，每人手中抱起一砣石头，依次上前往坑里砸。二团长邱正和与任炜章是拜把兄弟，磕过头喝过血酒的，拒绝动手，当即也被反捆双手，推进坑里。

　　这是川北大肃反时常用的一种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卓有成效的，既能检验参予者是否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又能激发参予者强烈的阶级感情，而且还可以借此发现暗藏的阶级敌人。

　　石头像冰雹、手榴弹一样往坑里飞去，没有一个人敢哭出声，可是，一张张脸膛上，早巳是泪飞如雨。

　　巳经变得像血人一般的任炜章不忍部下跟他一样受难，仰头大叫：

　　“弟兄们，砸呀……快砸！”

　　鲜血喷起来老高，邱正和倒下了，任炜章还在摇晃着――猛然间，他像受伤的雄狮一样咆哮起来：

　　“弟兄们，没啥！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又戴红星帽！”

　　终于，那些跟随任炜章征战多年又一起投向光明的军官们，怀着万分的痛苦和不尽的迷惘，硬起心肠把他们的师长砸成了一团肉酱。

　　任炜章临死前的遗言没有能够实现，不仅二十年后未能重新成为一条好汉，没有能重新戴上红星帽。相反，在他死后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就因为他在被大军阀杨森招编之前与一帮绿林好汉穷苦兄弟曾啸聚山林，一顶“土匪头子”的黑帽，压着他的英灵，更压得他的家属、亲戚，连同他战友的家属、亲戚抬不起头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任炜章才得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历史，不仅染着斑斑血痕，还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

　　徐向前无帅在他的回忆录里回顾了那场旷古未闻的大灾难：

　　“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王维舟则在一九五0年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时，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向肃立墓前的生者以及死去的英烈悲愤地说道：

　　“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地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与我风雨同舟，在地下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

二十六、重赏之下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一九三三年十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脑袋。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国焘的案件。

一起是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国焘无恙。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菜农混进通江公园，藏于树上，深夜潜至总部，幸被起床小便的参谋周世岳撞见。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亡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国焘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红四军任政治委员??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四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第九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中山公园，共设置了三道防线，将总部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

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名刺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张国焘开了枪。张虽然大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

事后得知，谋杀张国焘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二十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监，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三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二十一军军官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那白花花的十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事，遂将三名过去的弟兄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

这三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一九三四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十二月十一日，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四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二十七、杀手混入红都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三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一千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便答应帮忙。

十二月十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红军通知金泰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夜里，贺朝正与三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

后来，张国隆领着一帮兄弟，专事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扩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源。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不仅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主席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t就因为你我都姓张。主席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t”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磕头烧香同结金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曾传六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宕水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二十八、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四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枪，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中趁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三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已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替张国焘遮雨，张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国焘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嘭嘭”几声枪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四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

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枪，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蹿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枪提在手中，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枪，拉着张国焘的手疾步向大门口疾跑。

我心里非常清楚，子弹是冲着张国焘打来的，我唯一的任务是保护张国焘尽快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夜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国焘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一看见张国焘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枪战的最后结果是，四名刺客当场被击毙三名，贺朝正开枪自杀时，枪中已无子弹。洪祥班三十六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二十六人，剩下八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国焘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已抓到。

原来金氏父子借故离开学校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到小庙沱一带，却被红军的巡江船抓获。巡江的红军怀疑二人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弄到岸上审问。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烟瘾发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国焘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敢闭一下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既然张国焘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住了。

可是，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二十九、如此下场

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二十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这人叫袁占山，虽已近花甲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肖国明回到老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已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讲定酬金。袁占山脚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的布告已经贴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已经沉寂了二十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三十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老幺发话道：“老幺，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个熊大将军??克武??的卫士，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事完之后，哥子我赏你两个大洋作酒钱。”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我谢了，跑腿算我的。”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挤满了，由我师兄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监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四名号手早已在保卫局院内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人均从衣箱底翻拣出当年做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十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高脚牌子，一块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面战士手持军号，不断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上穿密门对襟紧身，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脚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枪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监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已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

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监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上的士兵便齐齐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枪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兄弟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已挂在了胸前。

血从颈汩汩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光……二十九、如此下场

为追求这威风，保卫局确实也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像翻老古董一样，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前朝时候在通江县衙门里一个专门砍了二十年人脑壳的职业刽子手至今还活在人世，不仅活在人世，而且如今仍住在通江城里??这人叫袁占山，虽已近花甲之年，却天生一副出色的身架、出色的脸膛子，和一大把堪与关公媲美的长胡子。尤其是那一大把油润黑亮，全无一根杂毛的美髯，在胸前拂摇飘洒，更活脱脱地显出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气。

袁占山在县衙门专司砍脑壳的活儿时，还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肖国明，一个叫韦中英，民国以后实施新政，不用砍脑壳了，所以就被砸了饭碗。肖国明回到老家万源开了家木器行，后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在战斗中牺牲了。韦中英则在通江南门口开了家肉铺，由杀人为业改成了杀猪谋生。

我师兄黎清财那时已在保卫局当上了局机关保卫连连长，一大早，他亲自到河街去把袁占山请到保卫局。讲定酬金。袁占山脚还没跨出保卫局大门，红军保卫局的布告已经贴上了街。

布告一上街，已经沉寂了二十来年的袁占山重新又成为了通江城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且说袁占山从红军保卫局回到茶馆，立即把他徒弟韦中英叫来吩咐，马上去找一吊铜钱，顺便去米市街面馆预订三十个馒头备用。之后，袁占山叫堂倌白老幺打开铺板，自己泡了一壶浓茶，在堂口正中那张桌子的位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对白老幺发话道：“老幺，你马上帮哥子我放出话去，明天要砍那贺朝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过去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打个银章的，还当个熊大将军??克武??的卫士，再不济也算得条好汉哩。就说我袁占山要卖这好汉的人血钱和人血馒头，事完之后，哥子我赏你两个大洋作酒钱。”白老幺连忙作揖说：“兄弟我谢了，跑腿算我的。”

第二天上午，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把通往通江河边的几条街都挤满了，由我师兄黎清财率领的红军警卫队、监斩官、从前进剧团调来的四名号手早已在保卫局院内的坝子上列队站好。

袁占山也带着挎着装上铜钱和馒头的大口袋的徒弟韦中英早早地赶来候差。两人均从衣箱底翻拣出当年做职业刽子手时的装束，全身披挂，看上去与旧戏舞台上的刽子手一般无二。

那一天张国焘并未露面，我们一帮不当值的警卫都出了中山公园，聚在下河坝的街口等着看稀奇。

不到十点钟，满城百姓忽听得保卫局方向吹起了长号，犹似有人在喊“挨刀――??”“挨刀――??”号声由远而近，前面两名红军战士各举一块高脚牌子，一块上写着“贺匪朝正”一块写着“如此下场”。高脚牌后面四面战士手持军号，不断吹奏出凄厉的声音，再后又是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的站笼里则是赤裸上身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的贺朝正，笼车后面就是挺脑凸肚、大摇大摆迈着步子的袁占山。他头上缠着青丝帕包头，左耳边吊起“指天恨地”的包头尾子，上穿密门对襟紧身，下穿蓝色兜裆裤子，脚缠裹腿，脚蹬满耳红花草鞋。身后，则是双手捧着拐子刀的徒弟韦中英。后面又是一排持枪士兵，最后还有个骑马的监斩官，一路缓缓而来。

这时，河滩上的法场上早已布满武装士兵，将闲人驱散。队伍终于顺着陡峭的石阶下了河坎，来到了法场上。在河边铺上了一块红毡。

这时，只听骑在马上的监斩官一声令下：“成散兵线散开??”随队伍下到河滩上的士兵便齐齐地散开像梅花桩一样站起，端着步枪警戒，法场上顿时杀气腾腾。

两名士兵上前打开站笼，将贺朝正挟持着走到红毡中间，士兵抽掉了他背上的斩标，那贺朝正竟冲着袁占山咧嘴一笑，说道；“大哥，兄弟只求你给我做利索点。”

袁占山点了点头，一个箭步上前站在贺朝正身后，左手掌一拍贺朝正后颈窝，说声：“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的。”

话音未落，右手一拐子刀“嗖”地过去，只见贺朝正脑壳向前一耷，已挂在了胸前。

血从颈汩汩涌出后，韦中英赶紧把散穿起的铜钱在血滩里几丢几滚便糊满了鲜血，然后把馒头往血滩里一倒一铺就全成了人血馒头。

当警戒撤除后，河坎上的老百姓犹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向河滩，有看热闹的，有恭维袁占山的，也有不少人围着韦中英抢购血钱和血馒头，一会儿工夫，便一抢而光……

三十、结婚奏鸣曲

红军越战越强，使正在亲自挂帅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心惊胆战，又于七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督办”，拨给他军费二百万元，万余枪支和五百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北红军的“围剿”。

而此时的刘湘，正与他的叔叔刘文辉争夺主川大权。他坚持“剿赤必先安川”，百般推诿，迟迟不肯就职，蒋介石除了干瞪眼，也真拿他没有办法。

直到九月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见“安川”目的已经实现，这才以四川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霸主身份，唱着“统一政令”的高调，在成都就任“剿匪督办”。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攻。

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十月十五日，他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三路总指挥；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六路总指挥，纠集全川大小军阀兵马，分六路向川北杀来。

六路围攻阵线，西起广元，经蓬安、岳池，东迄城口，长逾千里，使用了二十余万兵马，另外还出动了拥有五架飞机的飞行队助战。

刘湘以为稳操胜券，不料各路纵队各怀鬼胎，步调不齐，行动参差，红军抓住这一契机，突然于十月十九、二十两日攻占宣汉、达县，顿使刘湘慌了手脚，立即飞往重庆为参战部队打气。

面对三倍于我之强敌，红军仍然采取了“收缩阵地，保存军力，创造机会，待机歼敌”的战略思想。

战斗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刘湘发起第一期总攻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六月，红军才在万源县的大面山最终与敌血战七十余日，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然后，集中兵力发起全面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六路军阀，刘湘在一败涂地之后，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罪”下台。

粉碎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根据地也扩展到二十二个县，成为川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却出现了新问题，许多从老苏区入川的红军干部，想趁战事稍停时成个家。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红军以不足万人之旅，连战连捷，战无不胜，仅一年多时间，便打下了一大块地盘，兵多将广，粮弹充足，在广大苏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另一方面，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老百姓看来，凡人的军队要取得这样了不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神的角度去找答案，张国焘不是经神仙点化后脱胎换骨回来的“真命天子”吗，那么，“真命天子”麾下的兵马，自然就是一支“神兵”了。正因为如此，当时被查处的一些包括恋爱在内的“桃色案件”，大都是女方或是其父母居于主动地位。鉴于胜利后出现的这一特殊情况，总部为了淡化老红军的思乡情绪，稳定部队，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红军的形象，索性变“堵”为“疏”，将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增进军民间的感情，遂下发了允许红军指挥员与当地群众结婚的文件。并在年龄、军龄、职务上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个文件一下达，顿时在军队和地方上同时掀起了一股结婚的高潮。红军中的年轻未婚军官们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地方上的姑娘都以自己能成为一名红军家属而自豪。

陈昌浩就是那段时间里和张琴秋结婚的。张琴秋原来的丈夫沈泽民是她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留在鄂豫皖打游击，牺牲了。当时像陈昌浩这样的大首长结婚，也简单得很，买点糖块，称点茶叶就行了。各路大军的首长们赶来贺喜，也不兴送礼。那晚上陈昌浩和张琴秋还站起来唱了两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的，一句我也没听懂，可大家全鼓掌，图的是个热闹劲儿。

三十三、千古之“谜”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刚刚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却主动放弃了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川陕根据地，再一次踏上了长途征战之路。

由于建国以后极不正常的人为因素，使这原本清清楚楚的事实，几乎成为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众所周知，川陕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而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正遭受到排挤，把持中央大权的是博古、李德等人。

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历史将成为后人的笑柄。事实上，川陕苏区一直被四川军阀重重包围，外面的消息很难传进来，而通、南、巴更是四川最偏僻落后的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而一般川北的老百姓还懵懵懂懂地啥都不知道，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党，要不是四方面军宣传，老百姓仍然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大国，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人和事，莫说毛泽东，甚至连“国民党”、“三民主义”、蒋委员长是谁也都搞不清楚。在他们眼中，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的官就是最大的了。

这是群众的一方面，而当时川北的军队和共产党，是在张国焘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是党中央派来的“天字第一号人物”，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正因为他的权力太集中，而这种权力又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制约，所以便使他原本就已十分顽强的自信心，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了解这一点，才能进一步了解以后的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大撤退。

当时在川北群众和红军中确实存在只知张国焘，而不知党中央其他领袖――自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现象。换句话说，张国焘就等于是党中央。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北苏区，并不是张国焘个人的意志。

因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刚刚经蔡泽贞主任修好的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收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的一封电报，这份电报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解密。电报明确指示：“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的进攻。”

正是这份电报，才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得知江西红军和中央已经脱离瑞金根据地，正向西行动。而在此之前，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损坏，很长一段时间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

这一消息令总部首长们大为震动，立即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由于首长们认定中央苏区的丧失是整个苏维埃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的表现，是红军的惨败，所以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这一场大胜利也难以使首长们的心情振奋起来。

而且，就在这次会上，责怪中央的情绪很大。我听见陈昌浩在会上气愤地吼道：“博古这家伙，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们打一个就跑了?t”

张国焘建议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他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央苏区丧失后，川北红军即成众矢之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四川军阀肯定会联合起来，向川北进攻，以红四方面军目前的力量，是保不住苏区的，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保存力量，主动撤走，西出接应中央红军，与之汇合。

三十四 入主中枢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除组织庞大的参谋团入川监督，协调并参予指挥川军进攻外，并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西北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北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这次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但是，张国焘的意见就是“最高指示”。

会后，总部各部门便开始为撤离作准备。总部要求对中央红军失利以及中央苏区已经丧失等消息严密封锁，强调中央红军是远比川北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为寻求更大的胜利，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红四方面军必须采取行动接应中央红军，川北苏区可能暂时会忍受敌人的骚扰。

张国焘不惜放弃地盘转战千里去支援中央红军，张国焘可以在会上举出若干冠冕堂皇令任何人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且他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可是，我从张国焘离开川北急于与中央红军汇合的表现，却隐隐地产生一种感觉；张国焘当初是以戴罪之身到鄂豫皖走马上任的，最终鄂豫皖根据地却丢失在他手里，红军主力也丧失过半，他当然不好向中央交待。到了川北后，却连战皆捷，红军变得兵强马壮，根据地飞速发展，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中央红军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离开了根据地，有着强烈领袖欲的张国焘此时率领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去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汇合，既可表现“勤王”之意，又可以救世主的身份入主中枢，以军队作后盾加强他在中央的分量，提高他的地位。以张国焘的个性和思想，他是不会甘心于独处一隅，拥兵自重的。

当然，张国焘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明确地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在后面的种种表现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

红四方面军中的下层官兵和苏区群众不具备我这样的条件，他们更多的宁愿把领袖人物想像成神而不愿把他们当成人。而在我这样的警卫员眼中，特别是高级首长的内卫心目中，这些领袖人物既伟大，也平凡，人所共有的优缺点他们也都有，只不过凡人百姓的优缺点不碍大事，而领袖人物则不然。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深夜，总部撤出通江县城，当我随着首长们回首那一片粼粼黑瓦时，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两年多时间，这块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鲜血，也留下了我们无尽的思恋……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一方面积极投入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二梯队两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旋即兵分两路，向敌师部所在地东岳庙（今东青场）进击。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一部在鸳溪口、石锣湾强渡成功，从侧右向北进击，红九军主力在苍、阆交界处涧溪口强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三月二十九日中午，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三个多月的六百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红军彻底突破了！

红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一天就向敌纵深挺进近百里，红四方面军由此挥师北上，踏上了万里征程。建国后，塔子山下的渡口被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一九八○年七月七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四年，苍溪人民在塔子山上重竖丰碑，永昭后人，由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亲书“红军渡”碑名。

三十五、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这一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也直接导致了奉命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大巴山人民多年来不惜用生命来捍卫的自己的子弟兵――过去的川东游击军，现在的红三十三军。

这支军队的军长是王维舟。

身为一军之长，王维舟接到这样的命令时也曾震骇不已，也曾冒死向张国焘建议取消这样的命令。

可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川陕苏区，张国焘金口玉言，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天条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稍有违逆，轻则削去兵权，重则人头落地。

巍巍的大巴山是他和战友、部下们的家乡，他们已经在家乡的莽林深涧里和敌人战斗了九个年头，可张国焘一纸命令，无数战士流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久经考验的三十三军，难道就这样听任张国焘的摆布？带着团团疑虑，王维舟不得不率军撤离这血肉相连的红土地。

广大的指战员同他一样，也是一步一回头，抽泣声此起彼伏……

红三十三军为全军殿后，可令王维舟愤怒与尴尬的是，张国焘把烧毁民房的任务交给他的部队来完成。张国焘不会不清楚，红三十三军是巴山人民的子弟兵啊，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可是，军令如山倒，作为下级，他别无选择。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九十三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脚一跺，跑到副军长面前诉苦。

“妈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副军长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王波说：“我们不能公开反对，可是……也有办法对付上面啊。”

“怎么对付？”

“反正张主席他们已经走得老远了，我们一路上只烧些草堆堆，掩人耳目，能向上面交差就行了。”

罗南辉完全同意，而且说他和王维舟都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放火政策的，只不过处在他俩的位置上，提提意见可以，不敢不执行命令。他还说：“张国焘一直对我们三十三军有偏见，王军长和我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