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叶廷芳委员3月7日在社科联组会上的发言（１） -- onlysurf

很高兴今天有中宣部的领导来听我们的会。我想，我的发言就侧重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方面谈点个人的看法，供领导参考。

一、中宣部应该从思想管理型转变为开启民智型，履行现代启蒙的职能。

我国是一个文盲、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这一国情是我们建设现代型国家的大障碍。许多现代政治术语，我们觉得很重要，但可能无动于衷。这方面我觉得中宣部有许多启蒙性的“基础工作”可做。例如：“民主”的字眼人人都会用，但真正懂得其全部含义和程序的有几个？所以前两年有部电视剧叫《走向共和》，看得出，主创者的初衷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番启蒙工作，我本人都受到不少教益，其中虽有美化清末统治者之嫌，但这一点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给它指出来的，不应把它禁掉。又如近几年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术语：“以法治国”、“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它们都包含丰富的内涵，需要做大量的诠释工作。特别是“以人为本”，它涉及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以及什麽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一系列概念，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来龙去脉，一般老百姓都不清楚。在这

方面中宣部负有“扫盲”的义务。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有大量的论述。上世纪60年代初苏共22大就把人道主义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高举”起来。但我们却始终不肯谈论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初，鉴于“文革”中大量非人道事件，曾有一位知名学者想用马克思的力量打开这个局面，写了一篇《马克思怎样论人道主义》的大文，产生积极影响。但不久来了个“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又不得不奉命批判这篇文章，并以同样一版半的篇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时，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也被禁。从此媒体上再也见不到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和宣传了！但我认为，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的，现在再也不能回避它了！这是“开启民智”的必要步骤。

二、在推动理论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切实贯彻“百家争鸣”，注意“保护少数”。

改革必须有理论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必须有大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对待这种创新和发展？大家知道，真理在其初始阶段往往是以“异端”面貌出现的。所以毛泽东曾经强调要注意“保护少数”。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少数”固然未必都能成为真理，但真理必定在少数之中。这是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为了“少数”能够存活，就要为其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即使出现“狼”你也不要匆忙去消灭它，因为它也许是这个环境中维护“生态平衡”所不可缺少的。这好比一首交响乐中的“不谐和音”，孤立地看它是丑的，破坏性的，但在乐曲的整体中它却是建设性的，有益的。我不是生态学家，但我凭观察领悟到，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各自保持平衡的规律是一样的。

“少数”能否成为真理，还要靠实践来检验。但检验社会科学的标尺是“软”的，掌握起来颇难，它常常需要多学科的参与，还须多角度的参照，有时还要求较长的时间考验。在这过程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就是领导部门提供一个广泛讨论和争论的自由空间，鼓励出现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坚信真理越争越明，切忌自己充当真理的审判官。毛泽东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一代天骄，象他这样伟大的人物有时也会误判胡风这样的爱国者特别象彭德怀这样赤胆忠心的诤言，这还不足以我党所有领导者引以为戒吗？

象最近《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本来是贯彻百家争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该报的顶头上司却把它放弃了，而采用了以往的习惯做法：简单地下一道行政命令。袁伟时作为一名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当然有权利对这段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与过去的“定论”相左的看法，是对是错，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中自会有人出来说话，何必领导者自己出来操刀？我党多年来培养了那麽多的能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手，难道不敌一个并不知名的普通教授？马克思主义是靠她自身的威力征服世界并催生了共产党的政权的，她本身却是不需要依靠权力的保护而生存，也用不着“警车”为其开道的。如果那样做，会给她带来耻辱。

我本人平时不看青年报及其“冰点”。袁文也是最近才草草浏览了一下。由于对历史缺乏研究，不敢轻易置可否，暂时还只能同情其中的一个观点，即：列强入侵也有内因可查：清朝有关官员及其利用的义和团的愚昧与鲁莽授人以柄。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引起国际负面反响的事件。肇事者原本想通过此举辱没别国的尊严，以雪昔日的国耻，由于公然无视国际礼仪，反而损害了祖国的尊严。这一无知行为与当年义和团的蠢举没有内在联系吗？我们没有理由为“文革”中的这一代青年人的无知而反省一下我们的教科书吗？

从“冰点”3月10日复刊后的第一篇反驳袁文的文章看，有的观点恐怕是难能成立的，如说袁文推翻了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长期”研究历史的成果。试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其成果及其正确性跟时间长短存在必然联系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都是对的，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不允许别人换一个角度对它再推敲一下吗？君不见，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这些长期被公认的真理，现在它们不都在一个个被质疑吗？难道这些质疑者都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疑凶？再说，马克思主义也有“活”的和“本本主义”之分。在文艺理论领域，匈牙利的卢卡契是国际公认的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30年代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大辩论中，卢卡契的美学观点就被马恩著作比卢卡契读得少得多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完全驳倒。原因就在于，卢卡契只知从本本出发，以19世纪的固有审美规范来衡量20世纪的文艺现象，而布莱希特却立足于20世纪的现实来分析当今的文艺实际，把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用得很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至今仍被坚持的一贯方针，就我的认识来说，这是发展文艺和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她正好在我入大学的那年即1956年出台，迄今恰好半个世纪，而我恰好是这个方针贯彻执行全过程的见证人。最近我认真回顾了一下，恕我直说，至少在我所在的这个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来就没有切实执行过！一遇到一些具体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正需要百家争鸣的时候，总是有关的高层领导匆匆出来表态，并带来一场一边倒的批判运动。1951年的电影《武训传》问题、1959年的“人性论”问题、1983年“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以及最近的“冰点”问题（这里暂且擗开那些政治色彩过强的问题，诸如 “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文革”中的诸多问题）。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震慑了知识阶层理论创新的勇气，禁锢了民族智慧的正常发挥，以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科学文化的非意识形态领域都出了一些世界顶尖级的奇才，如新近去世的发明家王选、 “体育王子”李宁、“钢琴王子”朗郎等，唯独在思想领域没有产生过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毛泽东当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是上半个世纪造就的）没有这样的思想家就意味着我们还缺乏跻入世界强国之林的“软实力”，没有这样的软实力还将导致国内民族凝聚力的缺乏和民族智慧的衰退。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思想大国”，我们有过春秋时期思想家群星灿烂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相当程度上是由他们为我们奠定的。还在奴隶制时代，我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的盛况。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经济相当贫困的情况下，还产生过象毛泽东以及鲁迅、谭词同、梁启超等这样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为什麽到下半个世纪，物质条件更好了，反而没有了！难道我们的民主精神还不如2500多年前的先祖们？这是个值得全党严肃思考的大问题。我认为首先要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一些大国政治家的眼量和马克思主义的气魄，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路出发，抛弃“笼子式”的人才培养方法，让雄鹰自由高翔，让群鸟在自然生态的环境中觅食、生长，不要“单饲料”的喂养！青年时代的德国伟大诗人和戏剧家席勒，在他深切感受到他的自由天性受到现实环境的严重束缚时，发出这样撕肝裂胆的呼叫： “他们要让我把我的身体压缩在女人的紧身衣里，把我的意志压缩在法律里。但法律只会把雄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爬行。法律从没有产生过伟大人物，然而自由才造成巨人和英雄。”这位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切身感受和中肯之言，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