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叶廷芳委员3月7日在社科联组会上的发言（１） -- onlysurf

三、以辩证思维对待稳定问题，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一个国家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安居乐业”从来是中国人民的生活理想。问题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稳定？是在“静”中求静，还是从“动”中求静？辩证思维特别是国内外的多年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从“静”中求静，反而得不到静；从“动”中求静，倒能获得相对的静。一个国家经常有人吵吵嚷嚷，那是正常的社会生态，也是一个民族有生气的表现。我们那麽大的国家，又处于急剧变革和转型时期，局部性的社会情

绪总会有的，并且总会要求宣泄的，因而是捂不住的，也是捂不得的。好比高压锅，留一个小气孔吱吱冒气，它就不会爆炸。但你一旦把它堵死了，那就难免要爆炸。这个问题，当年毛主席显然考虑得很多，他甚至用了这样扼要而尖锐的语言警告说：“让人说

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而且还提倡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尽管他生前未能很好实现，但这些话的本身是至理名言。

当然，我们的领导中谁也没有说过不让人说话，文件中也找不出这样的规定。这种局面主要是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今天算是宽松多了，但仍有它的较强余响。例如，在会下大家几乎什麽都敢说，但一到会上，就都是冠冕堂皇的了！谁都懂得，哪

些是“敏感问题”，是碰不得的。而我们的宣传部门仍然习惯于以“静”求静，一听到不顺耳的言论，就进行干预，直至不惜动用行政权力予以禁止，还对一些有突出才能的人，作出不适当的处理。这样做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你把明火扑灭了，实际上它潜入了地下，重新积聚能量，这就是鲁迅当年说的“地火在运行”中的“地火”呀，它比明火更可怕，因为你看不见。动用一次权力不难，但就象在联合国动用一次“否决权”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消耗执政者的政治威信，损害国家的改革开放形象。象这次处理“冰点”事件，引起海内外知识界那麽大的波动，几天内我就收到十几份E-Mail，对此表示不满或关注，我感到负面影响确实不小。希望有关宣传部门认真评估一下，这样做到底减少了不稳定因素，还是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其实据我看，几年来先后被禁或被整顿的报刊，“左”也好，右也好，它们在全国6、7百家报刊中不过占极少的一部分，它们就是上面比喻的高压锅的“小气孔”，让它开着是保持社会情绪正常宣泄渠道、维护舆论健康和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也是“保护少数”、推动“理论创新”

的需要。否则，党的第一代领袖提出的避免“万马齐喑”、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四、注意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须是相适应的，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与基础的关系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退回到“初级阶段”。随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生

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省份国民经济中的私有制比值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相形之下上层建筑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尤其是软科学改革的步子最小。主要表现我认为是两个，一是民主建设未见起色；二是舆论控制始终偏严。前者的普遍表现是：1）选举不按民主集中制的原作行事：候选人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产生，而且给下面的讨论时间只有半天，即使发现哪个候选人有问题也来不及更换了！（根据我参加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选举就是这样的）2）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一般都实行差额选举，此后就没有差额了！（根据我参加的近十年来两届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的选举就是这样的）；3）以前的各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都是省市委常委或退下来的同级的书记、市长兼任的。不知从什麽时候起，这些年（至少有5年了）一律由同级的在职书记兼了！我认为这是民主的倒退；4）党内也有些干部包括某些高级领导对民主的现状不满，例如南方某省的省委书记90年代初来京参加中央委员会，会后来我住的这幢楼看他的儿子，儿

子问他这次会开得怎么样？他回答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来就是举举手。”显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另一位北方某省的德高望重的书记，退下来后曾对我的一位同学说：“我们党的根本问题是民主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即舆论控制偏严问题，上面已提及，这里只想补充一点，即近年来中宣部之所以有时跟媒体有磨擦，我认为主要在于她的防范思维和惯性行事方式未能适应形势的新变化。

五、应该从东欧兄弟党的失败中吸取什麽教训？

东欧各兄弟党的政权于1989年相继垮台后，国内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似乎这些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太放松了，才导致这样的悲剧！我当时有些疑惑。1991年我乘赴德国进行学术访问之机，抽了一部分时间对前民主德国执政的统一社会党的垮台原因作一番调查。于是我选了波茨坦大学外语系主任、原校党委委员汉斯•马奈特作为我的调查对象之一。他是当年民德派到北大教我德语的老师。1989年以后，他那个支部23个党员自动退了20个！他是最后三个没有退党的党员之一。我在他家住了三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谈论政治。其中有一席话对我的震动最强烈，他说：“我们党从1989年的失败中取得的最大教训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主相联系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我们党现在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而且把‘民主’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他接着说：“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麽会有那麽多的老百姓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柏林墙。”（据报道，先后因越墙而被自动武器射杀的达276名）我说：“那多半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吧？”他说：“不排除这个因素。但在历史上我们只听到过‘不自由，毋宁死！’却从未听说过‘不富裕，毋宁死’呀。”

不久我去蒂平根拜访原莱比锡大学教授、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他是1963年逃离东德去西德的。当我们谈完学术把话题转向政治的时候，我以为他会自豪地说： “我早就料到这个政权要垮台！”但与我的预料相反，他主动高声宣称：“今天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并为民德垮台愤愤不平：“为什麽非要搞垮人家？！他有缺点你给他一些压力让他改正就是了。”我问：“依你看，民主德国的主要缺点是什麽呢？”“当然是缺乏民主嘛！”“看来，这大概就是你当年决定离开民主德国的主要原因吧？”我问。“那还用问！我反对乌布利希（统一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搞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爱思考。但你想发表某些见解却往往没有地方给你发表；到课堂上去讲，又要受指责――这我受不了！”

以上两个个案，两个原来对统一社会党态度不同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当政的，一个不当政的）的心路历程导向同一个结论：民德政权的悲剧结局不是因为思想管得太松，恰恰相反，而是管得太死！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辩证法：“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的这一警示性的英明论断，德国乃至东欧的兄弟党付出血泪的代价作了验证。

后言：叶先生，对不起，我把您的发言没经同意发表在此，如不同意，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