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上） -- 李根

二、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三年经济困难”的最大损失，莫过于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粮食存量大减，致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因旱灾粮食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10]。但是，农村粮食存量的减少，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比较自然灾害程度相似时期的办法，分析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粮食存量的变化。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1959—1961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第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第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至今为干旱期，在后一个时间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6](p．5)。

第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 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 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1．“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1958 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亿公斤—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 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1]。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 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 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1960年9月，谭震林向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这些都造成粮食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 年做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12]。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lO％。

第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报告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 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3]。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这样，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河北省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78 年的情况则不同，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 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这些政策均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表1 可以清楚地看出：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1979—1982年，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的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1978年比1960年增加48％。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20 世纪50年代，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决策看。

表1 1958—1961、1977—1982两个时期粮食变动表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992年版编制。出口为正值，进口为负值。净收购比例指收购量减去返销农村数量后占总收购量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