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上） -- 李根

2．“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因此对抗灾关注不够，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做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程度低下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 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 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在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3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14]。4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 “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14](p．217)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由于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像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为2．05亿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年均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各地区把救灾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3．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的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些“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4．两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参见表2：

表2 1957—1962、1978两个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比较

由表2 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倍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倍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 179．7倍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15]。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6]。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 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20世纪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 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17]。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一一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