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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六十年代的国土防空作战---瞎侃 -- 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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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东南沿海灭“虎瞰”(2)

隐蔽设伏出敌不意,狠打猛追南北告捷

  国民党空军RF-101A侦察机被我击落后,敌人改变了侦察照相的战术,改为低空出航高空照相。即仍以150米左右的高度飞越海峡,并保持无线电静默,当接近到进入照相航路的检查点时,转弯对向侦察目标方向,并开加力急速爬高,到达9000米-10000米高度,改平对正目标进行航空照相,而后迅速俯冲增速向海峡方向退出大陆。

  对于RF-101A侦察活动方式的变化,我军防空在较长时间内没能适应。虽然在福建沿海几个机场部署了10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还使用了一些战术技术水平较高的歼击航空兵小分队和指挥班子,对付RF-101A飞机的侦察活动,但由于敌机照相高度超过了高炮有效射高和敌机一旦发现有歼击机拦截,即放弃侦察,掉头回窜,而未能奏效。当然,最重要原因还在于我航空兵当时的装备还不适应作战的需要。我大量使用的是亚音速的米格-17Ф飞机,难以追击超音速的飞机。所以,在福州高炮成功战斗之后,三年四个月没能再次给敌RF-101A飞机以毁灭性的打击。到1964年6月我国国产超音速歼-6飞机陆续装备部队后,我东南沿海空中反侦察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1964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北起浙江路桥,福建福州、漳州,南至广东兴宁,进驻专门打RF-101A飞机的作战分队,构成路桥至汕头一线的拦截带,专等擒拿窜扰无忌的“魔术师”(F-101A飞机的绰号)。

  战斗先从拦截带的北端打响。1964年11月底,驻青岛流亭基地的海军歼击航空兵第4师10团组成歼-6飞机作战小分队,开赴浙江路桥机场,伏击RF-101侦察机。当时第10团只有6名飞行员改装了歼-6飞机,改装时间不到两个月。

  海航4师经过紧张准备后,决定由师长周克林亲自率领第10团副团长王鸿喜、副大队长高绍英、飞行员王相一3人,带2架歼-6飞机,组成小分队执行伏击任务。

  12月3日晨6时,王鸿喜率高绍英驾驶01、02号歼-6飞机,双机编队,自流亭机场起飞,直飞路桥。为了不使台湾发觉歼-6飞机南下行动,无线电保持静默,并由歼-5飞机在高空伴随佯动。歼-6飞机在宁波以北保持高度10000米,到宁波后降低至600米,即从低空进至路桥,着陆时不放减速伞,并迅速把飞机拉进机窝进行了隐蔽。

  12月4日上午9时左右,RF-101A又窜入路桥上空进行了侦察,但因我飞机起飞晚,让敌机跑掉了。台湾也未发现我歼-6飞机进驻了路桥。经过这次战斗起飞后,大家感到RF-101A飞机确实不好对付,必须认真进行作战准备。

  12月4日之后,天气变坏,阴雨连绵,未见敌机出动。利用这一时机,师和基地领导组织小分队飞行员及有关战勤人员,认真地进行了战前准备。他们仔细地听取了驻场歼-5尖刀分队截击RF-101A飞机的作战经验,深入地研究了1963年以来RF-101A九次入窜路桥的时间、方向、爬高方法、上升速度、改平地段、照相高度、速度、退出的方法及航线等详细数据,并绘成图表,再与歼-6飞机的性能作全面比较。通过综合分析,大家认为,敌机的主要特长是在高空时速度比歼-6快,要打掉它,就要捉住它快不起来的时机。制定了作战预案,并按照预案进行了40多次图上和徒手演练,通过反复演练又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预案,熟悉了战斗程序,记熟了必要的战斗口诀,加强了战勤人员之间协同,也使飞行员熟悉了在各种关系位置上搜索发现、占位攻击的技术动作。

  2000年11月12日,我在上海访问了王鸿喜和他的夫人金凤琴。王鸿喜是一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言谈率直的东北人,他虽然已届古稀之年,却仍然腰板挺直,行动灵活,顾盼有神,不减当年叱咤蓝天的英雄气慨。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应该是长缨在手、缚住苍龙的好汉!他谈笑风生,向我叙述了1964年12月18日这天的作战情况:

  “18日上午,天气转好了,大家觉得今天可能有仗打。果然,将近中午,上级通报2架RF-101A出来了。指挥所命令我和高绍英立即起飞,刚刚起飞收起起落架,就叫我投副油箱,开加力爬升。但还是起飞晚了,当我上升到10000米时敌机已对机场照相后,右转弯向回窜了,我转弯追击时,已落后了30千米,追不上了。我返航着陆后,心里很憋火。罗瑞卿总长也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为什么起飞晚了?我们和指挥员、领航员、情报参谋研究认为,一是因为敌机是低空进入,爬高以前雷达没有发现;二是我们思想麻痹,得到上级情况通报后,没有计算敌机可能到达的时间,干等雷达发现,延误了起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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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航空兵第18师54大队副大队长高长吉

  “下午2点,又接到上级通报,说敌机又要出来。指挥所吸取了上午的教训,在2点20分组织部队起飞。先令原驻路桥的海航6师歼-5飞机双机起飞,进入预定的空域佯动,牵制敌人。而后,在2点40分左右,又命令我单机起飞,以高度4000米到机场东北隐蔽空域待战。”

  按照海军航空兵战斗资料册记载:14时58分,我披山岛海军雷达2团警戒连,在路桥东南方向150千米处发现敌机,高度300米,航向330度。据此,指挥员吴长武(路桥基地司令员)判断:敌机可能经披山岛、温岭,由南向北侦察路桥机场。决心按作战预案拦截敌于披山、温岭之间的爬高阶段。15时,我П-20引导雷达发现三点情况,敌机从机场以南接近大陆,领航员乔连吉立即引导空域待战的王鸿喜投掉副油箱,以1000千米/小时的速度迅速出击。就在接敌的关键时刻,引导雷达因操纵失误又丢失了目标,这时领航员果断地采用推测引导法,引导王鸿喜飞向敌机可能经过的航路。待雷达重新抓住目标时,发现敌机正沿着我推测的航路急速爬升。

  王鸿喜继续向我叙述说:“地面指挥所不间断地对我进行引导。从无线电里听到:‘敌机在你右边。’又听到:‘你和敌机在一起了。’这时我就按在地面背熟的口诀:‘压坡度,找下面’进行搜索。我刚压了右坡度,向下一看,突然看到敌机在我右后下方,落后于我,和我向同一方向爬高。我立即压了右坡度反扣下去,接着又压左坡度,跟到敌机尾后了。这时我看到距离有些拉大,就赶紧推油门、开加力,紧紧追上去,接着,我按照‘下狠心,向近靠,不到二百不开炮’的口诀,打开半雷达瞄准具电门,用瞄准光环套住敌机。这时,敌机发动机尾喷口的火苗和飞机蒙皮结合部都看得很清楚,距离大约在200米左右。当敌机上升到9700米,开始慢慢改平飞时,我就对准它尾喷管上方猛烈开炮,只见敌机左机翼‘呼’的一股黑烟冒出来,整个飞机摇晃了一下,就一个反转滚下去了,我也做了一个半滚跟下来,跟到高度200多米,已到了披山岛附近,我又对准它开炮。突然,敌机飞行员从座舱里弹出来,待了一会儿,伞也打开了。当我拉起飞机时,离海面仅有百余米的高度。我又在它上空转了一圈,报告指挥所敌机掉到海里去了,指挥所命令我返航,我就返航安全着陆了。”

  在王鸿喜击落敌机时,在披山岛附近正好有我两条渔船,船上渔民看到了敌机飞行员跳伞,就把他俘虏了。后来查明,这个飞行员是国民党空军第6大队4中队少校作战官,名字叫谢翔鹤,过去曾多次入窜大陆侦察,获得过“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枚奖章。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次在入陆上升的瞬间就被击落。

  国防部对这次战斗发布了嘉奖令。12月29日,周恩来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北京接见了周克林、王鸿喜等有功人员。

  1964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陆海空和地方英模代表。罗瑞卿总长把王鸿喜拉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主席,这就是击落美制国民党RF-101A高速侦察机的飞行员。”毛主席紧紧握住王鸿喜的手,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呀?”

  王鸿喜答:“叫王鸿喜,是吉林长春人。”

  主席微笑着说:“好!这个名字取得好,你打下敌机大家喜呀!”主席的接见令王鸿喜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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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接见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副团长王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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