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第二章） -- 南北朝大蟑螂

迁入汉境的南匈奴于公元216年，汉建安二十一年，为曹操分为五部。其中定居在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北）的左部的首领为当时南部匈奴的左贤王刘豹。刘豹的儿子，就是晋末一六国的始做蛹者，汉国的开国者刘渊了。在曹魏咸熙年间（264年——265年），刘渊以任子（即人质）身份留居洛阳。他颇好读书，“《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载记第一》，又重武事，很得当时中原各派开明人士的赏识，就连晋文帝对他也是赞口不绝。甚至一度有让他统兵征吴的打算，这可急坏了那些老顽固们，于是有王济等人的上言力阻。特别是孔恂，杨珧，这二人一唱一合，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的文帝无可奈何，此事也只得不了了之。

在西晋泰始初年，也就大概是在公元265年左右，有一个鲜卑的头领树几能在凉州起兵反晋，很短时间那秦凉覆没，举国震惊。晋武帝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有上党名士李熹建议署刘渊为大将军，发五部匈奴，西征凉州。又是孔恂马上表示异议：“元海（刘渊的字，按上奏的礼法，真实场合下这里当为“渊”字，《晋书》编纂于唐代，这里这样写是为避李渊的讳）若能平凉州、斩树几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晋书.载记第一》，这又把问题上升了一个高度，武帝也只好作罢。

多次无法收到重视，又被人进言中伤，刘渊难免有些郁闷，甚至对自己的安危也担心了起来。在一次给朋友的送别会上，他大吐心中烦燥，“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晋书.载记第一》。没想又被人打了小报告，当时的齐王司马攸便引此劝晋武帝司马炎说：“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这次更悬，多亏王浑等好友的以身担保，刘渊才拣回条小命。

读史如此，我忍不住掩卷长叹。西汉的金日磾贵何尝又不是匈奴人，尚且被封为辅政大臣，更不用说巍巍盛唐了，丘行恭，党仁弘，屈突通，阿史那大奈，高仙芝等等等等，可见的那个是汉？有晋一代，实在是无用人之量，更乏容人之器。我若是刘渊，只怕在听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当口，心就已经死了。古往今来，从来不曾见过一个泛滥着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摒弃诸民平等的原则，强行以种族差别分化人的思想，这和以貌取人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后者往往遭人口诛笔伐前者却总是大有市场呢？人心可叹，莫过于此。而如果连执政者也不能纠正这个思想，放任自流，更有甚者大以为是的话，这个国家也就离亡国不远了。这样的案例难道还少的了吗？有容乃大何止是有用于人，更有利于国，有功于世。

刘豹死了后，刘渊代任为左部的统帅。公元289年，西晋太康十年，为晋武帝司马炎封为匈奴北部都尉。这也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在惠帝初年，他更被加封为了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汉光乡侯。其后虽然因为手下的匈奴部众私自出逃而被追究责任免除官职，但很快的就被当时执政于邺（即现在的河南安阳彰德县）的成都王司马颖重新启用，受封为宁朔将军，监管南匈奴五部军事，在权利上也算是官复原职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刘渊，对晋朝早已灰心到了极点。再加上他的匈奴族长辈，当时南匈奴左贤王刘宣的劝慰，刘渊终于心生反意。表面上依旧是臣属于司马颖，但暗的里结党自谋，以为后计。

不久后，西晋朝廷中出了大事，公元291年，晋元康元年，皇后贾南风与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被武帝托以辅政重任的太傅，大都督杨骏。但由于事后分赃不均，以至于这场源起于宫闺之间的政变最终演变成了熊熊烈火，燃尽朝野。肇事者难逃报应不说，各地方镇也蜂拥迭起，动辄兵戎相见，战乱规模也越来越大﹐战场从洛阳﹑长安逐步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

刘渊这个时候的顶头上司，成都王司马颖就是其中之一。此人野心勃勃，此时又以皇太弟的身份掌握着晋惠帝这张王牌，在各个势力中真可以算是很不错的了。但是，他为人也实在是凶残狠毒，不但为泄私愤将亲弟弟长沙王司马乂活活的烤死，更是纵容手下四下欺凌百姓并引为乐事。因此就在起事不久，就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各式各样打击。其中，以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为首的并州军兵锋最盛，其中的乌桓突骑更是行军速度极快，不久就烟尘滚滚兵临城下。于是刘渊认为时机已到，进言说“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司马颖也真是糊涂蛋一个，马上就被说服了。还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由他前往北疆，征召匈奴五部。

刘渊一回到故地，马上被刘宣拥立为了匈奴的大单于。而匈奴五部的部众子民，这个时候受晋朝的郁闷气也已经很久了，一听到这个大好消息，马上就来归附，时间不长，刘渊就坐领五万大军，建都离石（山西离石县）。

刘渊这个时候是意气风发，司马颖这个时候就倒霉之之极了。须臾之间就被司马腾击败，只得带着晋惠帝南逃洛阳。并遣使求救于刘渊。

刘渊一听了这事，马上让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前去援助。但部族中马上就有反对的，刘宣就觉得不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刘渊则哈哈一笑，从容回答“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载记第一》。

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并州军的统帅司马腾的耳朵里。司马腾琢磨着自己的军力不足以抵御，于是想出了个主意，借兵鲜卑拓跋部，以鲜卑的骑兵对抗匈奴的铁骑。

按《魏书.帝纪第一》记载，司马腾的乞兵令很快就送达了当时拓跋三部落之一的中部的猗×那里。猗×当时已经是扫平了周边的所有反抗势力了，虽然用了五年的时间，但也以锻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这个时候收到了司马腾求助书文，一是遵从力微的政策与晋交好，互为唇齿。二是司马腾许以重金，也很有诱惑力。三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未经犹豫，猗×亲自带领西部的骑兵，相助司马腾。而猗×此举动，在被禄官知道了后，也把禄官逼上了两难的境地。好歹也是拓跋部名义上的首领，怎么可以任由一个小辈纵横跋扈呢。权衡之下，禄官也尽起东部的兵力。于是拓跋部两部和司马腾会师之后，与刘景，刘延年会战于西河，上党。以三战之师对新起之兵，结果可想而知道，晋与鲜卑联军不但大破匈奴和司马颖，更是将晋惠帝从司马颖手上夺了回来。

但是，这个事情却不见于《晋书.载记第一》的刘渊本纪。考虑到“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魏书.帝纪第一》，此时当假不了，《晋书》中如此也是为尊者讳了。

鲜卑拓跋部一战而天下知。在这事完了之后，尽管猗×和禄官遵照约定返回了各自的驻地。但不久之后，晋朝方面的求救书简就如雪一样的送了过来。而其中署名最多的，也是最得拓跋部信任的，则是继司马腾之后的并州刺史晋刘琨了。

刘琨这个人，字越石，为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据说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他一生的对手，匈奴人刘渊是以三国时期的蜀汉末代君主刘禅为尊，按刘禅的老子刘备就喜欢说“我乃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历史也真是幽默啊―――，对于这个人我们不应该陌生，他和他的朋友祖逖祖士稚就是成语“闻鸡起舞”的主人公。

这个故事说的是刘琨年轻的时候的事了，那时候，他和晋朝后来的名将祖逖在一起读书。那时他们的关系很好，“共被同寝”，有一天的午夜，就在他们睡的正欢的时候，隔壁新买的公鸡司晨叫了起来，把二人从睡梦中惊醒。大概是白天太累了，刘琨也不当回事嘟囔了几句后蒙上被子就要继续会周公。可祖逖不干了，一脚就把他踢了起来，一句“此非恶声也”拖起刘琨就去舞剑…并从此成了一个习惯…

刘琨既然勤于用学，成就当然不会差到那里去，他的诗歌诗清刚悲壮，苍苍莽莽，一气直达。后世评论说“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诗品》，“雅壮而多风…文致耿介”《文心雕龙》，“忠义之气自然形见，非有意于诗也”《诗谱》都是很高的评价。为人所传颂的名句“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正是出自他的《重赠卢谌诗》中。而在音乐上，他的造诣也很高，作品《胡笳五弄》，包含《登陇》、《望秦》、《竹吟风》、《哀松露》、《悲汉月》等五曲，包含对故国的悲思伤感，情到深处，催人泪下。如此才情，恐怕纵览中国历史，也不多见。

如此刘琨，辅以不错的家世，很快的，他就在晋朝的文人雅客中声名雀起，和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潘安等人一起，混得了一个“二十四友”的名号。并在太尉高密王司马泰的提拔下任命为著作郎，太学博士等官职直至尚书郎。不过此时，刘琨还是仅以一介书生混迹于政坛的，真正让他奠定了一流武将身份的，还是在上文提及过的八王之乱中。

尽管在八王之乱之初，公元301年，晋永康二年四月，从属于当时赵王司马伦的刘琨因麻痹轻敌，加之手下各部互不相从，不能统一指挥，导致所率领的三万宿卫兵为成都王司马颖败于溴水(原出河南济源县，经孟县入黄河)，被迫焚烧了河桥，才得以自保。但在其后不久，因家世显赫而得以脱罪的刘琨知耻而后勇。以从幽州借来的乌桓突骑转战中原，特别是在以500突骑击败豫州刺史刘乔救还被扣押的父母后。与河间王司马虓连败成都王司马颖部，以功封广武侯，封邑2000户，从此武功大震。因此，在八王之乱后的公元307年，也就是晋永嘉元年的时候，刘琨受封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