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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三）

——自阮、魏争吏桓事看天启四年东林党祸及明季东林党之失

文/汗青

阮大铖和魏大中争职吏桓一事，是他与东林产生裂隙的关键，其后一系列的问题也都因此而起，所以有必要将此问题从头认真梳理一番。

按前所引之资料及《明史》左光斗本传记载，当时吏部候补首序为周士朴，其后是阮、魏。但依魏大中自谱所言，其时曾“倏而推升周士朴，出工桓缺以待阮”，也就是说一旦周士朴被升迁后，工部便会出缺，阮大铖就将被补缺至工部，因此周士朴的职位与吏部准备升迁的程注程芸阁是一样的，均为本部掌科，这二人都要比刘弘化、阮大铖、魏大中高一阶，只有在他们升迁之后，所部掌科才会出缺。关于这点，当事人魏大中自叙和李逊之《三朝野记》的记叙完全一样，而文秉和钱秉镫也都说候补首序为刘弘化，此事当无可置疑，其时候补首序是刘弘化而不是周士朴。至于《明史》左光斗传中“当迁者，首周士朴”一说，则是对推升周士朴以便将阮大铖补去工部这一史料的理解错误，无疑是错的。而魏大中自陈其排序在阮大铖之前，理由极为牵强，无非是讳言其与阮大铖之矛盾曲在己方而已，就不多说了。

魏大中又说阮大铖使了手脚以至周士朴无法升迁，这也似乎甚为勉强，不太能说得通，颇有捕风捉影之嫌。

盖因《明史》杨涟本传记曰，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之一就是：“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

此处言周士朴是因参纠织造太监而被魏忠贤阻其升迁。

周士朴，字丹其，商丘人，泰昌元年征授礼科给事中。此人专与内监作对，太监王添爵选净身男子索贿案、守陵太监刘尚忠鼓动守陵部队挟赏案、太监刘朝等以送军器为名出行山海扰乱地方案等，他都有上本弹劾。尤其是天启三年六月，千余名太监要求提前供给冬衣，闯入工部侮辱尚书钟羽正，砸毁其公座，谩骂、殴打工部官员；以及天启四年正月，苏州府同知杨姜、应天巡抚周起元弹劾织造税监李实（也就是杨涟说的“执纠织监”）这两案中，他为朝官辩护、攻击太监尤厉，故深为魏忠贤所恨。

周士朴升迁被格，《明史》本传说他是因“尤好与中官相搘柱，深为魏忠贤所恶。会当擢京卿，忠贤持不下，士朴遂谢病归”。 而之前所说的杨姜、周起元劾李实一案，在天启四年的正月二十三日才刚刚告一段落，随即二月中周士朴升迁之疏被格不下，此显系魏忠贤和太监集团一心报复所致，是双方结怨已久的结果，既非一日之曝，亦无需什么人去唆使魏忠贤，何况周士朴还是为赵南星等人所推升，那就更别想升迁了。退一步讲，无论阮大铖有否在其中做什么动作，这周士朴都是无法升迁的。况且此年二月，阮大铖还通不到魏忠贤，最多只能通到锦衣卫的一个小小刑理事，即使连这都还是隔着一层关系才够上的，要说走个后门给犯人说项少吃点苦到是可能，可要干涉京卿升迁，此刻他的关系还远远不够分量。

故余以为魏大中之所以有此一说，无非是因周士朴正好于此刻不得升迁，于是顺手将此事附于阮大铖之身而已，可即便这样，他在末尾还是不得不加上一句：“盖亦方以疏参织监取忌中珰也。”

只可惜，补了这句之后，他底气就显得不那么足了。

又，《明史》诸传所记，除于补缺首选有异同之外，对书召阮大铖入京之人的记录，也和当事人魏大中叙述不同。

《明史》左、阮两传以及钱秉镫《皖髯事实》等，并云书召阮大铖者为左光斗，而魏大中却说是刘弘化，是事甚堪斟酌。

按《魏廓园先生自谱》道，书召阮大铖者为刘弘化，不是左光斗。同时他还将阮大铖与自己产生矛盾的关键，归之于刘弘化的居中挑拨，具体原因他没说，只说刘弘化“不便予之居斯地也”，因此急召回家省亲的阮大铖入京待缺，使得魏大中无法越过阮大铖补缺。在此段中有一处人名缺损：“（原文残缺）于冬间既微以亲病闻矣”，按前后文及其他史料推断，与此事有牵连又有丁忧消息传来者，只有刘弘化，所以此人名当为文中的“某”，即刘弘化。

当时的“冢宰”，即吏部尚书赵南星以及其他几位东林核心，为了能让魏大中登上吏部掌科之位，可谓处心积虑，做了不少小动作。一方面，他们乘刘弘化家中丁忧消息还不确实尚在其位，急行推升工部的周士朴，使工桓先行出缺，好让排名第二的阮大铖补去工桓；一方面又让阮大铖的同乡左光斗出面去做阮的工作，要阮大铖接受去工桓的任命。这样一来，即使刘弘化补了吏桓，也马上会因丁忧去官，吏部的位子最终还是魏大中来坐。

但据魏大中所言，又是这个刘弘化在知道此事后居中挑拨，致使阮大铖误以为此乃魏大中所为，使得阮大铖原来只是对赵南星、左光斗等人不让他补吏桓缺的行为不满，现在对魏大中也开始不满，有所嫉恨。

由此可见，当时书召阮大铖的并非左光斗一人，至少还有这位刘弘化。而魏大中之所以不提左光斗，估计是因他在家撰写这份年谱时，已知左光斗下狱，自己亦将不免，故不欲在此再指责因左光斗书召阮大铖来京，致使东林党内部起矛盾。二则左光斗后来在争吏桓一事中倒向了魏大中一方，且在此事中他不象刘那样有厉害关系，所以一旦提起左光斗也曾书召阮大铖，等于间接证实了按序确应是阮大铖即位，那么这起争端便是曲在魏大中，这将与他下文为己辩护之词互相矛盾，所以干脆就避而不谈了。

最后，争吏桓一事以阮大铖补缺后几天又辞职而去、魏大中继任而告终。但是，这之后的余波，却依然甚为曲折而复杂，亟待仔细考辨。据魏大中说：

于是某之丧闻，而阮补吏桓矣。阮既补，予以阮故未绝于吾党，凡事诚意相商，必不至大决裂，乃某意既弗善予，复不善阮，欲乘此两去而更有所属。会西江诸子以邹公匪石调铨事，弗得予闻为耻，阮因合章（原文残缺）并合黄正宾、陈居恭共构之。而操江（原文残缺）复怏怏于弗得骤迁，令图予复图浮邱，而傅櫆之疏稿具矣。櫆稿具而阮始辞朝，予急叩冢宰，停数日且弗推，冢宰既诺之矣，乃以是日升予。十八日，予迁吏科都给事中。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8）。

由此可以知道，在阮大铖补了吏桓缺后，他与魏大中以及左、赵等人的关系在明面上还是不错的，即使是身处矛盾中心的魏大中，亦以为阮大铖其时“未绝于吾党，凡事诚意相商，必不至大决裂”，尚属党内“同志”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其次是阮大铖在二月十九日傅櫆发难前，已经“辞朝”离开北京，他在这个吏部都给事中的位置上，连板凳都没坐热就走人了。这期间他曾上了一封要求严惩吏部“大计”中弊端的《惩贪疏》（9），算是留了个纪念。

只是阮大铖既然得了这个职位马上就辞职而去，那先前为什么又千辛万苦，甚至不惜和左、魏等人搞僵关系也要得到这个职位呢？

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以及从官场得失和厉害关系上看，他都不应该做那么愚蠢的事情，但自与他交往多年的乡人钱秉镫的口中，我们却可以知道其答案所在。钱秉镫说“其人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10），可见阮大铖的个性中并不具备职业政客那种深谋远虑的机心，而是一个为人气量偏小、些许得失就挂在脸上、自傲又颇为意气用事的人，确切地说，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自矜偏狭的文人意气。

他之所以非要争这个位置，我推测大约一是他自觉才堪充任，二则论资历确实该他补缺，三是他要争口气给赵南星等人一个难堪。他甫一上任就辞职的潜台词，应该便是你们搞那么多小动作不让我上，现在我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到了，让你们知道我不靠你们也一样可以坐上这个位置；而我上了一封疏，皇上还准奏了，这至少表示我还真就能做好这个官。我现在辞职不干了，这是我让给你们做的，我看你们脸上臊不臊。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自黄宗羲父亲黄尊素事迹中得到佐证。黄宗羲在记载他父亲事迹时曾说：

阮大铖长吏垣，与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发难。先生挽大铖，使毋去，大铖意亦稍转，而无奈桐城之疏彼也（11）。

桐城、嘉善，即左光斗与魏大中。黄氏明言他知道阮大铖是“借一去以发难”，是以才周旋其间，意图挽留阮大铖以弥合双方，而“大铖意亦稍转”，无奈左光斗此刻已倒向了魏大中一面，坚持要魏大中接任，是以终究没能挽回此事。

再接下去，魏大中又对阮大铖提出了一项更为严重的指控：“櫆稿具而阮始辞朝，……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

这便是后来被频频提起颇为著名的“叩马献策”，意即当时阮大铖主动找上了魏忠贤，为其绞杀东林党献计献策。这条材料一旦坐实，即便我们不知道阮、魏密谈的内容，阮大铖参与天启四年陷害东林党人之罪名，也几乎无可置疑。

但是，这条资料疑点颇多，并不那么确实。

首先是以当时魏忠贤涿州进香时的权势排场，几乎等同于皇帝，这也是杨涟攻其的一大罪状：“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衣之趋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认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故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12）”如此情况下，阮大铖身为一名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在野外燃秸相对做彻夜长谈，几乎不可能，也没这个必要。哪怕阮大铖真在夜里于半路“叩马献策”，魏忠贤也大可将其带去前面落脚处长谈。退一步说，就地入车也好，立帐入幕也好，对其时的魏忠贤来说都只是弹手之间，且等同于皇帝级别的大队人马进香，要火炬有火炬，要暖炉有暖炉，断不至要“燃秸相拜，作竟夜谈”。

而阮大铖在弘光朝曾上过一封《孤忠被陷之由疏》，其中针对此事喊冤道：

铖与相国冯铨有文字交，归过涿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门客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13）？

阮大铖的话，在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前当然是不能做数的，但他在这里却透露了一点有用的信息，那便是“叩马献策”之说非魏大中本人发端，而是自汪文言处听来的传言。

那么这个传言是否可信呢？

至少顾炎武及文秉等东林一脉的传人是亟以为可信的。如顾炎武就驳斥阮大铖之说道：

叩马献策，原指逆贤进香涿州之日，非指深官近侍之日；大铖南归过涿州，正逆贤进香至涿州，万耳万目何可掩也（14）！

文秉则道：

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冯铨跪谒途次，万耳万目，胡可掩也！逆贤岂身不出宫禁，而以之辨叩马献策之为诬哉（15）？

两人的驳斥的说法听起来甚为有理，你阮大铖南归时过涿州冯铨处，而魏忠贤正好那会去涿州进香，你却居然说魏在深宫近侍，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而且此事“万耳万目”，何可掩也、胡可掩也，如此多的证人言之凿凿，应该无可置疑。

但文秉所言之中，也流露出了一丝问题，即“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后，接下来说得却是“冯铨跪谒途次”，而不是“大铖、铨跪谒途次”，这上下两句之间其实并无逻辑关系。照此说来，“叩马献策”者似乎只有冯铨一人，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以阮大铖身负江南第一才子之机敏，怎么就编了那么一个白痴而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来为自己辩护呢？

然而看当时在魏忠贤手下内直房经管文书的太监刘若愚《酌中志》所记（16），可知当时跪谒途次的确实只有冯铨一人，并无阮大铖在内。应该说，这是目前知道最第一手的资料，且刘若愚并非魏党，其记载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仔细去看下时间，便可发现指证阮大铖“叩马献策”者肯定出了差错，其传言大有问题。

盖魏忠贤去涿州，乃是为祭祀“元君”。“元君”者，碧霞元君也。《明史》赵参鲁传曰：“万历二年，慈圣太后立庙涿州，祀碧霞元君。”有明一代，此君香火颇为旺盛。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道：“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倾城趋马驹桥，幡乐最盛，碧霞元君诞也”；刘若愚《酌中志》的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于“四月”条下亦云：“初旬以至下旬，耍西山，香山，碧云等；西直门外之高梁桥，涿州娘娘，马驹桥娘娘，西顶娘娘进香”，在说冯铨“叩马献策”的“黑头爰立纪略”中，他又特意说起此项内廷风俗道：“涿州去京师百余里。其涿郡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宫进香者络绎。”而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也说祭祀碧霞元君的时间是在四月。

再查现在涿州以及附近各地的地方及道教资料，包括泰山在内，碧霞元君的圣诞也都是四月十八日，祭祀活动基本集中在四月十六至十八这三天内。如雪花山碧霞元君庙，就是四月十六至十八三天，由井陉旧城周围四、五十个村庄组织参加庙会，还有着一套相当严格的程序和仪式。

据此可见，魏忠贤去涿州进香时间为四月一日至十八日之间无疑，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四月十六到十八日这三天间，魏忠贤盘桓于涿州一带。

然而按照魏大中自撰年谱所记，阮大铖已于二月十九日傅櫆上疏之前“辞朝”离京，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长达两月之久，且二月时连魏忠贤自己都不知道四月会去涿州进香，要说阮大铖在那里等他“叩马献策”，不免过于附会，迹近小说家言。

这便是阮大铖为什么要大喊冤枉，说“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的原因所在。结合刘若愚的记载，基本可以断定他说的没错，他离京时魏忠贤确实在深宫近侍，而阮、冯二人在涿州也确实叩不着魏的马头。

再还有一点旁证，也可证明阮大铖当时与魏忠贤还攀不上关系，此条资料还是来自于阮大铖的乡人钱秉镫。他说阮大铖辞职回乡之时，“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17）”

按《明史》阉党列传，倪文焕之通魏忠贤，是通过崔呈秀的门径，而崔呈秀通魏忠贤，则在天启四年九月之后。倪文焕是因谒崔呈秀求救，才被引入魏忠贤幕的，其首功为弹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和林枝桥，但这已是天启五年的事了。因此阮大铖即使真的通魏，最早也要到天启四年年底之后，他于天启四年的二月到四月间，压根还没找到门路和魏忠贤说上话，若其果有涿州“叩马献策”事，则何用倪文焕为之通魏。

顾炎武与文秉等人，首为门户之见所蔽，次不察当时内廷惯例与民俗，三未梳理通关节所需之门径，只因阮大铖归家要路过涿州且与冯铨有过交往，而魏忠贤也去过涿州进香，就生生把冯铨“跪谒途次”之“叩马献策”事给硬扣到阮大铖身上，并以“万耳万目”云云为言，此诚为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