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水门事件（一） -- 梦秋

水门事件（七）

米切尔在9月28日晚上多半磕药high过了头。那一声不绝于耳的惊叹还余音绕梁，他又气急败坏地给伯恩斯坦丢下一句话：

“这篇报导要是见了报，凯蒂•格雷汉姆的奶子不给拧下来才怪！”（Katie Graham’s gonna get her tit caught in a big fat wringer if that’s published.）

凯瑟琳•格雷汉姆女士是《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之一。这话说的，简直就是在摸老虎屁股了。米切尔在电话一头光顾着痛快淋漓地骂人，伯恩斯坦在电话另一头用一支快笔伺候着，一字不漏地将通话全部记录下来。按照新闻写作程序，这段让人瞠目结舌的评论被放在整篇文章的最后部分。

经过主编的审阅，“her tit”最后还是被删除了。反正美国读者们对“此处删除XX字”的文字游戏也不陌生。

文章还没付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新闻副主管摩尔打来电话为米切尔求情，《华盛顿邮报》总编室哪里肯错过这个出口恶气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摩尔的请求。

这篇新闻报导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米切尔交运华盖，倒霉的事情接踵而来。10月4日，一向老实的《洛杉矶时报》居然也跟风炮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还记得水门案发时在现场望风的那个眼线巴德文吗？身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人员，这位法学院毕业生，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水门现场亲眼目睹了整个案发过程。接下来，他又奇迹般地逃过了特区大陪审团的起诉。由于巴德文既是目击者，也是当事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9月份开始就注意到他的身份，并通过巴德文的律师开始和他联系采访事宜。

巴德文充分了解自己的价值。他开口给自己定下了5，000美元的出场费。《华盛顿邮报》禁止记者以任何形式购买新闻，巴德文又不见耗子不撒鹰，两位记者只好悻悻而退。没想到两个星期之后，巴德文竟然把大量有关水门事件的信息无偿提供给了《洛杉矶时报》。10月4号的报导上不但登载了水门案发现场的高清晰写真版，还连带登出了水门事件的未完成版。按照他的说法，水门“窃贼”之一的麦科德曾经计划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克戈文的竞选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类似的计划也准备在民主党在迈阿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实施。巴德文的现身说法还让米切尔丢尽了脸。据说，米切尔为了防止他的妻子玛莎被新闻媒体追踪，竟然动用安保人员限制她的行动自由。这一行为也被揭露了出来。米切尔7月1日辞职的时候面对公众宣称，自己的决定是为了和妻子更多相处。谎言原来总是与事实向背。

两拳重击，此时的米切尔虽然没有受到审判，自身与身败名裂距离已经不远。

《洛杉矶时报》的报导向公众暗示了水门窃听事件并非一起偶然事件，而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此前《华盛顿邮报》的追踪调查已经揭开了这场政治阴谋的资金来源。眼下，需要更多的工作来揭示阴谋当中已经完成，即将完成和未能完成的内容。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此时犯下了调查工作的第一个错误。为了在这场大规模的扒粪运动中巩固已经挖到手的第一桶粪，在气势上压倒《洛杉矶时报》，他们在调查过程当中过分相信了联邦调查局内的消息来源。10月6日，两位记者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刊登的文章当中，错误地将三位与水门案件无关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士列入涉案人员当中。

除了三位无辜者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了程度不一的抗议，这个错误并未导致过于严重的后果。很快，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又掌握了新的线索，他们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和发现即将达到辉煌的顶点。

这条线索多少来得有点凑巧。水门案发之后，《华盛顿邮报》常常接到许多电话表示可以为整个事件的调查提供线索。如何从几百个来电当中辨识出有价值的线索成为了一门显学。9月28日晚间，伯恩斯坦接到了一个类似的电话。

来电话的人是一位律师，他代表他的客户，田纳西州助理司法部长艾利克斯•西普利与伯恩斯坦联系。他含糊地告诉伯恩斯坦一件可疑的事情：早在1971年的夏天，有人企图招募西普利在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连任当中从事特殊的工作。

正在调查的水门事件与这位律师提供的线索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条线索真伪如何？伍德沃德得知后，对这条线索的真伪疑虑重重。伯恩斯坦则表现出了一个新闻记者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在得到报社主编的同意后，伯恩斯坦在9月29日来到位于纳什维尔的西普利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西普利一家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1971年的六月，在水门案发整整一年前，一位西普利在军队当中的熟人上门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尼克松总统竞选服务——当然，报酬丰厚，要多少有多少。

这位熟人的名字叫做唐纳德.塞格里蒂，已经退役并成为了一名律师。在以后的章节当中，他的名字还会多次出现。

塞格里蒂直截了当地对西普利说，为尼克松总统竞选服务的“特殊方式”就是当政治间谍。塞格里蒂无疑看中了西普利的民主党背景，希望后者利用这层背景的掩护混入民主党的竞选机构当中窃取情报或者充当破坏分子。此刻西普利正准备从军队退役，一笔意外而至的丰厚报酬会让这位年轻人过得自在而潇洒。

塞格里蒂的选秀风格有点接近胡闹。仅仅因为是同一部队当中的战友关系，他就想轻易雇佣一个祖孙三代家中都悬挂着富兰克林.罗斯福肖像的退役军官去从事其政治理念相反的工作，遑论这样的工作违背了美国的法律。

西普利半心半意地和塞格里蒂交往了几个月，此间帮他物色了几个帮手，10月份的时候总算抽身而去。

伯恩斯坦向西普利追问那几个帮手的身份。天可怜见，其中一个竟然是伯恩斯坦儿时好友的朋友。利用这层关系，伯恩斯坦立刻从此人处证实了西普利所说的一切属实。

种种迹象表明，塞格里蒂是已经略显雏形的政治阴谋的组织者之一。他马上成为两位记者的重点调查对象。调查者们兵分两路，一路准备直接采访塞格里蒂本人，另外一路去调查塞格里蒂个人情况。

塞格里蒂住在洛杉矶。伯恩斯坦把洛杉矶所有姓塞格里蒂的人的电话全部拨打了一道，终于打到了塞格里蒂家里。在通话当中，伯恩斯坦违反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行为规范，没有向接电话的塞格里蒂的母亲通报自己的记者身份。数小时之后，塞格里蒂回到家里给记者们回复电话的时候，听电话的伍德沃德没有和伯恩斯坦协调好，把自己的记者身份漏给了塞格里蒂。

后者几乎立刻就放下了电话。

对于塞格里蒂个人情况的调查收获却很大。

塞格里蒂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南加州大学为尼克松的总统班子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储备，以至于白宫内形成了南加州毕业生为主的小帮派，被外界戏称为“南加州黑帮”。对塞格里蒂的调查表明，他早在就读大学期间，就和“南加州黑帮”里许多未来的政治之星来往密切。

要将这些总统手下的干将们一一列举不免有些罗嗦。不过，其中的几个政要还是值得注意一下的。与塞格里蒂关系密切的白宫显要人士有：

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

负责总统日程安排的秘书查平

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政治助理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驻白宫联络员斯特拉岑

……

从塞格里蒂这个台风眼处传递出来的政治风暴看来几乎可以荡平整个白宫。

水门事件（六）

从水门“窃贼”调查到秘密资金，水门丑闻像滚雪球一样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引人注目，牵连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相继挖出了亨特、利迪和施坦斯等人，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已经无可置疑地现身在风暴中心。既然如此，“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约翰.米切尔断断脱不了干系。

由于“深喉”拒绝给记者们提供具体的情报，他们针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调查进入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阶段。

八月份，通过某种关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弄到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人员花名册——这份花名册属于该委员会的保密文件。除了公开身份的几个委员会头头的名字外，名册当中还开列了全部中下层工作人员的名字，总数将近100人。

根据这份名册，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走访。为了更容易接近被调查人员，伍德沃德会宣称他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人（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伯恩斯坦则声称自己是个无党派偏见的无政府主义者（伯恩斯坦是个犹太人）。在调查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一些非常可疑的现象。

早在7月1日就宣布辞职的约翰.米切尔仍然像幽灵一样出没在委员会当中“指导工作”。

某些工作人员在接受水门事件调查的时候作伪证。联邦调查局对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委员会的律师或者相关头目也在场，这使得被调查人员无法自由地回答问题。

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到事先告诫，不要主动提供任何消息，尽可能地回避问题——尤其是委员会资金的问题。

许多工作人员对两位记者敬而远之，因为他们得到指令，不得和记者，特别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接触。有一位工作人员仅仅因为在咖啡馆和两位记者有过短暂交谈就被上司警告。许多人声称他们被跟踪，电话被窃听。

“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新任主席甚至打电话到《华盛顿邮报》找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麻烦。他声称委员会当中有五位女工作人员被记者们“骚扰”。不客气地说，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行为的确有点无赖。因为害怕被采访对象摔门板拒之门外，他们在按响门铃之后，一俟对方开门，就立刻把一只脚踏入门内造成既成事实。接下来才有可能会按照标准的待客程序进行下去。如果主人毫不客气地要赶走他们，两位记者还会涎着脸讨一杯咖啡，或者要一根香烟，并为此和主人消磨几分钟。从这点上来说，“骚扰”不算一个过分的词语，更何况采访总是在夜里进行。两位记者要等大家都下班之后才会登门拜访。

《华盛顿邮报》的主编对所谓的“骚扰”投诉的回答也几近无赖：“这是近几年来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行为！”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通过这种无赖的办法，从两个人身上打开了突破口。

一个是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的助手。伯恩斯坦在她家里讨要咖啡和香烟，然后一杯一杯地喝着咖啡，简直不敢中断和她的谈话——哪怕上一趟厕所都会导致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另外一个是委员会的前任出纳，在8月初已经辞职的斯隆。斯隆的妻子刚刚生产，尚在医院中休养，多心眼的伯恩斯坦给她送了一束花。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前往采访斯隆的时候，骄傲的父亲正在给整栋房子进行大扫除。两位记者帮他做了一阵下手活，彻底地赢得了他的信任。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新闻调查确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如果新闻信息来自一位匿名的消息来源，那么必须要有另一位消息来源（无论匿名还是公开身份）对这些信息进行证实。不然新闻记者可能会因为信息的失误担负法律责任。

在对上述二人的采访中，两位记者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出于对二人隐私的保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没有在新闻报导当中公开他们的身份。由于两人提供的内容高度一致，信息的可靠性得到了有效的相互确认。9月29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陪审团对水门“窃贼”提出起诉不到两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篇报导将约翰.米切尔推上了水门丑闻的前台。

两位记者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如下：

约翰.米切尔在担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长期间，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聚敛秘密资金，并将秘密资金用于调查和监视反对党民主党的活动。

除了米切尔，尼克松总统手下还有四个人有权支配秘密资金进行非法监控活动，其中两人来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即财务主管施坦斯和竞选事务副主管马格鲁德。另外两人的身份尚未明确。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之一为负责竞选的白宫高级官员，另外一人虽不是白宫人员，但也卷入竞选事物当中。

同时还有一大批涉案高官被曝光。

把涉案人员的身份罗列一下，会发现一些有很意思的事实：

亨特：前任白宫助理

利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曾任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的助手

马格鲁德：“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事务副主管，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波特（涉案人员之一）：“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计划主管，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斯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

米切尔：“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曾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部长

施坦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曾任联邦政府商务部部长

马尔迪安（涉案人员之一）：“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联络员（political coordinator），曾任联邦政府助理司法部长

这些人都是总统手下的人。All the President’s Men.

仔细观察，会发现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和他们渊源甚深。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经把水门事件的矛头指向了白宫。霍尔德曼也许是深水当中隐藏的大鱼。

按照美国新闻报导的程序，记者们在完成新闻稿之后，要将稿件内容传达到当事一方，并获得当事的表态。不论当事人对新闻内容说yes还是no，记者都要将他们的态度一并写入报导当中。9月28日晚上，伯恩斯坦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新闻副主管，前任白宫新闻助理摩尔打电话通报上述报导内容，摩尔在电话里予以断然否认。

深夜11点后，伯恩斯坦给当事人米切尔打电话要求表态。米切尔惊讶的回答几乎无法用中文翻译，在此且引用伯恩斯坦记录的原文：

电话铃响：

米切尔：是我。

伯恩斯坦：（通报身份）很抱歉这么晚打搅你，先生。我们的报纸明天将要发表一篇报导，内容是你在担任司法部部长期间掌握着一笔秘密资金……

米切尔：JEEEEEEEEESUS！

水门事件（五）

达尔迪斯所说的“洗钱”并不是指不法分子将手里黑钱洗白的各种手段。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1972年4月7日，在水门案发前两个月，一部有关监控美国国内选举时政治捐款的新法律生效。这部法律要求参加选举的政治组织公布其竞选期间所获得的所有政治捐款的来源和用途。既然总统的竞选班子敢动用秘密资金对竞选对手进行监视和调查，那么他们就一定有办法避开这部法律的监控，这是政治意义上的“洗钱”。

根据达尔迪斯提供的线索，伯恩斯坦可以确认，从墨西哥银行汇往水门“窃贼”巴克账户上的 89，000美元来自得克萨斯。伯恩斯坦立刻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得克萨斯分会联系，找到了分会主席的代理律师海恩斯

海恩斯一张嘴是个超级大漏斗，他把整个洗钱的过程连兜带底全部倒给了伯恩斯坦。具体说来，就是将各种秘密政治捐款（无论是支票、证券、股票期权）全部越境转移到墨西哥的一家银行。美国国内的监管人员无法对这家银行进行监控。开设这个银行账户的人将是一个清白的，无党派倾向的人士。然后从这家银行里将会源源不绝地流出各种资金，进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施坦斯的保险柜里。他要拿这笔钱干啥那就只有天知道。

会有谁掏腰包给总统的竞选班子？海恩斯给伯恩斯坦开了个名单，让我们来开开眼，看看选举政治之下的各种花招：

想要捐款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人（因为自己的民主党身份，不合适公开捐款）

以公司或者企业的名义进行的集体捐款（新法律禁止集体捐款）

某些与联邦政府结了梁子活得很不自在的企业主管、老总以及工会领导的捐款

某些利益集团或者是地下势力的捐款（例如拉斯维加斯赌博集团，或者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不法集团）

这些来路不明的捐款自然也都用到了见不得人的行动当中。对于非法捐款和秘密资金的丑闻，海恩斯大言不惭地说：

“我们不会（为此向捐款人）保证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能够使彼此之间保持联系……”

“他（施坦斯）会说，花费生意人10%的收入让理查德•尼克松在华盛顿待下去并与之保持联系是一件划得来的事情。”

海恩斯的厚脸皮让伯恩斯坦收获不小。他不但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牢牢地捆在了水门事件——这时候应该说是“水门丑闻”——这个十字架上，还顺带说出了一个让人咋舌的秘密资金数字：至少750，000美元！

总审计署调查出来的数额是500，000美元。

对于这么一大笔资金，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产生了一个合理的推论：如果不经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切尔的认可，谁都没有资格动用这笔钱。难道这位在7月1日即引咎辞职的米切尔真的和水门事件、秘密资金有着密切联系？

伍德沃德从水门案发开始就认定并且毫不怀疑，米切尔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当中。伍德沃德所进行的一切调查将迟早会把此人揪出来。

他的这种态度并不是没有根据。伍德沃德有他的消息来源。正是这个消息来源在水门案发伊始就确认了米切尔的角色。

这个消息来源就是神秘的“深喉”。

谁是“深喉”？这个问题在水门事件过后三十年里一直在困扰着研究者们，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是个秘密。知道他的身份的人只有伍德沃德。照伍德沃德的说法，“深喉”在尼克松政府当中占据着一个敏感位置，能够接触到大量信息。他能够在尼克松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这说明“深喉”是一位共和党人。

再没有更多的消息能够表明他的身份。伍德沃德对他的称呼本来是“深度背景”（deep background），《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半开玩笑地把“深喉”（deep throat）安在此人身上。这是一部有名的色情电影的名字，但是张冠李戴的叫法还是流传下来了。

“深喉”行事非常诡秘。因为担心电话被窃听，他和伍德沃德尽可能地避免用电话联系。他们的联系遵循一种纯粹的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或者四十年代末《挺进报》的信息传递模式。当伍德沃德有事需要见“深喉”的时候，前者会在阳台的花盆上插上一面小红旗，再把花盆挪动一下地方。这就算约定好了。

按照事先说好的办法，伍德沃德将在发出信号的次日凌晨两点钟来到一个地下停车场与“深喉”见面。在到达这个停车场之前，伍德沃德 会绕好几个弯，换乘两到三次出租车，直到确认身后没有尾随人员为止。

如果“深喉”想要约见伍德沃德，在当天早上7点，伍德沃德订阅的《纽约时报》的第20页页码上将会被画上一个圈，报纸的下角会画上一个表盘，上面标明了会面的时间。

即使通过这种方式联系，“深喉”也常常感到非常不安全。有两回和伍德沃德约定会面时间之后，“深喉”突然爽约，把伍德沃德晾在阴暗的地下停车场里等到几近天亮。

装神弄鬼是“深喉”的特权，因为他的情报特别准确——伍德沃德后来回忆说“深喉”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不正确的消息。“深喉”已经知道联邦调查局对伍德沃德 和伯恩斯坦卓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严重怀疑，很有可能两位记者已经被跟踪，电话被窃听。也正是“深喉”在6月19日，水门案发的第三天就不容置疑地肯定，米切尔与水门“窃贼”们关系密切。

“深喉”提供消息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具体的消息。每当伍德沃德有信息需要辨识真伪，或者把握不准调查的方向，“深喉”就会证实这些信息，要不就告诉他，追寻哪一方向的线索最有价值。“深喉”也许不知道很多内幕，但是他无疑清楚某一个特定的途径对于水门事件的调查最为有利，因此在伍德沃德向他详细汇报某个阶段的调查成果的时候，“深喉”往往会作出这样的评论：

“太简单了……还可以了解得更多。”

“挖下去，给我认真地挖！别怕坑深水大！”

“深喉”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像一个羽扇轻摇的师爷，谈笑间，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的保险柜变成为米切尔的滑铁卢。这个在案发两个星期之后就辞职的老滑头，“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前任主席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两位记者的视野当中。

8月29日，尼克松总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迫于《华盛顿邮报》的压力，他羞羞答答地承认了他的竞选班子在竞选资金的募集上出现了“技术性的错误”。他认为“竞选双方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这话说得有水平，反正民主党也不见得干净。

末了，尼克松总统认为那位保管着秘密资金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是一个“诚实的，谨慎的人”。在这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还宣布，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将授命对白宫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与水门事件有关进行“彻查”。

9月15日，华盛顿特区大陪审团以8项罪名起诉了水门案件的7名涉案者。这些罪名包括非法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非法使用窃听设备和非法监视他人等。被起诉的人当中包括我们都熟悉的亨特、利迪、麦科德和巴克。

但是大陪审团根本没有就秘密资金和非法捐助等事情起诉施坦斯。大陪审团的起诉没有涉及到核心的问题：究竟是谁使用了秘密资金对政治对手进行监视和调查？

既然记者们都可以查出秘密资金的来源，联邦调查局和总审计署就没有理由知道得比记者们更少，大陪审团也没有理由回避这个现实的问题。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隐隐约约觉得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左右着整个水门案件。这种预感无疑得到了“深喉”的证实。

水门事件（四）

伯恩斯坦在迈阿密的调查工作一开始进行得很不顺利。

他首先想通过电话局的私人关系拿到水门“窃贼”巴克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利迪之间的通话记录。但是迈阿密区司法部已经提走了所有的文件。伯恩斯坦不依不饶地追到区司法部讨要记录。区司法部部长又把皮球踢到负责案件调查的下级，一个名字叫做达尔迪斯的地区检察官身上。

达尔迪斯先生用官僚部门特有的方式招待伯恩斯坦——在伯恩斯坦上门采访的时候，他老先生把这位年轻气盛的记者挡在秘书的办公室里，晾了整整一天。几乎被放了鸽子的伯恩斯坦最后凭着狗崽队无孔不入的敬业精神硬闯进了达尔迪斯的办公室，把达尔迪斯惊了个目瞪口呆。

这个举动让他收获颇丰。

他不但拿到了他想要的电话记录，还拿到了巴克的银行账户记录。后面的这份材料要比电话记录更有价值，因为银行记录上开列了4月初汇入巴克账号的114，000美元的具体来源，清清楚楚地写明了89，000美元来自墨西哥的一家银行，剩余的25，000美元来自肯尼斯•达尔伯格的现金支票。

案件的线索已经很清楚，“窃贼”们得到了某种资金上的支持。顺藤摸瓜，找到资金的来源，就找到了水门事件的金主和真正的幕后操纵者。面对这114，000美元，联邦调查局和《纽约时报》都选择调查89，000美元的来源，而伯恩斯坦所做的，却是立刻找到一部公用电话，告诉华盛顿的伍德沃德，让他弄清楚达尔伯格的身份。

伍德沃德几乎立刻就查清了达尔伯格的身份。他赶在8月1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截稿排版前两个小时给这位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在美国中西部的筹款人打电话询问25，000美元支票的事情。达尔伯格听完伍德沃德的电话，惊讶得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辩解道：

“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接下来他丢下一枚重磅炸弹：这张25，000美元的支票的经手人包括斯隆和施坦斯，前者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在进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之前，他曾经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助手；后者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此前是尼克松政府的商务部部长。

第二天，8月1日，这枚重磅炸弹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被引爆。

麦科德、利迪、亨特、斯隆和施坦斯全部来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除了麦科德，其余四人与白宫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迹象表明水门事件获得了秘密资金的资助。资金来源又与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资金有关系。白宫一直在密谋策划着对竞选对手进行监视和窃听——这种可能性已经浮出水面。

由于案件调查已经涉及到了竞选资金和总统的竞选班子，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作为政府机构，回避了对竞选资金的调查。这项工作就转移到独立的总审计署。伍德沃德继续坐镇华盛顿，目光炯炯地盯着总审计署。

涉案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斯隆很快宣布辞职。辞职的理由无疑也很冠冕堂皇：他需要动手术切除身体溃疡。还有，他的夫人怀孕了，需要照顾。

伍德沃德对斯隆进行了电话采访。后者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每一天，伍德沃德都会像催命鬼一般给总审计署打电话，追问竞选资金的审核情况。8月22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导了关于总审计署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资金的调查。伍德沃德在这篇新闻当中宣称，总审计署认为该委员会违规处理了总额至少为五十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这其中又至少有100，000美元是“秘密资金”。

《华盛顿邮报》选择这一天报导总审计署的审计数据不是没有理由。按照总审计署的工作计划，他们预定在8月22日这一天公布整个审计结果。伍德沃德为此耐心地等了整整三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和总审计署的新闻发布会准备在这一天给白宫带来一场政治地震。

并非巧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1日在迈阿密召开。按照预定的日程，代表大会将在22日晚间正式推选尼克松作为共和党1972年总统候选人。

但是，总审计署在8月22日突然变卦，决定暂时不公布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资金的调查结果。大惑不解的伍德沃德打电话到总审计署询问缘由，审计署官员对他说，施坦斯打电话给首席审计官声称要提供更多的审计资料，于是首席审计官飞往迈阿密，审计数据的公布因此推迟。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水门案发之后，当了冤大头的民主党提出了100万美元的民事索赔。在8月22日这一天，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忽然宣布，对于100万美元民事索赔案件的调查结果暂时不对外公布。这么做的原因是，“在水门事件的刑事调查未结束之前公布民事调查内容是危险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从来没有过于关注民主党的这个民事索赔案件。特区地方法院的决定看上去也不是不合道理。奇怪的是作出这个决定的法官竟然亲自给负责调查工作的伯恩斯坦打电话解释法院的决定。伯恩斯坦此前从来没有和这位法官有过任何联系。他因此产生了一个以前没有想过的念头：有人向这位法官施加了压力，以便特区地方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能够在判决内容和时间上产生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利的事实。

实际上，尼克松总统的竞选班子一直都在尽力洗清自己与水门事件的关系。8月16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公开宣称，水门事件的主角利迪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原因。利迪担心，“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会有狂热分子对总统发动攻击”，因此他采取了他所能够采取的措施，那就是破门而入，安装窃听设备。

高尚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

水门事件至此，利迪无疑成了主谋。在民主党总部溜门撬锁安窃听器这种下三滥的政治伎俩，看来也只有“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这种小角色才使得出来。总统和白宫还是清白的，虽然他们无论如何也说不清那超过100，000美元的秘密资金和水门事件的关系。

100，000美元可以让“窃贼”们故伎重演很多次。这笔钱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利迪个人行为所需要的开支。一定还有人用秘密资金做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

伯恩斯坦把注意力又投向了墨西哥银行汇来的89，000美元上。总审计署在调查这89，000美元的来历时曾经要求经手人施坦斯提供相关信息。施坦斯含糊地说89，000美元来自得克萨斯的政治捐款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伯恩斯坦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是那位几乎放了他鸽子的迈阿密区司法部人员达尔迪斯提供的。详细说起来，伯恩斯坦能够拿到这条线索，还得归结于他和达尔迪斯之间做的一小笔情报交易。

伯恩斯坦在七月底去迈阿密调查巴克和利迪的电话联系，认识了达尔迪斯。此时佛罗里达州大法官的竞选工作刚刚开始。达尔迪斯认为伯恩斯坦在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和军方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便要求伯恩斯坦搜集某个佛罗里达州大法官候选人的一切负面资料。伯恩斯坦弄到了资料，可是达尔迪斯却没有用上。

不管怎么说，伯恩斯坦有了达尔迪斯的把柄。后者在8月24日主动给伯恩斯坦打来电话，告诉他说发现了89，000美元的线索，电话里不宜多说，请再到迈阿密一叙。

伯恩斯坦心急火燎地上了飞机。达到的第二天，8月25日，达尔迪斯又放了伯恩斯坦一天的鸽子。

伯恩斯坦等候接见等得三尸神暴跳。他在26日早上直接给达尔迪斯打电话，开门见山地直接问候一下本州大法官的选举状况。

达尔迪斯明白伯恩斯坦的开场白。他立刻很知趣地进入正题。他对伯恩斯坦说：

“见鬼，卡尔……这叫做‘洗钱’。”

水门事件（三）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通过警方的消息来源，了解到水门“窃贼”的通讯录上发现了霍华德•亨特的名字。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出现在通讯录上的另外一个重量级名字。这个人就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助理戈登•利迪。此前他曾在总统国内事务首席助理约翰•厄利希曼手下任职。厄利希曼则是尼克松总统的心腹干将之一。

除了麦科德，利迪是第二个被发现卷入“水门事件”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这个尼克松总统的竞选班子是个很奇怪的机构，它并不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之中，而是一个由尼克松总统手下亲信拼凑出来的莫名其妙的组织。麦科德与利迪涉案表明，这个竞选班子和水门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联邦调查局在一开始显然没有注意到利迪的重要性。直到6月28号，案发11天后，他们才开始传讯利迪。但是探员在利迪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后者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利迪强硬的态度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立刻被“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炒了鱿鱼。

7月1号，米切尔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是水门事件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手下负责安全和财务的两员大将卷进了水门案，他没法向公众交代。不过，这个家伙那张煮不烂的鸭子嘴秉承了所有政客冥顽不化的特点。米切尔坚持说：辞职的原因是应他的妻子的要求。

米切尔作为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1972年初辞职），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头头，与尼克松过往甚密。为此，他尽力将自己的妻子隔离在公共视线之外，严防无孔不入的记者们的渗透。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辞职回家陪妻子倒也是个符合逻辑的理由。

《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之一哈里•罗森菲尔德却对伍德沃德说：“约翰•米切尔这种人决不会因为妻子的原因放弃手里的权力。”

米切尔辞职，实际上阻止了联邦调查局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进一步调查。但是联邦调查局还有其他的办法。在现场发现的五千多美元的现金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线索。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每个银行在客户提取大笔现钞的时候会保留现金提取纪录。这个规定只针对票面100美元和100美元以上的现钞。而这五千多美元大部分是100美元票面的现钞，还都是连号的。

这个世界上有个神圣的词语叫做“工资”。水门事件当中的“窃贼”们溜门撬锁也不是白干的，也要领取报酬。从事后联邦调查局搜查到的现金来看，这些人的薪水并不低。那到底是谁有能力支付这笔钱就成为了捉拿幕后人物的关键问题。

联邦调查局很快就查到了这笔钱来自伦纳德•巴克的账户。此人是被抓获的五个嫌疑人当中的一个。巴克是一个来自迈阿密的商人，算得上是个半拉子中央情报局特工，从前是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查证，在1972年4月中旬有一笔汇款通过五张现金支票存入他的账户，总数为114，000美元，有89，000美元来自四个不明账户，另外25，000美元的汇款人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中西部财务委员会主席肯尼斯•达尔伯格。

尼克松的竞选班子给水门“窃贼”们提供资金，这看来已经是一个事实。那尼克松的竞选班子的这笔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一笔秘密政治捐款。

1972年4月7日，一部新的美国法律生效，规定参加选举者必须公布其获得的全部政治捐款的来源和流向。这部透明法律迫使竞选组织在处理某些见不得人的问题时必须使用秘密资金。秘密资金自然来源于秘密的捐助者——这一切又都是违法行为。

巴克在7月初的庭审时坚持说，这笔钱大部分（89，000美元）是几个房地产开发商交给他的投资基金，而不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给他的用于秘密调查竞争对手的活动经费。联邦调查局顺着这89，000美元一路调查，发现这笔钱来自墨西哥的一家银行。继续调查下去就会超越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于是官方对于资金来源的追踪到此为止。

达尔伯格几乎没有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任何调查。

不过官方调查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发现“窃贼”巴克在案发前从迈阿密至少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打过15个电话。超过半数的电话在3月15号和6月16号之间打往利迪的办公室。7月25日，《纽约时报》大幅报道水门“窃贼”与尼克松竞选班子的财神爷有紧密联系，终于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上打响了正确的一枪。

这样，利迪就和水门案件牢牢地捆在了一起，无论如何也无法脱身了。

和利迪一样倒霉的还有那位亨特。在伍德沃德和亨特简单地通电话的那一天，亨特失踪了。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剑走偏锋，死死抓住亨特曾经秘密调查过肯尼迪家族一事不放。7月7日，两位记者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这一调查成果。同一天，亨特现身。

很难说是什么原因使他隐匿起来。联邦调查局派了150名探员四处查找他，《邮报》的记者对他穷追不舍。这样的压力显然让他无法承受下去。

联邦调查局为水门事件开列的黑名单此时变成了5+2（亨特和利迪）。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两位躲在水门饭店的客房当中通过对讲机遥控破门而入的“窃贼”。他们就是在现场指挥的神秘房客。

由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与水门事件关系密切，联邦调查局对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进行了逐一询问。7月10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保安阿尔弗莱德•巴德文对调查者坦白说，在水门案发的时候，他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对面的汽车旅馆当中，负责望风。次日，他将放置在汽车旅馆客房内的窃听装置全部搬到了麦科德家里。

至此，在水门事件现场的那些生旦净末丑全部被挖了出来。此后，司法机构的调查再没有任何进展。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的实际情况也好不到哪儿。他们一味地从亨特身上摸线索，发现收获并不大，自己也就渐渐地泄了气。

七月中旬，伯恩斯坦被派去采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话题， 伍德沃德干脆就到密歇根湖一带去休假去了。

7月25日《纽约时报》报导了巴克与利迪之间的电话联系，《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们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他们立刻召回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前者坐镇华盛顿调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资金状况，后者则被派往迈阿密，准备动用电话局当中私人关系，清查巴克与利迪电话联系的详细情况。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对水门事件的追踪还在继续，他们已经发现“窃贼”们手上持有的资金来自墨西哥的一家银行。当伯恩斯坦到达迈阿密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刚刚离开迈阿密去墨西哥城继续追踪资金的来源。

伯恩斯坦看来迟到了一步。

水门事件（二）

任何涉及到政治的刑事事件，除了看热闹的人群，必然会有三股势力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首先是司法部门出于天生的职责，必然会对此案穷追不舍；其次是美国的新闻媒体继承了老罗斯福时代以来媒体的扒粪精神，不把政治这个大茅坑一口气掏穿决不罢休；第三股势力则是此案的始作俑者。蛆虫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所以他们将尽量地掩盖住事实。

水门案件伊始，犯案者们留下了太多的线索可以进行调查。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前白宫助理霍华德•亨特涉案。6月18日，水门“窃案”由华盛顿地方警署移交给联邦调查局。掌握了调查资源的联邦调查局行动非常迅速，在案发当天即展开了对亨特的调查。显而易见，亨特身后很可能有资深的白宫官员涉案。联邦调查局人员指望从亨特身上打开缺口。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反应不比联邦调查局来得慢。掌握了熟练的电话采访技巧的两位记者连续采访了亨特在白宫和华盛顿公关公司的同事。关于亨特，他的白宫同事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亨特先生虽然做事有些神秘，但他是一个非常友善、愉快和亲切的人。”

友善、愉快和亲切的亨特先生1949年到1970年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工作，参与了肯尼迪组织的入侵古巴的“猪湾”行动。他还是个颇有成就的间谍小说作家。案发前他所在的公关公司老板罗伯特•班奈特则参与了大量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为共和党1972年的总统竞选筹集资金。

6月19日，伍德沃德的调查电话打到亨特的公关公司，终于逮住了亨特。伍德沃德单刀直入，直接问道：“为什么水门案嫌疑人的通讯录上有你的名字和号码？”

亨特用一句经典的台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反应：“额的神哎！”

自然， 伍德沃德从他只收获到了“无可奉告”。但是这并不妨碍6月20日早上《华盛顿邮报》上出现这样的标题：“白宫顾问与窃听嫌疑人有联系”。

这是将白宫与水门事件联系起来的第一篇报导。

鉴于嫌疑人之首的麦科德也曾是中央情报局人员，又在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当中担任要职，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也没有放松对此人的调查。通过采访麦科德的同事和邻居，他们大致了解了他的个人情况。这位退役空军中校曾经受雇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是个情报和安全方面的老手（怎么会在水门大厦翻盘子？——纳闷中），按照某些描述，麦科德简直就是个典型的传统派，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他热爱家庭、安静、值得信任，讲道德，服从命令，性格像岩石一样坚韧——他那“坚韧”的性格后来却成为水门事件的调查的第一个突破口，这是后话。

由于麦科德被收押候审，记者们对他的调查进展不大。

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烟雾弹，使相当多的媒体把目光集中在同案的四个古巴裔美国人身上。7月7日，《华盛顿星报》报导说，水门事件是美国反卡斯特罗集团组织的一次反共调查活动，因为这些政治集团担心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过于亲卡斯特罗。这次调查活动得到了某些反共势力的资助。

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四个古巴裔嫌疑人招供说，他们受雇于麦科德。雇佣名义是进行反共活动。从案发现场和水门饭店的客房中搜到的现金就是付给他们的酬金。由此看来，这个烟幕弹已经初步洗清了白宫与水门事件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调查下去，很有可能整个水门案件将被淹没在司法机关的文牍和日复一日的庭审辩论当中。

《纽约时报》是中了烟幕弹的媒体之一。它派出的记者已经南下到佛罗里达等古巴裔美国人集中的地方对当地的古巴人政治组织进行调查，并作出了初步结论。但是这家媒体无愧于它那世界级的声誉，很快它就发现了案件的许多不明因素。在6月26日刊登的相关新闻当中，《纽约时报》已经对是否是“反共集团”策划了水门事件提出了质疑。

官方对与水门事件的表态干脆而直接，甚至完全可以意料得到。案发次日，尼克松总统的私人秘书齐格勒就把水门事件称做一起“三流的盗窃案”。假如说政客们在公共场合的说法只有一半是正确的话，那么齐格勒的这个评论的前半部分实在千真万确。

同一天，“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水门事件嫌疑人麦科德的最高领导约翰•米切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断然否认该委员会与水门事件有任何关联。

6月22日，历来与新闻界关系不和的尼克松总统也向记者们公开宣称：“不论这起特别事件是怎么一回事，白宫与之毫无关系。”

把话说得满满地，然后再慢慢地换调子，这是是政客们的工作原则。在信誓旦旦的时候，他们没发现这个案子抖出了许多政坛丑事的蛛丝马迹。而这些丑事值得让我们慢慢欣赏。

1971年6月13日，几乎是水门事件发生的一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来自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摘要。摘要显示，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四任美国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有意误导舆论。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是在五角大楼工作的艾尔斯伯格。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了许多无端的骚扰。在参加已故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悼念仪式上（一说是在反越战的一次集会上），艾尔斯伯格受到围攻殴打。围攻者当中一位叫做弗兰克•斯特尔吉斯的人后来在水门事件中被当场逮捕。

在对亨特的调查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发现亨特对肯尼迪家族进行过秘密调查。1963年民主党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反越战为旗帜，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当中占据了一定优势，优势一直保持到自己也遇刺身亡的那一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试图了解亨特所调阅过的肯尼迪档案。这时候，一直很配合调查的白宫图书管理员受到了某个势力的阻挠，拒绝向他们提供档案的目录。

即使如此，两位记者还是了解到，亨特调查肯尼迪家族，直接授命于他在白宫的顶头上司科尔松——他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按照记者们了解到的消息，科尔松在总统面前是一个“实权人物”。

但是，这一切与水门事件的联系并不算紧密。要把水门事件引向白宫和总统，要把总统和他的大小官员烧得嗷嗷叫，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新的证据就在那些现场发现的连号钞票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和《纽约时报》的记者都不傻，而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这回可就有点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