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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文化遗产日征文】屯堡人、穿青人和南京人 -- 王外马甲
家园 【中国文化遗产日征文】屯堡人、穿青人和南京人 禾平阿姨发起征文活动，不参加有点不够意思。眼看截稿日期将至，马甲赶紧来凑个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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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人、穿青人和南京人
印象中，“文化遗产”是个新词，至少在我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听得多了，我也知道，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是过去的老东西，还要有些典故，并且越有来头越好。
说起来，神州大地，古色古香的好东西还真是不少。翻开地方志看一看，各地都有自己的名胜，人群接踵的通衢闹市有这个楼、那个桥，鸟不生蛋的穷乡僻壤也有这个碑、那个庙，美其名“晓月”、“落霞”、“烟雨”、“晚钟”之类，而且还必须凑足八个“景”，少一个都显得不够体面。
有了名胜，文情雅致的典故也容易找到。借物诒情素来是文人的嗜好，以前的文化人不能上网灌水，只好闷在家里做笔记，因此，在札记文稿里，各种考据、玩味、鉴赏，比比皆是。小而言之对陶冶气质有好处，大而言之对传承文化有帮助，间或还夹带着些稗闻野史、或者狐仙蛇精之类的故事，轻松有趣，既不辱斯文、还显得几分风流。
这些美丽的事物，不可再造、不可逆转，其中流淌着的雅趣韵味，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无限的神往。套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就是“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谓叹”，并且“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
只是，我越来越没有余先生那样的“沧桑感”了，或者说，我原本应该有的沧桑感已经被市侩的氛围所破坏。当教授们把《论语》讲成心灵鸡汤的时候，当历史学家歌颂皇帝们多么勤政爱民、多么富有人格魅力的时候，当我看见专家们对历史文物的评价是“市场价位很可观”、“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的时候……
你让我如何沧桑得起来？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对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象今天一样的高，只可惜，这是一个全民“鉴宝”的年代，人们关注的只是遗产，不是文化。在今天，我们并不缺乏对遗产的热爱，缺乏的是对文化的尊重。
罗嗦了这么些，说点实在的吧。
在贵州的安顺地区，有个叫做“屯堡”的地方，居住着一类叫做“屯堡人”的人群。
“屯堡人”这个词，是民国以后才有的，而且是社会学的专用名词。
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到贵州做实地调查，发现有一群人的打扮很奇怪，他询问向导，当地人说那些人叫“凤头鸡（籍）”。鸟居龙藏还以为自己发现了新种族，很兴奋，于是研究一番，结论是这些人是汉苗人群的混血，应该归属于汉族。
过了几个月，另一位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也到了贵州。伊东忠太这个人是研究亚洲古建筑的，可他看见那群打扮古怪的人，也觉得稀奇。他不想在人类学上费太多的精力，就直接去问清政府的镇宁州知州，地方官告诉他，那些人是“凤头苗”，还写了个纸条，解释苗族分为黑苗、花苗、凤头苗、仲家苗，穿着特点分别是什么……于是伊东忠太就以为这些人是苗族。
鸟居龙藏回国以后就宣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伊东忠太看见以后不同意，俩人就吵了起来。这事让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知道了，觉得有趣，于是也来探个究竟。这样，直到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如费孝通等人）陆续发表文章，最终认定这群打扮古怪的人是“汉裔”，并且因为他们多住在屯堡周围，学术命名为“屯堡人”。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查明“屯堡人”的来源并不困难。
明王朝建立后，把守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不肯向新的帝国投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出以颖川侯傅友德为主将，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的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年底，战事结束，傅友德、蓝玉回家了，留下沐英镇守云南，还把一些军队留下来种田，其中，贵州的军屯点在安顺一带。
明王朝实行军籍制度，打仗的时候，军士带着家属一起走。实施军屯也是那时的惯例，朱元璋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所以他的军队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留在西南地区屯田的这些士兵过去是陈友谅的手下，江西人、安徽人。这也难怪，傅友德就是从陈友谅那里投降过来的，朱皇帝的这一招一石二鸟，既稳固了云贵川、也搞掉了傅侯爷的根基。
选择在安顺屯田也是有原因的。那时候，从江南各省到云南去，只能由洞庭湖溯沅江而上，经过舞阳河到达贵州的镇远码头，再从镇远走陆路去云南，而安顺就在镇远和云南之间的驿道上。并且，这里有云贵高原上少见的大块平地（称为平坝），很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所以说，安顺屯堡一带是明清时期的交通要道和农业耕作区，并不是什么信息闭塞的荒蛮地方。
“屯堡人的形成和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绝不能据此而认定屯堡人就是明朝屯军的后裔”（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事实上，明朝屯军及其后裔只构成了屯堡人的极小部分。
明中期以后，制度废弛、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军屯变成了私田，屯田的军户就开始逃跑。宣德八年（1433年）兵部奏称：“贵州、广西二都司所辖卫所多逃亡，淹延在外有二十年不还者”；景泰四年（1453年）称：“贵州卫所、站、堡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天启年（1621年）称：“连年兵乱，屯军百人难存一人”……
到了1647年，“乱匪”孙可望占据贵州，发现军户已经跑光了，军屯不存在了。
既然军户跑了，土地还在，是谁填补了屯田的空白呢？
首先是屯民。有明以来，大量的破产农民从湖南、江西向西南地区迁徙，他们到达贵州以后，无论去云南或者去四川，都要经过安顺的平坝地区。屯堡一带既有良好的农耕条件，也有汉族习俗的文化环境，很容易吸引他们停留下来。
其次是商民。屯堡地处交通要道，是流商往来的通道。古时候商人的理想是发财之后就当地主，而贵州平坝的田地不错、价格还便宜，自然成为他们置业的好地方。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人员在屯堡一带发现了大量土地契约，可以作为商屯的证据。
再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参与。屯堡周围的土地，不仅屯堡人耕种，仡佬族（当地原住民）、布依族（仲家苗）和苗族也在种，大家一起种地一起生活，互相产生影响。
说起来，屯堡人的服饰之所以让人觉得古怪，就是因为兼有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搞得苗不苗汉不汉的。另外，屯堡妇女也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放弃了“缠足”的陋习，后来，这大脚和小脚，也就成了区分“屯堡人”和清中期以后汉族移民的重要标准。
至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学界就已经公认——“屯堡人”是明代以后、清中期以前，军屯、民屯、商屯汉人移民的后裔。 产生这个结论的调查方法是严格的、科学的。形成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一是详实的历史资料，二是屯堡人明显的汉族语言文化特点。结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把屯堡人当做苗裔予以歧视，汉族人群把屯堡人当作少数民族加以排斥，确实很不公正。
鸟居龙藏的一时好奇，引出了“屯堡人”这个专业术语，他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人类学研究上的地位。
“屯堡人”，实际上是族群同化（异化）到一半阶段的一个标本，这个过程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上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不仅对屯堡人自身的追本溯源有重要意义，对研究民族融合、甚至海外华人的文化发展，也有很大借鉴作用。把它归入中华文化遗产的范畴，应该没有问题。
长期以来，苗人把屯堡人当“老汉人”，汉人把屯堡人当苗人，屯堡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到上世纪初，屯堡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服饰特征和族群的自我意识。他们对汉民族已失去了认同感，称周围的汉族居民为“客民”，称自己为“穿青人”（穿青色衣服的人）。这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五十六个民族以外的一个特殊族群——“青族”（穿青族）。
九十年代中期，青族取消了。
当时，马甲的一位同事暴跳如雷：“我明明是青族，怎么变成汉族了！”，的确，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他的履历上一直填的是青族，他的家人也是这样。民委的同志做了解释，他依然很不甘愿：“我就是穿青人，不是汉人”。
青族最终并入汉族的原因是，他们的基本传统是汉族文化，并且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已经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文化的可能。于是，随着“屯堡人”这个专业词语的确定，“穿青人”消失了，这个在家园外游离了数百年的群体，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母体。
马甲在贵州工作多年，也是很偶然才知道这个群体的情况的。
这以后，经常听见“穿青人”在抱怨民族政策对他们不公，也发现很多“青族人”实际上并不大清楚自己的祖先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就想，应该有专家给他们讲讲呀，应该有政府官员出来解释一下呀，这是一群开拓者艰难跋涉的历程、这是我们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既然我们彼此曾经误会过，现在就不要再误会了。
谁晓得，就在前两年，“屯堡”、“屯堡人”，这两个原本生僻的专业词语忽然变得耳熟能详起来。伴随着这两个词，出现在各个媒体的是一串串耸人听闻的惊叹号——“世界上最后一座明代古村！”，“汉族军人的纯正血统！”，“600年前明王朝的江南文化！”……
对此，我啼笑皆非。
屯堡就是屯堡，哪里有什么明代古村。明代军屯遗址1902年以前就荡然无存了，就连研究古建筑的伊东忠太都没见到过。现在的屯堡都是清道光以后的建筑，那些所谓“明朝屯军的军事要塞”，其实都是道光、咸丰年间，“穿青人”为保护自身安全而修建的防御性建筑，这在民族混杂地区毫不稀奇。
说屯堡人的服饰保留着明代服装的特点，这不假，可硬要把那说成是“明朝的服装”，就不对了。其实，明代版本的图书那么多，找张插图来比较一下，就知道变化有多大。还有，说屯堡女人的大脚是跟“大脚马皇后”学的，绣花鞋的式样也是，真是搞笑。朱元璋老婆的脚，只有皇帝自己见得到，能让你个种田的看见？放足的习惯，明明是向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何必拿皇后娘娘来贴金。
最可笑的，是说屯堡人“600年来保持着纯正的汉族血统”，“这些军人的后裔，固执地维护着自己高贵的血统，不愿意结识当地人，更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
自从五胡乱华以来，哪里还有“纯正的汉族血统”，说这话的人应该和希特勒关在一个病房。
现在的屯堡人主要是民屯者的后裔，明初军人的后代一千个里能有一个就不错了。即便是军人的后裔，又有什么“高贵”可言？军籍的地位高于民籍是满清旗人的规矩，明代的军籍比农籍负担更重、混得更惨，一点也不高贵。1949年以前，“穿青人”不仅受到汉人的歧视、还受到苗人的欺压，都被别人称做“凤头鸡”了，还有什么可自视高贵的？
“不愿意结识当地人，更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胡说，找张屯堡人的照片看一看，不通婚能长成那个模样吗？当然，不通婚也是有的，那是不和汉人通婚。平坝县天龙堡的屯堡人和石板镇的汉人紧挨着，49年以前没有通过婚，可那是汉人不愿意。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明明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真实的部分打埋伏，虚假的部分乱扩大，就为了耸人听闻、虚张声势。
其实，民间的口传文化，有些虚构的成分很自然，有的还很可爱。可是，以上的这些虚假的宣传出自报刊、出自电视、出自官员和“专家”的编造扩大，除了势利就是功利，没有半点淳朴天真的美感可言。
一百年前，清政府的知州把屯堡人错当作是苗裔，他是无知；一百年后，现在的官员却在故意编造“明代军营”的神话，这又算是什么？
于是，我看见，在电视上，那些先前的“穿青人”都学会自称是“屯堡人”了。这些湖南、江西、安徽的农民后代，面对镜头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南京人，来自应天府，祖先是调北征南的”。
所谓“来自应天府”，其实源自几本家谱，其中有说祖上是将军的、是总兵的、也有说是王爷的，反正都和明代的档案对不上。甚至那些“祖籍”的地址在当时也不是民居，所以只能大概推断说或许是从应天府某处的兵营出发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集体把家乡定在南京，因为那里毕竟是首都，是繁华的地方。
在电视上，当我看见屯堡人卖力地表演着“军傩”（一种地戏），看见他们在南京的“亲人”们面前留下激动的眼泪，看见他们带着杀伐的快意强调着“我们是征南的，是来打仗的”。我就很奇怪，这个数百年来饱受民族歧视压迫的人群，怎么会忽然觉得征伐少数民族是件很爽的事？这些十多年前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汉族的人们，怎么忽然有了一种傍大款的感觉。
这些原本淳朴纯真的乡民，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这样？
当他们丢失文化遗产的时候，从汉人变成了穿青人；当他们拾回文化遗产以后，却又从屯堡人变成了南京人。这些军屯、民屯、商屯者的后裔，似乎已经不再是农民，而是演员了。
有时候，我想，当旅游的风潮过去之后，他们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或许，用不着我担心。
那些清代的“明代军营”已经挂牌成为保护文物，一个接一个的旅游盛会在这里召开。屯堡人已经把“军傩”演到了南京中华门，并且把朱元璋皇陵上的泥土供奉到了自己的宗庙里。沈姓屯堡人已经通过完善家谱，确认自己是沈万三的后裔……那么，其他的家族再有什么惊人之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也是一项可以经营产业。
只是，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是中华文化启蒙的第一课。
如果不能宏扬美好的品质，纵有无尽的遗产摆在面前，对文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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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说得好哇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对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象今天一样的高，只可惜，这是一个全民“鉴宝”的年代，人们关注的只是遗产，不是文化。在今天，我们并不缺乏对遗产的热爱，缺乏的是对文化的尊重。”
物极必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多晃荡两下，停中间也就正好了。
家园 好文 家园 花好文 家园 读罢不觉出一口长气，花！ 也许是慨叹相同的观点，也许是找到了更多的佐证。
多谢马甲兄宏文！ 受教了！
家园 中华民国十六年，这票子确实够老了！
家园 花 家园 唉呀，我们那里就指望着屈原挣钱了 各个时代好象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自己坚持就好。
家园 【文摘】不奇怪，转一篇文章作注解。 人文社科学者应严谨对待考古学基本知识
王先胜
一般地说，考古界的学者对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的把握是比较严谨的，但我国考古界之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考古学的无知和疏离是让人感到震惊的！现据笔者有限的浏览向读者作一简介。
一本名为《知识革命论》自称为"全球第一部知业巨著，中国第一个智业体系"的著述在谈到仰韶文化与《易经》八卦的关系时，这样说："现代算命人的'阴阳鱼'（一对互抱的交配中的雌鱼、雄鱼）与1万-8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鱼盆、鱼祭没有丝毫的变化"（宋太庆著《知识革命论》6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这段话的错误至少有五处：其一，"阴阳鱼"当是指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将阴阳两仪太极图说成是"算命人的"而且是"现代算命人"的，是不妥当的，因为太极图既不是"算命人"的，更不是"现代算命人"的。无论是《庄子》、《周易·系辞》中的"太极"一语或是最早阐述五层太极图的周敦颐《太极图说》、最早公开阴阳鱼太极图的明代学者赵撝谦《六书本义》中的说法，"太极"、"太极图"都不属于"算命人"，不是用于算命，太极图在历史上以及现当代被算命者利用也只是太极图被利用以及太极图出现的场景中的一个方面，因此所谓"现代算命人的阴阳鱼"的说法是极不科学的。其二，"一对互抱的交配中的雌鱼、雄鱼"之说也是极不科学的。阴阳两仪圆形太极图被说成是"阴阳鱼"，这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甚至是一种比拟，并不意味着一对互抱的雌鱼、雄鱼就构成太极图或者成为太极图所要表达的内涵。即使将阴阳两仪太极图看作一对阴阳鱼，它们也与鱼的"交配"无关，因为"阴阳鱼"是呈头尾相接的追逐状，而且鱼是体外受精。其三，仰韶文化的上限是前5000年，下限是前3000年，即仰韶文化的年代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1万-8千年前远远早于仰韶文化。其四，"阴阳鱼"图与仰韶文化彩陶盆上的鱼纹完全不同，前者是S形圆图，后者是写实性的鱼形或呈三角形、矩形的抽象鱼纹，怎么能说"没有丝毫的变化"呢？这说明作者根本不了解仰韶文化中的鱼形图案。其五，"阴阳鱼"太极图与"彩陶鱼盆、鱼祭"没有可比性，因为"阴阳鱼"太极图是一种图案，"彩陶鱼盆"是一种器物，"鱼祭"是一种礼仪或祭祀方式、活动，三者品类、种属各不相同，怎么可以讨论互相之间传承或变化呢？同时，"现代算命人的'阴阳鱼'（一对互抱的交配中的雌鱼、雄鱼）与1万-8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彩陶鱼盆、鱼祭没有丝毫变化"这句话从语法的角度上看，还缺少了"相比"二字，应该在"鱼祭"之后加上，否则不通。仅此一句话，包含如此之多的常识性错误（且不说仰韶文化中的"鱼祭"之说也仅是学术界个别学者的一种猜测和臆测），可想而知这种"知识革命论"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革命"。
一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学者，在谈及中国古代数字卦时这样说："近年来，在陕西歧山周文王太庙的地下室等处，出土了大批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卦画大多由数字组成六画，也有三画、四画、五画数字组成的卦画"（顾文炳著《阴阳新论》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这段话至少也有两个问题：其一，自作者的书稿正式出版为止，学术界尚未见发现和报道"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而作者自已也未指明发现或释读出"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周文王太庙的地下室"出土的东西，亦不存在"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目前见于报道的数字卦是在商周时期，年代早的在三千多年前；张政烺先生在崧泽文化中发现一组数字卦，崧泽文化早于良渚文化，其年代在五千多年前。笔者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发现两个数字卦及一组废弃的数字卦爻，其年代应该是在"相当于虞、夏时期"，但此前并未见有关的释读报道。其二，目前见诸报道的数字卦均是三爻的经卦、六爻的重卦，而并无四爻、五爻的数字卦（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马厂类型彩陶上的两个数字卦也都是六爻，废弃的卦爻为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也无四爻、五爻卦符。张亚初和刘雨先生《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中谈及的四爻、五爻卦画据推测应是八卦性质的符号，但它们是用爻画"───"、"一一"、"─ ──"线段表示，而非数字卦。因此说虞、夏时期或其他时期有"四画、五画数字组成的卦画"是不确当的。同一位学者在同一著作中涉及到考古学的还有这样一段话："1986年美国考古学会展出一件亚里桑那州出土的古印第安人的钵，上画《易经》卦爻，与河南半坡文化出土物中的刻划纹完全相同，证明古印第安人本为中国西北部民族，于冰河期结束后从白令海峡到美洲定居，将阴阳八卦文化传入美洲"（顾文炳著《阴阳新论》2页）。美国出土印第安人彩陶钵上的刻划是否即《易经》卦爻，属学术观点问题，暂且不管。但"河南半坡文化"之说却值得高榷。我们知道，仰韶文化分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等，半坡类型主要存在于陕西境内。有的学者将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豫西南下王岗类型的一部分统归入半坡类型，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存也与半坡类型接近，但考古界亦无"河南半坡文化"之说。至于河南境内可归入半坡文化或接近半坡文化的遗存中是否出土有《易经》卦爻，更未见诸报道和实物。一般状况是，有的学者将陕西境内半坡类型遗存中的有些刻划符号视为八卦符号或与八卦有关。另外，冰河期结束、地球开始变暧发生在一万年以前，半坡类型的年代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说半坡文化的居民在冰河期结束后到美洲定居虽然不错，但不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说法。
王晖在《"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成因考》（载《人文杂志》1992年第3期）中说："远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龙虎墓的发掘中就已发现，墓主人周围拚成的蚌塑图案三处，东为蚌龙，西为蚌虎，北为蚌拚成的三角形及两根胫骨构成的图案为北斗图象。"西水坡蚌塑龙虎墓的年代距今6500年前，这段话将其年代缩减了一千年。苟萃华在《中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载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中说："根据殷墟甲骨文卜辞中有关动植物名称的文字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千多年前，人们在长期的农牧业生产实践中，就已经把某些外部形态相似的动物或植物联系起来，以表示这种动物或植物的共性；把某些外部形态相异的动物或植物相比较，以表示它们之间的相异性。"殷墟甲骨的年代为三千多年前，这段话将其年代提前了一千年。李卫东博士著《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在谈到同一问题时说："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字要算甲骨文，它大约产生于商周之际，因为是刻在兽骨之上，故名为甲骨文。甲骨文记载了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我们先民的活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305页）。"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是距今5000多年前，甲骨文所载为商周之事，这里将年代至少提前了两千年；另外，甲骨文是因为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二者相较，龟甲更多于兽骨，所以不言及龟甲是不妥当的。江国梁在《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中说："根据对裴李岗文化的认定，该时期的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据有关考证，其时代当为新旧石器交替时代"（鹭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273页）。"裴李岗文化"在7000多年前，以前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前期，现在则被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均不是"新旧石器交替时代"。王士舫、董自励编著《科学技术发展简史》说："我国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等地的原始人，在6000--5400年前就已定居，以种植粟类，饲养猪、狗、鸡等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7页）。这段话所指应该是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所以其年代应该是前6000年--前5400年；6000--5400年前是仰韶文化后段，从作者表达的意思看，不是指仰韶文化后段原始人的生活，因为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不在磁山、裴李岗、大地湾等地。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说："1979年发现于连云港将军崖的一处岩画遗迹，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已有许多文章，对此处岩画的题材、性质、历史背景和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笔者曾于1983年夏，到崖画现场实地作过观摩）。据推测，将军崖岩画可能创自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7000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35页。以下引自同一版本仅注页码）。张启亮主编《宇宙星象探秘》也说："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发现一处岩画遗址，据推测，可能创自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7000年"（气象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25页）。龙山文化的年代是距今4000--5000年间，"龙山文化晚期"则应是距今4000余年。如果将军崖岩画创自龙山文化晚期，那么它们不可能有"5000--7000年"；如果将军崖岩画距今有5000--7000年，那么它肯定不是创自龙山文化时期甚至晚期。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丛书之一《文明与自然》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即"正当中国殷王朝崛起，也是日本龙山文化兴盛时期"（1991年5月第1版210页）。日本的考古学文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分绳纹时代（前8000年--前200年）、弥生时代（前3世纪--3世纪）、古坟时代（4世纪--7世纪）三期，前两期的文化相应地称为绳纹文化、弥生文化，何来"龙山文化"之说？同书在介绍芬兰的奥兰群岛时又说："奥兰群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116页）。无论欧洲、非洲、亚洲还是美洲，旧石器时代都没有晚到5000年前，而大多是在一万多年以前。即使作者是指奥兰群岛自身有个"旧石器时代"，但其后紧接着又说"从大约公元前2000的铜器时代起"并不是因为奥兰群岛上在4000年前产生了铜器从而进入了奥兰群岛的"铜器时代"，因此"奥兰群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
对考古学的无知和疏离在一些著名学者那里并不见比那些无名或者名气较小的学者有所区别或好转，以下试举数例。
刘尧汉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创建者，以发现十月太阳历和研究彝族文化知名于国内外。1997年3月，刘尧汉在拜望费孝通先生时谈到濮阳西水坡的蚌塑图。他说："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一座距今7500年的古墓中，出土了蚌壳砌成的一龙一虎。说明龙虎文化早已有之"（普珍编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联》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前面说到王晖将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年代缩减了一千年，这里刘尧汉先生又将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年代上推了刚好一千年。刘尧汉教授还在为"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作的总序《弘扬中华彝族文化传统》中一再提及"玛雅十八月历产生于距今五千年左右"、"太平洋彼岸美洲距今五千多年玛雅文字记载的十八月历"（普珍编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35页、39页）。这个说法也是没有依据的，因为玛雅文明大约始于公元前2500年，衰落于15世纪，后为西班牙殖民者毁灭。玛雅文明的"前古典期"亦即玛雅文明的形成期，其年代为前2500--公元250年。考古研究表明，玛雅十八月历在前古典期之末已创立即大约距今2000年左右，而玛雅文字产生于前1千年中叶以后，距今也只有2000多年（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即使在玛雅文明的初创期产生了十八月历，它也没有达到距今5000年前。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三位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知名专家，冯、周皆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为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何亦是"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三人皆属博导、教授之列，但在他们合著的一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浅说》中，违背考古学常识的陈述竟赫然在目："陕西华县、半坡、临潼等地旧石器时代妇女墓葬的规格明显超过男子的考古实证，更确凿表明当时的中华先民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71页）。旧石器时代至少距今一万多年以前，"陕西华县、半坡、临潼等地"的考古遗存目前尚未见有报道存在旧石器时代墓葬。陕西蓝田等地的旧石器文化是著名的蓝田文化即"蓝田人的遗存"，其年代在距今100万年至60万年之间，但专家们所指显然不是蓝田文化。专家们所言"陕西华县、半坡、临潼等地"的史前墓葬当是指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葬，其年代上限不超过距今7000年前，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该书对河姆渡遗址的稻谷遗存是这样描述的："在距今约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迹"（37页）。河姆渡遗址大量的稻谷遗存，发现和出土于第四层，其年代在距今7000年前，而不是出土于6000年前的地层，这也是考古学常识问题。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中原神话论》是国家"八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受到钟敬文、许顺湛等人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中原神话论》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母系社会处于鼎盛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经历一千年之后，父系社会开始发展（陕县庙底沟文化，公元前2500年），婚姻制度从对偶婚姻向一夫一妻婚姻过渡"（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77页）。陕县庙底沟遗址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前者年代在前3900年左右，后者属早期龙山文化，年代为前2780年，张、陈两位的说法不但费解，年代也不对。
何新是名震中外的著名学者，我最近几年一直想购买一本或者借阅其大作《诸神的起源》，直到最近才遂了心愿，购到这本书的最新版本（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但翻看该书，涉及考古学方面的失误可谓"比比皆是"。他在谈到甘肃、青海以及广东、内蒙等地新石器时代遗物上的"戈麦丁图案"（即卍字纹）时说，它们的"时代距今约在五六千年"（导言4页）。甘、青地区出土的卍字纹主要出现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陶器上，其年代在前2350年至前2050年之间（何新著作中选录的两件卍字纹陶器颇似半山类型，即如此，其年代也在前2650年至前2350年之间）；广东出土的卍字纹陶器当是指石峡中层所出器物，石峡文化的年代在前2900--前2700年之间，其中层可定为前2800年；内蒙古出土的卍字纹陶器当是指小河沿文化翁牛特旗石棚山所出的一件大口深腹罐，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在距今4870年以近。可见甘、青地区和广东、内蒙等地出土卍字纹陶器的年代定在"距今四五千年"为宜，"五六千年"则提前了约一千年，相差已远。何新先生在谈论以泰山曲阜为中心的泰沂山区的古文化时如是说："1965年以来，在沂源县土门千人洞，相继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1981年，此地又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化石。1966年，在泰山东部新泰县乌珠台，发现了一颗少女牙齿化石，经鉴定，距今也已有五万多年的历史。凡此均证明了，在泰沂山系地区，远在四十到五十万年以前，就已有人类生存和活动了。至新、旧石器时代，此地的文化遗迹就更多了。本世纪初叶，在章丘龙山镇发现了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139页）。这段话表明，何新对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概念和印象可能不怎么明晰。前面说的是旧石器时代的事，然后说"至新、旧石器时代，此地的文化遗迹就更多了"，但紧接着说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新、旧石器时代"是个含混的说法，不知是指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呢，还是指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或"中石器时代"。如果是指前者，则叙述方式和表意让人费解；如果是指后者，则不见叙述相关的内容，因为他后面所讲全部是新石器时代的事。按何新先生的表达能力，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在谈论大汶口文化陶刻符号时，何新又说："这两个图案，发现于距今5000--8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陵阳河文化遗址中"（153页）。这句话至少存在四个问题：其一，考古学中没有"陵阳河文化"或"大汶口陵阳河文化"一说，其二，"××文化遗址"是泛指，如"大汶口文化遗址"是指大汶口、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前寨、花厅、刘林、尉迟寺等等所有含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一般很少这样使用："××遗址"是特指，如大汶口遗址、陵阳河遗址、大朱家村遗址等。何新先生所言显然是特指，因此"发现于……陵阳河文化遗址"之说是不妥当的，是何新先生生造的一个说法（如果要用"××文化遗址"则可说"发现于××地方的一处××文化遗址"，如"发现于陵阳河的一处大汶口文化遗址"等）。其三，大汶口在山东泰安市，陵阳河在山东莒县，两地互不相属，而大汶口遗址至目前为止并未发现何新先生所谈论的陶刻符号，因此"发现于……大汶口陵阳河文化遗址"不论怎么理解都是不通的。其四，大汶口文化的年代是前4300--前2500年，陶刻符号的年代当然也在这个范围内，而不是"距今5000--8000年前"。短短的一句话，让何新先生说得如此费解，笔者相信，其中的原因必定是由于何新对考古学的疏离而不是因为表达能力不够（其实除开年代问题，原句子只需调整两个词的位置变成"山东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中"即可）。何新书中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像是这样叙述的："1986年，在辽宁红河良子，距今三千年的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一个女神像，接着发现了一组小的女神像"（355页）。一段叙述中国古代气候的文字又如是说："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中国中部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即夏商时代），年均气温相当于今日的广东，多雨湿热"（328页）。"红河良子"当为红山文化牛河梁，红山文化的下限距今4870年，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在5000年前，而夏商时代的上限约在4000年前，这些年代关系我想何新不可能不知道。这后两条与考古年代有关系的材料以及"红河良子"这种说法让我怀疑我新购的《诸神的起源》有可能是盗版，但该书存在的其他的有关考古学的问题又如何解释呢？它们不象是"盗版者"所为。如果真是"盗版者"所为，那真可以说是有意陷害何新先生了。希望有其他的版本能帮助我解开这个疑窦，也希望我所谈及的《诸神的起源》在考古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真是"盗版者"所为。
以上是笔者在写作《伏羲画卦》一书时从所接触的资料中发现学者使用考古学资料和知识的失误中的一部分（由于本文篇幅不必太长以及有些著述关于考古学的失误揭露起来让人惨不忍睹的原因，所以尚没有全部陈列出来）。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①主要是史前考古方面的问题；②几乎都是考古学常识问题；③绝大多数都很容易通过工具书和有关资料查对核实；④学术研究和大众读物、普及读物在出现考古学失误方面没有明显的区别和差别；⑤知名学者与非知名学者在出现考古学失误方面也没有大的不同之处。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普遍缺乏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常识以及素养（笔者相信，如果将中国现已出版的著述中有关考古学的失误搜集起来，然后逐一辨正，汇成一本书，一定不会很薄）。何新、刘尧汉、冯天瑜等都是当今中国一流的学者，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有目共睹，然而考古学方面的缺陷不仅让他们在学术史上留下败笔，更重要的是，这可能妨碍了他们走向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完美和理想境地。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利用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知识是文化和学术上的进步，只是中国这第一批勇敢吃螃蟹者看来并不怎么成功，让人为他们扼腕叹息！
家园 呵呵别担心，慢慢的就好了：） 有了原动力，才能有发展，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情，经济发展了自然会带动文化，到那时候再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就容易了：）
家园 花好思考。能谈谈侃侃夜郎文化吗？好像也炒作得很厉害 家园 也算一种假冒伪劣产品吧 无言。
家园 这花送得有点沉重 马甲兄思虑深远。。。
不过差可安慰的是，一窝蜂地文化遗产，总比一窝蜂地破四旧强。假的都知道宣传，真的更知道保护了，也算是个过程吧。真啊假的对老百姓来说无关大局，树立起了注重传统文化的意识倒是功德无量。这几年回国去明显感觉这方面进步多了，虽然很多地方进步过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