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王力雄《天葬》读书笔记（未完） -- letitbe

不知道贴这个合不合适。这个是n久前写的了，拿出来充数骗些经验值不是小的一来就抗铁牛，实在是当时太懒只写到一半呵呵。

《天葬》读书笔记

1. 从历史上看，中国真正对西藏施加控制始于清朝，主要目的是使藏、蒙等少数民族地区互相制衡，主要形式是两名驻藏大臣＋几十名随员。驻藏大臣作为名义上的支配者，实际上由于人手缺乏、任期短、西藏噶厦政府的不配合，只有尊荣而无实权。西藏政府通过容忍驻藏大臣的存在，而谋求清政府在产生纠纷时的仲裁，甚至必要时出兵保护。由于缺乏清晰的主权、疆界概念，清政府对西藏的这种不彻底的控制（在西方视角下的“宗主权”）得以持续，直到西方主权观念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准绳，双方必须为主权归属问题做出明确结论为止。

2. 到了近代，清政府逐渐式微，英国出于保护印度殖民地的意图一度打到拉萨，使十三世达赖出逃，后又为跟俄罗斯保持缓冲而将西藏交还给清政府。而清政府则以此为契机大大的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包括对赵尔丰对汉藏杂处的康区进行“改土归流”，切实巩固了政权。但包括拉萨在内的西藏其他地区（不知是否和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相同），由于其严酷自然环境的保护，汉人难以涉足，无法实现有效控制。同时进行的“新政”有很多与西藏人民习俗相悖之处，导致民族仇恨升级。清政府加派川兵入藏强化军事控制，导致十三世达赖再次出逃到印度。但这段强化统治从1909年开始，到1911年即随辛亥革命的开始而瓦解。随后的40年里，西藏实现了彻底的独立。国民党政府一直抽不出力量对付西藏，但在国际社会中做足表面文章，不断重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与此同时西藏政府则保持一直以来的封闭孤立立场，导致1950年共产党军队进藏时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援助。

3. 西藏处于中国和印度两大国夹缝间，自己无法负担恶劣自然环境下的国家防务开支，必然要倒向其中一方。由于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对西藏人有强烈的精神吸引，印度跟西藏的交通远比中国方便，达赖流亡政府也在印度，独立的西藏倒向印度的可能很大。西藏自治区占中国领土总面积1/8强，而达赖口中的“西藏”更占了1/4强，这在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今天，对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有着无可比拟的意义；而西藏倒向印度也会对中国的国防造成极大威胁。这些因素导致西藏成为中国必守之地，而对印度的动作非常敏感（作者认为59年西藏叛乱，达赖出逃印度，和62年中印战争之间有着直接联系）。目前印度军事力量壮大，而中国在西藏的边境防卫受环境影响相当落后，存在危险因素。

4. 1950年，共产党军队进攻西藏，甫一交锋即歼灭藏军大半。达赖一度逃到位于边境的亚东，又在神谕的授意下回到拉萨。中国政府遂采取怀柔统战政策，争取和平解决，并于1951年5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噶厦政府对协定非常不满，直到10月才批准协议。考虑到力量对比，事实上别无选择。此后一直到1959年，中国政府一直对西藏坚持统战政策，在各级政府中安插大量西藏上层人士。然而，数万军队进驻西藏的事实，以及共产党中国跟西藏之间意识形态和主权的冲突从根本上决定了统战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另一方面，由于着重对上层人士进行统战，无法放手进行土改，改造社会结构，下层人民得不到利益，加上千百年形成的偏见，文化风俗的差异，也不会对共产党产生拥护热情。当上层人士由于特权受到威胁而铤而走险时，下层藏族群众也随之附和。叛乱首先发生在共产党控制下分属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区（这些地区被视为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没有自治特权），叛乱分子一旦遇到打击就逃到西藏自治区境内（作者认为，这种接壤地区范围广阔，无法对人口流动进行严密隔离的“一国两制”必然要遇到这种渗透问题）。56～58年，至少有5、6万人逃亡西藏。而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做好让事情搞大，然后一举将反对力量摧毁的准备。1959年西藏暴乱开始，遭到军队迅速镇压，达赖在中国政府默许下出逃往印度（作者认为此举与放走林彪的用意类似。以达赖在西藏人民心中的地位，无论是将其关押，打死，打伤，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至于达赖日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强大影响力，个中利弊殊难评判）。持续9年的统战路线宣告失败，然而在此期间青藏、川藏公路修通，使军队进藏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十几天；同时通过基层宣传，送藏民子弟到内地上学，也成功发展了一批藏族追随者。

5. 由于没能在拉萨实现对叛乱武装的歼灭，军队花了几年时间才将其基本肃清。在平叛过程中再次出现严重的扩大化和恐怖政策，数万人死亡（藏族总人口不到三百万）。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将大批干部调入西藏，甚至连基层乡政府也派进了汉人，高层领导干部中汉人比率超过藏族，并掌握着实权。他们开始放手在西藏开展“民主改革”，肃清上层人士，摧毁庄园和寺庙等组织资源，通过阶级斗争使上层人士和下层藏族人民分化，让下层人民“翻身”、得利，以此建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同样存在问题，如夸大渲染旧西藏人民的悲惨境遇，如对最先响应“翻身”号召的人不加区别视为积极分子委以重用，其中流氓无产者比例很大，多吃多占恣意横行。班禅的父亲在此过程中也遭到了殴打。一向亲汉的十世班禅上《七万言书》，被定性为反攻倒算，被抄家、入狱。然而在文革之前，西藏下层群众整体是受益的，以至于这段时期被一些藏人称为“黄金时期”，阿沛 阿旺晋美总结说“我们讨厌两端”（即旧西藏和文革时期）。

6. 文革期间，除了全国普遍的公社化、政治迫害、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外，西藏还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摧毁。宗教被彻底禁绝，寺庙和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喇嘛被强制还俗（据《七万言书》称，甚至。据统计97%的寺庙被毁弃，93%的僧众遭驱赶。剩余的寺庙由政府供养，切断与藏人百姓间的经济联系（寺庙掌握来自百姓布施的大量经济资源，又由于在百姓中的威望而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在历次叛乱中起了很大作用）。考虑到宗教对藏人的重大意义，文革十年实际上在藏人心中种下了难以磨灭的仇恨种子，这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政府连年拨款而无法弥补的，也是共产党统计西藏的历史上最让人诟病的一段时间。

这里作者特别花笔墨提出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即文革不是无神论摧毁宗教，而是由毛的宗教取代西藏传统宗教。西藏“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人心之寂寞”，使得西藏人民对天地万物充满敬畏和恐惧，而西藏宗教也相应的充满了恐怖色彩，人们通过对确定的恐怖的膜拜而熬过所有其他不确定的恐怖。而共产党在信仰，终极目标，领袖崇拜，仪式（各种学习，汇报），戒条，诵读经文（红宝）等方面类似于宗教，而且简单易懂，在动员底层群众方面有着特殊的力量。此外西藏传统宗教提倡的牺牲，苦行，“修来世”实际上跟人的本性相悖，随着长期的发展寺庙和僧侣也成了人民极大的经济负担。共产党政权对西藏传统宗教的清扫成了西藏人眼中的新神代替旧神。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在砸寺庙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是由西藏人自发进行的。西藏两千多座寺庙，遍布全境，而驻藏汉人干部不过数万人，“破旧立新”通常是红卫兵的行为，但内地的红卫兵很少有机会进藏，没有藏人的支持实际无法做到如此彻底的摧毁。这段尴尬的历史成了很多西藏人心中的难言之隐。而一旦新宗教因毛之死而失去神位，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又实际上否定了新宗教的合法性，传统宗教重新确立地位，这些人很可能出于赎罪心理成为最激进的叛乱分子。作者认为，毛时代的专制恐怖统治反而让西藏人全心归顺，邓小平对其的改正倒使藏人感到无所适从，中国政府向西藏大量拨款，修复寺庙，弥补以前的过失，反而使藏人认清了其过错，对这种赔偿毫不觉感恩，反而更加深了仇恨。

这里说一下个人看法：我觉得作者有点把事情搞复杂了。其实把这个归结为西藏人跟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的共性同样可以说的通。这种疯狂其实没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因为藏人原有的精神主宰跟汉人不同，因此在这个主宰更替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也不同而已。至于邓时代及以后的拨乱反正反而“好心没好报”，这个也很好理解：积重难返的帝国通常覆灭于起意改革的初期，这个已经是普遍现象并有一整套解释了。以常识推断，人受到极强力的压迫时，当然只能表现出顺从，甚至为安全起见表现出奴性，但这并不代表其心里没有仇恨，而一旦压力减小，这仇恨自然就会抓住机会爆发，以至于显得仇恨“加深”。文中举出有些藏人家里至今挂毛画像的例子，其实汉人中经历过文革，如今却经常怀念旧时光张口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绝不在少数。看原文可能给人以错觉，仿佛邓小平棋差一着，要是保持毛时期的专制统治就万事大吉了，那就是把逻辑搞颠倒了。事实上，正是过去的那种统治方式已经成为不可能或者得不偿失，统治集团才会被迫变革，而绝不会是因为某一两个人的救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