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与蒯大富话文革、统独、改革 -- 任爱杰

与蒯大富话文革、统独、改革

－迟延昆－

　　今年十月十日到十三日，借双十节之机到深圳去探视一位身患癌症已经转移的同学。我几年前就知道老蒯在深圳，但听说他已经隐姓埋名，所以行前并未想去打扰他，何况这次我来回只有三四天。不过在路上“不知老蒯──”之类思绪不时划过心头。不禁回想到我们文革中的交往，特别是最后一次。

　　　　　　　　　　　（一）

　　那是１９６７年９月。毛泽东发表“斗私批修”，“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等“最高指示”。老蒯灵机一动，要成立个“斗私批修”联络站。听到“井冈山广播台”关于筹建“斗私批修”联络站座谈会的通知，我知道老蒯之如意算盘是从对立的两派各拉出一些人，搞个亲我们这一派的第三势力。我以为既然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一动不如一静，再耍小聪明可能摔大跟头。所以打定主意让这个“斗私批修”联络站流产。等我到座谈会会场时已经有十多人围在那听老蒯侃侃而谈。好不容易等他话音一落我赶紧插进出说，响应主席号召“斗私批修”我坚决拥护，不过我们既然挂了羊头就要卖羊肉，斗自己的私，批走资派的修；假如斗沈如槐（对立派的头头）之私，批罗征启（支持对立派的干部）之修，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这番话使会场难堪的沉默下来。我这莫须有的罪名他有口难辨。“斗私批修”联络站是搞不起来了，但我也不知这座谈会如何收场。我真有点后悔，我这毕业班的老大哥居然给晚三届的老弟搅局。老蒯确实有过人之处，沉默片刻从下装口袋掏出一把水果糖，说，“吃糖，吃糖。”然后邀请大家到工字厅去玩，一场即将爆发的不愉快的争吵消弭于无形。我是有心发难，他可是随机应变，只能在几秒钟内决定是争吵还是和解，是进攻还是退却。他退得果断，和得漂亮。要知道那时他才２２岁，不但血气方刚而且红得发紫，又是在那个崇尚斗争的年代。

　　探视病人其实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大部份时间还是谈朋友的近况。自然谈及蒯大富，朋友问我想不想见见蒯大富，我说听说他隐姓埋名，不知是否方便。朋友说那是几年前，现在他早就使用真名，没甚么不方便的。于是１０月１２日下午，在分别３６年之后又见了面。

　　首先我们找到一直与老蒯保持联系的孙炳华先生，大约下午三点左右炳华终于拨通了蒯大富的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他不想叫他的司机，所以要炳华去接他，我自然也同行。我们离他家约有一百米时，炳华的手机响了，是老蒯问我们到哪了。停车片刻他就出来了，还没进车，就递给我一本像册，是文革中他与历史人物的合影。其中一张是周恩来指着蒯大富对毛泽东说，“这就是蒯大富！”蒯大富高兴得大嘴张得至少有两寸长。翻完这一本他又递过一本更厚的，却是他出狱后与李讷，毛远新，等等的合照。由此我知道五大领袖，包括王大宾（６０年代末就传闻他身患重病），都还建在。（注）最后一本是他的家庭，他和妻子和女儿，并给了我一张近照。

　　从这一张照片，恐怕很少有人能认出他。他现在体重１８０斤，血压１５０／１００，有一些气喘。

　　他还是那么健谈，描述法庭辩论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关于过去的事，我相信他将来会出回忆录。简而言之，他从１９７０年清查“五一六”时回清华隔离审查，用他的话说“跟现下的‘双规’差不多”，这一审就审到粉碎“四人帮”。在许多当时的当权者看来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可以结束了。例如胡耀邦就说过：“过去我不赞成把他们捧得那么高，现在也不赞成把他们整得这么狠。”可是显然有更多的人，或更有权威的人，认为还不够，终于以“反革命煽动”罪判了１７年。好在后来从隔离审查起算刑期，８７年刑满释放。

　　他的具体罪行是反对刘少奇和徐向前。这个判决既不符合刑法的条文，也违背了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体会议的决议，即“十六条”。

　　刑法明文规定“反革命煽动罪”必须有“反革命动机”才能成立。反对刘少奇是批判派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因为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就是清华工作组的神秘的“普通”工作人员。顺藤摸瓜，刘少奇在劫难逃。要说动机，绝大多数人，包括蒯大富，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千错万错，“反革命动机”实在是谈不上的。至于反徐向前，甚至抄了徐帅的家，是十分错误的，毫无道理的，其动机，依我的观察，是“投机”革命。正因为是“投机”，所以没有反刘那么坚决，那么百折不挠，当周恩来秘书要求送还徐帅与毛泽东的合影和徐帅到３０１医院看病的挂号证时，他们心领神会乖乖服从，反徐到此结束，前后不过两个星期。而反刘少奇，以及私下反康生，则贯彻始终。

　　蒯大富等所谓五大领袖的错误，首先是政治路线问题，是在文化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谁当权，只要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就应该信守党的正式决议中做出的承诺。当初为了发动文革，在“十六条”中白纸黑字公告说：除杀人，放火，投毒之外，大中小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你们可以批判“十六条”是错误的，这一条实是打人、体罚、抄家、武斗、私设公堂等等祸乱的源头。中国共产党应该为此引咎自责，向国人，包括被这种错误方针路线带上邪路的人们，道歉。但是文革后的重新执政的领导千不该万不该在文革之后，拿蒯大富等开刀。我在文革中，没反过刘少奇，甚至藉口给王光美带乒乓球项链太“不严肃”拒绝参加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４日批判王光美大会。但是我要说在把中国推上文革灾难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们也负有一份不可推诿的责任。他们这一份比蒯大富们的大得多。

　　且不说是谁在中国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捧成了神，也不说在讨好毛泽东的比左竞赛中他们做了多少昧良心的荒唐事，就说这十六条中“除杀人、放火、投毒──”这一条吧。刘少奇们是参加十一中全会的，而且在会上刘少奇仍被选为中央常委。在即将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而且武斗已现端倪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根据历史的经验说服全会的参加者明文规定“不许武斗，不许体罚──”而不只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呢？特别是刘少奇，以他１９４６－４７年在山西搞土地改革的经验，他应该知道这十六条一下去必定天下大乱鸡犬不宁。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那些残酷的非法的手段会施加诸他们自己身上。

　　假如他们以武斗之罪，一视同仁地处罚各派的坏头头，也还可以说是泄民愤，而治所谓反刘少奇之“反革命煽动”罪，只是泄官愤而已。

　　文革之后，最重要的本应是收拾人心，而不是报复和清算。报复和清算不但造成新的伤害，而且严重地腐化着重新掌握权力的共产党。本来在文革中绝大多数干部或多或少触及了一点灵魂，有所反省，有所收获。可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旗帜下，在所谓“还账”名义下他们名正言顺地忘记了过去的错误，耻辱和教训，迫不及待的奔向“以权谋私”的温柔乡。

　　当然历史还是在艰难地进步，对蒯大富们的处置，总的来说比“反右”好一些。（也不尽然，蒯大富判了１７年，而林希翎是１５年。）得到公开审判，刑满按时释放回到城市，而且打击面小得多，等等。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反革命份子”不那么在乎了。我相信，或迟或早，蒯大富们的“反革命份子”帽子是要一风吹掉。我相信，亲自经历过文革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文革会有更贴近实际的更客观的了解。但是我也知道他们的日程已经排得太满了。我不知道蒯大富能否等到那一天。他似乎对此并不十分在乎。用他的话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唱戏可以看戏”。

　　他这观潮看戏的兴趣还真不小，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台湾问题。

　　　　　　　　　　　（二）

　　急独就是战争，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

　　他觉得台湾政治家的格局太小，只看到自己小圈子的眼前利益，缺乏深度和广度，缺乏历史责任感。他们怕共产党，不想跟共产党谈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此而搞独立却要走上与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峡两边和海外各地的炎黄子孙对立的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至少有两个突出的表现：

　　第一，不仅拥护共产党政权的人反对“台独”，就是对共产党很不满意的人甚至反对共产党政权的人，绝大多数，也反对“台独”。因为他们知道，任何政党，政权，在历史上都是暂时的，而民族，国家，则是历史的主体，有更长久的意义。

　　第二，不仅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关心国家的统一，移居海外的华人同样关心，绝大多数海外华人反对台独的立场必然影响世界各国的态度，使他们更慎重考虑自己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

　　李登辉们把台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不久之前李登辉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倒要看看北京敢不敢打台湾。我看它是不敢乱来，它怕美国，它根本不敢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台湾要独立）现在正是时候。”

　　这番话清楚地表明李登辉等等急独份子口口声声信誓旦旦说他们爱台湾，但实际上是在把台湾当作测试共产党坚定性的实验品，白老鼠。蒯大富认为急独必然导致内战死灰复燃，对此岛内人士绝不应有任何幻想。是的，中共不希望打仗，希望集中精力搞建设，但是更不希望，不允许一小撮人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不会眼看着急独份子兴风作浪而无所作为。

　　即使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也没有出兵的义务。

　　“美国会干涉吗？”美国的极右派想干涉。但是，即使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也没有出兵的义务。美国总还是个民主国家，民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明确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又在朝鲜、越南有过两次角力，美国对此有痛苦的经验。要在干涉中国内政的名义下与中国打仗，国会这一关就未必通得过，因为每个议员都要考虑对他／她的选民负责。即使这一关过了，美军也未必马上就来。人家还要看一看你是否值得支持，是否挺得住。再说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打仗，即使在战略上早有准备，临战也要有一点准备的时间。这就是所谓“两个星期”的由来。我在三年前评陈水扁５２０就职演说时就提出“两个星期”一说。

　　但是，也不能把“两个星期”绝对化。假如有朝一日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要借台独挑起战争，那就完全不同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应该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任务。由于美国是民主国家，这个任务主要要通过人民外交，让美国各阶层人民了解中国来实现。

　　从伊拉克战争来看，两个星期实在不算长。然而这对台湾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以今日中共的实力应能在更短时间基本控制局势。不是说台湾军队不能打，问题是台湾没有战略纵深，没有回旋的空间，全岛在第一波打击射程的复盖之下。你有再好的飞机，军舰，对方可以用相对廉价的导弹，让你的飞机上不了天，军舰出不了海。如果对方有足够的技巧在饱和轰炸之前就派出少量精锐部队渗透到预先选定的登陆点附近，轰炸伊始即迅速登陆建立据点掩护后续部队登陆。有了制空权制海权渡海作战并不特别困难。如果大陆方面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１００万登陆作战部队加１００万民兵后勤供应，完全可以在两三天控制主要城市，广播通讯，交通枢纽，只要打一两个乾脆利落的硬仗，即使被分割的台军尚未严重减员，但所有的人都会有大局已定的印象。大陆军方可能会与县市政府及守军进行局部的和平谈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

　　只要各地治安物资供应迅速恢复正常，战事很快就会结束。难道美国军队会来给李登辉们收复失地不成？只怕李登辉一感到风声不对就脚底抹空气飞到他２２岁以前的祖国去也。前几天他老人家一不小心泄露心声：一旦连宋当选他就要逃亡国外。何况共军打过来。

　　布什政府的一贯宣示的政策是卖武器让台湾有能力自卫。包括最近阿米蒂奇和夏馨等美国官员的讲话都是如此。同时又要台军至少顶住“两个星期”。美国已经用外交语言告诉台独份子，不要指望美国出兵。急独份子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兵保护上实在过于一厢情愿。

　　有一位朋友质问我当初在北美搞独立创立美国的也英国人，人家同文同种可以分出来独立建国，为什么台湾不行。我说你是被台独舆论迷住眼睛，才看不到二者的重大区别。政治斗争，说到底是实力决定一切。北美１３州发展壮大了，可以与英国争一日之长。而英国隔着一个大西洋，鞭长莫及，失去控制只是时间问题。不但美国独立了，葡萄牙，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都独立了。而台湾与大陆近在咫尺之间，人口又只有大陆的不到５０分之一。只要大陆方面不认同，台湾就无法独立。再说北美独立是经过一场独立战争，华盛顿们是靠自己的力量打赢了战争，赢得了独立，不愧为伟丈夫。而李登辉却指望“北京不敢打”，说得客气一点他充其量是个机会主义者；说得客观一点，他是在拿两千万岛内人民的身家性命当儿戏为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冒险。

　　　　　　　　　　　（三）

　　揭露李登辉不可告人的目的，扫除麻烦制造者。

　　他的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确实耐人寻味，实在值得每一个关心台湾的人深思。李登辉不是三岁顽童，而是老谋深算的政客。他至少应该知道一点：大陆领导人，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当权都不会眼看着台湾独立（正名＝独立）而不诉诸武力。打不打是个立场问题，赢不赢是个能力问题。一个大陆领导人不打而坐失台湾，他的政治生命就完结了，而且留下骂名。

　　所以急独就是战争，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也许３０年５０年以后中国社会有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列强侵略中国的遗迹逐渐被淡忘，也许到那个时候台湾独立可能为多数中国人所容忍。但决不是现在。因为５０年来中国之所以不能统一完全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中国人咽不下这口气。

　　李登辉如果真的追求台湾独立，以他的老谋深算，他应该在表面上维持现状同时暗地里搞渐进台独，而不是急独。我劝倾向于台独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对岸的承受能力，否则难免发生对抗。

　　那么李登辉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急独？一会儿说什么２００８奥运会前不会打，一会儿又说什么“怕美国”不会打。翻翻历史记录，有哪个国家为了奥运会而在重大问题上让过步？奥运会不过是个ＧＡＭＥ，大游戏而已。“怕美国”，在岛内可能比奥运会更有一点说服力。可是共产党可不是李登辉，他们在５０年前在朝鲜与美国较量过，李登辉不会不知道。这几年中共专注打航空母舰的技术，李登辉也应当有情报。因此他的这些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的　“不会打”，完全是故意欺骗，是要把台湾推进战争的深渊的迷魂汤。假如他是个缺乏头脑的年轻人，我不会也不愿作这样的指控。就是陈水扁，我也宁可相信他是考虑不周。而李登辉他是历尽沧桑年过八十的老政客，人称第一精算师，竟算出中共因为办奥运会而放任台湾独立不会打的荒诞不经结果，不是故意欺骗是甚么。

　　那么，李登辉为什么要把台湾推进火海？他不是口口声声“爱台湾”吗？不，他真正爱的是日本。李登辉多次表白他对日本的爱，他从未谴责过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犯下的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的种种罪行，甚至他还说钓鱼岛列岛也应该属于日本。

　　为了日本的利益，在他那些极右日本朋友的指使下。他拼着老命，千方百计要挑起战争。最好把美国也拖进来。只要海峡战端一开战台湾经济必受重伤，资金外流难民逃亡，没有十年八年是恢复不了的。大陆的发展也要停顿甚至倒退。这样日本一下就去掉两个竞争者。这是日本大财团梦寐以求的事。假如把美国也拖进来就更好了。５０多年前的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战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契机。假若这次中美在台湾交手，双方都没有好果子吃，都要大伤元气，即使双方能够克制着把战争限制在有限战争范围内，后果恐怕也比多数人们所能想像的还要严重。那将是日本称霸太平洋的好时机。

　　但是李登辉和日本右派的好梦是要落空的。第一，美国人并不像李登辉希望的那么牛仔。人家明白告诉你你要能挺住关键的两个星期。第二，陈水扁和民进党也不是李登辉可以任意摆布的木偶。

　　所以我们在这里郑重呼吁各方不要忘记你们在维护台海和平上的责任。首先是陈水扁先生。希望你严格信守“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并把它作为竞选连任的承诺。这将是重建两岸互信的契机。至少给对方不诉诸武力的台阶。虽然说李登辉是急独的推手，但是作为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你对泛绿的动作、口号负有政治责任。如果你为了选举的暂时利益不但不能与李登辉的急独运动划清界线，反而为之推波助澜，则台湾的前途危矣。我相信陈水扁和许多民进党人是爱台湾的，你们应当认真分析辨别一下，李登辉，他时而效忠共产党，时而投机国民党，时而又组织台联党，难道真有甚么理想，难道他真的“爱台湾”吗？

　　我们希望台湾的检察司法机构，本着司法独立的精神，彻底调查审理李登辉主导的不法案件，揭露他的真面目，为台湾人民扫除这个麻烦制造者。

　　老实说，如果李登辉的阴谋不能被有效遏止，如果泛蓝泛绿不计后果展开追求本土选票的媚俗竞赛，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我问蒯大富，有人说“打赢战争容易，战后收拾人心难。”他有何评论。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还是搞一国两制。除了国防和外交，除了主权问题，中央一概不问，彻底的“台人治台”，同时在主权问题上又决不手软毫不含糊，保证社会秩序安定。既然打过去了防务当然要由中央统一管理，包扩保留军队那一条就该取消了。有人说“政治是骗术”，其实严肃的政治是实力的博弈。老百姓要的是过日子。只要日子过得去，有奔头，多数人不会闹事。李登辉之流得势的时候张牙舞爪，虚张声势，作拼命三郎状，等到事到临头往往原本叫得越凶的，逃得越快。

　　　　　　　　　　　　（四）

　　真正爱台湾的政治家在“一国两制”之下可以为台湾人民争取到比独立更大的利益。

　　蒯大富反复强调他认为岛内政治家格局太小，“缺乏高人指点”。生为中国人而不以天下为己任反而只追求一岛之独立，实是华人世界的怪现象。就连日据时代的台湾独立运动也并非如此，当年的抗日斗士是要独立于日本之外而回归中华故国。我们充份肯定民进党在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重大贡献，我们以为他们本可以本着国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推而广之，通过两岸的良性互动推动大陆的民主改革。

　　岛内人士，除了李敖和新党等少数之外，所有主流政治人士皆视“一国两制”若洪水猛兽。大概他们都遵循毛泽东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政治信条。

　　但是在我们看来，真正爱台湾的政治家在“一国两制”之下可以为台湾人民争取到比独立更大的利益。独立了，以最佳前途而论，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绝对无缘于安理会。而在“一国两制”谈判中，台湾可坚持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里有一名台湾的副团长，在安理会表决时，只有海峡两岸都赞同时才能投赞成票，有一方反对就投反对票，有一方弃权就投弃权票。这样可以在安理会这个最高国际机构最有效地保护台湾的利益，表达台湾的立场。我以为大陆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一正当要求。问题是台湾的政治家们是对台湾人民这一重大利益感兴趣还是对当个小国元首更感兴趣。

　　当然“一国两制”的统一，最重要的是结束内战状态，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同胞兵戎相见。并全面开启两岸人民正常交往的大门。你可以说这还不是“真正”的统一，因为台湾不但有独立的立法司法行政而且有独立的军队，实际是国中有国。但是这是和平统一唯一现实的道路。我看不到台湾有比这更好的前途。我希望岛内有识之士勇敢地面对真理，勇敢地面对现实，把台湾前途的各种可能选项作认真的分析研究，通过深入的探讨辩论，作出正确的选择。

　　本来我们还花了相当的时间谈论中国的政治改革。但篇幅已过长，这里只说一句：据说建议，版本甚多，我怀疑任何系统的一揽子计划。我以为现在还远非攻坚阶段，宜结合实际任务为政治改革创造条件。例如上访信访已经发现有很多弊病，从解决这些问题入手实实在在解决组织上制度上人员素质上存在的问题。问题牵涉到哪里就整顿改革到那里。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了，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就可能孤立出来，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后记：本人不是记者，也不会速记，所以也没作记录。相反地，因为蒯大富身在海峡的另一边，有诸多不便，所以行文中刻意把两个人的意见混在一起，本人对本文的观点负全部责任。

编者注：蒯大富先生这里的记忆有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女士已于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