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相原创】周恩来在彭德怀“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时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 叶成斌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中央文革的“灵魂”江青的实际权力与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有人曾经如此回忆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着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党史博览》2005年第一期） 

而作为江青名义上的上级－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如此记忆江青的权威：“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指李讷）当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的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

其实，不要说陈伯达这样的“老夫子”对江青必须亦步亦趋，就是林彪、周恩来也经常需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林彪以文革“副帅”的身份多次吹捧江青，包括把江青的级别从行政九级提升到行政五级，还在公开场合下称呼给江青戴上诸如”杰出“一类的高帽子，难得一见的二人的一次文革中的吵闹也在叶群的左右弥缝中安静的平息了。至于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详细展开，所以，不多说了。

林彪、周恩来尚且如此，其它的文革的”名将“诸如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在编撰《康生年谱》的过程中，了解到康生与江青的一些冲突，作为题外话，在此文中做一简单的介绍。1967年1月15日，康生对身边工作人员发牢骚说：”我算什么顾问？狗屁都不是一个，曹轶欧让那个婆娘骂来骂去，我说什么了？陈伯达还帮狗吃屎。······当初要不是我挡驾，她会有今天？“康生是文革的重要黑手之一，也是毛泽东倚重的主要助手，以他在党内的资历、身份、地位还不免要受江青的一些闲气，其他人的境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央常委陶铸说过：”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亲信之一的谭震林给林彪的信中说：”江青的手段毒辣是党内罕见的····真比武则天还凶····总理（周恩来）已经被他们整的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这个反，我造定了。“ 上述两位大发牢骚的政治局成员，陶铸很快就被像”孙子“一样给整垮了，最后惨死外地。而谭震林因为”二月逆流“的原因，新帐老帐一起算，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多次挨打，回到家里也只能向壁痛哭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中，举凡与江青作对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甚至包括江青的头号亲信张春桥，一旦成了江青认为的忌讳所在，都仍旧要遭到一顿”炮打“。

张春桥是江青麾下一等一的”红人“，也是七十年代四人结帮以后的”狗头军师“，这位深得毛泽东晚年宠信的”理论家“在文革初期不断攀附江青，取悦江青，可是，江青生性多疑，对张春桥也偶尔给予苦头，有一次甚至动了拿掉张春桥的念头。据陈伯达回忆，当时上海有一箱江青三十年代的资料没有及时给她送来，江青遂怀疑是张春桥暗中捣鬼，继而江青就在群众集会上大谈上海的工作不比北京好，消息传开，上海那些力主炮打张春桥的群团组织兴奋不已。受到过张春桥不少照拂的素以”张姚“并称私交很好的姚文元得知江青之于张春桥的态度有变，马上转向，公开说他跟张春桥没有什么关系。【注】（108页）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4月，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3月27日北京召开群众大会，张春桥意外的没有参加，这就更加引起上海张春桥对立面包括市革命委员会内部一些成员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通过她的丈夫总参二部副部长贺瑞林了解到中央传阅文件的名单上上海方面只有姚文元的名字而没有张春桥，这就让准备炮打张春桥的人食指大动。而与此同时，毛家湾也在为张春桥这次短暂的“失宠”准备炮弹，叶群让秘书们去找1967年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的讲话，还让秘书们去查找张的讲话中的错误，秘书们不明就里自然也就不能满足叶群的要求，叶群还专门给何汝珍打去电话密令他把在江苏太仓蹲点的几个人紧急撤回，而这些人一度是代表叶群支持张春桥的。叶群又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特殊的“关照”许世友要提防张春桥。叶群说：“许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志也是保你的，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指张春桥）我同你讲，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叶群本来还专门收集过整许世友的材料，如今去一反常态和许世友热烙的交底，这让秘书们如坠云雾。不久，上海来的江腾蛟把一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交给叶群，叶群复制了两份交给林彪，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给毛泽东处，一份送给江青等人，后面这份由叶群亲自给江青送去。联系到叶群从钓鱼台江青住地回来就急要张春桥的讲话，秘书们始知此次炮打张春桥的秘密策划来自钓鱼台、毛家湾的联合运作。【注】（184－190页） 

由于这次炮打来头很大，上海方面积极响应，以《文汇报》朱锡琪等人为首的炮打派格外卖力，连徐景贤等人也感到“穿军装的人露面了”。【注】（136－156 页）张春桥被这次后来称之为“4.12炮打”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就里。幸亏这时江青又意外的找到了那箱用来猜忌张春桥的旧材料，她对张的憾恨一扫而光，转而继续维持张春桥的地位，而毛家湾得知风向又变，就让李作鹏出面发给上海方面打招呼“营救”张春桥，一起内讧式的炮打就此落下帷幕。遭到炮打的张春桥当然不敢向上追查，只好向下用力，因为此事遭受牵连的干部群众高达2000多人，其中5人被逼死、6人被逼疯。江青对张春桥一打一拉彻底收服了张，而毛家湾参与这起于自己好处几乎等于零的活动无外乎为了迎合江青的意愿，给江青捧场。

行文到此，我们不禁要问一问，谁给了江青这样的权力呢？一个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一个历史上曾经有着重大污点的女演员在中国的现代政坛上吆三喝四，又是谁赋予的她这样的能量？

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江青自称”她保了中央三个常委“【注】（108页），陈伯达说：”当然，这是很可笑的。“陈伯达牢狱之后大概不想惹是生非，只好这么一带而过。然而，我们考诸史料发现，江青的这句话并非吹牛，她的确是保了中央三个常委，而且这三位常委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彪、周恩来和康生。【注】

有的党史研究者说江青是”文革老板娘“，这个名称很贴切，也很恰当。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的提到江青的”权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沿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一点点廓清彭德怀被揪斗的部分真相。

如果要了解彭德怀从被揪回北京到最后遭致迫害而死的全过程，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从1966年便开始叱咤风云、威震中国政坛多年的中央文革（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名义上是陈伯达，这是毛泽东提名的，但陈推辞不就，说他自己是书生。毛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注1】（81页）陈伯达虽然挂名组长，却对小组内的很多大事不能作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虽然列名在陈伯达之下，甚至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一个，却能拥有格外的权力，这种怪诞不堪的格局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谬，而在文革期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中央文革是毛泽东自食前言、重返中央第一线，支持、肯定林彪等人推动个人崇拜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浩劫顽固的进行到底的必然产物。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发动、推动文革运动的两大政治拐杖之一。如此非驴非马的机构何以爬到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政治局之上呢？其背景正是来自于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中央文革”不断奖掖、扶植，直至抬到吓人的地步。 据原中央文革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毛在1966年7月24日的会议上给中央文革鼓劲，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注2】（763页） 我们都知道，中央文件的行文格式一般是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时候加上“中央军委”，所谓的“中央”指的也就是这三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却“有幸”列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 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杰作。

在1967年1月11日下发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才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注3】（112页）关于这一点，连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该书1467页）

到了1967年2月16日，毛泽东让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注4】（127页）

实际上，毛自己早就把中央文革当成了书记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谈话时指出“去年六月以来，（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注5】（1481页）这就说明，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江青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原来邓小平的位置。 

1968 年3月28日，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毛话音未落，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组。“学习班”全称叫做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是周恩来。毛发话以后，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组长，林彪；副组长，陈伯达、康生、江青。【注6】（227页）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规格上高抬中央文革，还经常密授机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策划于密室”。1966年12月26日，毛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临时通知一些人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这次晚饭的出席者既没有毛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没有“总管家”周恩来，甚至没有“老朋友”李富春、“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十一个常委中除开毛泽东、陈伯达之外，都不是这顿饭的参与者。根据中央文献版也就是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60、 1461页介绍，这次与宴的人员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可以说是清一水的中央文革核心成员。

这顿饭谈不上丰盛，不过是四菜一汤外加一些烤白薯、煮玉米、面条之类的寻常食品，可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惊天动地。毛泽东还破天荒的举杯祝酒，他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也就是吹响了全面夺权的号角。

关于中央文革的权威，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红卫兵运动”涌现出来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无一不是唯江青马首是瞻。他们目空一切、眼中无人，除了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以外，其它的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也只有江青代表毛泽东、中央文革才能指挥得动。韩爱晶就说过：”别的我不怕，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毛泽东、江青夫妇对红卫兵呵护有加，还经常予以大面积的褒奖。陶铸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给红卫兵评功摆好，他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还说：”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炮轰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折衷主义、和稀泥，还暗讽周恩来对毛泽东进行软顶。1967年5月，王海容密报毛泽东，说社会上出现攻击周恩来的风气，毛泽东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换言之，像周恩来这样量级的人物，仍旧避免不了外界的攻讦，与之相对应的是周不敢有半点辞色，而缓解这些指责的只有毛泽东及其麾下的中央文革。

毛泽东、彭德怀有着很深的历史宿怨，积年难消，终于演化到最终的决裂。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批彭”不过是毛、彭矛盾的总爆发而已，即便是没有庐山那一幕，以彭德怀之于毛泽东的“对立”，也很难逃脱“文革”的“惩罚”，更不要说寿终正寝了。

有关毛、彭的矛盾，我在新书《晚年林彪》中单独开辟一节予以说明。这里摘要其中部分内容借以说明彭的在劫难逃。

毛、彭之间的历史积怨远的要追溯到红军时期，从“王佐、袁文才事件”到“打赣州”，从“会理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属于“此人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注1】一流的人物。早在1945年2、3月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华北会议）时，毛已经布置批彭的具体措施。在这次会议上，康生、李富春等人奉命而来，先行给会议定了调子，于是，对于彭德怀，大家群起攻之，有人指责彭德怀说：“你在大革命时期没有入党，直到1928年才带领几个营上井冈山，但这能说你思想觉悟高？对党有感情？”有人则指责彭德怀说：“你是有大志的，原名彭得华，就是志在得中华。”有人还说彭是惯于“闹独立性”，有人甚至把彭的生活简朴说成虚伪。【注2】可以说，“华北会议”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的总预演。

值得注意的是，对彭德怀的若干指责中的这句话即“你是有大志的，原名彭得华，就是志在得中华。”的原创版权并非来自于康生，而正是来自于康生的顶头上司。【注3】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康生重复了这句话。

建国后，毛、彭之间出现过短暂的和解，但这不过是隐藏在他们中间的巨大矛盾的激流中偶然泛起的几朵涟漪而已。

1959年4月2日到5日，毛泽东在批评国家计委工作时突然口风一转，批评彭德怀说：“彭德怀你恨死我了，因为我批评过你。”【注4】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前的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曾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注5】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说：“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因为路线错误，1938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1939年、 1940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注6】

毛泽东之所以对彭德怀十分恼恨，除开一些误解、误会以外，就是毛认为彭“桀骜不驯”，而在桀骜不驯的背后则是彭其人对封建主义的特殊反感。

彭德怀虽然出身行伍，却是中共党内难得一见的极力反对封建传统最力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彭德怀对于极左运动的过火行为时有批评，抗战期间就提出应该借鉴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避免斗争扩大化。对于全党逐渐推行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彭非但没有随风而动，反而显得特立独行。彭自己也不讳言，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一个从大哥－先生－领袖导师的渐进过程。建国以后，彭又多次在公开场合下抨击个人崇拜，对《东方红》一类应景之作语多讥讽。而对于肖华等人扩充文工团讨好毛泽东的举动，更是给予不留情面的回击。 

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彭德怀并没有束缚自己的政治视野，他很早就自觉对经济领域的问题做主动的研习。1944年，他写成《论公营商店》一文就教于毛泽东。彭的这种举动并没有给毛留下“好学深思”的印象，反倒是让毛感到彭“四处插手、八面来风”。

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住在河东路176号，张闻天住在河东路177号，两个人是邻居，而且共同语言较多，张闻天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彭德怀说：“斯大林晚年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张闻天说：“毛从中国历史上学了不少的好东西，也学了中国统治阶级中不少的权术。”彭德怀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王朝第一个皇帝都是厉害的、英明的。无产阶级领袖也要厉害才行。列宁也是很厉害、英明的。”【注7】彭、张之间的这些议论如果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可以说得上是十足的“黑话”，不过，彭、张“黑话”不黑，而且还很实事求是，况且彭德怀把毛泽东同列宁相提并论，也算不得对毛泽东的不敬。但是，他们的这些议论后来倒成为他们的“反状”之一。 

背后的探讨未了，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上也是大发议论，彭的发言中有几段很引人注目，一个是毛泽东也有责任，一个是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正常的，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讲的，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操娘40天，现在三天行不行？这里彭德怀所说的“操娘”其实就是提意见，不过，用词不当引发了绝大的误会进而导致被升级为“反党言论”，这倒是彭肯定没有想到的。

庐山会议批彭获得意外的成功，虽然党内一批领导干部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不得不对彭德怀说出违心的批判，可毕竟将彭打翻在地。然而，彭德怀的“右倾”的帽子扣了没有多久，彭在庐山上的预言就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成为党内领导人难以掩饰的“癞痢头”，连一向“不下罪己诏”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轻描淡写的开始做起了“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批彭德怀有一个“小集团”，指出唯有彭不能平反，毛泽东则立刻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彭因此气愤难平，上了万言书。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并不主张大面积批彭，何以到了七千人大会时，反倒如此罪责彭德怀的前后反差，不能不让人叹服毛泽东的权术的炉火纯青。（此处要言不烦，具体将在新书《高饶事件真相》中做全景式披露，故此不赘。） 对于“万言书”一类的东西，毛素来极其反感，回应彭“八万言书”的结果是当年9月下旬成了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地点设在三座门，组成人员多达20人。

1965年2月，彭德怀问题进一步升级，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并案审查。5月，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海罢”（即吴晗作品《海瑞罢官》，简称“海罢”）与彭德怀有关，与庐山会议有关。“此后，彭德怀问题中央委托贺龙、康生具体负责。9月，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去西南三线工作。9月23日，毛泽东约见彭德怀，说了诸如”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还讲了一些鼓励的话，提到了当年打赣州等往事，彭听后心情愉快。对于彭的这次去三线，以往一些党史教科书中经常灌输的观点都是为尊者讳，甚至为毛泽东遮羞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其实，彭之所以去三线，党史研究者、《庐山会议简史》作者谢春涛的披露了一些真相。 当时也就是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国际形势日渐紧张，毛本来就已经崩得很紧的”斗争弦“此时更紧，他批准全国范围内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这时候，他认为彭、黄（黄克诚）、习仲勋、谭政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所以，彭的去三线工作实质是变相的流放。【注8】

这一点从西南局主要负责人李井泉对彭德怀的态度中就已经能够看出苗头。1965年12月的一次会议的结尾阶段，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冷淡的说了一句”彭德怀来了“。此后，彭到西南工作，西南局专门作出规定，军工生产、重要工厂都不让彭德怀参观，彭外出有专门的领导陪同，实则监视。彭德怀对此深有感触，1966年12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到：”西南局和三线建委对我很不信任，怕我扩大个人影响，既然如此，请求去参加农业生产。“【注9】 彭哪里知道，他理解的所谓的”西南局和三线建委对我很不信任“其来有自，正是在毛泽东的统一部署下，西南局李井泉等人才敢于如此冷落彭德怀。就在彭写信给毛泽东的一个多月前即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毛泽东已经就彭德怀的问题做了最高指示，毛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注10】而就在1965年9月下旬那一次难得的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短暂的时刻，毛突然问彭德怀：”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吧？”也就是说毛即便是在给彭德怀吃所谓的“宽心丸”的1965年9月的接见时，也仍旧把彭划入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