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本辞典的文化变迁ZZ -- KHC

一本辞典的文化变迁――以《四角号码新词典》为例

一

一个时代的政权突然发生转换后，它在文化上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是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文化上的要求，是适应它的意识形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按说，一个时代政治转换以后，大文化上是较难突然完成的，但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突然转型，对于知识分子的适应来说，好象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观察五十年代的出版物会发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变化，当然我们不能把他们那些表态性的文字和他们的思想直接等同起来，但知识分子在极短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新时代政治上的压力过于强大；二是知识分子对于新时代还有自觉认同的要求，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可能是他们变化的普遍条件。不是说没有人对新时代的新文化表现出抵抗性，比如陈寅恪就写过“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但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作为日常生活的变化，在一个新时代里，最突出的的文化变革要算是教科书的变化。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种可以称为“词典文化”的东西需要注意。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选择，从主流方面看，总是要把他们认为需要向社会普及的价值，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完成。从大的方面说，这就是教育的功能，它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教科书，还有就是相关的词典。从许多词典的变迁，可以看出现代思想的脉落。本文对一本词典的文化变迁，作一个简单的考察，我选择了五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三本《四角号码新词典》与《王云五小辞典》作一个比较，从中看出新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自觉选择及主动认同。

王云五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经历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三方面都有重要表现，成败得失，历史自有公论。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两年后在全国推广，对中国文化的普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在文化上都得益于王云五的工作。他的努力，当时就受到了蔡元培、胡适、吴稚辉等人的赞扬。

王云五从最初的《王云五大辞典》开始，到后来《王云五小辞典》的出版，使中国文化的普及真正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王云五虽然是自学成材，但却是一个有世界眼光和远大文化理想的人，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变革的重要人物。《王云五小辞典》虽然是一本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大众工具书，但就是在这样一本小辞典中，也体现出了王云五的文化理想。在这本小辞典中，王云五对于世界文明的最重要成果，基本都给予了关注。他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把这些进步的文化理想和现代的政治理念，在识字的过程中传达给了大众。小辞典从二十年代中期出版，历经八年抗战，直到四十年代末，还是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文化工具书。辞典的印数可能已大到不好统计的程度，可以说，受过这本小辞典影响的人，相当可观。这是一本识字的辞典，但在辞典中却不光是识字的内容。王云五的小辞典，达到了他那时代个人编纂辞典的最高水平。

作为一本大众识字的工具书，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以后，在查阅、注音上虽然已失去了普及性的使用价值，但它的编纂方法和释义理念，在文化上还是有意义的。王云五的工作，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文化人的理想和价值选择。他在小辞典的释义方面，不以个人和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为取舍，而是坚持了客观、公正和价值中立的文化立场，有他个人的风格，但却没有个人偏见，他对许多知识的解释，保持了科学的态度，特别是对政治方面的词语，有许多王云五并不认同，但他并没有在给小学生编的字典里表示自己的态度，这种传授知识的方法，后来就消失了。小辞典是给小学生用的，对各种思想文化理念，王云五一般是持客观中立态度，现在虽然不用他的字典了，但他的文化理想并不过时。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人所养成的一个好习惯，王云五的辞典是在抗战前的1935编成的，以后再版多次，四十年代末还在印。

王云五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文化意义，所以在一本小辞典中，他要尽可能表现出一个将要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民族，对于现代文化的基本认同。可以这么说，在王云五以后编纂的辞典中，在释义上，能经得住时代淘洗的辞典几乎没有，而王云五的四角号码小辞典，今天依然可读，可以设想，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承传，是以开放和认同世界文明主潮为基本特点的，那这个民族就很了不起，那些早年从王云五小辞典中了解世界文明的人，应该说他们得到了好的教育，他们的知识是有用的知识。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同教育部门的一些负责人谈话时曾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周恩来选集》下卷46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从周恩来的话中，可以感觉到《王云五小辞典》对一个时代的影响。

文化的承传，需要相对的稳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在这一点上最让人失望。像王云五的一本小辞典，本来可以作为文化产品让它逐渐过渡到自觉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二

五十年代初，大众对于四角号码检字法还有相当的认同，在没有新式检字法出现和普及之前，要让它退出大众日常文化生活中还是困难的。但对于这样一本辞典，如果让它原样出现在大众的日常文化中，又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以后多次对四角号码字典的修订，对于修订后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可以有一个评价，就是越改越差。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对“妓女”这个词的解释，王云五的释义是：“卖淫的妇女”。（1947年版，402页）修订以后的释义分别是：“娼妓，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迫出卖肉体为生的妇女。（1950年版，278页）“娼妓，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迫出卖肉体为生的妇女。（1963年版，313页）“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妇女。”（1983年版，388页）比较起来，还是王云五的解释可取，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娼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也不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

再举几个复杂的例子。

对于“共产主义”，王云五的解释是：“欲消灭私有权，以社会财产尤其是生产工具为社会公有，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主义。”（1947年版，415页）到了《四角号码新词典》里，同样一个词就成了：“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也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在那个时代，人对人的剥削消灭了，生产资料为社会所公有，生产力可以无限的发展，人类的个性和能力也能作充分的发展，每人都过着高度文化和富裕的幸福生活，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1957年6月出版，285页）

到六十年代变成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奋斗的目标。共产主义分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它的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实施全民所有制以后，再经过 一段时间，社会生产力更大地发展了，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判别都逐步消失了，这时就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1963年版，320页）

进入八十年代，这个词又变成：“指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共产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阶段。在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消灭了三大差别，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983年版，398页）

可以设想，一本字典，对同一个名词的解释，这样变来变去，让接受这些知识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想，他们的知识还有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在这样的文化接受系统中，人们的思维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说对政治词汇的解释，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出现一些不同的解释，人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一些客观性较强的名词，也变来变去，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惑。

王云五解释“苏联”这一名词：“俄罗斯的新国名，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简称，为工农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土跨欧亚两洲，原由十一个共和国组成，一九四零年又加盟五国，共计有十六国，面积21，352，572方公里，人口180，000，000人（1941年，新加盟的五国不在内）（397页）

在《四角号码新词典》里，同样一个国家就成了这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成立在1922年。横跨欧、亚两洲，面积22，300，000方公里，人口210，000，000人，共包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首都莫斯科，是世界第一大国，一切生产资料全为公有，农业采集体生产方式，生产力飞速发展，正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家。（275页）

到了六十年代，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个词就成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位于欧洲的东半部和亚洲的北部，面积2，240万方公里，首都莫斯科。苏联是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盟，最高权利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管理机关是苏联部长会议。（308页）以后再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就不收这个词了。对苏联是这样，对美国就更有意思了。

王云五的解释：“北美洲的大共和国，面积本部7，839，000方公里，属地1，627，400方公里，人口本部131，669，275人（1940年）（666页）

五十年代初《四角号码新词典》的解释：“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位在北美洲南部，是少数金融寡头专政的法西斯国家，面积约784万平方公里，国都华盛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动统治阶级为保持超额利润，挽救国内经济危机，阴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企图独霸世界，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魁首。”（464页）

六十年代，中国人仇美的高潮稍减，这个词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位在北美洲南部，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统治的日益走上法西斯化道路的国家，面积9，374，717平方公里，国都华盛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动统治阶级企图独霸世界，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魁首。（519页）有人奇怪，9?11事件发生，为什么许多中国人会对美国是那样一种态度，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态度，如果我们能知道他们获取知识的历史局限性，就能解释出他们意识深处的动因。

解释一个词汇，看起来是意识形态制约文化态度的现象，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在他们看来，也许历史真得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样一件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就有了不同解释，对于初次接触历史知识的学生来说，对于历史现象的随意描述，带给学生知识上的缺陷是很显然的，长时间以这样的方式获取知识，人的思维中就会产生对历史的一种评价态度。

王云五他们那一代人，在对历史的态度上应该说还是受到了好的训练，所以在他们笔下，你很难看到对历史事件的随意解释。他对太“太平天国”的解释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洪秀全所建的国，定都南京，据有东南十余省，凡十三年（公元1851年至1864年）后为清朝曾国藩所灭。”（337页）这个解释对于学生来说是适当的，因为教育不是宣传，而辞典在承担文化传承的功能时，也不能强加给学生某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的知识和思想还正在形成之中，简单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他们是有害的。这一点，胡适、王云五他们是有清醒意识的。

《四角号码新词典》对于同样历史事件的解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权，这个革命，由洪秀全等领导，从广西起兵，下湖南、湖北，直达江苏，斗争普遍到东南各省，时间持续了二十八年（1850―1878年）它并且提出 了平分土地、男女平等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要求，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开始。”（234页）六十年代的解释：“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权，这个革命，由洪秀全等领导，从广西起兵，下湖南、湖北，直达江苏，斗争普遍到东南各省，时间持续了二十八年（1850―1878年）它并且提出 了平分土地、男女平等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要求，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序幕。”（261页）

八十年代的解释：“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1851年，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即南京），其后分兵西征和北伐，革命势力扩及十八个省，攻克六百多个城市，1864年，在中外反动派联合反扑下失败。”（326页）

王云五对义和团的解释：“清朝秘密会党，始于乾隆年间，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在天津起事，倡扶清灭洋的主义，慈禧太后为其所惑，加以赞助，灭教堂，攻使馆，致酿八国联军入北京，而有辛丑年（公元1901年）的不平等条约。（668页）五十年代初，《四角号码新词典》的解释是：“清末的会党，是农民和城市贫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始斗争组织，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倡扶清灭洋说，发动反洋暴动。国际帝国主义借口联合进攻中国，叫做八国联军。义和团暴动虽然具有民族斗争的意识，但因为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终于失败。（465页）

六十年代：“义和团本是山东一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清秘密结社，组织很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要求下，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吸引了广大的群众。1900年初，义和团势力扩及山西、东北和西北许多地区，并发展到了北京。他们对在各地以传教为名而侵略及欺压我国人民的外国教堂和传教士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和打击，并进攻北京的外国使馆和教堂，声势非常浩大，后因清政府的欺骗和出卖以及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而告失败。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打击了帝国主义者；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258页）

到了八十年代，义和团又成了：“1899―1900年我国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没有统一的组织，最先发生在山东省，后扩展到华北、东北各省，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凶焰。后为八国联军、清军镇压而失败。”（325页）

在政治和历史名词的解释方面，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回到王云五时代的态度，所以许多名词多少体现了一些客观性的追求。像“社会主义”，王云五是不赞成的，不过自己不赞成是一回事，在传授这个知识的时候，应当取什么样的文化态度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辞典这样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工具，个人的评价不能超越对事实的基本描述。王云的解释是：“一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动，攻击现在的社会资本组织，欲与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从事社会改造，于经济范围内，主张资本，土地和生产工具公有。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比较温和的像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由现状逐渐改造，激烈的像共产党则主张用暴动革命去彻底破坏现有的制度，以求实现他们的理想。”（291页）在随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样的社会现象，在五十年代却成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的新社会制度；它的基本特征是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社会经济完全计划化，人民依据‘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与阶级差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我国正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206页）六十年代“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都是为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劳动人民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分享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229页）八十年代：“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275页）

关于资本主义，王云五认为：“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该制度下，生产的工具都属私人所有。”（321页）

五十年代：“是以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它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完全被资产阶级占有，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除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外，无法生存；另一方面，因为生产采用机器并且是集体进行的，所以生产力比较发达，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互相竞争，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由于社会化的生产和个人占有的矛盾，加重剥削，使工人阶级日趋贫困，结果社会购买力降低，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因失业而饥寒流离，为生存而起来斗争。觉悟逐渐提高，组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所以说：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社会。”（224页）

六十年代：“替代封建主义的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和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它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产品的私人占有；它的经济建立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上，因此，当劳动者购买力日益下降，市场不能容纳生产出来的商品时，就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进入总危机状态；二次大战期间，开始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250页）

八十年代；“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基本的对抗的阶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312页）比较王云五辞典和后来新词典的变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除了变化之处，还可以看出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而这一加一减也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王云五辞典里有‘宗教自由“这个词，他解释这是“人民信仰宗教，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126页）但在以后的词典里，这个词就消失了。

三

1949年以后，老商务过去出版的书遇到了问题，因为时代变了，特别是新时代在文化取向上于过去老商务的文化理想截然不同。老商务是一个民间出版机构，经营是它最重要的工作，但在新时代里，老商务如何选择，还没有人能找出好办法，商务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想到了编辞典，特别是给小学生编辞典，因为这是缓解经济困难的最好方法，本来可以再印王云五小辞典，但这时商务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他们要修订或者说重编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

商务当时的处境是，他们经济上有过不去的地方，需要印词典，但旧的已不能用，只好编新的。但新词典用什么检字法？曾有过分歧，最后还是以为四角号码最合适。（参阅《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可以这么说，五十年代初，商务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完全是在《王云五小辞典》上修改完成的，但这本新词典已经看不出王云五的一点印迹。且不说这是否涉及版权问题，就是出于对一个作者的起码重尊重，也应该提到它是由什么而来的，但人们从新词典上看不出这些。新词典是在商务老人手中完成的，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因为当时王云五离开才不过一年时间。说来有趣，四角号码词典的命运，其实可以和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联系起来。

二十年代初，商务的高梦旦，特别看重年轻的胡适，多次到北京和胡适谈，希望他能到商务主持一个编辑部。胡适在他的日记里说过，高梦旦当时是商务的编辑主任，“因为近年时势所趋，他觉得不能胜任，故要我去帮他的忙。”当时高梦旦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据胡适日记里抄出的一则趣闻说，当时给胡适开出的薪水是“月薪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虽然不能太当真，但可以看出老商务对一个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文化人的敬重，而胡适对商务的评价是：“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胡适在1921年夏天利用暑假到上海，在商务做了几十天，觉得不合自己的个性和才能，最后没有在商务干下去。胡适没有留在商务，却推荐了王云五，王云五早年教过胡适英文，用胡适的话说；“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商务当年的辉煌，也可以说是从胡适开始的，没有胡适，就没有王云五，没有王云五，就没有后来的商务。

编辑《四角号码新词典》的时候，可以想见商务旧人的为难之处。要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但不能提王云五，要用胡适的四角号码歌，但却不能提胡适，因为这两个人，当时是上了新华社公布的战犯名单的。过去一打开《王云五小辞典》，就有“笔划号码歌”，特别注明作者是“胡适”。 这首“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在后来的词典中还有，但它的作者是谁却不知道了，也许是胡适的歌诀太高明了，没法取代，只好由参加编辑新词典的黄维荣改为：“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其实，所谓改，也不过是略调了一下顺序，商务印书馆在1950年8月出版了《四角号码新词典》，从此商务的王云五时代也可以说就结束了。今天把历年出版过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放在一起，与《王云五小辞典》对比一看，真是感慨万端，几十年的文化苍桑尽在其中，这次第，怎一个“词典”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