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周邓间的秘密 -- 想革命的资本家

在下昧于史实，不多说了

Well sai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article is convincing.

说的太好了，对，什么事都不能绝对的，说文革不好，我说它也有好的一面。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感觉难过，我们很开心，因为那时我们家根本不用关门，没有什么小偷的，那时没有什么金钱观念，生活比较安定，我是一个43岁的平凡女人，我现在是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的，我说那时劳苦大众是喜欢毛主席。，我没有说大话。现在的年轻人，有点不知道了。当然主席也是人，他也有缺点。但他是功大以错误！人民是怀念他的。现在的胡主席。温总理也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我们喜欢他们。

无知的人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没有良心的人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书呆子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贪官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通行的夸张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但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周注：我现在所在的工厂，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向国家上缴5亿元的利税），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见新华社2000年6月5日报道）。（周问：说现在吃文革老本，至少在水利建设这一点来说，是不错的吧？）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问：现在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与文革时期相比，到底如何？巨人脑黄金？或中华鳖精？）

　　文革经济的发展是在克服了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见《党的文献》2000年2期田松年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

　　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所以说：毛泽东、周恩来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面临巨大的困难，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要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看后真是扬眉吐气！！！

被透支的中国发展

陈国军

中国经济近几年保持了8%左右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年，在经历sars之后，全年依旧保持了8%的高速发展，汽车，房地产，钢铁，石化等行业均保持着超过8%的高速发展。但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许多问题，2003年夏天的高温和年底的寒流，突显中国的电荒和能源危机。另外，中国的诸多产品面临着反倾销的调查，彩电、服装、家具、打火机等。更深入地，我们将看到中国改革缺乏了前进的动力，能源、人民的支持、三农问题、经济和政治体制……诸多因素正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已经开始转化反对改革的力量，这不是一种新的主义或思潮，更不是向左走，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更多的是看中整体经济的增长却忽视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越来越多的改革利益集中在仅仅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而更多的人却没有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利益，也就不奇怪有人反对改革了。

盲目追求gdp的增加，表面上经济在发展，但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在增加，也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增长。gdp数字意义上的增加，让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我们误以为全体人民从gdp的增加中获得了利益，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4.3，也许更高。中低收入并不存在着少报财产的问题，中国的富有群体却存在着漏报的问题，因此，实际基尼系数要远超过4.3。

不得不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中国的许多可持续发展力的透支为代价的。被美国政府调查的多起反倾销案件，固然有美国政府的政治因素，但我们同样思考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低价有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因素，但更多的因素是我们的低工资，大量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保障，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好的工作环境，没有好的工资防护，甚至是在牺牲他们健康的情况下换来了我们出口的增长，换来了我们的通货紧缩。这是不公平的，城市户口的人力成本里包含了我们常说的三金，而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险，但他们同样面临着养老的问题，面临着看病的问题，面临着住房的问题，面临着没有工作的问题。如果按1000元工资计算，他们应该获得约200元左右的保障，按2亿农民工计算，每年因此被透支的社会保障就为4800亿元，接近于我们国家今年的gdp增加值。我们用透支的社会保障来换得了出口的增长。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在50年后尤其明显，而现在的农民工就是50后老龄化人口的主要人群之一，我们透支了50年后的中国经济换来了现在的繁荣。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了我们口头上的重要性。25年的改革，前10年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农民是改革的最早收益者之一，但农村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缓慢了，在有些地方就是停滞了甚至是倒退。即使在前10年的发展中，我们对农村问题的重视不够，发展很大因素上是依赖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农业基础设施却并没有得到改善，是建立在80年代以前的农业设施上，只不过被充分利用了。农业设施，土地，农民的收入，农民的保障，农村的卫生等在90年代后一直在被透支着，感谢sars没有在农村扩散，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农村的实际问题。农村的电力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卫生设施不仅没有发展，面临着停滞甚至是倒退。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没有地方看病，农村面临着清洁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尽管如此，三农问题仍然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固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但不能就此让他们50年后面临无依无靠的困境。中国经济需要可持续发展，同样，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可持续的提高，不能用长痛换来短暂的快乐。把问题留给50年后的政府，就如我们现在我们承受着人口问题的重压。

我们一直说要扩大内需，采取的往往是增大基础建设投资，或者说增加公务员工资，……而恰恰忽视了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粮价基本没有变化，生产资料在上涨，看病的费用在增大，教育的费用在增大……尽管中国整体面临的是通货紧缩，但更多的农村面临的是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中国既面临着通货紧缩，同时又面临着通货膨胀，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已，而这个阶层主体的农民又是一个被忽视的阶层。在农民支出比例中站最多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直在增加，而收入增加有限，他们有比富有人群更多的内需却没有购买能力。我们不仅没有给予农村更多的财政支持，反而将大量的农业税收用于城市建设，这本身尽管没有错，但如果以不考虑农民的生死为代价是危险的！在未来的相当时间内中国农民在人口数量上仍是社会的主体，我们不能以牺牲他们的发展来换取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2003年夏天和冬天的电荒，同样给我们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能源短缺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未来的现实。其实，中国不仅面临着能源的短缺，还包括各种资源的短缺，水资源，燃料资源等。而我们过去25年的发展是以大量能源的消耗，是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过去25年的发展中，我们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环境成本，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了经济的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这也是我们的出口为什么低价的一个原因，企业不用考虑环保，不用考虑生态资源的成本，比如说家具业，既不要考虑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也不用考虑农民工的健康，也不用考虑大量森林被砍伐带来的环境问题，这样的低成本是美国政府计算不出来的。

2001-2003年，中国发生数以千计的矿难，伤亡人数数以万计，仅仅最近发生的重庆井喷事件就造成了240多人的死亡，上千人的中毒。其间，发生的各种工伤事故更是不断。中国的经济尤其是一些出口型经济，以及能源矿产的开发是一种带血的经济。在辽宁等省发生的多起因采矿造成的地面塌陷问题，造成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窘迫和困难。……所以这些，都曾经对我们过去25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却生活困难。不仅现在，未来仍旧面临着困难，而且将有更多的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们的出口增长了，我们的gdp增长了，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的资源换取的，是在用一部分人的生命和鲜血换取的。我们的gdp是建立在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上，是建立廉价的能源和资源基础上，而这又是建立在大量的工人的鲜血和低工资上，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他们死亡的代价往往仅仅是几万元的补偿而已，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下中国面临着电荒，还哪有精力管矿工的生死呢？在确保电厂用煤的要求下，最近频频发生的矿难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为了中国的经济，我们透支了矿工的生命，透支了中下层的利益。

股市3年来的低迷，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行，为什么呢？在不成熟的政策指导下，中国股市透支了中国证券和金融改革的成果，透支了中国百姓的积蓄。据统计，2001年6月末，沪深两市的市价总值为53630.68亿元，流通市值为18866.36亿元。截至2003年9月末，上市股票由1137家(含b股)增至1362家，但沪深两市总市值却没有同步增长，仅有39080.79亿元，流通市值同样如此，仅12719.12亿元。也就是说时隔两年零三个月，股市总市值蒸发14549.89亿元；流通市值蒸发6147.24亿元。如果刨去期间配股、增发、新股上市等新增的市价总值与流通市值，恐怕单流通市值损失就约9000亿元，约47%，接近于2003，2003两年的gdp实际增加值。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相应的资本作为保障，是困难的，而现在我们的资本和金融市场早已经透支了发展的动力，沦为吸食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吸血鬼。

至于腐败，问题之严重，已经决非抓几个省部级干部的简单问题了。中国的腐败，中国式的私有化进程，中国的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新的“三座大山”，刘涌案件即是最好的说明，涉及地方政府高层，涉及经济活动，涉及黑社会，对政府的运作，百姓的生活，社会经济均造成了巨大影响。刘涌的判决一改再改，则可以看出这种渗透的深度了，到了非得中央政府干涉的地步了。

最可怕的是被透支的中国百姓的改革热情。在25年的改革中，政治体制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法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在这些均不完善甚至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我们不断推进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断推进中国就业体制的改革，造成了中国式的市场经济，造就了很多吸食国有资产的财富寡头，造就了无数个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支撑中国改革的中下层的改革热情正在减退，甚至转化为对改革的反对和质疑。2003年，多起因动迁而引发的事件折射了存在的问题。动迁，一部分人获得了利益，一部分人失去了利益。最重要的是很多中下层将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动迁上。股份制改革，减员增效，下岗，管理层持股，……对改善国有企业尽管有一定的作用，但却是以大量工人的利益损失换取的，他们发觉改革背离了他们的利益。国有企业改革以大量工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小部分人获得了巨额的利益。前一段时间暴光的大连某国营企业实际资产5000千万元仅仅被以400百万元出售。如果说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还可以接受，但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得益者不是国家而是一小部分人，支持改革等于支持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是以自己的贫穷换取的，他们可能还会支持改革吗？2003年，4位省部级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后果值得我们警惕，在中国，有多少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吞噬着国有资产呢？中国老百姓是希望继续推进私有化进程，还是希望出现普金式的铁碗人物呢？

另外，正因为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早期的私有经济不承担着任何社会责任，自然就造成了国有企业负担重的假象，我们总是说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正是以牺牲国有企业来换取私有企业的发展。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却没有出现世界最大的工会，恰恰是世界上最软弱无能的工会，甚至可以说中国就没有工会。我们的改革面临着对利益既得者的绥靖政策，不断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不断地用社会中下层的利益去填饱他们对改革利益的贪婪！稳定是我们过去25年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们已经透支了我们的稳定，越来越多的农民和下岗工人的抗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中国经济的成就掩饰不住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停止改革是错误的，但任凭改革的盲目前进也是错误的，决不能以中国的未来换取眼前的短暂改革成就，如何让改革再次成为全体人民获益的改革，成为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改革，是中国改革面临着的急迫问题，否则改革将面临着曾经是当初改革的积极推进者――中下层的反对！

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农村问题的紧迫性

[云淡水暖] 于 2004-02-11 21:56:47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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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改革先驱”变成“火药桶”――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农村问题的紧迫性

中共中央的又一个一号文件，拉开了新年农村工作的序幕，表明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农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阻碍因素，9亿农民的生存状况，是衡量改革和建设成败的真正试金石，农村问题不可以忽视，也没有忽视的空间和时间了。

中国的改革，无疑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九八五年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所以，说中国农村是改革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近20年过去了，农村面貌的“明显变化”在向什么方向发展，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改革命运，希望中国走向强盛的人必须关心的问题。因为到如今为止，无论我们的中心城市如何华丽，我们的工业、第三产业在GDP比重中如何占尽风光，我们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农民的现状如何，就决定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如何。从农村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应该忽视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改革，是科学的，理性的，前瞻的，28年前，我们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改革的理论序幕，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拿起这个武器，纠正我们改革进程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农村问题，是不可以回避的。

如何看待当前的农村问题，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其严峻性。2003年底一些声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2月27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六届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谈到，近年来城乡收入在进一步扩大。…张晓强提到一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制改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6∶1，1985年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 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1。从1995年到2002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今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普遍的看法是可能会扩大到3.3∶1，也有人分析是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新高。”…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不仅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也在这样一个水平。】（2003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这是官员的眼睛，用数字说话。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中国农民调查》），这是一对安徽夫妻作家陈桂棣、春桃的声音，用客观观察说话。

不论是官员还是作家的声音，都极其沉重，我们还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用“火药桶”来形容农村问题。比如“农村社改的三只‘火药桶’（教育、医疗、土地）”（《南风窗》）、“大多数乡镇干部坐在“火药桶”上？”（《中国扶贫网》），自从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一封信中说了痛入心肺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经有两任总理多次公开地表示“最担心的是‘三农’问题”。那么，既然是改革的先驱，为什么改革没有向着预期的方向发展，没有形成“少数人先富，然后带动大多数人致富”的良性结局呢，《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把原因归咎于“遗忘”和“苛捐杂税”，并且，把希望寄托于“税费改革”，还形容 “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可是，中央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不可说不重视，而且，不知道作家夫妇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把农民所有的税费免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每户平均每年免掉一百元到三百元的税费，还不够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女一年高中的学费，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效果？

从现实看过去，根据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鼓吹，当前改革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要向“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发起“攻坚战”，说白了，就是要彻底铲除经济体系中的国有制成分，全面实行所谓的“新公有制”，即少数人占有大多数生产资料的经济体制，因为这样的形式“最具有活力”。那么，当初中国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彻底地、干净地、完全地、几乎是一步到位地把原先作为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的集体经济成分铲除干净，什么“堡垒”都没有留下，不需要“攻坚”，怎么没有走向专家和精英们理想的“天国”。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农村的“活力”逐渐变成了“火药桶”，事到如今，专家和精英们却拿着几十万一年的收入，打着饱嗝，告诉我们，解决农村的问题，是把数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突破性的进展”的前景？难怪《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愤怒地说“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这个“一些人”，不就是鼓吹西方经济学原理最彻底的、西装革履的专家精英们吗。

在农村问题上，把集体经济说得一钱不值，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专家精英们最上心，也是最得意的一件事。在农村实行集体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刨食，贫苦的单个农民家庭无法抗拒天灾、病害，最后沦落到破产，成为地主阶级雇佣者的规律，力图用合作化、集体经济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不是讲究“规模”生产吗，合作化的初衷之一，恐怕也是想解决规模化。不可否认，集体合作化在实行中，因为缺乏先例，“摸着石头过河”，急噪冒进，有过失，有教训。但是，在集体经济年代，中国农村为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立了工业化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是不可以否认的。

就拿当今农村的“火药桶”之一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就可以对合作化集体经济模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老病，…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其次，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般的讨论是财政增加拨款。但对9亿农民要增加多少投入才够？第三，为什么农民现在不去医院？为什么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好的经验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因为这个办法更符合现实，而非照搬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到现在为止，中国农业占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上，农业人口仍然占户籍人口的73%，怎么可能用15%的GDP去满足73%人口的公共需求？】，没有了集体经济，自然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哪里还谈得上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在所有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面下，如何解决，如何应付。

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农民调查》的采访地，主要是在作为农村改革源头、“先驱的先驱”的安徽农村，在那里，新生事物不少，特别是阜阳地区，有闻名全国的大贪官王怀忠，有全国少见的腐败犯罪官员群体，有全国最大的民工集散地火车中转站，有靠租买残疾儿童到大城市乞讨而“致富”的“瘫子村”。附近还有因为出了集体按“手印”要求分田单干闻名天下的小岗村，现在有人公然质疑那“手印”的真伪，因为当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当时去拍记录片的人员，见到的与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不同版本的东西，至今没有个清晰的说法。林林种种，光怪陆离。安徽正如同《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所说，是“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

其实，农村的“火药桶”何止3只，比如治安问题，农村的治安状况之恶化是有目共睹的，最近揭露出来的两个河南系列杀人案，其魔头都是农村的，残杀了60人之多的案件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农村的，魔头扬新海坦言，专找农村环境下手，因为农村治安薄弱，容易得手。比如道德问题，用有毒蔬菜冒充无公害蔬菜、加工敌敌畏火腿、大规模制造假烟、拐卖妇女儿童、租买残疾儿童作乞讨工具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以农村为主要场地。比如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比如…诸多方面，构成了农村问题的总体严峻形势。

那么，除掉情况特殊的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中西部贫困农村有没有人致富，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中西部贫困农村的两极分化更为明显，少数人占有农村财富的特点更鲜明，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就是低价或者无偿地占有属于集体的资源，迅速暴富。比如2003年山西的两个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选举，就特别能够说明问题，一个村的候选人用300万当选，一个村的候选人用600万才承诺，已经实际支付300多万当选，而这“天价村官”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当选的村官可以控制原本属于村集体的矿山，用极小的代价，或者不用代价，每年可以收入数百万利润。这里就显示了一个本质问题，就是本来有机会使大家一起小康，比如刚才说的两个村，每年数百万的矿山利润，已经能够使村里每一户人家过上不错的日子，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可是，财富就是被集中在村里的一两个人手里，四、五年来，村上没有分过一分钱，上千万的利益就落入个别人之手，难怪可以拿出几百万来买选票。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问题，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凡是坚持集体分配原则比较好或者很好的地方，共同富裕的程度就高，农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福利方面的保障就高。所以，正如刘少奇主席在50年代说过，社会矛盾的根源，实际上是个分配问题。我们分配政策的导向，实际上是偏向和保护少数“能人”，能人“能”在哪里，就“能”在能够不择手段抓住“机遇”，抓住的，实际是控制资源的权力，在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极少数人富裕起来，是可以做到而且容易做到的，人人都想不择手段“抓”机遇，规则就破坏了，人际关系只剩下了残酷的、事实上不平等的“竞争”，“火药桶”就埋下了。

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走应该什么道路，经过27年的“摸着石头过河”，至少已经摸出来一块“石头”，就是靠“少数人先富带动多数人后富”的模式，是有缺陷的。少数人的“先”并没有带动多数人的“后”，少数人“先”了以后追求更大的“先”，多数人“后”了之后，由于处于竞争弱势而更加“后”。这个差异再搀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无不把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推向“火药桶”的边缘。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在一些坚持集体所有制分配格局，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比如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等，村民不分“能”不“能”，都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生活。而一些典型的“能人”控制经济主体的农村，“能人”可以拥有数亿、数十亿家产，大多数人只不过是“能人”的雇佣劳动力，有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已，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对农村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国家领导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的，两届总理均把“三农”问题当作头等大事。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又是针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已经发了六次了，这次能不能解决问题，能够解决多大问题，就要看各地方配套的详细措施和贯彻的决心。但是，农民增加收入，决非是减免税费那么简单，在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下，在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单打独斗的小生产模式下，一家一户的农民，怎样面对市场化的大规模竞争、怎样克服天灾、疾病等灾难性因素，不解决前提和后顾之忧，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恐怕还是很不明朗而艰苦的事情。解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方向，在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上实现突破，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为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许多人应还记得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引起的震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废寝忘食，夙夜匪懈，呕心沥血，为国为民，献身革命，始终如一。人民的总理离开了人民，留下的是永志人心的伟大形象，万古长青的高尚情操。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情，汇成无边无际的哀伤，神人共泣，天地同悲。古人所谓“智仁勇”三达德，“德言功”三不朽，周兼而有之：他博闻强记，精力过人，才智过人，能力过人，被誉为天才；他肩起民族苦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大义凛然，面折强敌，置生死于度外；他在做人上，清风亮节，淡泊明志，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品格高尚，正气磅礴；他在做事上，纤毫不苟，巨细无遗，头绪分明，多多益善；他的言行风范，使对手敬畏，让同志心折；他的事功，在新中国的开国史上，罄竹难书：外交内政，国际国内，折冲樽俎，纵横捭阖，日理万几，纲举目张，是超一流的治国能手；他在革命道路上，置身于群众之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

本来，象周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给后人遗留下如此宝贵的革命经验和榜样，这份遗产，应该指引后来者向前，开拓出更广阔的社会主义天地。但是，历史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走法：周恩来这面大旗，在他死后被走资右派利用，分裂了革命的阵营，模糊了人民的视线，变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最有效武器。经过二十二年的折腾，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已经变色，周恩来的形象也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一个众望所归，赢得左中右各派尊敬，一度被视为完人的周恩来，今天却变成各派的忌讳。对于反共的右派来说，周的利用价值已去，早已到了该清算周的时候，但是“反周不得人心”只有替帝国主义作哈吧狗的奴才，不时狺狺狂吠，换来的是人们的鄙视和指斥；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着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共当权者而言，周这面旗举也不是放也不是；对左派而言，在遭受到右派大复辟的致命打击之下，眼见右派捧周反毛，心中耿耿于怀，一直纠缠在周同四人帮谁是谁非的争议中。只有在广大的中国人民心中，不时表现出对周的怀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消逝，社会的腐化，资本主义意识的侵蚀，周的形象也逐渐模糊逐渐淡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的曲折发展，才真正教育了人们，考验了志士。

真金不怕火烧，如果我们检讨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就更会感觉到周的纯正，更珍惜周的遗产。周恩来这面大旗，从来是属于进步人民的，如果左派对周有真正的认识，过去二十年的痛史就不会发生。周是左派的宝物，现在又该物归原主。在周恩来百年诞辰的今天，已经到了替总理洗尽铅华，荡涤污秽，还他本来面貌的时候了。为此目的，本文集中谈论以下几个最被混淆的问题：第一，周去世后的一段历史的真相；第二，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关系；第三，对周恩来的再认识。最后，谈谈纪念周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的检讨

首先，让我们摆正周去世之后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大黑暗时期，也是周恩来死后的蒙尘史。周死后的四件大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主席去世，逮捕四人帮事件，以及邓小平再上台的大翻案大复辟和批毛。二十多年前短短的两年（１９７６?玻保梗罚福┲蟹⑸?的这几件大事，决定了今天中国的现状。天安门事件作为伏笔，毛的逝世点发火线，逮捕四人帮打垮了文革的阵营，邓小平的上台宣告中国的复辟势力取得了斗争的全胜，批毛则响起了灭社兴资的号角，从此，在吮吸着社会主义的鲜血中，诞生出一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关于这段历史，至今还存在争议的是四五事件和逮捕四人帮事件。这两大事件，以及之后的捧周批毛，都是假借周的名义实行的。尘埃早已落定，让我们重新检讨四五、逮捕四人帮和捧周贬毛这三件事的性质和周所起的作用。

四五天安门事件

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当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两年以后平反为人民反对四人帮的革命事件。到底何是何非，它是一个什麽性质的事件呢？这个事件令人困惑之处，有以下三点：第一点，一个上百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能不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第二点，当时是否血洗天安门？第三点，如何在周恩来同四人帮之间作一选择？只要能将此三点理出头绪，整个事件就一清二楚。

首先回答第一点：把１９７６年四月五日发生的事件等同于四月的祭周运动，是不符合当时的事实的。四五的闹事同此日以前从三月底到四月四日的祭周潮，在人数上和性质上十分不同。四五参加闹事的人数只有一两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的人数总和也不过数万人，而四月三日四日到天安门致祭者，人次以百万计；四五闹事是有意的挑衅行为，参与者大多数是有后台和政治背景的干部子弟和军政单位特派人员，而此日以前的致吊者，北京几乎家家都有，是受到浪潮感染，表达内心深处对周的尊敬和怀念的普通百姓。所以，只要如实地分清当时的情况，就不会将四五事件当作记念周恩来的代表。这个错觉，并不产生于当时，而是事后对历史的歪曲。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的北京市民听从了当时市革委的广播，才使得本想利用念周情绪的闹事者变得孤立，无法闹出大事，反而暴露了阴谋用心。

其次回答第二点：血洗天安门是绝对的夸张。四五事件中，没有一人死亡，也无兵器杀伤。当时根本没有出动军队，只由北京市革委会的民兵处理现场，以木棍橡皮棍和空手驱散闹事者。这和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出动几个军区，步枪扫射，坦克镇压形成强烈对比。

以上二点回答有何根据? 纸终究包不住火，只要我们留意，有太多的证据说明历史的真相。以下略举其大者。

最有说服力的是邓小平本人提供的证据。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下台，他再度上台后立即翻天安门之案，查办吴德（四五时北京革委主任）吴忠（民兵负责人），调查当时死伤情况。这个调查，结果毫无利用价值，因为找不出一个“就义烈士”，民兵未带一刀一枪。所以，官方的报道中，永远只有文辞，不提证据。

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官方展出的天安门图片中，所有人多的场面，没有一张是四月五日的，所谓血洗，只是一部“洗血”水车。当时，也正是西单“民主墙”及向“邓青天”请愿的高峰，在无数的大小字报中，并未出现四五“死难”家属的控诉。

中共正式平反四五事件时，只有“英雄”，没有“烈士”，“英雄”人物中不乏“自来红”的高干子弟。今天，当年的“联动”份子，早已一再声称四五事件是他们复出的起点。

当时事件发生时，外电报道的广场及附近的人数是三万人，比新华社报道的在场人数约十万人还少得多，这是西方报道中国事件上少见的例外。外电也没有“血洗”天安门的任何一手二手的报道。

北京当时到天安门向周致敬的几乎家家都有，从笔者与一些人的谈话中，一致的说法是：由于官方广播，四月五日绝大部份的人都停止前去广场。后来，在民间的流言，重点也不是关于现场的镇压，而是事后的严查和抓人。

现在，再来回答第三点：周恩来和四人帮同样是文革派，中间并不需要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真正需要选择的势不两立双方是：以叶剑英邓小平代表的复辟走资势力和以毛代表的文革势力。当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叶邓幕后布署和策动的四五事件，其目的就是将走资派同文革派的阶级斗争，转嫁为周同四人帮的不和。复辟势力之所以成功，关键即在于此。

如果我们澄清了以上三点，再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整个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很明白。周恩来去世之时，正是中共中央斗争白热化，现实工作陷于胶着，上下人心惶惶的不正常状态的时刻。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毛和周病重，政治路线和经济工作上群龙无首，无所适从。邓小平和叶剑英看准时机，实行巧妙分工。邓在前头，一方面积极安插自己人马（如胡耀邦等），着手翻文革之案，另一方面利用周本人重病的空隙，有意公开同四人帮作对，从而自居为周派的保护人，造成原来周派同四人帮派的矛盾恶化为势不两立，从中央到地方都变成两派各自观望，彼此对立，工作自然停顿。叶在军委和幕后，暗中联系军中老的复辟势力，并挑拨及拉拢周派的主要保守势力（如李先念等），又经常出入周的病房，造成与周来往密切的假象。叶邓的合作，代表的是一个有自觉有计划有策略的庞大复辟势力的重新组合和东山再起。他们的对手文革派，在失去毛周的重心之下，没有足够的经验而处于被动。邓小平的否定文革，在“三项指示为纲”上，就明显暴露。毛立即指示，在党内展开批邓及其路线。邓暴露后，复辟派失去了前台，转为在叶领导之下，全力从事地下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已经拉拢的人马，散布批邓即批周的谣言，在周派的内部，制造四人帮将实行派系清算，人人自危的恐惧，打中了拥有实权的周派的要害。与此同时，得理不饶人的四人帮，在舆论上发动强烈批邓攻势，又加强了谣言的效果。党内的紧张不安形势，迅速散布到民间，特别是政治中心的北京。周的去世，所引发出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伤痛和思念，就被以叶为首的复辟势力当作最有力的武器，将之转向为对四人帮的攻击，传出大量的周恩来遭四人帮迫害（政治上和治疗上）的消息。这种以谣言进行的党内斗争，发明自叶邓，逐步升级，逐步低劣下流，实际上早已表明了中共内部的变质，也已表明了这根本不是内部斗争，而是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

周去世于一月。三月底开始的清明悼周行动，起初不过是人们自发的祭吊总理。本来各地都有，但在北京却汇成巨流，这就予集中在首都的叶邓势力以可乘之机。军事机关、军区和国务院的的各大机械部都组织发动天安门悼念。花圈越送越大，诗词越贴越多，演讲也越来越热烈。在人们情绪越来越高的同时，夹杂着挑拨煽动和示威的言词，复辟势力企图借此闹事已相当明显。当权的四人帮当然意识其矛头所指，中央断然作出决定，疏散人群，停止集会，防止闹事。复辟势力见大事已去，不得不作最后一击，但已失去了群众的掩护，人单势孤之下，演出了四五的闹事。

毛泽东虽然重病，却立即分析出此一事件的本质，看出躲在群众之后的是一个阴谋行动，以死人压活人，真正意图是打击文革，根子出在邓小平身上。他作出决定：四五事件是有计划有策略的反革命事件，点名批邓，将邓撤职，指定华国锋的接班地位。其实，在他的指示中，已经明确地将邓小平与周派分开，他看出当时党内的两派对立，希望以尚未介入其间的中间人物华国锋作为缓冲。毛给四五事件的定性，是抓住了本质，四五事件显然是复辟势力策划下的反革命事件。

逮捕四人帮事件

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早该尘埃落定的话，那麽逮捕四人帮事件的性质更应是明白无疑的。历史的发展清楚表明：逮捕四人帮事件是中国左派致命的内爆。首先是四人帮所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激进文革派的垮台；接着是工农地方文革派（陈永贵吴桂贤纪登奎）的倒台；再接下去是华国锋的下台；再接下去是军中文革派（陈锡联、韦国清等）的下台；再接下去是批毛，彻底否定文革；再下去是周派势力的被取代，暗里贬周；再接下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取消，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再接下去是工农重被剥削，被统治，官僚买办国际资本家再度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的社会中只有左派被完全剥夺了发言权：文革的左派是官定的打砸抢罪犯；文革的任何探讨，一定得以百分之百的黑暗作为前提；法定不许工人罢工；组织工农是颠复罪。中国从七十年代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九十年代全世界反社会主义反工农最彻底的国家，其转折点就是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

逮捕四人帮一发生，就启人疑窦：为什麽在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他的未亡人？为什麽不能以开会的方式解决换人的问题，非要采取军事行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数，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均遭逮捕？这是不是军事政变？为什么在逮捕四人帮之后，突然出现各色各样的小道消息，散布的不是有关四人帮的夺权证据，而是对四人帮作人身攻击的无数下流低级谣言？此事发生对中国形象的不利，对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和团体的影响，对第三世界的震动之大想象可知，是什麽理由出此下策？

中共对外宣布的理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至于夺权的证据就十分含混，主要有：四人帮篡改毛的指示，将“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江青表示要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等着瞧”；上海的民兵组织蠢蠢欲动；江青在毛病重时迫害毛主席；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四人帮不赞成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张春桥在华国锋被指定为国务院总理及第一副主席时，在日记上写下“又是一号文件”的“黑话”，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在今天看来何其荒唐无稽，不过是从反面证明了四人帮没有任何“篡党夺权”的举动，真正篡党夺权的是逮捕四人帮者。其实，今天在中国的商品社会里，靠“逮捕四人帮”秘闻发财的多不胜数，但却没有一篇能说出四人帮的“夺权”内容，全是吹嘘叶剑英王震李先念如何高明部署，汪东兴华国锋如何与叶等达成协议，如何动手等等。实际执行逮捕的张耀祠等人也写下了回忆。谁也不再在乎当初的那套说词了。

那麽，为什麽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采信了中共的说法呢？其实，信之者少，将信将疑者多，不信不疑的更多。当时起了稳定人心作用的只有两条：一是华国锋被毛指定为接班人，自然给之以存疑余地（benefit of the doubt），另一因素则是，四人帮同周恩来作对。用周的声望压四人帮，加上天安门事件的余波，予人不以深究的藉口。周又一次被利用！

只要我们摆正了逮捕四人帮的性质，以上那些疑点就完全消逝。此事是军事政变，是不择手段的残酷阶级斗争，是复辟势力对文革势力的阴谋反攻。参加逮捕行动的组成有：以叶邓为代表的走资复辟势力，和文革势力中的两股力量：华国锋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及周派中，以李先念为首，早已同叶邓通气的少数同谋者。毛的去世，对于叶邓而言，是生死最后一搏的信号。因为毛在时，他们还可通过与毛的老关系伺机而动；毛一死，中央全是文革上台的，他们以打倒老一辈起家。四人帮必将取得对党的主导。四人帮同叶邓之间的矛盾早已激化，叶邓的覆亡指日可待。对于华汪而言，性质完全两样，他们同四人帮有利益上的竞争，而无生死对抗的矛盾，也看不出政治路线上的差别。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员是为阶级为路线而战，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战，而且华汪同叶邓一向并非同路，照理不该同叶邓结合。作为周派副总理的李先念起的是穿线的作用。虽然，历史的细节今天尚无法得知，但李的说服力，肯定是造势，让华汪认为整个周遗留下的周派政府势力，都已同以叶为首（邓除外）的军队势力结成一气，识时务者为俊杰，华汪应该作明智选择。

叶剑英的狡猾之处在此充分发挥。他假周恩来之名与华国锋达成协仪，再假华国锋之手抓四人帮。躲在幕后，不费一兵一卒将文革派的三股势力分化瓦解。利用华国锋出面，也就巧妙地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真正内容。至今，在认识到邓小平走资的人中，还有不少把华国锋视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批邓斗士，同情华的遭遇。华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坚持批邓，坚持两个凡是，靠批邓起家，当然不是邓派，可是，华有什麽理由来解释逮捕四人帮的方式、动机和后果呢？只有两个字：蠢和贪。认不清叶剑英的真面目，忘记自己出身文革的背景，不知道阶级斗争在那里，不听毛教导的“慢慢来，不着急”，认敌为友视友如仇，将敌我矛盾看成内部矛盾，将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不晓得最基本的政治平衡，一头栽到叶的圈套中，蠢之又蠢！但是，华绝对不是真蠢，否则也升不上来。其所以蠢，还在于贪，在于权欲熏心。华在未被指定接班之前，他的表现良好，做事谨慎实在，积极参与文革，大的方向路线抓得紧，本是文革锻炼出的人才。他自己也未料到因四五之机缘一跃为指定接班人。但是，他却过不了最后的“权”这一关。他一旦掌权接班，整个人起了变化。正象当初的林彪一样，保持权位就变得高于一切，为了固位，终身信奉的革命、主义都可置之不顾，可以不择手段。此时，四人帮就构成华权位的威胁，因为四人帮在政治局拥有投票的多数。叶剑英利用的也就是这个“利”字，许之以黄袍加身。为了贪权，华早已忘了毛从林彪事件后提出，又在天安门事件后更加强调的“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三项原则，采取阴谋手段抓四人帮。一念之差，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前程。自己也落得被敌人玩弄耻笑的傻瓜下场。

如果我们能正确评价华，我们也就不可能再陷于周、江矛盾的死胡同中。这个矛盾即使有，也是内部的，到底是周同四人帮的矛盾大呢，还是文革派同走资派的矛盾大？到底是内部的磨擦大呢，还是阶级斗争大？周恩来生前不愿意同四人帮变成对立，难道他死后就乐意别人假他之名为之？

捧周贬毛

死恩来压垮活江青，这是由于周的声望远远出于江青、张春桥之上。等到捧周贬毛时，周恩来的形象就遭到严重损伤。

从１９７７、７８年邓小平陈云复出，经过三中全会，华国锋下台，直到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的出笼，是走资派正式登场，向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反扑，替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的大复辟时期。“凡是要推翻一种制度，首先要大喊大叫，在舆论上做功夫，革命的政权这样做，反革命的政权也是这样做”。反社走资的反革命舆论，集中在贬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代表人毛泽东和他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上。以叶、邓、陈和所有翻案元老的地位，要想贬毛，无疑以卵击石。复辟势力重施故伎，捧周贬毛，制造毛周对立，混淆是非黑白，造成思想的全面混乱。从而批毛贬毛，裹胁全党立下卖身契（决议）。这一段时期（七十年代底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共政权堕落和自渎的宣言时期。共产党公然与国内的右派，国际的反华反共势力，以及台港国民党结成反毛联盟，相互抛出谣言，相互引用谣言，喊冤平反，短短几年之内，毛和文革和社会主义就被抹得漆黑，一无是处。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反毛反华反共的言论、研究、舆论，均可溯源于此一时期。毛泽东被说成是晚年昏愦，一意孤行，杀功臣，害忠良，将中国引入崩溃边缘，周恩来则是在毛晚年下边唯一的好人，忍辱负重，营救老同志，独力挽狂澜，拯救亿万生灵。毛是封建农民的小生产者兼封建帝王意识，周是有现代知识并尊重知识分子的开明领导。二十世纪最激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就变成了封建中国暴君和贤相的历史。复辟势力又一次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从开拓社会主义的工农党变质为投降资本主义的官商党。

但是，以周贬毛，真正受伤的不是毛，而是周。周的毕生事业和毛是分不开的，没有毛就没有周，毛倒了周一定跟着倒。毛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心，只要革命不死，毛的旗帜不久就会再被高举；反过来，周的形象，却会因贬毛而不为后人谅解，今天，当人们又举起毛的旗帜时，周的地位就不太明朗。这确是周死后最大的憾事。

在以上检讨周去世后的一段历史真相之余，我们顺便来分析周何以遭到利用？周的蒙尘，产生于三大因素：邓颖超的糊涂，叶邓的假借周的旗号，和四人帮同周派的矛盾。这三个因素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周同叶邓站在一边。实际上，当然没有这回事，这不过是活人在利用死人。周的立场表现于本人的言行，而不是别人来代替他说话。以下，让我们问一问：邓颖超可以代表周恩来吗？周同叶剑英、邓小平什麽时候走在一道？四人帮同周有多大的矛盾？

邓颖超能代表周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前人咏史的名言，也是今天中共历史的活生生写照。如果没有1976年以后的夺权复辟，谁能看清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这些现代王莽的真面目。但是，让周恩来死后痛心的不是别人，而是同他革命终身的伴侣邓颖超。为喜出风头，沾毛之光而不知自重，仗毛之势盛气凌人，毛为有妻如此而苦恼；相反地，邓颖超与周结伴革命终身，不摆资格，谦虚待人，从不干涉周的公事。周邓相敬如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夫妇。姑不论此类说法有多大沙文主义成分，真正能检查一个革命共产党人的还是关键时刻的表现。毛周去世后，江邓都得独自面对大风大浪。江青身陷囹圄，斧钺加项，她却在公堂上以大无畏的精神，将审判她的法庭和共党，变成被审判的对象。无论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她坚定地捍卫了毛的路线，不负毛的期望和教导，证明自己确实是信仰坚定立场坚定不怕死的真正革命者。邓颖超面临的是另一种考验：能不能保存晚节，能不能保存周的令名。邓却一再过不了关。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只有邓颖超出面才可安定周派的情绪，制止左派分裂的扩大。只要邓想一想周活着时对毛的态度，学一学周的气度而顾全大局，她就不会变成一个丧失了革命党员心胸，只知感情用事，听信左右谗言的遗孀。逮捕四人帮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次公然违背建党的原则，采用阴谋方式进行的政变。当时唯一能安定人心的，仍然是周的牌子。对于外人而言，一时不明内情，很难下出判断，但对于革命元老邓颖超来说，这趟是非，关系周的名节，关系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她当然知道如果周还在，是最反对采用这种卑劣手段的。周一生光明正大，珍惜名节，怎会忍受别人借他之名发动政变。邓颖超最低限度也当远离是非，不让周的名字淌入浑水。但她却以积极的态度去肯定政变，更一反在周生前她不参与大事的作法，俨然以周恩来继承人的身份，成为周派的名义领袖，从此列身于党国的元老领导之一，周派因此自然加入了叶邓一伙。邓小平上台大行捧周贬毛的离间手段时，邓颖超难道连“反毛必定反周”的常识都没有？只要当时出面说一句真话：周是坚决拥毛的，表一个态：不能捧周反毛，这出借周贬毛的戏就唱不下去，周也不会因此受损。但她并未为了周的名誉而挺身出面。

等到１９８１年的复辟“决议”出来，宣称从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后毛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错再错，错到文革造成历史上的空前浩劫。邓颖超难道不是在这所谓“错误”“浩劫”的时代，亲眼看到周日以继夜的积极参与和负责吗？邓难道不知道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文革也必然否定周吗？但她既不能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坚持革命，也不能站在周的一边替周辩护，反而参加了背书。最后毛已被抹黑，周也受暗贬，共党的变质明朗化时，这是邓颖超的最后一次机会急流勇退，至少应明哲保身，保全自己的晚节，也保全周的令名。她又一次通不过考验，反而更进一步成为中共的决策元老之一，同邓小平、陈云坐在一条船上。到１９８９年的六四天安门镇压时，她怎麽也洗不清身上的腥味了。１９９２年她去世时，灵柩经过长安街，民间反应的冷淡同周出殡时十里人潮的热烈场面，对比强烈。

当然，邓颖超不能等同邓小平或叶剑英。她本人不计名利，不耍阴谋，只不过糊涂以极。她继承了周的名，却不知如何捍卫；她继承了周的势，却没有周千分之一的能力。她本是出于好心，照顾周的下属，她有对党的感情，总希望党的完好。正是由于这种心愿，才被邓小平利用。这一利用，所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之大，为祸之深，只要我们看看今天中国工农阶级的处境就可体会。周地下有知，是何等痛心！当然，这笔帐不应算在周的身上。在看到邓颖超的糊涂失节之后，我们就更了解为什麽周生前一直不让邓参与他的事务，周确实明智。

周同叶邓道不同不相为谋

如果说邓颖超不能代表周恩来，那叶剑英、邓小平之流的打起周恩来旗号，就更是明显的别有用心了。无论就为人、做事、革命立场上，周同叶邓都是两路人。在同周共事的人中，任弼时、陈毅同周较近，叶邓从来未和周接近过，周也从未推荐过他们。叶邓的上台，都是靠他们取毛的信任。让我们比较以下叶邓与周的不同：

叶和周两次共事，一是南昌起义，一是国共和谈，为时均不长。叶的性格不动明枪，长于暗箭，善于在背后出谋献策，他是中国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赫赫战功的。他的本领是与毛诗词唱酬，他一向卦自诩的是曾被毛誉为“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人对此质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他善于装糊涂。新中国成立后，他未立寸功，却致力替子女安排出路。文革期间，他被打成“二月逆流”成员，原因就是在“怀仁堂”上，替他的参加“联动”的元勋子女喊冤；后来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四人帮指责“走后门”安排子女进军队，即所谓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叶两次过关，都是直接向毛解释。等到叶邓大复辟后，他的子女成为利用权势贪赃罔法的先锋；今天，他的子女更是不可一世的方面大员。叶同周，一个阴一个阳；一个私一个公；一个反对文革一个支持文革；相去一百八十度。

叶的本领是会玩障眼法，他乘周重病时，不时探访周和邓颖超，周派自然把他看成自己人；周去世时，他以写诗的本领抬高自己同周的关系；四五事件之后，他在幕后，制造“向叶帅呼吁”的舆论，同时拉拢邓颖超，俨然成为周派的救星。

再说邓小平，他的资历和周相去太远。遵义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没有人记得邓当时以记录的身份也出席了会议。邓后来指斥文革派都是坐直升飞机上台，其实，他自己就是最懂坐直升飞机的。谢富治在文革批邓时一语道破要害：邓是一贯正确。邓的平步青云，靠的是尽力表现执行毛的政策的彻底。在统购统销、安置复员军人、反右和推行人民公社时，所有过“左”的做法，都和邓有关。今天，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邓三上三下，是共产党制度下少有的敢自己担当的。其实，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远离事实的了。邓的本领之一，恰恰是投上所好，推卸责任。邓的一上，靠的是投毛所好，直到毛自居二线，他坐上总书记之位后，他转而投刘少奇所好；邓的一下，是被文革造反派打倒，刘邓一同下台。邓比刘高明之处是，他积极自我检查。他十分懂得毛检查从严处分从宽的政策，而在检查中，他又巧妙地将他自己的错误同刘的错误分开，也就是同刘划清界限，为以后的复出铺路。邓的二上，是看准了林彪事件对毛的打击，以被林彪迫害的受难者姿态，给毛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除了毛几乎没有人赞成邓复出。邓保证永不翻文革的案，才得以上台。邓的二下，是他趁毛病重，撕毁保证，翻文革的案，在“三项指示”为纲上，被毛看出他的投机、不肯悔改，因而下台。邓的三上，是叶邓故技重施，邓上书华主席表示永远拥护华的领导；邓的三下，则是玩弄大权独掌、责任不负的封建“垂帘听政”手法，他指定在前台唱戏的胡耀邦、赵紫阳都先后被他撤掉。邓的三上三下，有那一点是敢担当？他玩的全是投机、卸责和无耻诈骗。即使邓已大权在握，他的推行走资方式，还是看美国眼色，请进外国资本的投机取巧做法。邓给自己贴上“实事求是”的金字招牌，实际上从不作扎扎实实的长期耕耘，永远是拣现成的便宜。邓的性格说到底，是寄生的赌徒性格，以一博万利。邓被人称为“棉里针”，手段阴狠，睚眦必报，媚上压下，以整人出名。邓和周，一个是口头上实事求是实际上赌博投机；一个是口头上从不伐善实际上实事求是；一个是忌刻阴狠，一个是宽怀严谨；一个是敢赌敢诈，一个是稳扎稳打；一个是黑猫白猫见利忘义，一个是立场坚定处事灵活。周邓本不是一路人。

以上的说法，可能有人会质问：这岂不是用好人坏人来判断是非，决定真伪？叶邓的问题，当然不是由于他们品德的不好，以上所说，不过将他们背叛革命所使用的手段来反映他们性格上的特点。叶邓性格上的特点过去也为革命立过功劳。我们检讨历史当然不是检讨好人坏人史，用好人坏人来代替客观事实恰恰是叶邓在逮捕四人帮和贬毛时采取的人身污蔑方式的前提。以上将周同叶邓在性格上作对比，不过意在指出性格上的明显差异，很难使周同叶邓亲近，此即一般所谓的物以类聚。从直到今天为止的所有有关周叶邓的回忆记载中，也提不出任何周同叶邓亲近的材料。

最根本的，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周与叶邓并非同路，还是指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不同，主要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不同。最明显的，是对文革态度的不同。周从头到尾积极参与文革，未曾丝毫动摇，这一段历史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回顾周一生的历史，也看得出，他的认识和才能与日俱进，越到晚年，革命热诚越高，立场越坚定，精力越旺，能力越强。周的革命积极性同才能发挥的最高点就是文革时期。因此，对文革的否定，也必然导致对周的否定。

周恩来和四人帮有什麽矛盾？

以周和四人帮分别为中心的两大派的分歧，始于林彪事件之后。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文革起了极沉重的打击，上自毛泽东，下至造反派均受震动。本已安排的接班方式无法继续，各种势力开始重新组合。一方面，当权的文革派内部，权责重新分配；另一方面，早已倒台的老干部，再度复出。在上层结构中，周的地位和责任迅速升高，党政实权落于一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成为文革左派的唯一代表，被视为第二代的当然接班人。于是，从文革开始即已存在的两派对立现象，表现为周和四人帮的两大中心：实力派和激进派。两派在相当多的问题上发生矛盾，其中比较大的有：批林是批左还是批右？批林批孔的批判重点？对美关系的左右之争；外交和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的方针政策；文艺上的路线和政策；江青接受美国学者访问的内容；王洪文告周的状，等等。毛曾对周提出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曾对四人帮多次批评（如反对经验主义，不要幕后组阁，不要结帮）。这种矛盾，本是文革以来的常事，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未间断。这些矛盾，多半是做法看法，也有路线之争。但大的方向之争，还是以毛为仲裁，还是继续弄好文革，有基本的一致。所谓周派，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派，而是一个工作分工下的人事组合。周恩来超越党派之上，从不结党结帮。周派的形成，只是其他势力向周靠拢。除周之外，并无一个核心组职，也无强烈的政治派性。相反地，所谓四人帮派却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结合。从周的立场而言，他是与毛同一代的人物，不会与四人帮争接班之权；对四人帮而言，他们政治鲜明，资历却不足以服周派之众，处处感到受周派抵制，感到周派政治上的“右”。周派的干部则感觉到四人帮的跋扈。双方的矛盾所在多有。在一个庞大的官僚等级结构下，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派系，这是所有社会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现象。但是，文革以来的难题一直是如何不使派系对立发展为势不两立的对抗。毛泽东花了极大心力，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停探索，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难解，今天我们在惨痛教训之下，却一目了然：阶级斗争隐藏在派系斗争之后进行。如果只是周派同四人帮派之间的派系和分工矛盾，只要掺入第三种来自工农兵代表直接生产者的势力作为平衡，增加工农群众的参与，扩大自下而上的民主，再假以时日，就会随新的发展而淡化。毛的培养陈永贵、吴桂贤、华国锋、纪登奎、倪志福等等，一方面是工农当家，一方面是形成缓冲。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明的派系，而是暗的敌人。派系变成阶级敌人最好的藏身之处，派系的对立是最好的阶级斗争缝隙。派系本身就具有阶级分化的属性，只要挑拨、煽动到私利压倒公利时，就变为敌我之争。在周派同四人帮派矛盾之后，潜伏着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复辟派，他们最早吃过文革苦头，也最早有（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早已下定决心实行复辟，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暗中敌人。要知道，周派同四人帮派之间的矛盾，真正的激化，不是周恩来在台之时，而是周已不能视事之后。周既无私念，又有宽大的眼光和对派系斗争的深深认识，就保证他在台上一天，两派的矛盾就不会失控。事实上，周在整个文革期间，对四人帮是相当支持和培养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了解到，文革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另外，从发表出来的有关四人帮对周的批评，也远远不是对抗性的。四人帮一向对周十分敬重。到了邓小平上台后，两派的矛盾被邓小平挑得激烈起来。邓的上台和后来华国锋的上台，都是毛为了缓冲派系矛盾采取的措施，可惜用人不当，适得其反。对于当时处身矛盾之中的周派和四人帮派，彼此眼红心热之时，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叶邓势力却十分明白谁是敌人。因此，当四人帮被抓之后，周派的一部分立即被打成四人帮党羽，遭受清洗；邓上台后，把周派的势力全部吃掉，安置上自己的人马，除了邓颖超挂一虚名之外，当初周恩来手下的干将一一靠边。周派同四人帮派之间矛盾从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这个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二、周恩来和毛泽东

在检讨了历史之后，让我们谈谈第二个题目：周同毛的关系。

逮捕四人帮时，中共想尽方法要将毛和江青分开；批毛时，中共又尽力将周和毛分开。也许，短期内的宣传会迷惑人心。时间一长，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江和毛是分不开的；周和毛更是分不开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江那麽糟糕，毛是难辞包庇纵容之罪的；如果毛真是昏暴，周就是助纣为虐。所以，要不然就是毛周江一丘之貉，这是反华右派一向的主张；要不然毛周江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者。二者必居其一。毛周江在历史上是一同被捆绑在文革一道。在中共“彻底否定文革”的这二十年中，文革的专案调查都被说成是逼供信，是四人帮的法西斯，迫害老干部的是林彪四人帮，高举小红书的是林彪四人帮搞偶象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可是，周恩来到那去了？这是官方至今的忌讳。为什麽忌讳？林彪四人帮可以随便怎麽说，可不能把周恩来说成是法西斯，是疯子。

但是，周恩来不是一样高举小红书，而且重病住院时还在学习毛的指示吗？文革的干部审查，大概没有周的签字是不会生效的；重大的专案，例如刘少奇专案，周常常是组长或负责人。由于周的地位和能力，周是文革中实际事物的主要经手人。要把武斗的事算在四人帮身上容易，要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党政公事也算在四人帮林彪身上，未免过于牵强了。如何解释？私下里流传着各种说法：周不得不作违心之论；周也犯了错误；周是为了保护好人；周不愿眼见国家大乱，要把力气用来替国家人民作事；周不敢顶毛；等等。换句话说：要不然就是周同毛一样犯错误；要不然周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试想想，如果周在文革十年中处理的大大小小事务，都是违心的，都是不得已的，周岂不是虚伪到了极点！把一个在中国人民眼中最正派的的人物周恩来说成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怎能让人接受！即使再说轻些，周就是一个不讲原则的和稀泥者，这和周恩来作人作事一丝不苟，严明公正的形象又大相迳庭。

说来说去，除非你从人格上否定周，你就得承认周是自觉的毛派。

当然，这些后人替周作的“解释”，都是周死后强加于周身上的，要认识周，还是得根据周一生的言行。周和毛是完全不可分开的。从遵义会议以后，周就一直是毛的政策的最坚决的拥护者，最可靠的执行人。特别是在建国之，毛周的关系变为不可分：毛的方向，周的开劈；毛的决策，周的贯彻；毛的战略，周的执行；毛的宏图，周的实现；不论在国际国内，革命建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

个方面，配合无间。而且，到后来，当越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老一辈的革命同志逐渐掉队时，毛周的关系就更为突出。今天，被人诋毁得最多的大跃进，最早是出自周恩来之口；文化大革命发起时，周是从一开始即以行动支持的。

毛周的不比寻常关系，成为中国革命的无比强大动力。今天，有人将此一关系说成是周对毛的无条件服从，或周对毛的绝对信服。这样的讲法，是将毛周关系庸俗化、简单化为上下等级关系或盲目的相信权威。相反的，毛和周关

系，恰恰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彼此信任上，所以才持久，才有力。只要我们从毛周的那麽多有关材料、记录来看两人的关系：周本是毛的上级，是从现实的革命挫败中，认识到毛的高明，认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动从上级变为下级，尊毛为领导，毛周关系早已超越上下级关系；毛周同时出现的场合中，不论是会见外宾、党内会议或大型集会，周的都是谈笑风生，不亢不卑，无拘无束。他从不是那种察颜善变，阿谀奉承之徒；周在国内国际上经历了无数的大小阵仗，从来机智镇定，潇洒自如，他不是可以被权威所慑服的；反过来，毛在重大的决策上，总是和周商量。即使是不愿公开的想法，例如武汉给江青的信谈到对林彪的意见，也是让周知道他的想法的。毛的高瞻远瞩，周的细致周到，心灵相通，两相补充。

如果从历史上人物来比喻毛周关系，比较接近的是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恩格斯说他一直是第二小提琴手，因为他由衷地认识马克思的超越时代。马克思抓住了时代的真理，恩格斯帮助他阐述并发扬此一真理。毛泽东抓住了中

国革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周恩来支持他实现此一真理。由于艰巨革命的锻炼，毛周彼此的认识更有过于马恩。周永远把毛的事放在第一位；毛对周无限信任。他们彼此深知对方之长：

毛的伟大，在于他似乎具有无有止境的吸收能力，他找到了社会进步的源泉：人和阶级。他把历史上和现实上人的智慧，阶级的智慧，全部吸收为自己革命的认识、指导和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见人之不能见，想人之不会

想，言人之不得言，行人之不敢行，斗人之不敢斗。天地无非我用，千秋不过弹指，斩鲸缚龙，移山倒海，还深奥以通俗，化腐朽为神奇。只有毛这样的人，才不为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所恐吓，不为五光十色的资本主义所眩惑，不为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而气馁；只有毛这样的人，才坚信工农力量的无坚不摧，才能以弱胜强，转小为大；只有毛这样的人，才能越站越高，越看越远，越斗越勇。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比艰难、无比宏伟的开拓道路上，毛这样的领袖人才旷世难求，是无法模仿的。

周的伟大，则不在其令人折服的精力智慧，不在其超凡拔萃的能力见识，不在其无休无止的献身热情，不在其守正不阿的高尚品格，不在其一心一意的为国为民，而是在于产生这些优点的根源：这就是周最了不起的品质，大公无

私。惟其无私，所以磊落；惟其无私，所以献身；惟其无私，所以虚心；惟其无私，所以有自知之明，真正把革命的事业放在自我中心意识之上，珍惜毛的伟大和难得，一心一意将毛的路线方针化之为现实政策。毛周的伟大，当然不是天生的，而是时代需要下的产物，毛周的关系，也建立在时代革命的共同斗争中。今天，我们看到对毛的明诬，对周的暗贬，不过是资本主义得势下的当然产物，用来愚弄后世的无知者，也当然漏洞百出，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只要人们再度从阶级斗争中认识到毛周这个时代，就会更加珍惜这样的结合。也许有人会问：毛难道不会错吗？周就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个问题是把历史上开拓进程中的大事等同于日常的小事。后来的人，为了反毛，提出反对“偶像崇拜”。权威有两种，一种是自封的；一种是经过考验建立的。考验越大，权威越大。因此，爱因斯坦死了这麽久，物理学界还不敢轻易否定他的推论，鉴于他在物理学上划时代的突破，他远超同侪的眼界，那怕是他自己都已否定的宇宙常数，又一再被重新提出。这算不算是“偶像崇拜”？科学实验如此，社会革命更是如此。马克思的著作，在他死后百年，还被社会主义左派奉为经典，逐字逐句研究、辩论。毛的权威，建立在他对社会革命的划时代突破，他超越同侪的眼界；周对毛的认识，建立在他同毛长期共事的深刻体验。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创造历史的道路，其中的重大方向是非问题的判断，都需要假以时日，不是短期可明白看出。中国革命的几次重大转折，国共合作、面向农民、井冈山、长征、延安、抗日、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三面红旗、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论战、中苏分裂，印支战争、四清、文革、上海公报、三个世界外交策略等等，其重大的影响，越到后来越见其重要。毛周的关系，也随时日而各自分工：在方向、方针、战略大事上，毛的远见、决策和部署；在具体化和

细致化上周的执行，是中外政治上最成功的典范。毛的决策，周也参与；周的执行，毛也过问。“大跃进”就出自周的提议。周同今天自称“毛泽东思想”贡献者不一样的是，周是自觉地去帮助发展完善此一思想，谦虚勤奋地学习此一思想，始终不渝地贯彻毛的决策。周确实把毛的政策当作革命的一个必要组成来看，这当然有别于单纯的服从权威，更不是仰承旨意。正是周把革命的目的同革命的手段合而为一，他才发挥出最大的能力。毛死后所发生的贬毛，如果周在世是决不允许的。毛写给江青的信中，引用李固给黄琼的话：“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间已经不是完全采用李固的原意，多少有知己难求的感慨。他这封信，让江青只给周过目，周也的确是毛少有的知己。

三、周恩来的党性 对周恩来的再认识

由于周做人做事的高尚完美，誉周者多将之歌颂为个人的美德天赋。由于周在中共党内的不倒，毁周者谓之以和稀泥、不讲原则。这一正一反的两种评论，皆不能合理解释周的言行。如果周真是不讲原则，怎会以品德崇高受到全

中国人如此尊敬？如果只用个人操守来看周，又怎麽理解周在政治路线上如何站边？真正要认识周，必须从周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理解。

这就需要认识周的“党性”。

何谓党性？首先分析一下“共产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首次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为共产主义所取代，资产阶级必将被无产阶级所推翻的历史必然性。“共产党”人则是首先有此认识的先觉者，肩负起唤醒和联合无产阶

级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所成立的第一国际就是这样一个联合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在欧洲随之而起的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具有相同目的党团，均是“共产党”发展的第一阶段下的产物。直到俄国革命，列宁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概念结合到现实革命的需要，提出了关于党的作用任务和组织形式的学说，“共产党”被定义为一个贯穿于整个革命过程（从夺取政权直到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领导。这是“共产党”发展的第二阶段。此时的党，不论其任务要求、组织的严密庞大、成员觉悟和纪律等都远非第一阶段所可比拟。俄国革命的成功，带动和启发了其他更落后的占世界绝大多数的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将“共产党”的任务，推前到领导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革命的方式也从一朝起义的形式发展为建立根据地、乡村包围城市的持久斗争。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过渡，也得先有民主革命的过渡。这是“共产党

”的第三阶段发展。党已经兼具双重革命任务，党的组织对象也从工人阶级扩大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党的组织运作的复杂，任务的艰巨同第二阶段的党已有质的变化。毛将列宁党的学说，提高到一整套建党、整党、党群关系、群众路线的理论、方针和方法。如此形式和如此作用的党，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观念上的党，党在纵的（时间）方面连接三个时代；党在横的（社会）方面变成人民群众的神经和经络。

“党”的阶段性的发展，有正反两面的作用。如果没有列宁和毛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大概很难想象会有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其他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党的地位的如此提

高，党似乎成了革命的替身；党的任务如此艰巨，党内必须形成分工和等级。

这样，一个无生命的组织结构，就对有生命的党员提出了组织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等等。换句话说，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紧密严格的等级制度。革命的目的是消除阶级、取消等级，由生产者直接决定生产；但作为革命手段的共产党却是一个比军队还严格的等级制度，凌驾于工农之上代表工农实行生产决策和管理。问题因此产生：一个等级的中介机器，在行使消除等级的直接生产者的革命中，如何能避免内部的等级异化？如何能保证它的阶级代表性？又如何能在长期的等级制度下而不改变消灭等级的革命目标呢？因此，我们又看到当初取得革命成功的苏共、中共等等，

又一个接一个的走向反面，从领导革命变为领导反革命。

所以，一方面，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党的组织结构又不断产生自我变质的因素，这就是党同革命的基本矛盾。对于投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而言，他的一生，就是同此矛盾的没有终止的战斗。革命的成败，端赖于党不变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越是处于党内，就越难承认此一矛盾，更无论同此矛盾斗争到底了。所谓党性，就是指的这种自觉性。

回顾历史，从俄共开始以后的所有共产党无一例外的，都有以下特点：头重脚轻：党的方向操之于上层领导，特别是最高的领袖；党内的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困难时期党团结紧革命性强，承平时期派系对立官僚气重；革命性被官

僚性、惯性所取代，党迟早脱离群众脱离代表的阶级而变质。也就是说，党的问题永远出自自上而下的形式。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正确的方针方向，没有明确的阶级性，没有先进觉悟的干部党员，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党必然从革命变为反动。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领导。保持上层领导的路线正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党内的领导者的党性，是决定党的性质的关键。但是，由于等级制度结构造成的等级分化，越是上级领导，越难认识问题就出在自己本身，越难自觉。如果我们拿中共的党史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几乎有这样一个规律：优秀的党员受到提拔，但上升到一定地位就变为反动：建国以前的陈独秀、王明是如此，建国以后的高岗、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林彪、华国锋，都按照相同的模式：立功―上升―反动。另外，和他们表现相反的，则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不同的代表典型：

毛是当代的革命大师，他是革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党的两面性，并将之提到理论的高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组成。毛自从变为共产党人之后，就一直把建党、整党当作革命的中心任务：群众路线、整风、团结批评和自

我批评、干部下放、社教、培养接班人，毛发展出一整套健全党的理论和做法，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毛的党性就是替党替革命开辟新里程。

朱德的党性则表现在他的革命长者的风度。他早已超脱名利，以宽大的胸怀鼓励后进，缓解了党内功利主义的流弊。

周的党性，表现在把个人、党和革命的关系自觉融合为一体，行之于思想言行，以身作则，端正党风。周恩来从一开始革命起，就居于领导的核心，他以切身的经验，深知领导错误对革命的致命打击，革命任务艰巨无比，因此革

命领袖难求。他大概是中外共党史上少有的自动让贤的革命核心领导；他不是口头上或组织上的服从毛的领导，而是把毛的生活、安危等都看成党的大事，这不仅是党的组织要求，而且是周深深感觉毛对党的革命的无比重要。只要拿周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比较：周对毛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而刘邓都是以高举毛泽东起家（刘是七大第一个将毛偶像化的，邓则以一向正确扶摇直上），但是一到上位，立即自行其是，想摆脱毛。刘邓的领导水平，不要说同毛相比，即使同周相比，也是差了几个等级；更无庸说他们的思想认识了。刘邓所反映出的，是共党等级制度下的根本弱点；周所反映的，正是消除等级弱点的自觉党性。刘的所谓党性就是“共产党员的修养”，只要“修养”做好，就是好党员，这些修养，当然是把党员的革命性质变为党员对“党机器”的附属关系，党员对“修养教条”的奉行关系；周的党性，恰恰是把党员对党的目的的自觉放在第一位。正是将人同工具的主从关系的摆正，所以，真正在执行党的决策时，周表现出更有纪律性，特别是更有积极主动性；刘的党性，在下时是被动

服从，在上时自以为是发号施令，脱离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周的党性的建立，当然不是本于教条式的修养，而周的品质、修养之高则是全党公认的。

周的党性，使他确实做到了超出派系斗争之上。

中共历次的路线斗争中，不可避免的会以权力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很难避免排除权力斗争的动机和派系的对立。但是，周从不加入派系，也从不介入权力斗争。在大的权力斗争事件上，周由于本身的地位，常常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不因争权而攻击别人，这就避免了使党内的路线斗争变质为争夺利益的权力斗争。同样的，在对待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周也深知这是能保持党的认识和行动统一的唯一方法，他确实做到了既不口是心非也不计较个人面子得失。周主动自我批评，欣然接受批评，也十分直率严厉的提出批评。周不仅不和稀泥，而且恰恰相反周在党内从来态度明确。由于他本人的不计得失，别人也深知他批评的无私，建立起就事不就人的团结风气。其他，在对待党的接班领导人上，周是尽可能帮助建立其领导威信；在对待工作下属上，周一方面关心提携，一方面要求严格，培养出大批骨干人才。周无时或忘党不过是群众的代表，他时时下乡下厂，发自内心的关怀群众，虚心向群众请教，群众也视他为亲人、长者。作为一个自觉的党员，周关注于党的健全发展的每个环节，他在对待领导、对待自己、对待同志、对待群众、对待朋友、对待敌人时，都能保持正确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恩来表现出如此多的美德，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完人。

在中共的革命建党史上，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周恩来会是什麽局面。周的党性对党起了无比重大的凝聚作用，对中国革命起了巨大的贡献。周的党性，其实就是他革命性的体现。只有从革命者的角度来了解周，才抓住认识周的关键

，周一生的行为就十分一致，十分合理。

四、记念周恩来总理的现实意义

纪念，也越来越官样化和商业化。官方的产品，不过是用周的形象来陪称篡党的所谓“老一代革命家”；靠周恩来发财的，出笼的尽多粗制烂造之货。官僚化和市侩化了的周恩来，既失去了他特有的风采和魅力，也突出不了他超人的才华、精力和毅力，更不要说表现周的高尚民族气节和献身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个民族英雄、革命大师的形象逐渐消失。在周恩来百年诞辰的今天，中国官方的表示却是利用周来肯定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说：周总理生平最喜欢吟毛主席写的《咏梅》诗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看到今天的繁荣，应引以为慰。

把毛的诗句，周的理想，用来歌颂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下的中国，岂非讽刺到了极点！周恩来心血浇注的社会主义中国和邓小平作践下的资本主义中国，正是两个极端，其对比之强烈，不啻天壤之别。今天，最能教育中国工农

和广大人民的，正是这生前和死后两个时代的对比：

周生前，中国以自主、自尊、自信、自重，在国际上昂首阔步，睥睨二霸，援助朋友，团结弱小，伸正义之师，扼帝国凶焰。中国在国际上举足轻重，一言九鼎。三分的天下，中国为一方的栋梁。周恩来在国际上所到之处，倍受

尊敬；周被公推为当代最伟大的外交家；周培育下的外交人员处处主动，众所瞩目；中国的外交政策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中国的现实服务，更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开路。

周死后，中国开始崇洋媚外、自卑自渎，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同小国争利，向大国投降，用否决权来交换小利小惠，任人诋毁笑骂，装聋作哑。成为强权侮辱的脓包，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丧失殆尽，拆垮了三分的一脚。中国的外交人员以颟顸无能著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有一策：拉投资，拉生意；重大的国家主权问题不愿力争，造成台湾、西藏、钓鱼岛等问题在国际交涉和宣传上的被动和严重失误，在国际上既不知折冲平衡，又不愿联合弱小联合多数，更不敢据理力争，听任美国横行霸道，颐指气使，有大国之名，无大国之气。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周生前，中国的内政井井有条。中国的官员勤劳、能干、廉洁、公正。周以身作则，不眠不休，任劳任怨，勤政爱民。开诚心布公道，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干部。敢承担，敢负责，敢开创，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廉能政治

风气。

周死后，中国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有钱万事通，无钱莫上门。官员的腐败无能，瞒上欺下，损公肥私，利欲熏心；巴结外资，卡压平民，在国内民怨沸腾，在国际名列贪污腐败国家的前茅。周生前，中国的社会，流氓、娼妓、吸毒贩毒，皆一扫而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周死后，中国的今天，贩卖人口，拐骗妇女，毒品泛滥，走私贩毒，妓女性病，黑社会与官方勾结，私货假货，五毒攻心。

周生前，全国勤劳节俭，自力更生，国家建设从无到有，发展为一个农、轻、重、国防、科技，大小皆有，方面俱全的大国架势，兼顾沿海内陆、农村城市的综合布局，替未来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周死后，全国挥霍成风，大吃大喝，灯红酒绿。以外资、外债、外贸来指导国家发展，国家建设变成商品经济的后备，原来初俱规模的长远和尖端农工科技建设几乎全部停顿捣毁，经济和建设一面倒向外贸，倒向消费，造成的浪

费、污染，从根本上伤害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发展不平衡，舍大国的优势，学小国的短见，不伦不类，贻祸无穷。

周生前，他遍访工农，以工人农民的利益作为政治经济的指引，人民至今也不会忘怀戴着“为人民服务”胸章，奔走于农村工厂、仆仆风尘、永无倦色的周恩来总理，他献身于工农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死后，农村破产，工人下岗，工农专政的国家一反而为官商对工农专政的国家，共产党挂着代表工农的招牌，实行的是对工农的残酷剥削和镇压；

周生前，他是大公无私的表率，中国人所提倡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周死后，中国以自私发财为人生的目的，人心败坏，道德堕落；

周生前，中国的文化艺术，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推陈出新，周本人对文艺有特别的爱好，鼓励支持并直接参与文艺改革，建立有民族传统，反映工农现实斗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周死后，全国流行港台殖民地的歌曲电影，卡拉ok，和西方的disco,黄黑暴力文化，造成本土文化的空前浩劫。

周生前，他推己及人，从中国过去的贫苦处境，体会世界贫苦国家的困难，尽力帮助他人，自助互助，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剥削，抵制跨国资本的以大吃小。

周死后，中国开始嫌贫爱富，不仅对穷国一毛不拔，而且同穷国争夺国际低利援助，彼此在国际劳力卖方市场上和国际资金买方市场上恶性竞争，压低工资，比赛优惠，损人不利己，让帝国主义跨国资本做到用枪炮所未能如愿的

予取予求。

周生前，他以充满自信的口气，提出要在本世纪建成农工科技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周死后，四个现代化是用来打人骗人的空头支票。江泽民的“豪言”是，在建国一百年时（即2050年），中国走上现代化，比周总理的现代化，推迟了半个世纪！

周生前同周死后的对比，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那方面，大大小小，俯拾皆是。如果周地下有知，眼看着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党蜕化变质到官僚买办党，自己耗尽心血着手建立的自立自主国家，变成崇洋媚外，唯利是图，欺善怕恶，没有是非的势力机器；共产主义的理想被歪曲为贪婪无耻的拜金主义；自己热爱的人民，茫然失去了方向；自己为工农解放的终身革命成果，被用来作为奴役工农的反动统治；他本人居然遭到这些革命叛徒的利用，他会痛心到什麽田地！他还会在“丛中笑”吗？

我们今天记念周总理的根本意义也正在此：

周恩来一生的言行事功，是不会消失的。周是一面照妖镜，将后来还无耻地打着他的旗号，背叛了民族利益、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官僚，照得原形毕露。

越是资本主义得势，社会主义失势的时候，周恩来精神的现实意义就越大，因为，人们从周的身上，看到未来的希望。今天，是资本主义空前大胜，嚣张不可一世的时候，但是，也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当毛周在世的六十七十年代，全世界进步力量高涨，资本主义制度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可惜的是进步势力自己起了分裂，出了叛徒，形势急转直下，又再度回到黑暗时期。只要我们回头看，百年之前，周出生之时，中国黑暗到什麽地步，世界黑暗到什麽地步，帝国主义是猖狂到什麽地步。当时的人，有谁能料到，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中国真的从洋钉洋火时代，挺身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大国？今天的黑暗，又何须气馁。

另外，今天纪念周总理的另一重大意义是：记取惨痛的教训，左派本身的分裂，造成的是全军覆灭的惨败。毛周辛苦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从此变色。

今天应该是不记前嫌，再度团结的时候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周总理建议编进“红灯记”的对白。也形象地概括了周去世后的变化。事物有时是十分矛盾的，毛泽东当初一反陆游“咏梅”的词意，豪情万丈。今天，我们在回顾了周去世后的历史，感叹周死后的被糟踏，最能表达这种感受的，又回到了陆游的心情：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