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戊戌变法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法运动 -- 无名氏

德国人对戊戌变法的一些较早的反映和认识

Roland Felber（费路），柏林洪堡大学

李士勋译

外交档案表明，德国曾经认真地跟踪研究了中国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洋务派为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所做的努力。不过，像在其他列强国家那样，当时引起普遍重视的是对由此而产生的更深地闯进中国内陆之可能性的兴趣。除了曾经在八十年代尤其因购买德国武器和聘用德国军事教官而被看作德国利益的促进者李鸿章之外，在九十年代及其以后，张之洞由于主张修建铁路和改革学校体制而引起了德国的注意。早在1893年就撰写了一份关于他的卷宗（而这样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到1905年才完成！）。在这份卷宗里，张之洞被评价为一位正直的和廉洁的“新守旧”改良派，对中国可能从认识和运用外国文化的成果中吸取好处，他不会置之不理。德国人期望张之洞将来显示出“能够使中国文化不是在反对西方姐妹的斗争中、而是在与她们的联合中做出成绩”。德国人相信他能够在宫廷的“老保皇派”与必要的改良支持者之间进行调解，为的是在“困难的过渡时期”，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是，向中国“逐渐地输入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保持中国的特点和特征。”1 后来，德国方面发现张之洞越来越陷入日本人的影响之下，因而感到失望。

变法诏书与德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

后来，当具体的改良在1898年年初被提上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时，德国方面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对德国1898年3月武力强占胶州湾和强迫签订的租借合同对德国在中国的地位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分析。那时候，处于兴趣中心的是其他国家的反应和他们为了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竞争的积极性。虽然德国方面估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希亲王1898年5月对光绪皇帝的访问，以及他们俩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谈话，好像“曾经勉励后者采取一种独立自主的态度和努力按照欧洲的方式”改良，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改良是在“日本-英国影响”之下进行的。2

外交档案证明，在1898年夏天，德国与英国、日本不同，与康有为周围的改良派尚无任何联系。改良派方面显然也没看到有什么理由要到德国人中去寻求支持。最后，德国侵占了胶州湾，这就给在宫廷里引入改良措施以决定性的推动。那时候，在改良派的眼里，德国像占领大连湾的俄国一样，也是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

德国驻北京公使馆把获得的自从1898年6月以来皇帝颁发的改良诏令，基本上翻译成德文，但是，外交官们起初并不认识它们的影响和较深刻的意义。他们怀疑改良的现实性，从这一点出发认为，中国尽管有全面的改良计划，将来可能仍然是贫穷的和虚弱的，同样没有能力和其他国家较量，因为“怎么能用木头棍棒与坦克和现代的武器战斗呢。”3

直到9月底，海靖公使还在一份致帝国总理的报告中扼要地写道，上几个月颁发的改良诏令里仅仅涉及“成立一所大学，编制中国的国家预算，裁减无用的官僚机构，消灭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皇帝对于延误该命令实施的威胁”。4 涉及到德国商人的报告，其中说中国的官员在这期间要求的贿赂不再是迄今为止的2％-3％，而是20％，甚至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对于迄今为止一般的贿赂数额50000塔勒也已经不再满意，海靖则确认，“至于最近每星期都有一次报道的悦耳的改良，一点也不值得重视。实际上，这个国家是在愈来愈快地陷于没落并飞速地走向腐败。”5

然而，有两个文件特别引起德国方面的重视：第一个是1898年6月11日颁发的关于计划筹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令和因为这个诏令而于1898年7月3日通过的国家最高学府的规章。第二个是1898年8月初颁发的关于准备在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张荫桓和王文韶的领导下，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的诏书。在这两种情况下，海靖公使认为，德国在这里的利益都可能会被触及，于是，他把翻译好的诏令直接寄往柏林递交给帝国总理。

当德国方面通过1898年7月3日的诏令获悉中国方面计划的外国语课程中有12个英语教授（其中有6名英国人），但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教德语，而且10个专业学科中每一个专业一概只安排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时候，海靖立即向总理衙门表示抗议。虽然他向帝国总理阐述了他对筹办京师大学堂能否实现表示怀疑，因为，正如他十分傲慢地说明的那样，“最好的思想，计划，设施和工具，一旦经中国人插手管理，立即会化为齑粉并被玷污，”6 尽管如此，他还是匆匆忙忙地在1898年8月10日的一份正式照会中坚决要求“保护德国的利益”。在照会中，他一边谈及“对中国的热烈而又真诚的友谊”和“热情参与这个与德国友好的帝国之幸福的发展”，一边把计划的京师大学堂教师分配估价为“对中国的自主和威望是一项危险的措施”。照会中说，这个措施将会“损害中国的独立并使个别国家施加占优势的和不合理的影响。”自从英国人接管了海洋海关以后，列强之间的政治关系似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那时候，与德国、俄国和法国的政治关系好像和与英国的关系同样重要。中国的安全与独立似乎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任何一个国家不得施加占优势的、因而是危险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他要求预计聘用的15名外语教授中必须有3名德国人，而10名专业学科的教授中必须有两名德国人。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对于中国皇帝来说，也许更容易些，好像他已经知道“在德国维护科学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全世界都承认这是无法超越的”。此外，从欧洲回来的李鸿章似乎也曾强调说，他觉得德国的教学制度好像是“最高级的和最值得向往的”。7 庆亲王1898年8月17日的复函是礼貌的，但却是冷淡的。他指出，好像已经为京师大学堂任命了一位身居要职的人〔孙家鼐〕担任校长，京师大学堂的事务完全由他一人负责。他已经把照会转交给这位校长，这位校长也许会考虑照会中包含的建议。如果有答复，将会回到这个问题上。8

德国方面对中国皇室指令成立的矿务铁路总局的评价也是批评性的。与李鸿章的德国顾问古斯塔夫?德特林（Gustav Detring）和英国的议员特瑞查得?毛甘（Tritchard Morgan）以前提出的建议完全不同，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他们自己将担任这样一个机构的主管或者顾问，如今中国方面打算成立的这个机构，如同海靖愤愤不平地记下的那样，在这个机构里“没有给外国人留有任何发言的机会。”根据海靖的观点，总理衙门仅仅想以此回避谈论给予修筑铁路权的问题，同时，总理衙门想使人相信的是，好像它不再负责这个问题似的。早在1898年8月15日，当德国公使想在总理衙门为德国争取修筑天津到锦江的铁路进行谈判的时候，好像就有人向他解释过，这个问题必须由铁路局来决定。可是，海靖说，这个机构根本无法找到，也难以置信。与王文韶和张荫桓谈判，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前者已经老朽不堪，不过是李鸿章手中的“草包”一个，后者则因其“已经动摇的地位”，再也不敢表示自己的见解。9

关于改良的性质和背景的看法

直到1898年9月中旬，报社记者才开始向德国公众报道中国的改良运动，尽管起初也还相当含糊。在一篇以“中国之改良”为题的文章中，作者首先提到一个所谓的进步党，好像正在外国的支持下于广东广西组织起义，准备推翻现政府制度并致力于按照美国的榜样制定一部宪法（显然是指兴中会――费路）。此外，各省好像都有改良党的支持者，他们把中心设在上海，以不明朗的词句提倡改良，政治上要求与英国和日本结盟反对俄国，而且得到新教传教士如李佳白（Gilbert Reid）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好几个省的总督的支持。现在，改良问题似乎被政府亲自接了过去。这时候，“著名学者康有为”才第一次被称为改良措施的主要发起人。但是，作者对改良措施的具体实施却表示怀疑。10 另外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称，1898年9月18日来自上海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在内政上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改良时代”。可是，尽管皇帝有最好的意图，所有的改良还是都不得不停留在纸上，因为缺少合适的官员去贯彻它们。在这期间，虽然中国已经从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几乎是现代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改良仍然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卓有成效，那就是，假如中国“将来决定召进大量的外国人，完全放手让他们做事并给予他们足够权力的话”文章的作者就这种联系还指出，目前中国似乎把英国和日本看作是她的最好的朋友。11

迄今为止，对改良的评价最全面并力求从改良的角度去理解的是1898年9月16日一个消息很灵通的记者在天津撰写的一篇报道，可是，这篇报道直到1898年11月才发表。这位作者没有像迄今以来的一般评论那样，局限于说明改良的努力在于改革学制，改组机构，而是也深入探讨了铁路和矿山，农业，贸易和手工业，军事和新闻以及呈文方式的革新。作者写道：“也许有些欧洲政府会把中国皇帝表现出来的对新闻学的重要性的理解当作自己的榜样。在中国本来就十分繁荣的新闻界，将因皇帝的恩惠而得到更一步促进。皇帝已经颁布了新闻自由的诏令。他指令所有的官员都应该读报并把上海发行的《时务报》定为政府的报纸。所有的国家官员都必须订阅这份报纸，皇帝本人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它。此外，他还命令每天都要把其它的中国报纸、甚至欧洲的报纸摘要送给他。”明确地强调指出的还有，皇帝好像已经指令，每一个国民都能直接向他上书言事，必须把那些写给他的信件原封不动地呈交到他手里。根据作者的看法，由此可见，现在“中国好像要走日本已经先行一步的道路，并想成为日本那样的一个现代的国家”。中国人好像是一个天资很高的民族，像日本人一样，也许在吸收欧洲文化成就方面，甚至会比日本人做得更好。皇帝和他的谋臣们的改良努力似乎也应赢得广泛的同情，那些谋臣们似乎已经做好准备使用外国的援助，但是，他们要把改良大业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文章的作者对中国能否从自身找到现代化的力量却很悲观。他认为，为了要完成一种 “现代意义上的改造”，指导精神似乎必须从外国引进。他写道：“有些迹象表明，要自己站起来，对中国来说为时已经太晚。肯定地说，中国早晚有一天会现代化，而这一天定会比在欧洲的人们认为的更近。不过，目前的‘新方针’显然只是一个尝试和开端，中国的真正的改良可能要在欧洲的统治之下才能完成。”12

论变法的失败

在改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海靖公使写了一篇关于1898年9月21日政变的背景和众所周知的经过的报告，正如当时北京传闻的那样。报告中有几点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一点：早在8月底，北京就谣传皇上好像病重，曾经晕倒过，还流了血。那时候，人们似乎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对皇上来说，情况好像不妙。李鸿章倒台之后，占据了总理衙门最重要职务的张荫桓，变得不再小心翼翼并加入了皇上周围的“广东帮”。似乎出于虚荣和因为他想努力把自己变成国内头等重要的人物，他才成为跟从皇帝到最后的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物。皇帝还准备好了一个诏令，根据这个诏令，应该剪掉辫子，全中国都应该穿西装。9月21日，慈禧太后遇到穿西装的皇帝。当她把皇上的西装从他身上扯下来的时候，皇上好像昏厥过去，然后在她面前下跪了一个钟头。第二点：俄国代办帕夫洛夫（Pavlov）好像在政变之前好几天便已经知悉。这就给海靖一个机会去猜测，俄国公使馆或者俄国银行可能助了慈禧太后的追随者一臂之力。当海靖向俄国代办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的时候，俄国代办好像回答说，“这个成绩不仅仅对俄国有好处，而且也有利于德国，因为，如果让中国沦为日本和英国的保护国，那也不符合我们和德国的利益。”根据帕夫洛夫的观点，日本人“由在北京的广东帮发动的皇帝改良政策的领导和幕后操纵者。”伊藤博文对北京的访问似乎肯定是为了缔结“日本-英国-中国联盟”。第三点：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求海靖和他以及日本公使，一起去向中国人表示反对砍掉张荫桓的脑袋，这个请求被海靖公使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给人一种与日本、英国有联系的假象。13

德国方面认为，对中国的改良，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良，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从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的是要和一个经过改良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排挤出去。14 这种观点由于来自东京的关于伊藤博文9月20日与光绪皇帝和9月24日与李鸿章的谈话，以及日本首相对慈禧太后9月21日政变后中国形势看法的报告，更加使人坚信不疑。15

在评价改良，尤其是评价镇压改良的时候，德国的利益明显地处于重要地位。对事态的发展不是用关注中国现代化的眼光，而是从占压倒优势的与日本和英国利益冲突的角度去看的。

1898年10月初，海靖公使向柏林报告，李鸿章曾经试图和缓地对慈禧太后施加影响，但是，大概由于那时候满人对汉人的反应，他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弱了。并非偶然的是，策划谋反者们被指责为目的虽然可能是维护中国，但却不是维护满清王朝。在9月27日皇帝试图逃亡之后，“满人首领的那种原始的野蛮”也许借助于慈禧的报复行动，就是9月29日处死六名维新派，重新表现出来。16

在引述北京权威来源的信息时，法兰克福日报的一位特约评论员9月30日描绘了一幅北京事件的图画，他的描述有许多地方赞同海靖公使报告中的措词，但在对改良的特点和因改良运动被镇压而引起的后果所做的独到估计中，却超越了公使的报告。文章的作者特别强调指出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大概都是广东人，改良运动好像是从商人的大城市广州开始的，这就说明商人可能是首先从改良运动获得好处的人，因为商人为了自己的生意需要自由和进步。在附近的香港的影响下，好像在广州的优秀人物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欧洲化的自由主义”。这个强有力的广东帮的首领到9月21日可能一直是张荫桓。改良派的第二个集团是由中国青年的精英，康有为领导的“学术界最勤奋、精力最旺盛的”年轻学者们组成。正如在土尔其的那些“少年土尔其人”那样，“少年中国人”想通过改良在覆灭的威胁和外国的统治面前拯救自己的国家。通过与康有为的友谊和对那“年轻的狂飙突进派”的同情，皇帝本人这期间似乎也成了这帮年轻的中国人里最热心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学者的运动当时已经那样强大，似乎有不可阻挡之势。因为老满洲“八旗子弟和鞑靼人将军”与慈禧太后联合一起，成了反对这个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运动的反动党派的灵魂，汉人和满人的历史的对立似乎又重新爆发。所以，在这个改良运动中，现在便好像又加进了一个反对王室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好像已经蔓延到人民中去了。因此外交圈子里已经有人认为，“这个王朝将来要想避免自己覆灭的命运，那就只能要求外国的援助了。”17

即使满人对改良派的镇压政策的反动性质，最初德国方面也谈到了（与海靖不同，上面引述的文章的作者多少有些同情改良派，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对自由运动和反对清王朝的动乱可能会损害大国利益的担心却很快占了上风。于是，在1899年，非常有影响的前德国公使马克斯?封?勃兰特（Max von Brandt）便行动起来，作为在国内的权威人士，主张全力以赴地支持现存唯一权威的北京政府。据他看来，欧洲各国的政府，现在都跃跃欲试，想继承天子的遗产，宣布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直接的统治，但是却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这样做，好像需要一种他们任何一个国家也拿不出来的军事统治手段。18

鉴于日益增长的“排外情绪”，按照德国观察家的观点，慈禧政权在1898年政变之后就开始流露出这种情绪，例如这期间，它曾公开地支持老百姓为反对外国入侵而组织的自卫民团，19 尤其是鉴于那些可能因义和团而使某些大国更强大的危险，封?勃兰特在1900年夏天更坚定了这一立场。也就是说，他要明确地号召列强各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现在不要催逼中国人走向欧洲的文明，不要对他们使用任何武力，不要再扩大已占的领土，不要瓜分中国。20

对李鸿章的评价

关于改良派的失败，被特别强调的大概是日本人误了事，没有及时地劝他们更温和、更缓慢地采取行动。而皇帝可能在“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影响下，又过于匆忙地颁布了或者正准备颁布一些诏令，例如关于制定公开的国家财政预算和那个灾难性的向中国引进西装的诏令。改良派激怒了强有力的人物反对自己和说服皇帝革除李鸿章的职务被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他垮台了，因为广东人想除掉他，还因为英国人也催着要他下台。”21 “他的下台被认为是英国外交对沙皇政府的一个胜利。”22 英国公使在总理衙门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当面指责李鸿章，说他好像接受了俄国的钱。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错误，取而代之的应是他们英国人设法用钱收买他。直到李鸿章被罢官之前不久，他还表示赞成而不是反对改良。他大概仅仅发出过一次警告，不要匆忙行事，并认为必须更多地顾及到的旧的传统和保守的精神。在被罢官之后，他似乎才公开地站在慈禧一边。23 从一个在日本发表的关于伊藤博文在北京与李鸿章进行谈话的报告中，德国方面得出结论，绝对不能把李鸿章当作暧昧的反动派和改良的反对派看待，因为据说他曾经建议伊藤帮助中国进行改良。24

显然，德国希望李鸿章在宫廷里能够重新获得影响，1898年10月中旬，德国公使馆经过交涉为一个德国记者约定了与李鸿章谈话的日期。在那次谈话中，公使馆的秘书兼翻译，封?德?高尔慈（von der Goltz）参加了谈话，李鸿章虽然竭力摆出一副不受约束的样子，但还是简明扼要地探讨了百日维新的失败。对于现在怎样解释这场危机的问题，李鸿章回答道：“年轻的官员们是有责任的。年长的和有经验的官员们受到年轻官员们的排挤，那些年轻人缺乏任何国务活动的实践。他们就是这样胡乱料理国家事务，终于弄得寸步难行。通过这场危机，年轻人被除掉了。”当对方向他暗示他的名字可能是中国的一块最好的招牌，而且外国人也希望他将被召回政坛时，他回答道：“外国人了解我并根据我的功绩评价我。然而，如果中国人不这么看，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呢？……俾斯麦当年的情况就和这一模一样。他曾经获得整个文明世界的信任，只是不能保持皇帝对他的信任。……有人指责我崇洋媚外，称我为叛徒。”（在说到“叛徒”一词时他爆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他不相信，慈禧太后会让他重新担任要职，但是，他谈到她时，说她似乎比皇上更聪明。他坚决地表示反对派遣外国军队到北京来保护他们的公使馆。此外，他还努力化解他与英国人的冲突，同时避免给人一种片面的亲俄的印象。他说，既不能信任俄国人也不能信任英国人。相反，为了使自己的谈话伙伴十分满意，他说，德国人也许是能够信任的，中国似乎已经习惯“在德国找到我们所要求的相对最合理的尊重。”25

除了李鸿章的罢官之外，上面提到的1898年9月30日的评论员的报道，还把改良派计划对慈禧太后的主要打击看作是他们的另一个决定性的错误。慈禧似乎在新方针面前持被动和等待的态度。但是，当她看到自己受到威胁时，她便立刻采取了行动。皇帝使得情况最后导致了一场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只能失败。特别令德国观察家注目的是，英国毫无掩饰地直接插手了事态的发展，救出了康有为，干涉了张荫桓的死刑判决。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清楚了，像李鸿章被看作俄国的代理人那样，张荫桓被看作是英国在中国政府里的代理人。26

9月21日北京政变后的广东形势

德国领事朗格（Lange）1898年十月底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揭示了北京政变之后广东的形势。这个报告估计，两广总督曾经一贯对改变现存机构的改良诏令进行破坏并为此而受过皇帝的训斥。在政变的谣言传播开之前，他就在广州的一次文人的节庆宴会上宣布，慈禧将接管权力，改良派将被抓起来并且对随即可以预料的光绪之死采取了预防措施。逮捕康有为的家属落空了，因为英国驻广东的领事帮助了他们逃亡。据说在抄家的时候还搜出大量的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此外还有孙中山和其他人物的信件，在这些信件里，康有为被称作将来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当局却不敢进行大搜捕，因为害怕严重的骚乱。人民原来欢迎改良，想从官员的权势和无法忍受的重重捐税下解放出来，他们怀着期望，而现在结果似乎令人失望，因此人民的不满日益增强。在观察东江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民起义的时候，朗格写道：“如果当局不采取一种全新的政策，一场革命在这里将是不可避免的。”27

1901年后德国人对改良的看法：汉学家奥托?弗朗克论戊戌变法的思想根据及其失败和后果

当人们看到自己遭受1899和1900年的义和团冲击的时候，曾经估计，慈禧太后要从无情地镇压所有的中国改良企图转向无情地反对“来自外国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开”。当他们认识到外国列强在反对“仇外”的斗争不能得到北京中央政权给予的任何支持的时候，28 对百日维新的考虑和评价便迅速地从视野里消失了。不顾马克斯?封?勃兰特的警告，在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中不要打算用军事手段使中国屈服，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德国方面也转过来，为了保护已经获得的利益，与其他列强一起，把以慈禧为后台的义和团起义“在其进一步蔓延并控制政府权力之前打倒在地。”因为人们了解，“如果那儿出现雪崩，那么，在这个人口众多的东亚，任何欧洲国家也不能抗拒那个大众的冲击力。”29

当中国的半殖民地现状随着义和团被外国列强镇压和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1901年“辛丑条约”被确定地写下来之后，众所周知，回到北京向外国人邀宠的慈禧，也开始像一位女斗士似的发布一项改良的“新政策”，尽管那也并没有超出老的洋务派的路线框架。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方面对中国的改良也重新表现出兴趣。30

这个时期也还留下了几份值得注意的学术论文，是最重要的德国汉学家之一奥托?弗朗克（Otto Franke, 1863-1946）就这个题目撰写的文章。作者从1888年至1901年曾经在北京德国公使馆以及天津和厦门领事馆担任翻译，从1903年至1909年在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任秘书。在他1902年至1905年间的报告和文章中，他把学术研究和自己作为时代见证人所获得的印象联系了起来。

在迄今为止的公使馆的文件和报纸发表的一些文章里，只是几份改良诏令引起注意，弗朗克1902年就第一次深入探讨了康有为的大量上书和有关改良的文章以及哲学历史著作，甚至也研究了他的信徒和学生梁启超、麦梦华和徐勤以及其他改良思想的维护者如张之洞、黄遵宪、薛福成、盛宣怀和马建忠的文章。31

作者以此使德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中国1898年作为改良方案之基础的政治与文化思想。正如弗朗克本人明确指出的那样，从改良的文献中可知，“中国的改良运动并不仅仅是一个由几个理论家和空想家激起来的短暂的、随着它的远去便会消失的政治浪潮。”“改良运动在中国已经蔓延到广阔的范围，其规模比人们在欧洲常常估计的大得多，而且，它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弗朗克强调，在那场运动中活着的精神没有灭绝，每一个想从事于今日中国精神潮流之研究的人，必须首先研究这批改良文献。

按照弗朗克的理解，康有为本想通过重建没有被扭曲的、摆脱了弊端和恶习的儒家理论来建立一个适宜于容纳现代道德和设施的国家机构，并像欧洲国家一样以同样卓有成效的方式发展自己。改良派迫切的重要请求是根据近代的要求，改造老化的、内部腐败的国家体制，为了在国内获得富裕和有法律保证的安全，对外达到具有抵抗能力和独立。改良运动好像建立在中国“本能感觉”的基础上似的，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头一次面对外国的有扩张力的文化，这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相比至少是同样有价值的，但表面上却显得更冲动，更强大，对这种文化，似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准备抵抗，要么寻求一种平衡。弗朗克把中国的改良运动与少年土尔其人的泛伊斯兰主义潮流和亚洲的其它精神努力相比较，后者的目标是，在“直觉的保存自我的本能”情况下与蜂拥而来的欧洲文化达成和解，只要这样做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甚至吸收西方的科学来使自己的传统现代化，为的是能够抵抗欧洲的文化。对此，弗朗克提倡说，一个类似以上运动的中国改良运动，不仅仅要从政治上、而且也应该从学术上去观察。为此，就需要通过科学的汉学对儒家的文献及以后的诠释进行认真的研究。鉴于今天由无资格者写下了许多错误的关于中国的文章这样一个事实，汉学家们似乎应该比以前更经常地提高自己的声音，以便用自己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来解释中国当代的现象。32

1903年初，弗朗克在另一个关于改良运动的报告里驳斥两个广为传播的偏见，根据他们的观点，第一个偏见是：对于改良派“不成熟的思想，纸上的准则和他们的从来没有认真对待的草案”，西方不必重视；第二个偏见是：改良派人物想要拆掉中国文化的老朽不堪的建筑并在那儿放上一个现代的、用基督教--欧洲精神充填起来的国家。弗朗克指出，在欧洲一般把中国的政治势力分为“中国式的--保守的，反动的，排外的”和“自由的，进步的，对外友好的”两个阵营，这样会把人引入歧途。关于手段和道路，两者的观点尽管不同，但在中国要重新得到独立，而且儒家文化要抵抗外国文化的侵入这个基本问题上，立场倒是一致的。改良派虽然承认与外国的交往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他们坚信，西方国家基督教的文化观，除非它们有儒家的成分，就决不可以在中国扎根。接下来，弗朗克试图通过详尽的解释康有为从1888年（第一上书），1895年5月29日（第三上书），1895年6月30日（第四上书）和1898年1月（第五上书）的几篇上书来描述改良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弗朗克有意识地对康有为的改良计划之内容不加评论，但他承认，那些计划含有大量的聪明的思想，而人们在进一步观察时能发现，那些思想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也成为中国政府今天的改良事业的基础。33

在另一份报告中，弗朗克重复了他早在一年前便已经阐述过的思想，即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现在双方虎视眈眈的仇恨，只有在相互的不了解和不尊重被克服了以后才能减轻。他明确地警告，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智慧和道德的力量，并因此将自己的注意力瞄准了今日中国的精神潮流。他再一次强调指出，不管改良派登台时曾经是多么不明智，政治上多么没有经验，多么极端和多么激进，但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的感觉有一种敏锐的理解，因为他们走的不是摧毁旧的道德标准、而是对儒教加以改良的道路。甚至改良儒教的文献也表明，尽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经济的繁荣，欧洲文化和西方的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并不会产生，“按照我们的并非总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她本应给人这样的令人倾倒的印象”然后，弗朗克试图用康有为的“第五上书”以及梁启超的“戌戊政变记”中的较长的引文，特别是那些涉及中国与外国关系的部分，来说明他的这种理解。

为此，弗朗克坚决地致力于达到“尽可能和平地调解世界上两个强大的文化体系”，因为他从德国的经济利益出发而相信，不塑造精神上的关系，经济关系的持久简直是没有前途的。鉴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精神潮流和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文化发展过程”施加的巨大影响，他建议德国加强自己文化政策方面的积极性。因为他认为中国这个民族“好像正在迷惘地寻找劝导”，所以德国应该将自己的精神财富分给中国人民。34

弗朗克稍后认为，中国在这期间似乎“以更冷静的态度回到了改良措施的道路上”，“关于这种措施，慈禧太后1898年陷入愤怒当然更多的由于个人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原因”，只是这一次改良措施的代表人物不是“冒失的年轻人”，而是帝国身居最高位的人物。35 在这一年里，国家考试制度被取消，对他来说，这是对戊戌变法事件重新进行一次深入观察的契机，这一次，他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观察了它的影响与后果。

弗朗克首先再次叙述了改良运动的过程，然后深入探讨了运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认识改良派主观上失灵的原因，改良本身是否具备经济的和社会的前提问题，尚未进入作者的视野。弗朗克特别突出下面几点：第一，好像是1898年4月梁启超过早发动的尝试，组织公众上书反对考试制度和八股文体，导致北京和各省大量绅士的反抗，从而在致力于改良的时候葬送了学士们的统一。第二，好像康有为模仿1871年日本的一项诏令，那份诏令迫使国家大夫在保留补偿费的条件下放弃职权，但不失去头衔，同样试图把真正的国家事务交到具有现代思想的年轻官员手里。但是，康没有认识到，在中国的身居高位者，甚至那些等候职位的候补官员将不会像在日本那样毫无反抗。第三，改良派本应最晚在1898年6月15日翁同和下台与任命荣禄为天津总督以后认识到，慈禧太后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皇帝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幻影罢了。在北京，事实上有两个对立的政府，为了把两者融合成一个统一体，似乎需要“超人的灵活性”，然而，不但康有为，而且任何一个改良派也不具备这种灵活性。改良派本来应该认识到，没有慈禧的帮助，改良事业绝对不能进行，更不用说去和她作对了。弗朗克写道：“因此，对于执政的国家首脑来说，第一件事本应是，即使放弃大部分改良计划，也要争取至高无上的女统治者的同意，此外，一点明智的妥协也可能会成为有用的东西。”改良派不但不应该攻击慈禧太后的政治地位，而且本应以改良的利益寻求她的保护。显然，弗朗克仍然处在1901年以后慈禧的改良修辞学的印象中，他认为，慈禧读过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的上书，而且没有反对，在国际问题上，她给人的印象虽然常常是一个很糊涂的，但决不是一个反动的女执政者。第四，由四名“年轻的半瓶醋”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与作为精神领袖的康有为以及作为立宪君主的皇帝组成的新政府，事实上好像把军机处和六部的官员变成了纯粹的观众和受苦人。由这个在秘密内阁制定出来的改良诏令一个接一个颁布出来，那么迅速，以至于地位受到威胁的上下官员都被吓得惊惶失措，既不能使他们适应这种形势，也不能疏导他们的反抗。第五，最后，改良派绝望地从防守转向进攻，而慈禧太后和荣禄也不得不用武力来排除，于是改良派的命运很快便注定失败了。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作斗争，灾难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敌对双方都想打。

在观看戊戌变法及其失败的后果对于那之后七年里中国的发展进程时，弗朗克首先认为有两个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日本对中国的事件和精神生活“小心翼翼，明于算计而又卓有成效的干涉”。正如1898年时的改良派那样，当前的现代改良思想的多数代表人物如张之洞，端方和袁世凯，似乎都深受日本的影响。第二，由于改良派的计划与外国的思想结合得那么紧密，而获得了外国的，尤其是英国新闻界热烈的掌声，逃亡的“叛徒们”得到外国人那么有效的支持，似乎改良与“外国的东西”对于保守的反对派来说，几乎也曾经是同样的概念。因此，那些“保守的中国人”对改良派的斗争很快地就转为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这种关联中，弗朗克反对似乎存在一个反动的和专制的满人党的命题。认为满族人反动，汉人开明和进步的理论，据弗朗克说，在改良时期广泛传播于海外，后来又被广东人重新激活，甚至被英美和日本新闻界大肆宣扬，或者说简直是被挑拨起来。36 此外，弗朗克在1903年便已经发表了一篇令人惊异的对“伟大的国家首脑人物”荣禄表示尊敬与肯定的文章，37 这种见解合乎德国官方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坚决地站到北京现存的清政府一边，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及其他国家的人不同，拒绝给反清的、民主的共和运动任何支持和同情，甚至1911年以后在青岛给被推翻的清王朝的追随者提供庇护。38

结束语

德国对1898年的改良运动既怀疑又拒绝，与那个运动的代言人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对其过程相当无知。因此，人们起初对改良运动之深刻意义不能理解，评价也就非常肤浅。除了外交档案中对那个时代的个别人物（如李鸿章）的立场有一些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评价之外，德国的观察家在外交通讯、新闻报道和一些文章中所提供的资料和看法对改良运动的内容和过程的认识，好像没有加什么新的东西。但是，那些资料对了解这次改良在德国调整中国政策中的作用却有启发性。德国方面不是从一种客观的角度研究改良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而几乎完全是从德国在中国的利益的视点出发来观察问题。人们对改良诏令中的某些规定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那是针对德国利益的。有人担心，卓有成效的改良可能会有利于提高英国和日本的影响，因而批评在改良运动中所谓激进的和自由的倾向。与少数几种把慈禧描绘成反动党灵魂的自由新闻之声不同，出于政治的原因，德国官方的解释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改良派与慈禧对峙是错误的，因为慈禧也许并不是什么反动的统治者，她本人好像也同样赞成改良。对于德国的利益来说，一个反清的运动被看作是一种危险。所以，德国的政策在改良被镇压下去之后，立刻直接地寄希望于清政府的巩固。慈禧的“排外”也被看作是改良派与外国思想及外国人物，特别是与英国人和日本人密切联系的结果。当这种“排外”随着镇压义和团而被控制了以后，德国方面把清政府也明显地从一种反动的、暴虐的、满人党的耻辱称号中解脱出来，而且证实了慈禧现在好像也要回到改良措施上来。在他们看来，她1898年对这些措施发怒“本来不是由于事实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在观察“狂热的革命家”的反满、反清王朝的运动时，德国人认为，它的存在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的保护。所以，德国方面现在寄希望于一种不再像戊戌变法时那样激进、自由的保守改良路线，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动摇。德国方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渐渐地在西方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屈服于不仅仅是日本和英国的影响，而且也包括其他外国列强、当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也屈服于德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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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总督张之洞”。卷宗。1893年6月。联邦档案馆。德国驻华公使馆，R9208，胶片Nr.36955. 政务，卷10。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外交部，A司，中国Nr.1, 卷43。

参看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6月22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外交部，A司，中国Nr.1, 中国的内政，卷42。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出处同上。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1日，出处同上。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8月26日，出处同上。

海靖公使致庆亲王殿下和总理衙门大臣阁下的备忘录，副本，A152号报告附录2，北京，1898年8月10日，出处同上。

庆亲王致德国皇帝公使海靖男爵先生的照会，副本，译文，A152号报告附录3，北京，1898年8月17日，同上。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8月16日，出处同上。

“中国之改良”，载于：1898年9月20日“科隆日报”。

“中国的改良运动”，载于：1898年11月4日“西里西亚日报”。

“中国的‘新方针’”，天津，1898年9月16日，载于：1898年11月16日“法兰克福日报”。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 北京，1898年9月26日，波恩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但是，俄国确实要在中国谋求霸权地位而防止别的大国，包括德国在内，那就是坚持在东亚扎下去，这一点德国也很快看出来了。“俄国政策在中国的最终目标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德国的目标跑到一条道上去，”一位分析俄国对中国政策的德国观察家早在1898年10月中旬就已经这样写道。所以，他劝告说，德国应该靠自己在一切方面维护在中国的利益。见：“大鲸鱼和留辫子的人”，载于：1898年10月14日“汉堡总汇报”。

参见：“北京的危机”，北京，1898年9月30日，载于：1898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

参见德国驻东京公使1898年9月30日和10月6日致德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的报告，波恩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 也可参见：“论北京的宫廷革命”，伦敦，1898年11月29日，载于：1898年11月30日“国家报”。

海靖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北京，1898年10月1日，出处同上。

“北京的危机”，北京，1898年9月30日，载于：1898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

参见：1899年3月7日“威悉河报”。

参见胶州总督致帝国海军提督的呈文，青岛，1900年10月9日。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弗莱堡，RM 3/6782，Bl.276-308, 引文载于：W. Matzat, 关于驻青岛负责中国人问题的专员威廉?施拉迈耶尔的积极性的新资料，波恩，1898年，bes, 95-99页。

参见1900年8月7日“人民报”。

“中国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

“李鸿章下台”，载于：1898年9月9日“德意志报”。

“中国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

德国驻东京公使致帝国总理Hohenlohe-Schillingsfuerst，东京，1898年9月30日，政治档案馆，出处前已提及.; 1898年11月底，一家德国报纸发表了一个日本议员的报告，当伊藤博文9月24日与李鸿章谈话时，他也在场。那时候，李鸿章，曾经指控康有为有罪，伊藤问他，你作为迄今为止中国一切改良的领导人，为了进行缓慢的改良，为什么不尝试争取康有为与自己携手工作，而是去赶他下台，李回答道：“你说得对，康派可利用的时代将会来临，不过，暂时还不能去考虑这个问题。”见：“论北京的宫廷革命”，出处前已提及，同上。

“与李鸿章的一次谈话”，北京，1898年10月19日，载于：1898年12月7日“法兰克福日报”。

“北京的危机”，出处前已提及.。

德国领事朗格“关于在不久前发生的北京政治事件对最近广州一带局势的影响”的备忘录，广州，1898年10月28日，联邦档案馆，德国驻华公使馆，R.9208，胶片Nr.36956，政治事件，卷16。

1899年3月3日“国家报”。

“东亚的形势”，载于：1900年6月10日“帝国信使报”。

在1905年8月北京火车站刺杀出国考察各国宪法问题的五大臣之后，德国公使馆有人撰写了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因为人们猜测他和孙中山可能是刺杀行动的主谋。但是，其中主要内容只是描绘了1898年康有为的具体改良设想和他对皇帝的影响。康有为的改良纲领和慈禧重新发布的改良告示之间的关联却还没有论及。见：1905年9月28日A316号报告的附件。波恩政治档案馆，同上，卷57a。

奥托?弗朗克，19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有关改良的文章。1902年9月6日在汉堡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中国和东亚组上的报告，载于：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学报，1902年10月。T.XVII, Nr.3, 第47至59页。弗朗克明确地指出，康有为本来想在1897年12月递上去的第五上书，直接与一个月之前德国占领胶州湾有关系。在康有为看来，如果不结束中国政府的漠不关心和无能，中华帝国的覆灭将在所难免。同上，第49/50页。

同上，第48页，57-59页。

奥托?弗朗克，中国改良运动的起源，在德国殖民地贸易公司的报告，柏林-夏洛蒂堡分会，1903年2月25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汉堡，1911，第20-35页。

奥托?弗朗克，今日中国的精神潮流，在德国殖民地贸易公司的报告，柏林-夏洛蒂堡分会，1904年2月18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同上，第36-55页。

奥托?弗朗克，评1898年北京事件，“海军周报”，1905，第11期，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同上，第91-92页。六年以后，弗朗克甚至认为：“康梁及其追随者曾经致力的事业，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了政府的政策和目标。”见：同上，第94页。

奥托?弗朗克，评北京的事件，出处前一提及。

荣禄，1903年4月15日“科隆日报”，载于“东亚新生杂志”，出处前已提及，第96-98页。

参见汉学家奥托?弗朗克1915年1月29日的报告，载于：罗梅君（编），“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柏林，1997年，第486-488页。

颜炳罡

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也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由洋务运动经戊戊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似乎由物质层面经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转化，由此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因为这种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课题的不断深化过程。虽说这一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有一致之处，但他不是现代化进程本身。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洋务运动的领袖们试图在不触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更何况，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运行模式实质上是将企业变为封建体系的附庸，与现代化企业制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它的努力及其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环，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

再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种史学观点认为，“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由是之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始于“五四”。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它没有将现代化与现代区别开来，现代化是用以指陈社会发展程度的价值范畴，而现代则是用来说明历史状态的描述性概念。第二，它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史进程混为一谈。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反帝的行为不始于“五四”，反封建同样也不始于“五四”。自林则徐禁烟到三元里抗英，反帝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超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水平。至于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也不迟于戊戌变法时期。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自我展开的逻辑环节，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对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然而如何变？变什么？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康有为明确指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上清帝第六书》)由是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是“变法”。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费，无救危亡。”(《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所谓从根本处着眼进行变法，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造中国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戊戌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一浪高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而言，并无本质的差异。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至于如何走向现代化、以什么方式走向现代化是这一必然过程的具体展现形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戊戌变法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形态的世界观。由严复引入，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引申、发挥的进化论成为支配几代人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才有了“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

戊戌变法虽然过去了100年了， 但其流风余韵至今犹存。戊戌变法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到九月十一日的一百零三天，在中???v史上被费?榘偃站S新或戊戌??法。居新是?F代化的意思，??法?t是改革的意思。戊戌??拥??⒂枵撸?想通咿改革使中??由古代社??弈???楝F代社??。??法失?×耍??]有哌到目的；但它的意柳?K?]有因而失?《??适АＫ?是延理至今的中???F代化咄程的起?c。

那是使人眼花撩?y的一百零三天。知滓份子????上??，皇帝铎铎下贼，?缀趺刻於加行碌南?息?木???向四面八方?鞑ラ_?怼?

做官的路子要??了。咿去一千多年，熟坐四??，????八股文，??作格律??，就有可能????大大小小的官。以後不行了，要??了，考??不再注重古??上的??柳，要考如何解?Q重大?F????铨的策??了。

坐??的地方要??成洋?W堂。??的?热菀惨???。慢??亵???⒈恍碌慕炭???所代替。新疹本中最引人注目的，??然是那些?奈鞣椒?诅咿?淼摹秆???」，?牧钊舜箝_眼界的自然科?W，到地理、?v史、政治、????、??事等各方面的新知滓新理??。

揠?W堂！揠工?S！造?C器！修杵路！架????！檫泫行！办忸票！??新??！行?⒊霈F多少??所未????所?橐?的新?|西，它??靳靳?碜晕鞣剑∵B肺地也得用西方的新办明揠法！

朝廷也要?W西方！好多冠冕堂皇的衙樵要「即行裁撤」。揠理?W政、掾政、工政、商政、噍政、路政、抵政等方面事?盏男??C???⒅鹨辉O立。要揠掾??、商??，甚至??要檫西方式的洋?箴^！??要向西方那?樱?「伸民?唷埂?「檫阻院」！

呃些新?|西是?哪????淼模吭????奈鞣??淼摹＿^去檩晷骈??，坐井愚天，??以?橹???天下第一。後?恚?西洋人?碜錾?意，?鹘蹋?互相有?硗?，也有了柬??。中??和他??打了杂多交道，特?e是?镍f片????道甲午海?穑?打了?资?年仗，才知道自己????不如人，堂堂的中央王??，其??比那些所洲「姓夷」、「番邦」落後的很。中??要咄入?F代社??，必??向西方?W??。不??法，不?W西方，死路一?l。

最痛苦的教???碜匀毡尽Ｖ????????]有把呃???|洋??家放在眼彦咿。四年前的甲午????，日本把中??打得落花流水，究其原因，是他????了法，改革了以攘????的千年老??矩，檫始??行以西方化???热莸木S新。可????铨不再?|方西方。落後的?|方，只要能向先咄的西方?W??，把自己腐?〉呐f制度改掉，建立西方式的新制度，???硪材芰ψ沆妒澜缑褡逯?林。

於是一部份最敏感的知滓份子??名上??，??求??法居新。光诀皇帝下了「明定??是」的上稚，相??客?獾嘏?耒了墨守沛章的保守派，比蒉明催地肯定主??「博采西?W」的居新派。居新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似乎大有希望，可惜，只挹挹烈烈了一百天，就被慈禧太后所支持的保守?萘??合氯チ恕＞S新派被打?×恕ＷT嗣同等被?㈩^，蓖管?]有那一位天子下旨斤他??「平反」咿，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慈禧尤手把呃六?尉?子送上了永垂不朽的神??，使他???拇顺??楦母锏南筢纭?

戊戌??法，百日居新，作?橐?????樱?失?×恕５?是，作?橹????F代化呃一?v史咿程的檫端，他是永存的。戊戌志士??提出的杂多??端邪真，只要?o?p於皇太后(及?o?p於「中?W?轶w」的那??「篦」)的利益，或先或後，都公檫地或者悄悄地合法化了。??初???汉统鲑u?樾碌念^面人物??，包括袁世?P在?龋?後?硪布???宣布「咸陪居新」，?税褡约罕??砭褪穷I???r代潮流的先咄份子。呃真明什??呢？真明形?荼日l都??，呗超?嗤?的慈禧皇太后也?跛?不住。戊戌以?淼囊话倌辏???管阻邓重重，中??咄入?F代社??的咄程始剿?]有?嘟^，呃??咿程依然存在著，在困膣中?暝?著，曲折地办展著，任侦也扼?⒉涣怂?。

戊戌变法历时百日，它的失败似乎已成定论。然而，这只是一种“因人断事”的判断，回顾中国百年来的宪政历程，作者以为戊戌变法的思想以另一种形式得以表达和实现。戊戌“设邮局、开矿务”等实业政策不变，“废科举、设新式教育”等文化政策不变，而立宪之主张、经验与教训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未来中国百年宪政建设的基本态势。本文称“重读戊戌变法”，是想指出两点新的看法：戊戌变法提出和集中体现了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紧张关系；戊戌变法的思想支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宪政建设。

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孟令伟

　　１０５年前的夏秋之际，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上演了一场空前奇伟的改革运

动，这就是“戊戌变法”运动。

　　这场运动从公元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２日年４月２３日）光绪皇帝

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同年９月２１日（光绪２４年８月初６日）慈禧太

后公开发布政变后训政谕旨结束，历时１０５天。所以又称“百日维新”。

　　１０５年前发生的这场历时１０３天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是鸦片战争后历经

内忧外患折磨的晚清社会积累的全部民怨的喷发。政治腐朽、道德败坏、割地赔

款、起义战乱、民不聊生、镇压禁锢、粉饰修补、最后是甲午海战败的一塌胡涂，

使社会危机鼎沸，人怨汹汹，朝野上下急需寻求一种新的出路，戊戌变法就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变法的发生使长期积聚的矛盾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很快

就造成“人思自奋，家议维新”，“耳目既开，民智骤进”，“新政甫新之日，

……欢声雷动，学会林立，万众沸腾”的局面。

　　这是一场貌似改良、实则革命的运动。它对行之两千年的专制制度造成前所

未有的冲击，其影响和气势使当时的西方舆论都感到惊讶：“维新党在各个部门

中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惊，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

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瞠乎其后”。

　　但这场运动终究失败了，它象昙花那样美艳而短暂地展现了自己的芳姿后便

迅速地凋谢了，它象彗星那样在天空中无比壮丽地出现后很快就消失了，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凋谢和消失具有悲壮的必然性。

　　但伟大的戊戌精神并不会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亡，后人对当年维新志士的英

名也不会忘记。值此１０５周年之际，当我们纪念这次运动时，首先应该祭奠当

年参加这场运动的维新志士们。

　　一祭为变法而死的“戊戌六君子”。即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

仁、杨深秀。君等为变法血染菜市口，成为两千年以来第一批为谋民权的赴义者。

建自由烈士之节从君等始，享自由烈士之祭从君等始，君等虽死，精魂永在。

　　二祭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康公以布衣书生之身，肩担大道，首倡维新，

十年间凡七次伏阙上书。率领众弟子上下奔走，四方呼号，为改革求索，义无反

顾，搞变法宣传，坚韧不拔，终至发起戊戌运动，开辟千年未有之变局，不独是

维新领袖，实为民权之元祖。晚年虽为保皇所误，身罗复辟之垢，但终不掩皓月

之明！梁任公以纵横捭阖之才，力佐康君以赴新业，主笔时务风行海内，奋如椽

之笔，横扫旧说，以雄劲之议，阔开民气。变法之日，天下移风，任公之力大焉！

　　三祭有志改革无力回天的光绪皇帝。君终其一生为太后掣肘，负皇帝之名而

不能操独断之权，处没落危局而难以奋复兴之翼，有自强之心而无奋身之柄，终

至忧郁而死，是君之可悲处！然君以二十四朝末世之帝独开千年未有新世之风，

毅然以微弱之躯，决然行变法之志，破祖宗成规于龙庭，树维新大旗在紫禁，诏

书一下，欢声雷动，上下五千年，帝王何其多，然再无有第二人，又是君之可幸

处！君之敢行变法，人也，君不失为英明；君之变法失败，天也，君不能独蒙其

咎。

　　四祭所有为变法作出贡献的人们。君等有功于变法，或名彪史册，或默默无

闻，然君等大义所至，天地为之钟鼓；君等精诚所在，日月为其光华。君等灵魂

不远，请受百年之奠。

　　我们对戊戌运动最好的祭奠，就是要从这个运动中吸取经验教训。戊戌运动

虽然失败了，但不等于这个运动只有教训没有经验，失败的只是受当时历史条件

限制的运动，而长存的却是戊戌精神。这个精神既体现着历史正道，又包含着珍

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要发扬光大戊戌精神，就是通过吸取变法的经验教训

以利于今天的改革。

　　“全变”、“大变”、从制度上变起是戊戌变法的根本着眼点，这个经验对

今天的中国改革特别具有启迪意义。早在戊戌变法以前，洋务派就实际上开始了

一定的变革，这就是办洋务新政。即采用西法发展军事、经济。如举办军火、纺

织、造船、矿务企业，试办铁路、商务，建立洋式海军，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方

法。但在腐朽的专制制度下，这些“新政”不但没有起到自强的作用，且滋生了

大量弊端，成为腐败的温床。直到甲午海战，随着最大的“新政”成果北洋水师

一败涂地，洋务派的改革也就彻底破产。针对洋务派办“新政”的教训，以康有

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全变”、“大变”的改革主张，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时

陈述：“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

至无功。”他批评洋务派的新政“日言自强，而弱日甚”，原因就在于“根本未

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犹如“厦屋朽坏，岌岌将倾，而粉饰补

漏，糊裱丹青，思以支柱，狂风暴雨之来，求不覆压，岂可得哉”？“既知守旧

之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而“尽变旧法”则“须自制度法律

先为改定”，从制度上变起。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的变法谕旨一方面在相当程

度上体现了康有为大变、全变的主张，如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各个领域，完全是总体推进式，不少变法命令具有深层次改革的意义。但另一方

面在根本改革官制问题上由于遭到了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使康有为全变、大变

的主张大打折扣。我们今天的改革，实际上也面临着要不要“全变”和怎样实现

“大变”的问题；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配套和怎样进行配

套的问题；面临着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修补完善还是根本改革的问题；面临着只

是裁撤旧机构还是根本改革旧官制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前主要体现在经

济领域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类似于洋务派当年搞得“新政”?D当然实际成效不可同

日而语，但就其弊端特别是从腐败的蔓延看很有点相似性。说明只有经济领域的

改革没有政治领域的改革，只有经济上引进西法、而在政治上守住成法无论一百

年前和一百年后都难以行得通。如果说戊戌运动对后人最有昭示的经验是变法要

全变，要从制度上变起，那么它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

预想的突破。

　　设立制度局总其纲，还是依靠旧的官僚机构推行变法，这是戊戌运动留给后

人的重要思想。在变法问题上，康有为特别重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他把明治

经验总结为三条：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

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录入制度局。康有为把这三

条经验完全贯彻于自己的变法主张中。他曾多次建议光绪帝择良辰吉日在太庙或

乾清宫大誓群臣，向天下宣告举行变法，以取得雷霆震郁、上下同心、四海向风

的舆论效应。而在这一步之后，就是设立制度局总揽其纲。康有为认为这不仅是

变法的切入口，而且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他设想的制度局既是议定新法、又是实

施新法的变法中枢机构。参加制度局的是面向天下选的通才，他们拟定新法后请

皇帝批准，然后施行，其地位等于王公大臣，直接向皇帝负责。制度局下设十二

个分局，拟定的新法分别由分局实施。按照这个设计，制度局实际上成为一个总

揽变法全局和实施新政的兼有立法、行政两种职能的中央机构，也就等于彻底取

代了原来的总理衙门和六部军机处。为了上下配套，康有为又提出每道设一新政

局，政局督办不拘官阶，有权专折奏事、自辟随员和处理新政事宜，每县设立民

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议办新政。这样一来，旧的官僚体制连同官僚机

构就被完全否定了。而这也正是康有为的本意。他认为依靠官僚旧机构主持变法

推行新政根本行不通，必须依靠新人新机构。整个变法期间，康有为最为关心的

是设立制度局，但始终没有设立起来，因为阻力太大。对于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

派来说，设立了制度局就等于取得了变法的主动权，而对于守旧官僚来说，设立

了制度局就等于将他们闲置起来，最终必然会丧失所有的权力。所以双方在这个

问题上进行了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在慈禧太后“尽管议驳”的支持下终于

使这一计划胎死腹中。实际也就等于决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联系今天的改

革，是否也需要一个总揽改革的权威机构，这个权威机构怎样产生？是从旧机构

中产生还是在旧机构旁边产生，抑或在社会中产生？依靠旧机构推进改革特别是

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最终行得通? 旧机构能否通过改革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机构？

机构改革怎样和整个官员制度、官员职能的改革结合起来。等等。都需要进行思

考。

　　伸张民权是戊戌运动的精髓所在，这个精髓在１０５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吸

取。戊戌运动虽然是在“以君权行变法”的形式下进行的，但伸张民权却是这个

运动的突出表现。首先是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就非常重视民权问题。他在前后

凡七次上书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就是兴民权；他在其重要的维新理论著作《

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大力阐发民权的古义；他十分推崇西方“以庶

政与国民共之”的民主精神和议会制度，提出“君民同治”，设“议郎”“上驳

诏书、下达民情，”设“议院”“三占从二”。梁启超也十分重视民权问题，他

认为：“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以康梁

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兴民权思想体现在戊戌变法中，就是政治上鼓励士民上书言政

；经济上鼓励民间办实业，直至办军火工业；文化上鼓励绅民自由办报，办学会、

办教育。也正是由于提倡兴民权，所以在戊戌运动期间，才出现了“学会林立，

万众沸腾”，“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的气象。造

成浓厚的变法空气，形成以运动兴发民权、借民权推进运动的局面。今天我们进

行改革的重要目的，也是要伸张普通公民的权利，包括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经

济权利、文化权利以及其他社会权利，而改革本身也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

需要上面的引导和下面的推动相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公民虽然有了相当的

经济权利，但政治文化权利如结社集会权利、出版权利还有待于落实。另外，公

众还缺乏实际参与改革和推动改革的权利。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本来是和农民攸切

相关的大事，但在土地问题上农民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农民的土地权利经常遭到

严重侵害。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涉及职工切身利益，但职工却没有多少参与权和发

言权，不少地方的企业改革完全变成政府少数领导人或企业领导人的事，不但社

会公众无由得知内幕，企业职工也只能被动接受，这就造成很大的弊病，许多侵

害职工权益、侵吞国民资产的腐败行为由此而生。由于一些重要的公民权利如结

社、出版权利没有落实，缺乏伸张公民意见、行使公民监督的渠道和环境，使公

民其他方面的权利也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和保护。因此，当前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

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落实公民应有的权利包括实际参与改革、行使改革权利的

权利。其中政治权利的落实则是关键。实践证明，没有政治权利的落实，其它一

切权利不是化为泡影就是大打折扣。改革要全面兴发公民权，在公民权的兴发中

推动改革走向健康的方向。

　　缺乏社会基础和强大的主导力量的变法必然失败，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但在

条件成熟时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又未尝不可。从客观方面看，戊戌运动的发生是

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内忧外患问题频发、朝野上下感到前途幻灭的刺激下发生的，

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缺乏经济基础和广大民众支持的基础。而戊戌变法

又是一场貌似改良实则革命的政治运动，世界经验表明，这样的政治革命必须有

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民众基础，才能水到渠成。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资本主义

工商经济的发展和第三等级的支持基础，美国的独立革命有资本主义殖民经济的

发展和移民资产阶级的支持基础，而戊戌运动就缺乏类似的社会基础。当时民间

资本主义工商业十分微弱，处在官僚经济、买办经济、士绅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

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根本不可能充当支持的社会基础。加上没有强大的变法主

导集团，有的却是远比变法集团强大的反变法联盟，所以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当然，变法操之过急、打击面太大、希图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失败的原因。可从另

一方面看，戊戌变法所以能在主导集团软弱、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掀

起狂澜效应，也恰恰是得力于大刀阔斧的改革。继明定国是诏之后，光绪帝在短

短百日内颁布了２８０余件除旧布新的喻旨，废八股、裁衙门、办学堂、兴民权

交并而发，大有风鼓雷动、排山倒海之势，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声震当时，影

响弥远。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近式的道路。通过

渐近改革，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有了很大变动，市场

主体及其市场化的公民群体逐渐形成，为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新旧体制长期并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延滞滋生了大量的社会

弊病，渐近式改革的弊端已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下同心，群策群力，

进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根本性改革，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节省

改革成本、使许多积弊迎刃而解，易于振奋民族精神，能最大限度地缩短转轨的

痛苦，实现社会创新。历史正在提供着这样的选择。

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

　　要判断一场历史事变的性质，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谁都承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的：“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虽然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又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确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　　②

　　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还指出过：“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③而民主主义革命，又有新旧之分。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是走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来说，都是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④

　　很清楚，只要我们把戊戌维新运动摆在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全过程去考察，就不难看出，虽然它有别于稍后的辛亥革命，但决不能否认它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尝试通过和平的方式自上而下夺取政权，改变社会根本政治制度的革命意义。

　　二、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与规律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因此，列宁特别反对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反对那些“害怕人民运动”、主张“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⑤。毛泽东也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⑥这些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我们在判断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的时候，决不能简单地、机械地加以套用，而必须充分注意到世界各国国情不同，不同阶级的革命性质不同，即使是同一性质的革命，其道路、形式也有不同。比如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俄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其革命的彻底性程度不同，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也不同，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共和，当然本质是一个，即资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还表明，无论是由城市市民上升而来的资产阶级，还是由封建贵族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它们都可能并且实行了与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封建贵族的妥协。而那部分 比较开明的封建贵族也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使自己逐步资产阶级化。这是因为，尽管它们原先是对立的阶级，但本质上也有一致的地方?D?D都是剥削阶级。

　　诚然，即使比较温和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日本的革命），即通过议会的道路、维新的形式而逐步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了一些国内战争，以平定封建势力的复辟或反抗。就是说这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要以一定的革命武力为后盾。这一点，英、日资产阶级也是承认的。比如戊戌维新时期，英国驻香港总督勃来克致英国殖民大臣的公函中讲：“我相信，如果光绪帝能更聪明、更大胆地实行他的计划，且在行动之前先召集一师忠于他的军队驻在宫庭，那么他可先发制人，把西太后加之于他的一切，反加之于西太后。”⑦当时正在中国的日相伊藤也讲：“要知道皇帝没有军队，是办不成事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英、日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是不相同的。即一是以和平形式为主的立宪的道路，一是以暴力为主的民主共和的道路。可见，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主要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发展到了必须和可能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桔，以及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否达到了足以压倒和战胜封建贵族的程度，同时也与国际间的斗争形势有关，而不一定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

　　准此，判断戊戌维新的性质，主要不应是根据这场运动的形式与道路，而应该根据它所主张的政治纲领，根据它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乃至光绪皇帝一再声称，要仿效泰西各国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榜样，“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其变法的各项主张，正如多数论者所肯定的，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利益，至于君主立宪、民权、平等之类的口号，显然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判断戊戌维新的性质，也完全可以援引中外学者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评价的例子，肯定它是一场非暴力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必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套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身上，给戊戌维新运动加上“改良主义”的恶名。

　　三、关于质变的形式问题

　　从政治的意义上讲，革命是先进阶级的统治代替落后阶级的统治，是社会形态的更替。从哲学的意义上讲，革命即是社会的质变。那么，戊戌维新运动是否主张并实行着“质”的变化呢？答复应该是肯定的。

　　早在1895年，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指出：“根本不净，百事皆非。”⑧他认为当时的封建统治已是残墙朽木，不能补苴罅漏，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后来，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又明确指出：“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⑨维新派反对洋务派在枝枝节节上的修修补补，反复强调必须“全变”。谭嗣同讲，“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根本是“法度政令”。康为讲，洋务派“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他将变器、变事、变政、变法作了严格区分，主张与旧制度“一刀两断”的“全变之道”，指出“盖变者天道也”。从大量的上书、奏折、论著中，可以看出，维新派自有一整套学自西欧、日本的政治、法律、组织、外交、经济、教育、军事、路线、方针、政策。应该说，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已经突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观念，承认了道可变，承认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质的变化。

　　有些论者引毛泽东关于“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⑩这段话，认为康有为关于历史进化的观点属于庸俗进化论。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可以商榷的。庸俗进化论的主要特征是否认事物的质变，只承认量变。而康有为的历史观点并不是这样。他在1897年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改扮孔子为托古改制的圣人，发挥公羊 家“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表面上继承了今文学家的传统，但是值得注意，公羊家的“三统”、“三世”是循环的、倒退的，而康有为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比附，认为循序渐进，却是愈变愈进步，“愈改愈进也”（11）并且，他还将天生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灌注了进去。梁启超评价说：“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而先生却以所谓尧舜禹之文明事业，不过将来太平世之倒影，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更无复返其初。”（12）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人类进化，“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致精华”。“孔子据乱、升平，托文王以行仁政”，这是第一步，而“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这是第二步。即由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发展。在后来的《论语注》中，康氏还讲过：“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惭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我们知道，公羊说的“统”与“统”（黑白赤三统）之间，即新朝与前朝之间，并无进化关系。显然，康有为的上述思想本质上与公羊说不同。有些论者不顾这个本质区别，抓住康有为的“进化有渐”，“万无一跃飞越之理”以及梁启超评述康氏“三世”思想时讲过的“义取渐进，更无冲突”，将康氏的进化论归结为庸俗进化论，把梁启超的话理解为康氏主张阶级调和，否认冲突与斗争。其实这是误解。梁启超所说的“春秋三世，可以同时并行，或此地据乱而彼地升平，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义取渐进，更无冲突”（13），并不是讲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中“更无冲突”。在康、梁看来，维新与守旧形同冰炭，势不两立，毫无调和的余地。康有为讲：“国体宜变，而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而国亦不能自强也。”又说：“守旧开新……互相水火，有如仇雠，理无两可，事无中立。”因此，他既讲“进化有序”，也主张“犁庭扫穴”。当时，他的思想、著作，正如梁启超所称誉的，如台风、火山、地震，怎么好说他否认冲突斗争、主张矛盾调和呢？由实论之，维新派所谓“义取渐进”，只是质变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否认质变的问题。康有为在《〈礼运注〉序》中还讲过：“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拔，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故他早年著《大同书》而“秘不示人”。质变是有阶段的，不可期之以骤，不能举一役而毕其功，社会的进化，不能一跃而至于太平。否则，求成过急，欲速不达。这个思想，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

　　总之，康有为一方面改扮孔子，托古改制，一方面效法泰西，“按迹临摹”，实质正如当时的顽固派所指出的，“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完全是“以夷变夏”。这个“夷”，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夏”，就是封建主义，这个“变”就是质的变化。不过，他主张的是非爆发式的阶段性的质变。对此，我们决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否认质变的庸俗进化论。

　　四、关于维新派与光绪帝的关系问题

　　判断戊戌维新的性质，还有必要考察一下维新派与光绪帝的关系，虽然光绪个人不能决定维新运动的性质，但他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程是有影响的。

　　有人认为，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不过是“同床异梦”，“光绪皇帝所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而“西太后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因此，对于光绪《明定国是诏》等等，也“并不觉得有在原则上反对的必要”。于是维新与反对维新的政变就似乎仅仅只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场 争夺权力的斗争”了。

　　无疑，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父子兄弟之间，有过多次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戊戌维新与西太后的政变，却不能归结为那一类的斗争。光绪本人，当然不甘心只做西太后手中的傀儡，他希望有所作为。但选择谁，做什么，这使他与历史上的封建皇帝区别开来。当时，国际列强侵凌，瓜分豆剖，国内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他“不甘作亡国之君”，为此，他选择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决心变更祖宗之法，同意采用西方及日本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当时，有人主张开议院，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曰：“吾但欲救中国民耳，君权有无何为焉？”光绪还在给康有为的密诏中讲：“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14）正是因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光绪才可能与康、梁结成同盟；正是因为与西太后有根本的政治分歧，光绪才遭到十年的幽禁。

　　从维新派方面来看，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主张一直是公开的。康有为讲：“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尊严，咸奉伪经为圣法。”“中国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谭嗣同更直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他们颂扬陈胜、项羽，“是亦汤武”，宣称“求为陈胜，死无憾矣”。因此，当时顽固派指责他们“乘光绪倾向变法之时，阴谋革命”（15），窃变法之说，“借以谋乱而己”。

　　维新派一方面公开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一方面又把光绪帝抓在手中，口口声声圣君明主，岂不矛盾？不。他们拥戴光绪，是有条件的，他们拥戴的是一位接受变法的光绪。同时，这更是一种斗争策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变法，保护自己，分化敌人。从中外历史上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某些阶级的最高统治者转变阶级立场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有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有过，即使光绪帝立场不变，仅仅只是利用维新，也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为不管是光绪用康、梁，还是康、梁用光绪，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用来干什么。至于维新派所谓如不变法，“金田之役将复起”，“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不忍见煤山前事”云云，当然可以看出，维新派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本质上害怕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但作为斗争策略，未尝不是对光绪的警告，促使他早下变法的决心。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什么戊戌维新是企图维护封建统治，“想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软弱，作为一场非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戊戌维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但事件的结局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失败了的革命仍然是一场革命。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了戊戌维新的教训，才有后来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没有1898年的戊戌维新，也就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

　　（蔡四桂，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⑩，《毛泽东选集》，第632页、第558页、第665页、第666?D667页、第547页、第301页。

　　⑤《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69页、第479页。

　　⑦《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39页。

　　⑧⑨《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78页、第197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12）（13）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文集（下）》《传记》第12页、第22页。

　　（14）（15）《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25页、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