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如何看待联合国在中国环境问题国际化中扮演的角色 -- 田园

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对莫衷一是的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境外评价或指责，中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非官方机构，理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则加以改进，无则及时进行必要的澄清、甚至据实还击，最重要的是厘清消息报道来源，并立足于已掌握的正确基础数据资料，或者利用经过鉴定验收的国内外科研成果，对其真实性、权威性与公正性进行评析，一时难以把握的，则还需做艰苦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如前所述 ([URL=]链接: 问疹世纪顽症-中国环境问题冷思考[/URL])，我国环保事业励精图治，全面赶超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故必需借鉴学习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的先进经验与方法，在充分利用外资与技术的基础上，开展相关领域、多层次的项目合作。

在这方面，以新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为标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率先进入中国，展开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项目调查研究，自那时起，原处于封闭保密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逐步因UNDP的项目进度报告、年度综合评估报告发布而掀开神秘面纱。之后联合国其它机构与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食物与粮农组织（UN FAO）及联合国环境计划（UNEP），相继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不断拓宽与中国对口领域的合作范围，对中国整体社会经济评估从孤立单项开始走向全面。特别是与中国具有长期合作基础的UNDP和以专业领域为优势的UNEP已经形成了环境生态方面稳定的合作框架与途径，它们在项目研究规范与人才培训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环保事业稳步接轨国际标准方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则利用与联合国开展合作项目研究的契机，分期分批派驻专业机构代表，参与其相关事务，起草、制订有关重要文件与议程，他们的国际工作背景、视野配合国内环保事业发展的需要，又进一步有力推动了与联合国良好互动的合作关系。

现在以UNDP为例，简要回顾该机构对中国环境近40多年来变化的总体观察认识过程，大致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1 改革开放前的意向接触阶段

由于众所周知的当时历史原因，联合国与中国相互之间保持距离和戒心，双方合作大多落在访问调查与被访问接待层面，前者总要求原始详实数据资料兼随机实地考察，后者则处处设防、资料文档解密逐级审查，且指定线路参观，不得随意行动。这种僵持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有所改观，环境项目试点合作研究首先在云南省迪庆自治州腾冲地区与河南省黄河流域启动，内容主要涉及森林植被保护与洪灾环境污染评估。所以在此阶段，联合国能提供的有关中国环境报告，仅仅为定性描述估计，而非定量分析指标：中国政府与人民普遍缺乏自然环境保护意识，没有环境法律法规，也无相应的国家级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基本处于放任不管状态。山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工农业、生活污染物无序排放；一些粗放式管理的大型工矿企业周围环境的大气与水域质量很差。然而，由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低效率与社会生产力低水平，总体环境生态并未被大程度破坏，水土与空气质量相对评级较高。

2 改革开放后的多方位合作阶段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工农业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紧随其后的城市经济与工商企业改革，引进产品价格和商品生产利润为核心的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生产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发展经济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建设工地，迎来了社会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黄金三十年。与此同时，为缩小与先进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广泛引进科学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人才，吸收外资，与国际接轨，构成了对外开放政策的主旋律，而联合国在这其中使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则功不可没，尤其在社会人权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与逐利性机构不同，联合国系统前瞻性地预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可能导致的深刻变化，一直坚持在中国多方位投入配套技术与经费，精心布点，立足于中长期合作，且利用所在区域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与全球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动态发出警讯，按地理位置分布依次为：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诱发的气候异常、黑龙江省松花江段化学污染与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准、内蒙草原牧场遭风沙侵蚀、“三北”防护林被肆意砍伐、海河径流量骤减与白洋淀干枯、山西大同矿区空气二氧化流含量高危、甘肃金川有色金属侵入饮用水源、黄河出现季节性断流、黄淮海平原土壤盐碱化、淮河全线水质降至III级以下、“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雨林物种日益减少、“桂林山水不再甲天下”。难道中国要重蹈100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之覆辙？联合国尚存疑虑，并积极呼吁中国政府关注环境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

中国政府充分正视上述问题（应该说远不止这些）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一方面加强立法监督与行政执法职能，不断提升国家环保部门的权力地位，相应地赋予所有其它行政、企事业单位环保责任义务，要求环保投入列入预算或项目开支，强化全社会的公民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在评估监测原有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与国际性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对环境生态治理的后续合作，以扭转改革开放初期忽略环境保护的被动局面。鉴于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与环境气候异常的长期演变趋势，环保的联动性与协调性早已超出国界，于是中国主动响应参与由联合国牵头组织倡议的有关重大环境问题议程的多边谈判与对话协调机制，如1992年在巴西里热约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郑重作出应有的承诺，切实履行联合国达成的各项义务与责任，并最终推出《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这既是对联合国工作的有效支持，更是对全社会全民树立正确环保理念的强力促进。

必须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来自联合国的任何行动付诸实施、直接使命都必须以尊重所在成员国的主权、制度以及法律为前提，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互利互惠开展政治对话或项目合作。当然联合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政治实体，它是成员国之间阐明国家外交立场、进行利益交换、妥协的平衡场所，重要的大会议程与决议形成都有大国背后施加影响的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利用现有在联合国许多机构中的主导地位与价值观，在社会与发展项目方面如社会贫困化、妇女就业、儿童教育等人权因素设置敏感附加条件，对受援国指手画脚，不是无端指责，就是蓄意刁难。不过在环境保护与技术开发领域，相对来说实施要求比较客观中性。所以，中国一般回避带有歧视性条款的政治捐献，比较趋向于联合国自然环境实施项目，自始至终本着认真负责态度、积极配合、这种协商机制主要表现为项目独立预核算、投资分摊、分工协作、原始资料完整可靠、验收成果共享。一般来说，联合国以资金投入为主，辅以技术指导培训，项目经费强调专款专用，且配备严格的项目进度与资金使用监督制度，因而项目最终的完成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现在项目年度报告的数据资料与我国对外颁布的官方统计信息基本可保持一致，如新华社等政府媒体针对联合国正式发布有关中国的年度评估报告都会作及时报道与评论，其权威性可见一斑。

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联合国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环保工作的批评还算中肯：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其人口与经济增长有关，日益增长的人口与持续的高经济成长极需资源，但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仍未建立起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预警执行机制，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联合国系统一直对《中国二十世纪议程》提供支持，并竭力遏制其环境持续恶化，但是未来空气水质量、水土保持、自然资源管理、能源生产、输送与消费以及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更须惊醒的是中国环境恶化单靠政府的行政措施难以根本逆转，得动员广泛的社会、民间参与力量。

另外十分有趣却又值得回味的现象是，一些不便马上公诸于众的敏感消息，有关管理决策部门常透过联合国第三方管道“官泄”环境污染数据资料，足见其煞费苦心。 总之，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资料不仅可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我国政府管理部门所接受，甚至作为决策依据。借中国一句惯用外交辞令：“中国需要联合国，……”，此意与本文初衷大致可算是殊途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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