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草和田：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 -- 静雅思听

蒙古人消灭了盘踞北方中原的金政权后，有蒙古王公认为汉人留着没用，提议全部杀光，将汉人的农田变成草原，以实现当年成吉思汗“将天下的土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宏愿。这种壮观的构想让许多蒙古人热血沸腾。但是，一个自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契丹人冷静地浇灭了这个狂热的念头。他叫耶律楚材，是当时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中书令，相当于汉人说的宰相。耶律楚材明白蒙古人对汉文明一向轻视，汉人唯一值得他们垂涎的是诱人的物质财富。针对窝阔台急于充实国库，进行军事扩张的心理，耶律楚材提醒他：如果汉人都杀光了，我们向谁征收那些源源不绝的赋税呢？

蒙古王公们终于恢复了一丝清醒。占有汉人的财富是他们南下的最终目的，这些财富的根基就是汉人的农田。没有了汉人和农田，就算全天下都变成了牧区，这和漂在老家蒙古草原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上，当时已有许多中原的农田被蒙古军队占为牧场。驻军数量多的河南、山东尤其严重。按蒙古人的习惯做法，凡是大军要路过的地方，方圆一里的农田都要划为营盘牧区，以供喂养战马。再加上蒙古贵族也抢占了大量汉人田地，以致于在蒙古人统治中原二十年后，华北地区依然荒芜贫困，关中地区八州十三县，汉人竟然总共还不满一万户。汉人失去了农田，就等于失去了生计，从而也影响了当时蒙古政权的经济收入。直到忽必烈时期，蒙古人大肆抢占汉人农田的做法才受到一定的遏制。

蒙古人把中原的农田变为牧场的做法固然愚昧疯狂，而汉人把北方的牧场开垦成农田的行为，也造成过严重的后果。从秦汉时期开始，为了防御草原民族的南下，几乎每个强盛期的农耕王朝，都对边境的草原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以保证边防军队的供给，同时压缩游牧民族的控制区域。但这种做法显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从每一次中原王朝向北用兵都要从南方大量补充粮草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的河套地区，其他那些被开垦的草场土质退化极快，时间一长，几乎就成了沙地，根本谈不上收成。古时候也清澈过的黄河之所以变成泥沙河，与汉人对河套草场的长期开垦有直接关系。

大自然的规律是不容置疑的，草原和农田上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一点，从来没有被狂妄的人类成功挑战过。

而历史的发展意图却似乎又是摇摆不定的。否则，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为何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人类如此热衷于你来我往地进攻和厮杀，乃至于试图以自己的意志改变造物所赋予的土地特性，哪怕以鲜血浇灌也在所不惜。

相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征服欲望，南方的农耕民族对占有北方草原的内在驱动力显得相对微弱。偶尔会有几个皇帝进军草原，也大多是出于惩罚或复仇，甚至只是为了一种帝王的征服荣耀。精耕细作的农田劳作形式使农耕民族更倾向于内敛和固守，因为不管是地主还是小自耕农，从劳动产出的效率出发，他们最有把握的当然是手里世代耕作的熟地。草原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而充满风险的。尤其是对于民族间的战争，农耕社会比游牧民族更容易产生抵触心理。因为对农耕民族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而动荡是土地产息的天敌。

但游牧民族的南下冲动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从周朝的鬼方、戎狄，到近代的满族，温暖而富庶的南方总能激发游牧民族的掠夺欲望。

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迁徙民族。早期的游牧方式根本不栽培牧草，也不储备干草以应对干旱和雪灾。他们的生存高度依赖自然，顺应季节的循环而辗转于夏季和冬天的牧场之间。水草丰美时固然有牛羊遍地、牧歌悠扬，天灾降临时却转眼噩梦降临，牲畜、人口常常折损大半。

而战争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生存所必需的，即使是在草原上的部落之间。由于草原的载畜量有限，牧场和水源的争夺就成了部落间常见的冲突原因。为了在冲突中占得上风，就必须有足够强壮的体魄，所以，才有了古匈奴人“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的现象。这也不能单纯地说匈奴人虐待老人，对他们来说，保证强壮者的食物，才能保证部落在资源争夺中，进而在部落存亡的较量中获胜。

几乎无时不在发生的草原流血冲突使游牧民族相信：丛林法则下的胜利者就是强者，强者的生存才是上天旨意的安排。

这种逻辑虽然残酷，然而却是草原上比铁还坚硬的现实！

草原的严酷生活条件限制着他们的繁衍空间，也锻造了他们坚忍的搏杀意志，更积蓄着他们心中对富足的极端渴求。

同时，因为草原物产严重地依赖大自然的脾气，所以草原民族向来难以积蓄物质财富，他们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壮的体魄和剽悍的血性。有了这些，他们就可以在草原经济发生灾难时通过武力争夺草原上的有限资源，甚至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入侵中原。掠夺农耕社会的财富，成了他们解决草原经济困境的有效手段。这种掠夺对方以充实自己的生存方式依靠的是武力的强悍，与生产模式和生产技能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草原民族对注重长远谋划的所有生产经营方式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种草原环境下形成的思维定势非常牢固，哪怕在游牧民族强盛时期成功侵占了南方农田，也很难发生改变。历史记载，五代时，北方的辽国一度攻下了繁荣富庶的开封，但是，让后人不可思议的是，辽国人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南方都市烧杀抢掠完了之后，竟茫然不知所措，短暂停留之后只好撤兵。对他们来说，农田地区似乎只是供他们掠夺的场所，仅此而已。

这样看来，后来的蒙古人想把整个天下都变成牧场的想法就不难理解了。

而耶律楚材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明白汉人的生产方式对于新入主的蒙古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无法预见的问题，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的问题是，虽然蒙古人允许了汉人的农田生产，但起初仅仅是作为支撑军事扩张的权宜之计，政权巩固后也是抱着一种“养鸡下蛋”的心态，从心底里，蒙古政权并没有认同农耕社会的生产形式。这种以游牧民族心态统治农耕社会的情形，正如油浮于水，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贴合，但本质差异的裂痕始终存在。

直到十七世纪之后，满族人进入了中原，草原民族的这种思维定势才得到改变。

当满族人还在关外时，因为与中原有长期的各种交流，他们已经接受了半牧半耕的生产方式，所以，他们对农耕社会的运行机制比较熟悉，也相对认可。入关后，除了留辫子和文字狱等思想压制之外，满族人几乎没有试图对农耕社会经济形式作任何实质上的改造。对一个致力于大一统的新政权来说，放弃了改造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意味着放弃自身的经济传统。而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依靠一套组织严密的农耕文化体系来维持，牵一发而动全身，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当然是去适应这个体系。

一个草原上的民族要在农田社会里成为稳定的统治者，代价就是转变自己的角色。

但这种转变的真正实质，或许是满族人自己当初也无法想象的。

这种实质的转变是如此微妙而深入，以致于到了二十世纪，当那场汉人的革命对满清子弟进行倒逼时，这些依然供奉着草原祖先灵位的八旗后裔才发现，长城外的那片漫天劲草已然成了陌生的彼岸，他们徒有一身草原血脉，却再也无法回归先辈的“龙兴之地”。

这就是南下的游牧民族几千年来冲不破的困局：不改变自己，他们的草原习性无法驾驭南方的农田；而一旦改变角色，等待他们的就是草原记忆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