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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西西河的经济学，及清流措施，需要主动参与者，『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 复 续3
家园 再3 美国的人权卫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语言的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但他们应该知道印第安语与波里尼西亚语也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所以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与夏威夷的中小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生与社会科学。美国的印第安人与波里尼西亚人要上大学﹐英语更是必不可少的﹑头等重要的语言﹐那么这是否也是在毁灭他们独特的语言﹑侵犯他们的人权呢﹖
尤其可笑的是董尼德把西化指鹿为马地叫做“汉化”。他在《西藏生与死》里化了一节十多页的篇幅来谴责“汉化的武器”（该节小标题）（35）。除了前述语言问题外﹐他还说﹕“西藏汉化的另一种措施﹐就是开放旅游”。“这种利用外国第三者进行颠覆活动的策略﹐从某些角度来看﹐已经成功地动摇了拉萨及其它列入开放旅游城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这真是天下奇文。去西藏旅游的外国游客带去的当然是西方的思想﹑习俗﹑语言与生活方式﹐怎么会成为汉化的武器呢﹖莫非西方游客在去西藏前﹐先使自己完全汉化﹐然后再使西藏汉化﹖
他也把西藏流行西服﹑西方流行音乐﹑迪斯科与摇滚舞叫做汉化﹐甚至说﹕“电视又将要谋杀西藏文化”。他还有起码的常识吗﹖
董尼德也承认中国政府花费巨款造房子﹐使大批藏人“离开破旧危险的房子﹐搬进有自来水﹑有卫生设备的新房子”。然而这只是“汉化”的阴谋。“到处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国楼房取代了传统房子”﹐“白柱蓝窗的低矮藏式建筑消失了”。“这些新的建筑物有些外貌看起来有点像藏式建筑﹐它们可全部都是用水泥盖的中国式楼房”。他忘记了钢筋水泥与钢筋水泥楼都是西方的发明﹐中国传统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没有楼。他把藏式建筑的特征概括成“白柱蓝窗”是错误的。随便找本西藏画册看看就可发现﹐藏式建筑的柱子一般是红色的﹐也有黄色的﹐没有白色的﹔窗框一律是黑色的。当他赞美“十七世纪时期建筑的达赖喇嘛的故宫﹐布达拉宫纤细优美的金顶”时﹐也忘记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乃是仿效汉式大屋顶的（请比较北京故宫的金顶）。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色拉寺与罗布尔卡都有这样的仿汉式金顶﹐建于十四世纪的夏鲁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汉式琉璃瓦歇山顶﹑斗拱﹑飞檐翘角与四合院布局。不过这些都是藏人在中共诞生前很久就自觉自愿“汉化”的证据﹐与董尼德说的“共产党阴谋”毫不相干。董尼德的文化学与建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却硬要挖空心思地指责中共“汉化”西藏文化与建筑﹐结果只能当众出丑。
无独有偶﹐1993年9月27日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时﹐有个美国教授在会上得意洋洋地朗读了他的新书的开头的文字。那段文字说﹕他一到拉萨﹐满眼只见穿汉式服装的汉人和汉式房屋﹐几乎看不到藏人与藏式房屋﹐这是中国的人口侵略与文化侵略﹗他说完后﹐我拿出美国报纸发表的西方游客拍摄的1993年5月24日拉萨藏人示威的照片说﹕这位先生所谓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现在连汉人都很少穿中山装了。这些藏独示威者都穿著西式上衣（jacket）﹐就像我一样（我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如果他们没有举着写有藏文的标语﹐谁能分辨出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这位先生把穿西服的藏人当成了汉人﹐所以得出汉族人口侵略的结论。至于中国政府在拉萨修建的医院﹑学校﹑公寓楼﹑商厦﹑影剧院﹑办公楼等﹐大都是钢筋水泥的西式建筑﹐没有一幢是汉族传统的四合院。如果说这是文化侵略﹐那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是汉族的文化侵略。今天﹐不仅藏族市民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中国内地的汉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连亚洲各国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可见西方的文化侵略已经深入到亚洲各国各地。那位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董尼德在西方人中颇具代表性。许多西方游客去西藏﹐就是为了看看中世纪生活方式。他们在西藏一看见现代物质文明﹐就大骂中共侵犯西藏人权﹑毁灭西藏文化。他们自己在西藏旅游时是要用电灯﹑看电视﹑打电话﹑坐汽车﹑住有自来水与卫生间的洋楼的﹐却希望藏人永远不要享用这些东西﹐像中世纪留下的活化石一样供他们观赏。
前引陈若曦的文章也说﹕“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实超过现代化”﹐“真正要保护的是佛教文化的精华﹐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若现代化伤残了难能可贵的藏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对全世界﹐都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她尤其欣赏藏北牧民的生活﹕“一顶帐篷伴着嬉耍的小狗和幼童﹐主妇一旁捣桶打酥油﹐远方一群牛羊﹐山坡上坐着喝青稞酒的男子。任谁也会承认﹐这是世界上最和平自足的生活。只须存一点盐和茶﹐他们可以一整年不与外人接触。牛粪烧火﹐酥油点灯﹐肉奶不断﹐骨针缝皮袍﹐大地任倘佯﹐来生有希望﹐今生夫何求﹖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烧山毁林﹐一切取其自然﹐又回归自然﹐与天地和谐如一﹐原始也健康。若把电灯﹑塑料和可口可乐强加给这些自然的儿女﹐对造物毋宁是种亵渎。何况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已普遍公认为一项基本人权。”这是典型的观光客的感想。
陈若曦是否知道﹐由于藏人几千年来一直以牛粪为燃料﹐又因人口爆炸而过度放牧﹐西藏草场的有机质越来越少﹐产草量越来越低﹐大片草场退化﹑沙化﹐已严重威胁到西藏的畜牧业与“自然的儿女”的生存﹖她去西藏时正当夏季﹐所以看到如此美妙的图画。她是否知道﹐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藏北发生大雪灾﹐噶厦政府不闻不问﹐无数牲畜与牧民冻死饿死﹔1985年﹑1990年与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灾﹐全靠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与飞机救援﹐无偿给予大量物质﹐才使这些“自然的儿女”免遭自然的毒手﹖中国政府并不曾强加电灯﹑塑料与可口可乐给藏农牧﹐只强加公费医疗给藏农牧﹐又不敢要求藏农牧计划生育﹐致使藏族人口爆炸﹐草场更加超载﹐燃料更加缺乏。我在十几年前就在拉萨街头看到藏农牧大量出售草根（供市民作燃料）﹐这无异于毁灭他们的自然母亲。这样的生活方式原始则原始矣﹐和平则和平矣﹔健康则未必﹐自足也未必----需要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去给予医疗与救济。董尼德强调﹕“昔日的西藏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须要能适应现代的世界。（36）”然而他却愤怒谴责中国政府用巨款使西藏现代化﹐他还有起码的逻辑概念吗﹖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共从来没有强迫藏人穿西服与牛仔裤﹑跳迪斯科与摇滚舞﹑看好莱坞电影﹑听西方流行音乐……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共禁止藏人选择那些洋玩意﹐就像中共在1983年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在汉地所做的那样﹐董尼德一定会谴责说﹕中共不准藏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侵犯西藏人权。又是一个怪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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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自从中共1996年起派工作组进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美国对“中国在西藏进行宗教迫害”的谴责声浪陡然升高。1997年8月9日至13日﹐美国众议员沃尔夫（Frank R. Wolf）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不让中国政府知道他是美国议员﹐从而摆脱了中国政府的监视）﹑带着一名藏语翻译与一名助手访问了西藏。他在那里采访了许多藏人﹐听到了许多故事﹐回来后又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是在国会作报告﹐又是向国会提案﹐着实热闹了一番。他向国会递交的报告（37）说﹐中国政府在西藏正在实行“文化绝灭”与“宗教迫害”﹐西藏成了恐怖世界﹔西藏现在最兴旺的工业是监狱﹐许多藏人因为同西方人说话﹑保留达赖喇嘛的相片而被捕﹔每个寺庙里都有一小群中国监视者﹐他们严密控制寺庙的活动﹔许多僧尼因为拒绝谴责达赖喇嘛而被捕或赶出寺庙﹐15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被迫回家﹐僧尼们不能念经﹐被迫接受“再教育”﹔西藏已经被汉人淹没﹐拉萨的藏汉人口之比是10万对16万﹐拉萨所有的商店都是汉人开的﹐招牌上的汉字大于藏字﹔他重复了达赖喇嘛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等谎言﹐甚至中国政府拆毁拉萨老城的破旧危房为藏人建新居﹑修建布达拉宫广场也成了“毁灭西藏文化”的罪证。拆房问题不值一驳﹐难道只有让藏人继续住在破旧危房里才算保存西藏文化﹖他说修布达拉宫广场是毁灭西藏文化的理由是布达拉宫广场像天安门广场﹐其实一点不像。顺便说说﹐天安门广场倒是仿效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的﹐它们中间都是纪念碑﹐四周都是国会﹑博物馆与伟人纪念堂。布达拉宫广场中间没有纪念碑﹐四周除了布达拉宫外也没有高大建筑﹐无非是一块衬托布达拉宫的雄伟（建筑学认为高大的建筑只有配以大广场才能显得更雄伟﹐所以美国人要把国会山造在国家广场边上）兼供藏人散步﹑观赏鸽子（这鸽子是上海人民捐赠的）﹑放风筝的平地而已。沃尔夫先生为什幺不指责中共仿效美国修建天安门广场是毁灭中国文化呢﹖
沃尔夫的报告还说﹐他遇到的每个藏人都要求美国拯救西藏﹐帮助达赖喇嘛实现西藏独立。他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美国国会﹑政府与宗教人士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藏独分子）﹑与达赖喇嘛谈判。
可能是行色匆匆的缘故﹐沃尔夫的报告充满了愤怒与激情﹐却没有多少细节﹐与其说像个调查报告﹐不如说像个印象记录﹐所以很难与之论理。相比之下﹐美国国务院同年（1997年）的西藏人权报告倒比它翔实﹑客观一些﹐它描绘的图画与沃尔夫的报告也不尽相同。该报告承认﹕“政府继续修复寺庙﹐其中许多寺庙毁于文化革命。政府为修复寺庙拨出了巨款﹐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寺庙继续招收与训练年轻僧侣以继承西藏佛教传统。虽然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出家﹐许多小孩事实上仍然进入了寺庙。”这与沃尔夫说的西藏僧尼不能念经﹑16岁以下小孩全部被赶出寺庙相矛盾。顺便说说﹐中国政府禁止16岁以下的小孩出家﹐是为了保护儿童的人权。他们在思想没有成熟﹑无力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前就被父母送进寺庙﹑终生不能结婚﹐实际上被剥夺了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美国允许小孩出家当修道士吗﹖中国政府做得不够的﹐不是把16岁以下的小孩赶出寺庙﹐而是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禁止小孩偷偷摸摸地进寺庙当僧尼。
美国国务院的上述报告继续说﹕“在西藏佛教寺庙与藏独势力关系密切”﹐“当局允许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与群众性的宗教信仰﹐只有会引起政治异议的活动被禁止﹐并遭到迅速镇压”﹔“政府允许许多宗教活动﹐但不允许鼓吹西藏独立与分裂主义的活动”﹔“政府谴责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与流亡政府领导人。政府的媒体不断反对他（达赖喇嘛----引者）﹐把他描绘成阴谋分裂中国的罪犯﹐以此损害他的宗教权威与威信。官员们坚持说与达赖喇嘛对话是不可能的﹐达赖喇嘛的行为与他反复公开声称的不追求西藏独立的说法不相符合”﹔“今年以来﹐政府把去年从三大寺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推广到西藏自治区各地的寺庙。这个在改变藏人的态度上很不成功的运动旨在控制寺庙与驱逐藏独与达赖的支持者。据达赖喇嘛说﹐僧侣们被要求‘爱国’﹐签字反对藏独﹑不承认达赖认定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保证不听美国之音”。这些话也比沃尔夫的报告更具体﹑客观﹐但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是否侵犯宗教自由呢﹖
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宗教政策。众所周知﹐反自由反人权的政教合一是欧洲中世纪黑暗与残酷的根源﹐它导致了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如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把政教分离当作立国原则。法国宪法第二条说﹕“法兰西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教分离的﹑民主的与社会的共和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说﹕“国会不得通过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据美国法学家解释﹐它的精神就是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38）。可见宗教自由是以政教分离为前提的。政教合一意味着教权与政权合而为一﹐在这样的体制下﹐怎么可能有宗教自由呢﹖日本政教合一的天皇制曾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侵略亚洲各国﹐在美军占领下﹐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天皇不得干预政治﹐日本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0年9月12日在休斯顿演讲时说﹕“我认为在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天主教神父不可以告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怎样行事﹐新教牧师也不可以告诉他的信徒投谁的票。任何教堂或教会都不可以获得公共基金或政治特权。总统或人民不可以因为被任命者或被选举者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不任命或不选举他（她）为官员。我认为美国没有官方宗教﹐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犹太教也好。任何美国官员都不得请示或接受罗马教皇﹑全美新教理事会或其它新教组织的政治性指示。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公众或政府官员。而人们的宗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某一教会的行为应被视为对所有教会的反对。（39）”
西藏以前的制度则与此相反﹐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教皇﹐拥有（在清朝时仅次于中国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那是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制度。正如藏独人士阿沛晋美承认的﹕“我认为西藏以前的制度是一个过时的﹑相对来说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它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不是什么奴隶制度。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但基本上来说﹐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的制度已经不合乎世界的潮流。它有许多弊病﹐比如于大海在《北京之春》的文章里提到的达赖喇嘛制度。于大海说也许今天的达赖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以后的达赖喇嘛是个坏皇帝怎么办﹐出现的概率很大。他说得是对的﹐这种制度应该改革。（40）”
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是否学会了民主呢﹖没有。“西藏流亡议会”1963年通过的“西藏国宪法草案”仍然规定达赖喇嘛是“国家元首”﹐有权任命“内阁”﹑否决“议会决议”﹑“颁布法律”等(41)。达瓦才仁也承认﹕“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还是政教合一的”（42）。1992年达赖喇嘛公布了一个《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43）﹐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的铨释﹐“对未来西藏﹐达赖喇嘛指出﹕西藏将成为一个和平中心﹔以非暴力的和平思想为基础﹐致力于自由﹑社会福利﹑政教合一﹑民主﹑联盟以及环保等各项建设”（44）。把自由民主与政教合一相提并论﹐真是对自由民主的极大讽刺。1998年5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竟然多地多次遇到藏族喇嘛与美国白人喇嘛的示威﹐他们打“达赖喇嘛还我宗教自由”的标语﹐抗议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中迫害金刚派（喇嘛教的一个派别）教徒。美国著名时事杂志《时代》以《僧侣对僧侣》为题﹑《新闻周刊》以《给铁氟龙喇嘛搔痒》（45）为题都作了报道﹐前者还发了示威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标语。这已经不是对异教徒的宗教迫害﹐而是在喇嘛教内部的教派迫害了。这对达赖喇嘛作为“民主领袖”与“人权斗士”的形象都是无情的嘲弄。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同声谴责﹐惟有达赖喇嘛公开为印度辩护﹐说是印度有权发展核武器（46）。他还能算“和平主义者”吗﹖
家园 续4 然而西方舆论却继续大肆吹捧达赖喇嘛为民主英雄﹑人权斗士﹑和平主义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上述《僧侣对僧侣》在报导金刚派抗议达赖喇嘛的同时说﹕“那些率先开创了全球性运动的众神都要向他低头。除了德莱莎妈妈（Mother Teresa）与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近年来很少有人能像达赖喇嘛那样获得对圣人般的欢呼。他被其信徒当作慈悲佛来崇敬。这位西藏政教领袖不仅因为替他的被中国占领的祖国奋斗而荣获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在信奉犬儒哲学的﹑沉溺于咖啡因的世界里一致获得了作为真理﹑和平与宁静的源泉的声誉。”《给铁氟龙喇嘛搔痒》则说﹕“达赖喇嘛当然是世界上最慈祥的宗教人物。作为西藏政治与精神领袖﹐他通过呼吁人权与宗教自由﹐使他的国家的困境变成了国际热点。虽然对于其它国家与其它传统的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不过是另一个国家与传统的僧人﹐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他的脸却是佛教的招牌。那是一张开放﹑乐观和热情的脸﹐它的微笑几乎每个月都出现在西方杂志上﹐错杂在巴黎时尚﹑各种名人与摇滚乐之中。别的西藏喇嘛沉溺于酒﹑女人与金钱。但是尽管达赖喇嘛经常与政治家﹑基金会﹑媒体及电影明星做交易﹐他陛下的声誉仍然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崇高。他是一个铁氟龙喇嘛。”（“铁氟龙”----Teflon----即聚四氟乙烯﹐是一种非常光滑的塑料物质﹐美国人用以称呼总是能从困境里滑脱出来的﹑八面玲珑﹑永远幸运的人----引者）
这种肉麻的语句在西方报刊中比比皆是﹐我常常为此感叹﹕当历史的错位与政治的阴谋与种族的偏见揉合在一起时﹐可以将西方人误导到何等荒谬的地步。达赖喇嘛所代表的本是比路易十六的法国还要黑暗﹑反动与残酷的社会制度﹐然而因为摧毁这一制度的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许多暴行的中共﹐所以被中共摧毁的农奴制也就变成了美德与圣物﹐农奴制的代表也就变成了天使与圣人。传统的西藏文化本与被西方人自己革命革掉了的中世纪欧洲文化极为相似﹐然而因为革这一文化命的是发动过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又因为中共使西藏现代化时西方人正“腻烦”与“餍足”了现代化﹐于是中世纪西藏就变成了天堂与乐土﹐传统西藏文化的象征就变成了救星与上帝。西方某些势力支持藏独本是为了分裂中国﹐然而当这一阴谋与西方的“白人世界霸权不容挑战”的集体无意识相共鸣时﹐达赖喇嘛就成了西方的头号英雄与明星。
达赖喇嘛不满足于在流亡藏人中搞政教合一﹑为未来的西藏设计政教合一﹐他还利用绝大多数藏人深受政教合一传统的影响﹑不懂政教分离的弱点﹐借助于自己作为宗教领袖与观音菩萨化身的号召力﹐把佛经中根本没有的西藏独立这样一个政治口号说成是佛的旨意﹐日夜不停地煽动藏人分裂主权国家﹐这是不折不扣地以宗教的名义干涉政治。他在国外煽动﹐西藏的僧尼就在国内响应。僧尼们打着雪山狮子旗﹑高喊“西藏独立”上街示威﹐或者在寺庙里借讲经为名宣传西藏独立﹐利用宗教对民众的影响力煽动分裂主权国家。这也不是宗教活动﹐而是政治活动。达瓦才仁狡辩说﹕“有人说僧侣不能干涉政治﹐可是僧侣也是人﹐也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剥夺。（47）”首先﹐根据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任何人都无权分裂主权国家。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19条在规定人人有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时﹐又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要受下列条件的限制﹕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道德。林肯总统用武力镇压南方独立﹑美国现政府用武力镇压“得克萨斯共和国”就是光辉榜样（case law）﹔其次﹐达赖喇嘛与西藏僧尼都违背了肯尼迪说的“任何美国宗教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公众或政府官员”的精神（藏独示威与宣传就是要把喇嘛教会的意志以佛与菩萨的名义施加于公众与政府官员）﹐所以中国政府镇压藏独骚乱﹑取缔藏独示威﹑要求（逼迫）僧尼保证不参与分裂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等不过是在学习﹑贯彻美国的民主制度。
达赖喇嘛作为政治领袖﹐是一个40年来不遗余力地分裂中国的叛国集团首领﹐这样的叛国首领放在法国与美国一定会受到法律追究﹐因为他违反了法国宪法规定的法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性﹔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背叛合众国与合众国作战﹐依附﹑帮助或安慰合众国的敌人者﹐犯叛国罪。”所以他放在美国也是叛国犯。中国政府禁止藏人悬挂﹑崇拜这样一个叛国首领的相片﹐也是合理合法的事。中国法庭没有缺席审判他﹐已经是非常宽大了。难道因为他是宗教领袖﹐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地从事叛国活动﹖美国的宗教领袖有这样的豁免权吗﹖
沃尔夫秘密访问西藏离中国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美国只有两个月﹐他在美国国会与舆论界掀起的谴责中国在西藏的“宗教迫害”的狂飙使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美国国会甚至有人提案﹐要禁止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48）﹐隐然把矛头指向了江泽民。为了给自己的宗教政策辩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7年10月16日（江泽民访美前夕）发表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可笑的是﹐它对于美国攻击最力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一字不提﹐这就给人以心虚理亏的感觉。尤其可笑的是﹐在这份谈论宗教政策的白皮书里﹐始终没有出现“政教分离”的字样（只提到了“宗教与教育分离”）﹐真是荒谬绝伦。本来中共把那场运动叫做“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很不策略。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可以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你们现在要强迫藏人爱中国而不爱西藏国﹐这不是殖民主义吗﹖----所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殖民主义教育运动”。如果中共将其称为“政教分离教育运动”﹐并理直气壮地宣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美英法国的民主制度﹐禁止西藏僧尼利用宗教干涉政治﹐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就哑口无言。这份白皮书说明﹐中国国务院的理论家们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理论十分隔膜﹑极为无知﹐所以根本想不到用西方的制度与理论来反驳西方人权卫士。它发表的当天﹐有家对中国广播的电台就来采访我﹐要我对它发表评论。我讲了上述意思。四个月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白皮书（1998年2月24日）﹐文中终于出现了“政教分离”的字样。
家园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拉萨戒严后一个多月﹐八九民运爆发。西藏的八九民运至今鲜为人知﹐为了保存史料﹐现将1989年5月20日《西藏青年报》第126期（国内统一刊号CN54-000）发表的有关材料全文转载如下﹕
西藏111名新闻﹑文艺工作者发往北京的声援书
本报讯﹕5月18日﹐西藏111名新闻﹑文艺工作者联名致电北京﹐声援北京大学生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民主﹐铲除腐败﹐以及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和绝食爱国运动。
《声援书》全文如下﹕
首都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们
首都新闻工作者请愿团
我们是工作在祖国边疆----西藏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壮举﹐我们非常理解﹐请接受西藏首批声援者诚挚的敬意和问候﹗
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我们呼吁新闻要讲真话﹐给新闻以自由。
为了中国的安定﹐我们强烈呼吁党中央﹑国务院与绝食学生平等对话﹐尽早结束有伤中国未来精英的绝食行动。内地安定﹐才能保障西藏的安定。
我们相信﹐在每一个炎黄热血子孙的努力下﹐一个伟大﹑民主﹑强盛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西藏新闻﹑文艺声援团（名单略﹐其中藏族至少26人----引者）
1989年5月18日
声援团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来自区内的数十家新闻和文艺单位。民族成份包括汉﹑藏﹑回﹑彝等民族。截止记者发稿时﹐还有许多人陆续要求在声援书上签字。
声援团的新闻和文艺工作者考虑到拉萨正处于戒严期。为维护戒严令的严肃性﹐决定不搞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但同时委派专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声援横幅。
西藏大学发生大规模学生声援活动
本报讯﹕5月18日上午﹐西藏大学600余名大学生打着横幅﹐喊着口号﹐走上拉萨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爱国活动。
学生们的这次行动是从早晨9点15分开始的。他们先在学校礼堂前集合开声援会﹐呼喊口号﹐然后在校内游行。游行中﹐学生们的情绪渐渐高涨﹐纷纷要求走出校园﹐上街游行。
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及时赶到西藏大学﹐与校方一起同大学生们协商﹐劝导同学们不要上街游行。他们对同学们表现出来的极大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拉萨目前正处于戒严的非常时期﹐西藏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同学们在表达爱国热情时要考虑妥当的方式与方法﹐不要上街游行﹐以免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但此时热血沸腾的学生已听不进任何劝阻﹐在几个情绪激动的学生带领下﹐走上了大街。这期间﹐校方曾一度关闭大门﹐继续苦劝学生﹐但铁门很快便被同学们冲开﹐游行队伍开始了沿金珠东路由东向西的声援游行。部份青年教师也参加了游行。
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拥护共产党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声援北京高校绝食请愿运动”﹑“维护祖国统一”﹑“坚决要求国家主要领导人与学生对话”等。他们呼喊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清除腐败﹑铲除官僚﹑打倒官倒﹑新闻要说真话﹑学生运动万岁等等。
自治区领导又赶到街上劝说游行队伍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发生意外。经过与同学们反复磋商﹐同学们走到拉萨市政府门前便停住了。他们在市府前发表了慷慨激昂﹑感情真挚的声援演讲。
最后﹐同学们向自治区有关领导提出三点要求并得到肯定答复后﹐于中午12点过返回了校园。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是﹕
一﹑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和首都高校绝食请愿学生致电﹕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尽快与绝食学生见面对话。
二﹑北京的绝食请愿活动不结束﹐西藏大学的同学就要保留继续罢课﹑游行请愿的权力。
三﹑拉萨的新闻单位要立即如实报道这天的学生爱国请愿活动。
拉萨一中部分青年教师上街游行
本报讯﹕5月18日下午3点50分拉萨市第一中学的部分青年教师从学校侧门走上街头﹐举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游行。
他们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国家兴亡老九有责”等横幅﹐他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废除专制﹑打倒官僚等。
教师们认为这是一次表示对北京学生和群众敬意的和平游行。在沿金珠东路向东行进时﹐与前来阻挡的武警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
在声援书上签字的111人中至少有26名藏族﹐其中包括扎西达娃与俄珠多吉（我说至少﹐因为有些藏人使用汉名﹐我难以辨认）﹐声援书中有“祖国”与“炎黄热血子孙”的提法﹐而藏独分子从来不承认他们是炎黄子孙﹐当然也不承认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西藏大学当时学生不足一千人﹐大部分是藏族﹐可见参加游行的600多学生中至少有一半是藏族。他们的横幅中有“维护祖国统一”﹐想必是汉族学生准备的﹐参加游行的藏族学生也不曾反对。游行中始终未喊“西藏独立”的口号。毫无疑问﹐声援书与游行的组织者都是汉人。我不知道参加签字与游行的藏人有多少是真心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来忧国忧民的﹐有多少是盲目起哄的。但他们参加这种活动时﹐至少心中并无西藏独立的念头﹐否则决不会参加这种以“爱（中）国”为旗帜的活动。这一现象说明﹐并非所有的藏族精英都坚决要求西藏独立。至少也说明﹐藏人的情绪多么容易被煽动﹐服务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目的。
1989年10月19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会议批判了赵紫阳关于西藏骚乱是长期“左”的结果的看法﹐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西藏骚乱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今后要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群众把反分裂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反对搞‘西藏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切主张和行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西藏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45)。
关于宗教政策的那段话显然是一年前去过西藏的乔石的意思﹐可见被人视为改革派大将的乔石在西藏问题上是强硬派。这次会议表明﹐中共决心结束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改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继续用巨款提高藏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一切藏独活动。尽管如此﹐中共在对外宣传中﹐仍然避免直接攻击达赖喇嘛。
戈茨坦这样评论新政策﹕“作为这些措施的结果﹐新的示威一开始就遭到控制﹐不至演化为骚乱。实际上﹐1990年戒严令解除后的七年里﹐虽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骚乱发生。这种控制并未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他们不参与政治异议活动﹐他们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会朋友﹐邀请僧侣进行宗教活动﹐聚会﹐等等。这一成功使北京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安全力量足以对付任何异议分子或流亡藏人的战术。（46）”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承认﹕“自从1987年到1989年的示威与骚乱之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再发生向和平示威者开枪的事例。（47）”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抢先指定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激怒了中国政府﹐从此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按照《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由中国的驻藏大臣用“金瓶掣签”认定。甚至在民国年间﹐现世达赖也是由噶厦政府报国民政府批准免予抽签并派员主持其坐床仪式的。那么很自然的﹐十一世班禅也应由中国政府认定﹑批准和主持坐床。达赖喇嘛既已自行逃亡在外﹐本已失去了过问班禅转世的资格﹐更无权力抢先认定班禅灵童。达赖喇嘛在抢先认定十一世班禅的声明中说﹕“认可转世灵童是宗教事务﹐并非政治事务﹔我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予谅解﹑合作与协助。（48）”这话单独看似乎有理﹐然而既然达赖喇嘛自己仍在搞政教合一（按照“西藏流亡议会”1963年公布的“西藏国宪法草案”﹐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元首”﹔他一贯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西藏独立﹐以宗教领袖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他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政府将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分开﹖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从1995年秋天到1996年底﹐西藏出现了好几起小型爆炸事件。大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公共建筑处（自治区﹑拉萨市政府大门口﹑青藏与川藏公路纪念碑等----知情者告诉作者）﹐无人受伤﹐也无人知道是谁干的。拉萨城里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是藏独分子所为。中共也持同样看法（49）﹐虽然至今破不了案。中共在1989年拉萨戒严后﹐对上街示威的僧尼采取一出现就抓的策略﹐使之来不及扩散成大规模的骚乱﹐因而成功地控制了局势。但小股僧尼示威不断﹐终究是隐患。1996年5月14日陈奎元在自治区人大和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党员大会上说﹕
目前﹐我区大多数僧尼是守法的﹑爱国爱教的﹐但要看到寺庙内的确有一些死心塌地追随达赖的反动分子﹐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利用达赖的宗教影响和这些反动分子﹐把寺庙变成他们在内部从事分裂活动的基地﹑据点。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敌人明明在利用宗教搞分裂﹐我们怎可坐看他们控制寺庙颠覆我们的人民政权而无所作为﹖为了打击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保护广大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必须对区内寺庙进行有区别的整顿。坚决支持爱国爱教﹑遵经守法的僧尼﹐同时﹐对受达赖集团操纵﹑僧尼经常闹事的寺庙坚决整顿﹐维护寺庙的圣洁本色和佛教的教义教规﹐使其不为敌对分子所操纵﹑所利用（50）。
陈奎元讲话后﹐西藏当局派出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各寺庙----首先是三大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它寺庙。反抗者（张贴藏独标语﹑呼喊藏独口号﹑挥舞雪山狮子旗﹑进行藏独宣传﹑行凶等）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据一位参加了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甘丹寺闹得最凶﹐工作组入寺时﹐该寺喇嘛向他们扔石头﹐护送工作组的武警朝天鸣枪警告﹐抓了一些喇嘛﹐工作组才得以进寺。在其它小寺﹐运动颇为顺利﹐僧尼们恭恭敬敬地迎接工作组入寺﹐认真学习﹐乖乖地签字。有些年轻僧尼是在父母压力下出家的﹐他们向往寺外的花花世界。这次运动中﹐他们趁机拒绝签字﹐故意让工作组把他们开除出寺﹐达到还俗的目的。与此相反﹐有的虔诚信教的老喇嘛写了书面的长篇“思想认识”﹐谴责藏独运动﹑用自己的语言与论据深刻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工作组告诉小寺僧尼﹐本来政府还要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给你们寺庙更多钱的﹐都是三大寺闹藏独﹐政府决定不给钱了﹐于是小寺的僧尼们就怨恨三大寺的喇嘛。
与此同时﹐1996年6月﹐自治区政府给全体西藏职工（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藏族）3200元一次性补助（51）﹐以稳定藏族市民。后者拿到了意外之财﹐对寺庙里发生的事也就无动于衷。
许多被开除出寺的僧尼逃亡印度﹐向达赖喇嘛哭诉。达赖喇嘛趁机大肆攻击中共侵犯人权。西方也掀起了新一波谴责中国政府侵犯宗教自由的浪潮。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控制了西藏局势。由于陈奎元的主动出击﹐拉萨连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也绝迹了。1997年也未再发生爆炸事件。
陈奎元接着整顿内部﹐下文件禁止干部党员信教﹑把子女送到达兰萨拉学习﹐要求他们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限制﹐西藏的行政官员几乎全部由藏人担任。陈奎元就让汉人担任各级党委书记（这些汉官大都是三年一换的对口援藏干部）﹐考察﹑监督藏官。陈奎元还搞了个“调整地专班子”﹐前述文化厅长强巴平措就是那时因里通达赖而平调文联主席的﹐还有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如果他不在那种地方嫖妓就像强巴平措玩弄女演员一样不算一回事）。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微不足道﹐几乎起不了作用﹐无怪乎收缴达赖喇嘛相片会走过场。对于自治区一级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1989年3月7日把戒严令提前泄漏给藏独骚乱组织者的藏官至今安然无恙﹐流亡藏人的计算机网至今源源不断发表自治区党委的机密）﹐贪污腐化也好（用公款造豪华私宅﹑用职权玩弄女性下属﹑收受巨额贿赂﹑官倒﹑嫖妓等等----为了给这些身居高位的藏官留点面子﹐这里暂不点名）﹐陈奎元根本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阴魂不散﹐新的大骚乱不可避免。
家园 第十章﹕法轮常转1﹑恐惧与崇拜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1﹑恐惧与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捣毁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庙﹐遣散了全体剩下的僧尼﹐还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说毛泽东企图消灭西藏的佛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决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道）并未因此改变﹐他们需要新的宗教来填补心灵与生活的空白﹐这个新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乌托邦主义（简称毛教）。
《天葬》对西藏的“神界轮回”作了精彩的论述。它说西藏的宗教起源于莫名的恐惧﹐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产生神。毛泽东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旧神﹐藏人就把毛当作新神来崇拜。邓小平放弃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达赖喇嘛。
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霍尔巴赫说过﹕“恐惧第一个在地上创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人缺乏对于自然力量的认识﹐于是设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见的势力支配﹐认为依靠这些势力﹐想象它们可以发起脾气来对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族类”（1）。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又特别严酷﹐孤立无援的藏人的恐惧自然格外强烈。自然而外﹐还有社会。西藏的统治阶级特别残酷﹐他们的刑具并不像《天葬》说的那样只是“文化象征”（2）﹐尊贵如藏军总司令龙厦尚且惨遭挖眼就是明证。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无论是农奴还是贵族﹐都无法摆脱对自然﹑对社会﹑对命运的恐惧﹐神于是应运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转移。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汉人的祖先的本能﹐导源于神秘莫测的梦。那时人们不理解梦的生理原因﹐认为是灵魂的活动。死人会出现在梦里﹐可见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汉人还认为死人会“托梦”。由于本教的教义较简单﹐敌不过庞大复杂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为时刻生活在恐惧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条简明扼要（这对没有文化的藏人特别重要）﹑极为诱人而又无从验证（这也同样重要）的出路----因果报应﹑超度来世﹐从而使几乎全体藏人都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由此可见﹐佛教并不是藏族与生俱来的宗教﹐藏人自古以来就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只要它适合他们的需要。
藏人同时还有崇拜强者的传统。他们的神既然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们恐惧的东西更强大的威力﹐否则如何保护他们免于恐惧﹖到过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会对其偶像的狰狞恐怖与色情淫荡产生深刻印象﹐所谓欢喜佛就是两者结合的典型﹐那是汉传佛教绝对没有也无法想象的。关于色情淫荡问题暂且不论﹐只谈狰狞恐怖。那既是他们害怕的东西﹐又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历史上接受过蒙古人与满洲人的统治﹐因为后两者显示过强大的军事威力。当英国人刚开始进入西藏时﹐他们坚决将其拒之门外。然而当英国侵略军在1904年杀死数千藏人﹐打进拉萨﹐用实力表明自己比满清更强大后﹐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满清转向英国﹐达赖自传中感谢英国侵略军头目荣赫鹏﹑赞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文字就是明证。那么毫不奇怪﹐当毛泽东通过平叛民改打断西藏上层的脊梁骨后﹐藏人包括被打断了脊梁骨的上层人士也会转而崇拜毛﹐何况毛也确实给了西藏下层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为它许诺他们通过现世的修行可以换取来世的好运。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引戈伦夫的话说的那样﹐西藏的穷人安于现状只是出于无奈。贪图享受﹑要求尊严原是人类的本性。穷奢极欲﹑爱摆排场的西藏上层就为农奴和奴隶做出了榜样。农奴和奴隶之所以虔诚拜佛﹐不就是为了来世能像眼前的上层那样尊荣富贵吗﹖那么当毛泽东打倒了上层﹐把他们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无偿分给农奴和奴隶﹐并把原先的上下层的社会地位翻了个个﹐使后者在现世就享受到他们渴望于来世的东西时﹐他们岂有不欢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家园 2﹑毛教的兴衰 2﹑毛教的兴衰
藏族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惧加感恩的双重基础上的﹐这种感情当然要比原先仅仅建立在恐惧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强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毕竟不同于汉族﹐他们除了出于人类的本性贪图现世的享受外﹐还要超度来世。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却是无神论﹐不承认有来世。它不仅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还反复向藏人宣传没有来世﹑幸福只在现世的思想﹐那么藏人如何解决超度来世的问题呢﹖
瑞士哲学家兼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发生认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3）认为﹐人们在接触新事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概念﹑逻辑﹑价值体系去诠释新事物﹐将其解释﹑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的东西﹐他称这种机制为“同化”（assimilation）。当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去敦煌盗窃文物时﹐哄看守人王道士说﹐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着唐僧的路线到中国来取经了﹐后者马上对这个洋唐僧肃然起敬。英国人与俄国人拉拢藏人时﹐都哄他们说﹐只有英国女王与俄国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十三世达赖喇嘛确曾相信过后者﹐还接受了后者赐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诚然﹐中共从来不曾告诉藏人说﹕只有毛泽东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诉藏人﹐只有毛泽东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机制的作用下﹐藏人马上把毛泽东诠释为西天大菩萨的化身﹐特别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当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来崇拜）﹔把共产主义诠释为佛教里的天堂。文革捣毁了寺庙与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却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刚好填补了藏人的宗教感情与仪式需要。
藏人于是把毛像当成佛像﹐把鞠躬敬礼当成磕头﹐把毛的著作﹑语录当成佛经﹐把毛语录牌当成玛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经幡﹐围之转经﹐藏语称为玛尼）﹐把“早请示﹑晚汇报”当成祈祷﹐把去北京当成朝圣﹐把“毛主席万岁”当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成毛的“转世灵童”……确曾有许多藏人围绕毛的塑像﹑语录牌转经。“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这一套本是中共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仪式（祈祷﹑念圣经﹑唱赞美诗）﹐用以取代佛教仪式也顺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至于某些细节上的差异----诸如毛的服装扮相与菩萨大不一样﹔佛教里的天堂是在另一个世界﹐而共产主义天堂则在子孙后代的人世﹔转世灵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后诞生﹐而毛泽东死时华国锋已经56岁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计较﹐可以忽略不计。1982年我进藏时﹐华国锋已下台一年﹐内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党政机关和百姓家里﹐依然并排悬挂毛华的像。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俄国沙皇当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让德尔智带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当成袈裟时﹐也不曾计较过扮相与式样的差异----十三世达赖喇嘛虽未见过沙皇﹐却见过德尔智带给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书长还随德尔智去过俄国﹐见过沙皇。
当然也有藏人不为毛教所动﹐坚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拜佛﹑祈祷。戈茨坦的新着《雪狮与龙》就说起有个藏女在文革中冒着被邻居检举的危险在家里点酥油灯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热地捣毁寺庙与佛像﹑疯狂地检举﹑批斗“达赖特务”（已故的西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耀曾的妻子﹑藏人达噶在文革中曾被检举为“达赖特务”﹐遭到残酷批斗﹐卢也陪斗）﹑至今坚决要求独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泽东（5）等事表明﹐许多藏人确曾虔诚信仰过毛教。
唐山地震﹐毛泽东驾崩﹐华国锋也很快下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放弃对西藏实行恐怖手段﹐改为用现代物质文明收买。藏人便不再崇拜他们﹐转而崇拜美国。他们从种种渠道（中国的电视报刊﹑进藏汉人的言行﹑达赖和西方的电台﹑归国探亲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连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计地迎合它﹑讨好它﹐而美国是支持达赖喇嘛的﹐所以达赖喇嘛也和美国一样强大。中共从1979年起邀请了几批被他们赶走的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衣锦还乡﹑待为上宾一事向藏人证明﹐中共也怕达赖喇嘛﹐藏人于是重新崇拜达赖喇嘛。藏人在历史上曾有过恐英（国）崇英（国）的传统﹐此时很自然地转换成崇美媚美。邓﹑胡﹑赵给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他们开始还有点感恩。后来﹐他们天天从达赖与西方的电台﹑达赖喇嘛派遣的间谍﹑喇嘛尼姑那里听说﹐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掠夺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答应赔偿﹐他们便不再感恩﹐而把中共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都看成是赎罪﹐无论多少永不满足。因为人欲无止境﹐何况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给的那些算什么﹖洋人个个有汽车﹐中共能给每个藏人发一辆汽车吗﹖
邓﹑胡﹑赵反对个人迷信﹐不再大量发行领袖相片并对之搞崇拜仪式﹐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废止了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华国锋﹐1983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悬挂华的相片﹐却没有发行新的领袖的相片﹐藏人就用达赖喇嘛的相片来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发行过六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邓的形象很不显眼﹐也未用行政权力大力推广（我当时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办公厅曾向全体藏人赠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画像﹐这两个办公厅联合发出的通知说﹕“悬挂﹑张贴和摆放领袖像﹐是一种符合西藏人民传统习惯和心理素质的宣传教育形式。在赠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时﹐要热情细致地介绍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职务﹐宣传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6）﹐说明西藏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他们忽略了如下环节﹕第一﹐既要树立偶像﹐就只能独树一个。不突出个人﹐搞集体领导﹐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没有用处的。第二﹐既要树立偶像﹐就要有相应的强制性的崇拜仪式﹐如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到处立塑像﹑语录牌﹐高呼万岁等等﹐最好是磕头﹐方能收旗帜鲜明﹑印象深刻﹑条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识的藏人也听得懂的宗教式的语言（而不是藏人听不懂的“新长征”语言）﹐大张旗鼓地宣传唯一的偶像﹐把今世与来世的一切好事全部归功于一人﹐将其说成是无比伟大﹑无所不能﹑战无不胜﹑法力无边的神﹐方能把达赖喇嘛从他们的心中挤走。当然他们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么他们赠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当作废纸。说句笑话﹐如果中共那时在西藏大量发行邓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个人崇拜﹐并告诉藏人﹕“邓小平就是文殊菩萨（或观音菩萨）的化身﹐你们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来世。”也许藏人就不会那样狂热崇拜达赖喇嘛﹐也不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骚乱。
邓﹑胡﹑赵还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发薪或津贴（西藏数字﹐不包括川青甘云藏区）﹐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里去的佛教氛围中去﹐显赫一时的毛教顿时灰飞烟灭﹐达赖喇嘛重新变成至高无上的神。
注释﹕
- 复 2﹑毛教的兴衰
家园 3﹑宗教与文化 3﹑宗教与文化
自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以来﹐中共为了向西方显示其尊重西藏人权的诚意﹐与达赖喇嘛展开了一场狂热吹捧西藏文化的竞赛。胡在西藏干部大会讲话时就带头吹捧西藏文化﹐时至今日﹐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与著作对于西藏文化仍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谁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这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国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在提到藏族与藏人时﹐都要说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时简称为“藏胞”与“藏民”）﹐绝对不能单独用“藏族”与“藏人”两字﹐似乎称他们为藏族与藏人就是不敬﹐尽管它们提到汉族与汉人时却一贯单独称“汉族”与“汉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敬。
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的丹增更是张口闭口“我们西藏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姑且不论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单说“最悠久”就不够格。就拿西藏的佛教来说﹐它是从印度传来的﹐可见西藏的宗教没有印度的悠久。诚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见本教不如佛教伟大﹑光辉﹑灿烂。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文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创制的﹐藏文字母则是仿效梵文字母的。那时汉文已有了数千年历史﹐那么藏文也没有汉文与梵文悠久。甚至达赖喇嘛都要比丹增谦虚一点﹐前不久达赖告诉一个汉人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虽然这话能否得到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的佛徒的首肯尚属疑问﹐他们似乎从未请达赖喇嘛去布道﹑加持﹐但至少他没有说“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之类的胡话。达赖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为奇﹐他就是要煽动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绪与排汉仇汉心理。中共信任与重用的西藏文教书记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达赖喇嘛还要达赖喇嘛﹐中共岂不是自挖墙脚吗﹖
不过丹增有句话说对了﹐西藏文化的确是宗教文化﹐类似于被天主教会垄断的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汉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称之为儒教）﹐其共同特点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与欧洲）﹑压抑人性﹑轻视科技。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纪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中国汉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于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号召解放个性﹐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当然没有欧洲那么彻底）。西藏从未出现类似的文化宗教改革运动﹐更未出现理性启蒙运动﹐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文化。虽然中共废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灭”了西藏宗教﹐但1980年后﹐中共又不遗余力地恢复了西藏宗教﹐于是中世纪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复政教合一﹐每次骚乱都由喇嘛尼姑打头阵就是明证。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劳动力（僧尼越来越多）与民众的时间精力﹐使之不能用于发展生产。藏文至今无法译介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继续束缚藏人﹐使之无法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维﹐藏人重又狂热崇拜达赖喇嘛（比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更厉害）就是明证。
甚至藏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在摇头。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曾听到西藏文化厅的两个藏干议论宗教。来自拉萨的藏干说﹕西藏的“宗教政策”落实得不够﹐西藏的宗教还应大发展。来自甘南的藏干则说﹕藏族之所以落后﹐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碍社会和科技发展﹐现在宗教搞过头了。然而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给西藏巨额补贴﹐又派出大批汉族专业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并管理各种现代设施﹐把现代物质文明免费奉送到藏人手中﹐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觉不到有学习科技知识﹑培养理性思维的必要。中共不计血本培养的藏族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文史哲专业的﹐不学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对西藏文化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的指导思想与舆论环境下﹐他们大都成为和丹增一样的西藏文化至上主义者﹐西藏大学藏文系的学生在历次骚乱中打冲锋﹑被称为藏独系就是明证。1988年3月5日骚乱时﹐西藏大学藏文系学生班长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岗的武警班长﹑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后﹐他的同学纷纷去探监﹐尊他为藏独英雄。他被判死缓﹐由于美国某些议员的关切﹐他被一再减刑。我在西藏时就听一个藏族同事说过﹕我们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们藏族不需要你们汉族﹗----虽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样不遗余力地争工资﹑争福利﹑争房子﹑争美差（这些被争的东西都是中共享汉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享汉族的血汗包养西藏的结果是被包养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汉族的结论﹐可谓始料未及。
- 复 3﹑宗教与文化
家园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词﹐当然是泛指﹐具体到每个藏人﹐情况又很不一样。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离拉萨或各中心城镇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越少（相对而言）﹑与汉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贫困也越传统化的藏人如大多数农牧民﹐对达赖喇嘛越虔诚﹑对中国政府越尊敬﹑对汉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轻﹑离乡村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越多﹑与汉人关系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汉化的藏人如藏族干部﹑职工﹑市民﹐对达赖喇嘛越不虔诚﹑对中国政府和汉人越仇恨﹐这种矛盾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前一种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们只有宗教意识﹐没有政治﹑国家意识。他们虽然从宗教感情出发﹐对达赖喇嘛最虔诚﹐却听不懂达赖与西方电台的政治宣传﹐不知自由﹑民主﹑人权﹑独立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没有民族主义狂热﹐没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国政府﹔远离花花世界（中心城镇）﹐不看也看不到电视﹐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并不狂热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与汉人接触也少﹐所以不嫉恨汉人﹔由于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动﹐反而分地﹑畜到户﹐取消农牧税和农牧区工商税﹐给予农牧民大量好处（全民公费医疗与教育﹑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服务﹑各种优惠贷款与福利救济等）﹐他们对中国政府和汉人颇为感激﹑尊敬。用一个藏族老农的话来说﹕“共产党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现世来世的幸福他们都要﹐于是在物质上认同中共﹐在精神上认同达赖﹐两者并行不悖﹐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当他们刚好身在骚乱现场（这样的概率当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达赖喇嘛名义的煽动﹑处于宗教狂热中时﹐也会跟着高喊独立﹑打砸抢烧汉人商店与政府机关﹔当他们蹲在家乡的承包地里﹑享受中共的好处时﹐又尊敬政府﹑善待汉人。中共对藏农牧只实行半包养政策﹐尚未养成他们一切依赖中共供给的心理。即便家乡的喇嘛尼姑向他们宣传达赖喇嘛的独立主张﹐他们也不过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们想不出独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藏人在农牧民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拉萨的骚乱始终扩散不到乡下去。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西藏“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占全区在业人员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9.4%﹐小学毕业占19.7%﹐初中毕业占0.8%﹐高中专毕业占0.1﹐大学毕业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是藏农牧一方面虔诚信教﹐另一方面又听不懂藏独宣传的根本原因。
如今50岁以上﹑出身农奴和奴隶的藏人对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与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记忆﹐他们至今认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近年来中共在寺庙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请要求独立的年轻喇嘛的父母去给他们忆苦思甜﹐据说还颇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诉我﹐1986年他去当雄乡下时﹐听说有个40多岁的乡党支部书记“请假回家”（退党辞职）了。我的朋友去采访他﹐他说现在共产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穷人贷不到款﹐富人贷款送上门﹔寺庙越修越大﹐（乡村民办）小学却因没钱解散了﹐所以他不干了。谈话间﹐他向一位乡邻借两百元钱﹐后者说只有二﹑三十元。这时一个昔日的“富牧”的儿子表示愿意借两百元给他。他说﹕“你的钱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说﹕“你怎么这样说﹐你以前也没有整过我嘛。”他说﹕“我以前不整你﹐是因为党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后﹐农牧区基层干部失去了权力﹐他们中许多人因不善于经营而变成了穷人﹐而昔日被专政的“农奴主”﹑“牧主”﹑“富农”与“富牧”及其子女却因头脑灵活而发了财。但中共当年培养出来的翻身农奴干部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阶级立场”。虽然不合时宜﹐却至少说明﹐藏农牧中还是有一批人至今对达赖喇嘛与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持仇恨态度。如果藏独真的成了气候﹐只要中共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坚决投入反对藏独的战斗中去。至于说他们已经老化﹐很快会消逝﹐那么他们是达赖喇嘛的同辈人﹐可以奉陪到达赖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进行问卷调查时意外地发现﹐拉萨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农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据知情者说﹐去拉萨朝佛的藏人在“喇嘛书记”伍精华时期达到高潮﹐1990年以来大幅度减少。可见信教与否和文化程度有时并不成正比关系。推想起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大多数拉萨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没有某些头脑灵活的农牧民改变大﹐后者中间某些人（如前所述﹐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学会或适应了新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尝到了个人奋斗﹑精明计较﹑理性思维﹑发家致富的甜头﹐原有的安贫乐佛﹑不思进取﹑超度来世的宗教观念因而被轰毁。不言而喻﹐藏干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藏总的气候（天）固然恒古不变﹐但城镇及其周围与公路沿线的小气候（局部的天）却变了﹐那里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道）也会跟着变﹐这就是皮亚杰所说的“顺应机制”（后文详述）。
注释﹕
家园 5﹑藏族精英恩将仇报 5﹑藏族精英恩将仇报
城里的中青少年藏人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汉化西化了。他们爱吃大米﹑川菜甚于糌粑﹑羊肉﹐爱喝啤酒﹑可口可乐甚于青稞酒﹑酥油茶﹐爱穿西服﹑牛仔裤甚于羊皮袍﹐爱点电灯甚于酥油灯﹐爱用自来水甚于河水﹐爱乘汽车﹑摩托车﹑飞机与骑自行车甚于骑马﹐爱烧煤气灶甚于牛粪﹐爱看西医甚于藏医﹐爱学汉语文﹑英语文甚于藏文（为了经商赚钱）﹐爱住西式钢筋水泥公寓甚于石木藏房﹐爱用沙发﹑大衣橱甚于藏凳﹑藏柜﹐爱跳迪斯科甚于踢踏舞（藏族民间舞﹐跳时脚不离地﹐反复搓动﹐踢踏有声）﹐爱听爱唱港台流行曲甚于藏族民歌﹐爱去歌厅﹑舞厅甚于寺庙﹐爱看电视﹑电影﹑录像甚于转经拜佛……他们享用的这些现代文明的成果﹐全部是由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钱和汉族进藏专业人员的血汗提供的﹐而不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与智能创造的。这样一来﹐他们和中国政府及进藏汉人就难分难舍了。正因如此﹐他们就更加仇恨中国﹑嫉恨汉人。因为他们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会听达赖和西方电台﹐会喊自由﹑民主﹑人权﹑独立的口号﹐晓得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独立国家﹐中国用武力霸占了西藏﹐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中国毁灭了西藏文化﹐中国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还派出那么多汉族专业和辅助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建造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影院﹑医院﹑学校﹑商场﹑舞厅﹑歌厅﹑宾馆﹑录像馆﹑公寓楼﹑自来水厂﹑公路﹑机场……这不是殖民主义又是什么﹖何况进藏汉族专业人员还拿和藏族职工一样的高薪和津贴﹐穿的用的比藏人还洋气﹐业务与技术比藏人还好﹐新名词﹑新花样比藏人还多﹐在藏族的土地上神气活现﹐叫我们藏人怎么气得过（请回忆前文所述班禅的毫无自知之明的嫉妒心与攀比心）﹖我们藏族一定要把所有的汉人都赶出去﹐把西藏变成藏族的一统天下。我们有达赖喇嘛做领袖﹐达赖喇嘛有美国支持﹐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西藏独立了﹐美国会给我们比中国政府给的财政补贴更多的钱﹐让我们生活得比现在更富裕﹑更现代﹐就像我们从电影电视里看到的美国人那样﹗----以上的话并不是我凭空想象﹐而是我和我曾在或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在与藏族同事长期共事中听到﹑观察到﹑体验到的藏人特别是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藏人的普遍心理﹐这也就是《天葬》所说的“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一个难以思议的正比关系”（11）的由来。
我之所以在“良好教育”上面打引号﹐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尚属疑问。中国政府对藏族学生在高考中一向实行优惠政策﹐1983年西藏高考录取分数线对藏汉考生分别为100分和200分﹐相差一倍。有个藏族考生六门课总分仅为60分﹐也被录取为大学生（12）。1986年至1991年西藏对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仅为200分﹐而同年其它省市的录取分数线都在400分以上。1989年西藏大学录取的数学专业36名新生中﹐数学最高分为51分﹐最低分为12分﹐平均26分（13）（按100分为满分﹐60分及格）。西藏高考分数奇低反映了西藏中小学质量奇低。在西藏教育最发达的拉萨市﹐1989年中小学毕业生考试成绩如下（14）﹕
类别 汉文班 藏文班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小学毕业汇考 47.1 35.0% 23.1 1.0%
初一新生统考 50.9 39.6% 22.5 0.0%
高中升学考试 20.6 4.3% 9.2 0.0%
高一新生统考 25.7 3.9% 9.5 0.0%
据在西藏工作过30年的一位教师朋友告诉我﹐藏族学生的数理化生（物）成绩普遍很低。1990年高考时﹐西藏共有345名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藏族﹐此外还有西藏当地的门巴族﹑珞巴族等）考生报考理工医农类﹐占全部少数民族考生934人的37%（63%报考文科）。这些理科考生的数学平均成绩为18分﹐物理为16分﹐化学为20分﹐生物为16分（15）。学校只好降低录取分数线﹐把大量不合格的考生录取为大学生。从表面上看﹐这是藏文没有科技词汇所致。1980年以来﹐自治区教育部门花大力气编译藏文中小学教材﹐为此创造了大量藏文科技词汇﹐所以才能在拉萨市的中小学里开设藏文班。然而造词并不是简单的字母相加﹐而是塑造概念的过程。这些藏文教材里科技词汇表意的准确度及教材的编写质量都大成问题（前文已详述）。从深层看﹐它反映了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维的缺陷﹐所以藏族学生大都避难就易地报考文科﹐报考研究生者更是如此。1988年西藏高校少数民族教师共有185人﹐其中教授数理化的仅占8.65%（16）。不学数理化就无法培养理性思维﹐从而使西藏文化缺乏理性思维的缺陷更难纠正﹐西藏文化至上主义更加昌盛。
西藏的教师水平又如何﹖西藏各大学的汉族教师大都是两年一换的内地各大学援藏教师﹐难有稳定的统计数字。1987年西藏各高校共有少数民族教师185人﹐无一毕业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有66人﹐占总数的36%﹔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有119人﹐占64%。西藏各中专共有少数民族教师218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生有70人﹐占总数的32%﹔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148人﹐占68%。西藏各高中共有少数民族教师81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的36人﹐占总数的44%﹔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45人﹐占54%（17）。经过十年发展﹐有大学文凭的少数民族教师大为增加了。然而他们大多数是由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高中﹑中专与大学教师培养出来的。不难想象﹐以如此低的考分进校的藏族学生在如此低质量的教师教育下毕业时专业水平如何﹐然而他们都被当作大学生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分配工作。由于中共高度强调培养藏族干部﹐他们大多很快被提拔为官员﹐领导许多汉族业务干部。又不难想象﹐面对有真才实学的汉族同事或部下﹐他们的心态如何。他们在内心深处自然明白自己的业务水平远远不如自己的汉族同事或部下﹐但为了维护自己及藏族的面子与尊严﹐他们又要摆出比汉族同事或部下更高明或者至少一样高明的样子﹐结果不免经常出洋相﹐甚至出事故。恼羞成怒之余﹐他们恨不得把汉人全部赶走﹐那样就再也无人和他们比较﹑出他们的洋相了。所以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藏人即藏族精英越恨汉人﹐越要闹独立。
《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写道﹕“电视里西方国家的先进使看电视的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参照对象只有汉人﹐良莠并收﹐现在呢﹐参照对象由单一的汉人变成多元系数﹐有外国游客﹐有香港人和明显富有的印度﹑尼泊尔商人以及归国藏胞。于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气出在了拉萨的汉人身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藏族大学生﹐他给我说﹐如果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英国签约﹐西藏就归东印度公司了﹐西藏会和印度一样发达起来。汉人的政治灾难害了你们汉人﹐也害了我们藏人。（18）”由此可见﹐缺乏理性思维不仅妨害藏族精英学好自然科学﹐还妨害他们学好社会科学﹐使他们难以具备一个现代人必须具备的起码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常识。那位藏族大学生似乎不知道印度早在40多年前就脱离“东印度公司”独立了﹐也不知道今日的印度比中国还落后﹑贫穷﹐他单凭他在拉萨街头看见的印度﹑尼泊尔富商与富有的归国流亡藏人﹐就得出十三世达赖如把西藏卖给英国西藏今日就会像印度一样“发达”的结论﹐真叫人啼笑皆非。西藏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雪山﹐拉萨就像一口深井﹐从井底看世界﹐不免会产生井蛙观天的效应。
中共优待藏族的本意是希望藏人感恩戴德﹐结果适得其反。他们低估了西方与达赖宣传的影响﹐也忽视了人性的某些暗区。《天葬》说﹕“奇怪的是那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学’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学﹐学历越高﹐越有西藏独立的意识。（19）”一点也不奇怪。如前所述﹐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中国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地创造藏文数理化词汇﹐编篡藏文数理化词典﹐编译藏文中学教材﹐由于翻译人员的素质太差﹐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至于大学理工医农与社会科学的词汇﹐在藏文里一概阙如。那么无论在西藏的大学﹐还是在北京的大学﹐都只能用汉语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课程。藏族学生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再用非母语的汉语文学习﹐困难自然比汉族同学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将藏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降低一半﹐然而这样反而更糟糕。藏族学生入学后一开始就落在汉族同学后面﹐大多数直到毕业时都赶不上去。虽然汉族老师与同学受纪律约束﹐不敢嘲笑他们﹐他们自己心里就很不好受。如果现在还是“遣唐使”时代﹐他们只会更加钦佩﹑崇敬汉文化﹐更加虚心﹑谦恭地学习汉语文。因为那时东亚各族只知道世界上唐朝文化最发达。然而当今世界乃是信息时代﹑人权时代与文化相对主义风靡的时代。当他们从西方与达赖电台及其它渠道的宣传听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侵略了西藏﹑消灭了120万藏人﹑毁灭了伟大悠久光辉灿烂的西藏文化﹑把西藏变成了殖民地﹐中国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全世界都严厉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世界头号强国支持西藏独立时﹐他们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原来我之所以学习不好﹐在汉族老师与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不是因为我智商低﹐也不是因为藏文化比汉文化落后﹐而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殖民主义的歧视压迫﹐只有西藏独立了﹐我才不会受汉人的歧视压迫。于是他们变成了西藏独立的坚决拥护者﹐中国与汉人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种情形颇类我在文革中的见闻。文革前几年﹐毛泽东大力推行阶级路线﹐中国各大学不得不降低录取分数线﹐招收了许多学习不好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入学后功课赶不上﹐在领导﹑老师与同学特别是学习好出身不好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教导他们﹐文革前中国所有的学校都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他们顿时欢喜若狂。因为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之所以学习不好﹐在领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同学（剥削阶级孝子贤孙﹑黑五类﹑狗崽子）面前抬不起头﹐不是因为我脑子笨﹐而是因为我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为了反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迫害﹐他们便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疯狂地虐待﹑折磨﹑侮辱与迫害党委领导（放低录取分数线把他们招进大学的恩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与众教授﹐以及出身不好而学习很好的同学。可见恩将仇报也是普遍的人性暗区﹐并非藏族独有﹐特别是当有极其强大的权威以某种极为崇高的理论与口号大肆煽动的时候。这些在内地的藏族学生的心理状态与文革初的某些汉族贫下中农大学生的何其相似﹐只不过是将毛泽东的教导换成了西方与达赖的宣传﹑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换成了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而已。
使藏族学生心理失衡的因素远不止学习一项。单说汉地大都市的繁华就足以令他们由震惊﹑艳羡发展为失落﹑自卑﹐因为他们读完书就必须回西藏﹐不可能终身享受那种繁华（现任西藏自治区文教书记丹增曾为复旦大学末代“工农兵学员”﹐他在毕业时曾要求分配在上海工作﹐足见藏人对汉地大城市的艳羡与留恋）。而且越是在中心大都市如北京﹐这种失落与自卑感就越强烈。失落自卑到极点就会产生逆反心理（阿Q就经常由极度的自卑转变为极度的自尊﹐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就说﹕“你还不配”。国学大师辜鸿铭则说﹕西方人嘲笑中国人脏﹐中国人就是脏得好﹔西方人嘲笑中国女人缠小脚﹐中国女人就是缠小脚缠得好）﹐这时西方与达赖电台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就变成为他们的心理武器﹐强烈的失落与自卑就变成为对中国与汉人的疯狂嫉恨与仇视。许多来美国的汉族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也经历过类似的心理历程﹐只不过将嫉恨的对象由中国与汉人换成美国与白人而已。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还有藏族天生能歌善舞﹐不免引来某些汉族女同学的好奇。几番交往后﹐前者便试图向后者求爱﹐结果大多被拒。或者明知会被拒绝﹐根本不敢启齿﹐只在心里暗自煎熬。无论是公开被拒还是暗自煎熬﹐都被当事者视为奇耻大辱﹐都会引起极端自卑﹐于是西方与达赖电台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独立就变成了使极端自卑逆反成疯狂嫉恨与仇视的酵母。
其实这类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在西藏各单位里都有一批业务能力强的汉人挑大梁（正因如此﹐他们才被派到西藏去）。这就引起藏族同事与上司的嫉妒。这种同行嫉妒与平庸上司对能干下属的嫉妒在汉族内部也司空见惯﹐但在西藏却会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转变成民族仇恨与独立诉求。
又如西藏各单位的汉人每一年半可以回内地探亲三个月（这也成为藏人嫉妒的理由﹐如今藏人也可同样带薪离职探亲﹐虽然他们的家属就住在本单位的公房里）﹐他们回到单位时﹐就会带回来许多新玩意﹑新花样﹑新知识与新话题﹐诸如时装﹑皮鞋﹑家电﹑录像﹑CD﹑化妆品﹑流行歌曲﹑流行画报﹑都市趣事﹑明星轶闻等﹐这些自然也会引起藏族同事的好奇与艳羡。按照文化相对主义﹐这些东西和羊皮袍﹑邦锦﹑卡垫﹑酥油桶﹑经幡﹑玛尼堆﹑欢喜佛﹑转经﹑神话﹑藏戏等并无高下好坏之分。可惜绝大多数藏人并不懂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相对主义﹐无法超脱于“他妈的汉人就是比藏人文明﹑先进”的错误观念。于是产生失落自卑感﹐然后被西方与达赖的煽动逆反成民族仇恨与藏独诉求。
再如西藏的汉族职工只能生一个孩子﹐又善于安排生活﹐经济上自然比收入相同却生了两个或更多孩子又不善于安排生活的藏族同事富裕些﹐于是这也成为嫉恨的原因﹐而对汉族同事的嫉恨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很容易发展成对中国的仇恨与对藏独的响往。
甚至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也成为汉藏矛盾的原因。本来西藏的汉藏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连中央照顾不适应缺氧的汉族职工的缺氧津贴﹐天生适应缺氧的藏族职工也分文不少。然而藏人却认为中央的财政补贴是给藏人的﹐汉人到西藏来是来同藏人抢夺中央的财政补贴（我就亲耳听到这样的话）。汉族职工自然不服﹐他们中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在内地也不愁找不到饭吃。他们自愿或被迫到西藏来﹐本是为了向藏人提供现代化享受﹐为此他们在个人健康与家庭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藏人不仅不感激﹐反而说他们是来抢藏人的饭吃﹐并时时处处压汉人一头﹐更何况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本是全国汉族的血汗﹐说起来进藏汉人更有优先权。汉人自然不敢把这话说出来﹐但藏族精英也猜得到﹐于是更加嫉恨汉人﹐在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下﹐又变成对中国的仇恨与对藏独的向往。----有人可能会问﹐西藏独立了﹐中国政府就不会给财政补贴了﹐藏族精英会不知道﹖如前所述﹐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美国如此关心西藏人权﹑支持西藏独立﹐西藏独立后﹐美国一定会送更多的钱给西藏﹐让他们生活得更富裕更现代（不要忘记藏人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神话--宗教思维﹐最善于幻想）。
苏联崩溃后﹐民族主义成了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思潮。西方趁机推波助澜﹐利用民族主义肢解了南斯拉夫﹐间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还想以此分裂中国﹐西藏便成为他们的突破口。在西方的大力煽动下﹐西藏的许多精英产生了幻觉﹐似乎西藏一独立﹐他们个个都能当上总统﹑总理﹑部长﹑大使﹐到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中国政府给他们的官再大﹐也超不过省（自治区）级﹐哪有总统﹑总理﹑部长﹑大使威风﹑荣耀﹑过瘾﹑潇洒﹖
家园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天葬》举了很多诸如汉人不愿与藏人同座之类的例子﹐证明西藏问题起源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20）﹐这个观点与达赖喇嘛如出一辙。他们都回避了如下事实﹕自1980年以来﹐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生育﹑社会﹑司法各方面实行抑制汉人优惠藏人的政策﹐并让藏官掌握了绝大多数单位﹑部门的实权。即便是少数掌实权的汉官﹐受中央的“民族政策”的严厉节制﹐对藏人也万事让三分。所以今日西藏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是汉人歧视﹑压迫藏人﹐而是藏人歧视﹑压迫汉人。绝大多数在藏汉人已变成了二等公民﹐他们即便在心底里歧视藏人﹐也不敢表露出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对藏人更是万事让十分﹐所以会有那么多进藏大学生放弃工作﹑户口逃离西藏。我在西藏文联工作时﹐文联主要领导还是汉族（“老西藏”）﹐却也受尽了藏族上司与藏族同事的气。汉族上司虽然同情我﹐其官职也比欺负我的藏官大﹐却对我爱莫能助﹐他根本不敢管束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藏官。在藏官当权的单位﹐汉人的处境更为悲惨﹐时时处处（分工﹑提干﹑升级﹑评职称﹑分房﹑分福利﹑去内地出差﹑报销﹑请假等）受到歧视﹑刁难﹑排斥﹑打击﹐年轻汉女还会受到藏族上司的性骚扰。
王力雄从未在西藏的任何一个单位工作过﹐所以从未尝过被藏人倚仗权势欺负的滋味﹐也没有机会看见那种场面。他在西藏接触了大量在藏汉人﹐而有西藏户口的汉人大部分是为藏人提供现代化享受的专业人员（有的也有一官半职﹐但无实权）及其家属。他们进藏时曾经披红褂绿﹑敲锣打鼓﹐被誉为“建设边疆﹑振兴中华”的英雄﹐到了西藏却变成了受藏官奴役与压迫的现代奴隶﹐自然是一肚子气。他们在藏人面前敢怒而不敢言﹐不免要在同胞面前大发牢骚﹐于是王力雄满耳朵都是汉人嘲笑藏人的话。他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认为汉人发牢骚时描述藏人落后愚昧的话都是种族歧视﹐却看不到藏干（包括藏官与一般藏干即公务员）对汉人的种族压迫。他把汉藏关系紧张片面地归结于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既不公平﹐也不合实际﹐未能揭示西藏问题的实质。
当然﹐在西藏的汉人免不了会有文化优越感﹐即便不敢公开流露﹐也足以让某些敏感的藏族精英觉察。正如王力雄发现的﹐藏农牧习惯于随地大小便﹐他还引用吴忠信的话说拉萨市民也有这样的习惯（21）。至今拉萨老城居民也还保留了这样的习惯﹐只消到八廓街走走就可知道。从文化相对主义来说﹐这种习惯无所谓文明或野蛮。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说﹐藏农牧在荒原上随地大小便是天然合理的。然而当藏农牧在拉萨新区的商业街上随地大小便时﹐就难以用“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22）”来辩解。因为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公共卫生﹐侵犯了别人即“局外人”的人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是人权）。1983年3月胡耀邦发起“文明礼貌月”活动时﹐拉萨市政府发出布告﹐禁止在拉萨市内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等﹐还组织藏族小学生上街宣传。结果差一点引起人命案﹕有个藏族牧民在大街上小便时被小学生发现﹐后者上去劝阻时﹐前者竟拔出刀来挥舞﹐吓得后者四处逃奔。当有个汉人把这事当作笑话说时﹐我注意到未读过大学的藏人哈哈大笑﹐而读过大学的藏人眼里露出愤怒的神情。后者自然明白随地大小便是不文明的行为﹐觉得那个藏族牧民在汉人面前丢了藏族的脸。正因如此﹐他就更加仇恨不随地大小便的汉人。这一方面说明他有了民族文化群体感与荣誉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狭隘与缺乏反省精神。
也许王力雄会说那个把此事当笑话说的汉人是种族歧视。无庸讳言﹐绝大多数在西藏的汉人不懂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相对主义﹐他们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和西藏的各种事物与现象﹔就像美国人一贯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和中国的各种事物与现象一样。美国人还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观念。这里暂且不讨论在大都市的人行道上随地大小便与人类公认的卫生﹑环境﹑法治与人权观念的关系。单说按照心理学﹐用自己的价值观念评判他人是人类的共性与本能﹐连儿童都是如此。如果说汉人用汉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藏人就是种族歧视﹐那么藏人用藏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汉人也是种族歧视﹐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评判其它民族时都在搞种族歧视。换言之﹐人类的天性就是种族歧视。将种族歧视的定义宽泛到如此地步﹐的确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任何人﹑任何民族。在西藏问题上﹐则可随心所欲地打击汉人﹐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汉族对藏族的种族歧视上去。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学者对“歧视”（discrimination）的定义﹕“任何剥夺特定集团的公民权利的行为”（Any kind of action taken to deprive members of a certain group of their civil rights）。种族歧视当然是“任何剥夺特定种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种族歧视是一种行为﹐不是思想与言论。第二﹐被视为种族歧视的行为指的是剥夺公民权利﹐不是其它。上述学者对“种族主义”（racism）的定义是﹕“认为一个种族的人的智力或其它品质比其它种族的人要高。有关专家特别关切的是政权化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渗入到社会机构如教堂﹑学校﹑政府和商务。它使少数民族的成员难以参与社会和取得进步。”（Belief that people of one racial group are superior in intelligence or other qualities to people of other races. Experts on racism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stitutional racism. This racism that i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s of society like churches, schools,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is kind makes it harder for members of monority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and get ahead.）（23）。值得注意的是﹐种族主义虽然是一种思想﹐但他们强调的仍然是种族主义的行为。
从《天葬》所列举的一些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的例子看﹐有的确实是种族歧视﹐如在咸阳火车上汉族女学生拒绝与藏人同座﹑在青海汉族司机要汉藏乘客分座之类（在西藏自治区恐怕汉人就不敢那样做）﹔有的却很难说﹐可能是因为王力雄不了解西藏所致。例如他在西宁宾馆里听一藏区汉官说﹕“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还说﹕“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禁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王力雄评论道﹕“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24）
王力雄可能不知道﹐西藏寺庙里确实普遍存在同性恋。1966年我去北京串联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看到藏族学生写的大字报﹐揭发十世班禅喜欢鸡奸小男孩﹐并讥之为“佛光照耀在男孩的屁股上”。由于中共的禁欲主义政策﹐那时的青少年极其缺乏性知识﹐如果事出无因﹐他们怎么想象得出那样的事呢﹖我当时根本看不懂。无独有偶﹐平叛民改时﹐林田也在山南一个寺庙里发现﹕“叛匪在时﹐哲蚌寺来的一个参叛喇嘛要鸡奸一名年轻喇嘛﹐年轻喇嘛不从﹐被用刀子杀死了﹐还有两个小喇嘛﹐每人被鸡奸一﹑二百次”（25）。戈伦夫也说﹕“虽然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在僧人中间似乎很普遍。在俗人中间几乎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在格鲁派（即由宗喀巴开创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黄教----引者）同性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有报道说﹐对同性恋甚至给予了鼓励﹐因为这证明有关的僧人是‘独身的’----意指没有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在政府中任职的格鲁派僧人就和异性有性关系。”他还说﹐“铁棒喇嘛”（寺庙里负责治安的喇嘛----引者）“为了鸡奸而绑架男孩﹐这类事件经常发生﹐以致一些男孩不得不成群结队一起走﹐以免受害”（26）。查戈伦夫的资料来源﹐都是在旧西藏住过很长时间的欧洲人﹐如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即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的主角）﹐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他们都会说藏语﹐出版了回忆录﹐被西方称为“西藏通”﹐可见西藏喇嘛盛行鸡奸确是事实。王力雄可以说﹐在西藏文化里鸡奸不是罪恶或坏事﹐按照文化相对主义﹐那个汉官不应从汉族的道德观出发嘲笑喇嘛鸡奸。但他不能说﹐那个汉官出于种族歧视﹐对汉人捏造出来的丑化藏族的“下流笑话”“信以为真”﹐“津津乐道”。因为那个“下流笑话”的确是事实﹐所以也谈不上是种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那个汉官只是在私人场合把这个真实的笑话告诉了另一个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能被解释为剥夺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的行为。因而根据美国学者的理论﹐这不能算是种族歧视。
王力雄还说﹕“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跟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自然也就是汉人多。（27）”真是天大的笑话。卖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连古罗马都盛行嫖妓。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代中国﹐尚未“市场化”的汉族中也有的是妓女与男妓。藏族就那么圣洁吗﹖我亲耳听一位藏族老作家说过﹐旧西藏拉萨街上甚至有流浪艺人为了小费而当众表演性交的事。我在拉萨时经常听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的传闻﹐那时汉族流民尚未大量涌入西藏。纪实文学《神秘雪域》记录了一个藏人的话﹐也讲到八廓街有藏族妓女。《拉萨骚乱纪实》则写到了一个被八廓街派出所以卖淫罪收容的藏族妓女（28）。
王力雄还说﹕“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式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1989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29）”
王力雄在同书中引用过1934年被噶厦政府剜眼的原藏军总司令龙厦对1939年随吴忠信去拉萨的国民政府官员朱少逸的谈话﹕“西藏当政者愚昧无知﹐吴委员长与之讲道理讲客气﹐直如对牛弹琴﹐安能望其了解﹖彼等又如顽皮之学童﹐老师仁爱优容﹐于是学童滥交害友﹐日趋放纵﹔一旦老师赫然震怒﹐飨以马鞭﹐则学童又安分如初矣﹔试观自尼波尔人来藏﹐拉萨即成为尼波尔人之势力﹔英国人来藏﹐拉萨即成为英国人之势力﹔今中央主管大员来藏彻底解决藏事﹐实易如反掌耳﹗（30）”
细品龙厦对藏族性格的分析﹐与那位中共高级军官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话出自藏人龙厦之口﹐王力雄总不能说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吧﹖那么﹐他们在相隔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约而同作出相似的描述﹐恐怕不能说是出于偏见﹐而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质的真知灼见。再说﹐那也只是那个中共高级军官在私人场合对另一个汉人的言论而已﹐并未构成剥夺公民权利的种族歧视的行为。拉萨戒严的确是一个政治行为﹐下一章将证明﹐导致拉萨戒严的骚乱即便放在美国也会遭到严厉镇压的﹐1992年4月布什总统派兵开枪镇压洛杉矶黑人骚乱就是一例。虽然洛杉矶的黑人也打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号﹐至今还没有人指责布什总统侵犯人权或种族歧视。
假如有汉人说汉人比藏人能干与勤快﹐王力雄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然而戈茨坦却发现﹕“在西藏的汉人相当吃苦耐劳。甚至那些激进的西藏民族主义分子宁愿雇佣汉人而不是藏人﹐因为汉人的工钱低而又省却不少麻烦（比如﹐汉人在工作期间接受差的食物﹐也不要求西藏传统的礼物青稞酒）。（31）”有个藏族作家也告诉美国记者Lena H, Sun说﹕“甚至藏人也宁可雇佣汉人﹐因为汉人更能干更勤快。（32）”王力雄可能会说﹐在西藏文化里能干与勤快不是美德﹐无能与懒惰也不是缺陷。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透过歧视的眼镜去看待藏人﹐用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去衡量西藏文化﹐所以会发出那种污蔑藏人的报道。不过根据上述报道﹐似乎对汉人与藏人作出上述价值判断（汉人比藏人更能干更勤快）的也不是上述美国学者与记者﹐而是他们所采访的藏人﹐而且是藏族精英﹐莫非藏族精英自己在种族歧视藏族自己﹖再说﹐戈茨坦自己就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与教授。想必他不会不懂什么叫种族歧视与种族主义。显然他认为客观分析藏族的性格﹐指出其按美国价值观是负面的地方﹐并不算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否则天下就没有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了。
那么在今日西藏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呢﹖当然有﹐那就是中共的一系列抑汉优藏政策﹐这是不折不扣的针对汉族的政权化了的种族主义。即美国所谓的“倒过来的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这种政策经各单位的藏汉官员执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侵犯与部分剥夺汉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同工同酬----包括福利﹑医疗﹑升迁----的权利﹑平等地享受教育机会的权利﹑不受性骚挠的权利等等）。西藏的最高领导自治区党委书记虽然是汉人﹐但他受中央的节制﹐也不得不执行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汉人（哪怕是汉官）充其量只敢在私人场合对别的汉人发发牢骚﹐根本不敢在实践中违反这种政策。相反﹐他们自己都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王力雄对这种抑汉优藏的种族歧视政策视而不见﹑不置一辞﹐却对汉人私下里发的牢骚大加挞伐﹐并将其夸大成西藏问题的根源﹐可谓本末倒置。
王力雄还举了一个兵站放电视的例子﹕“只要一开电视﹐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携家带口一起来﹐把电视房挤得满满。他们听不懂汉话﹐无须保持安静倾听﹐彼此大声地喧哗议论电视画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闹﹐兵站的人也看不成电视。开始兵站的人装作关掉电视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看。很快藏民也明白这种把戏﹐关电视也不走﹐除非停掉发电机。电视必须靠发电机看﹐发电机声音成了一种信号﹐无论何时只要一响﹐周围藏民就自动到兵站集合﹐等着开电视。兵站曾经关闭大门不让人进﹐藏民却善于翻墙﹐不但挡不住﹐为了报复这种不友好的举动﹐还会从外面把兵站大门反锁﹐不让兵站的人出入。为了看电视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与藏民打过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敌众。如果事闹大了﹐变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是对军队的处分重﹐所以兵站就干脆不发电也不开电视了。”不过这一次﹐王力雄没有把这事归罪于汉兵的种族歧视﹐他很宽大地说这是“文化上的相互误解和习惯上的相互不适应更准确”。不过他仍然认为汉人必须为“我们已经习惯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计较感到羞愧”（33）。按照他的意思﹐汉兵应该天天开放这种令双方都看不成的电视（藏人听不懂﹐汉兵听不清）﹐才算高尚。假如他家住在西藏﹐不知是否愿意让大群吵吵嚷嚷的藏族邻居天天挤满他家看电视﹑弄得他自己也看不成﹖
此事虽小﹐却颇能说明问题。它形象地证明了中共的抑汉优藏政策使解放军都变成了受了藏人的欺负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二等公民﹐这与王力雄反复论证的汉人在西藏歧视藏人的结论刚好相反。如果把这件事放在美国﹐又会怎样﹖美国天天指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想必是世上最尊重人权的国家了。然而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一切要依法办事。美国的军队并无天天招待驻地周围的老百姓看电视的法定义务﹐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允许老百姓进兵站。老百姓也就不会产生去看电视的念头﹐后来也就不会为此发生冲突。即使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也要按法律办事﹐遭到法律惩处也是挑舋闹事的老百姓﹐而不是军人。中共为了讨好藏人﹐在西藏推行抑汉优藏政策﹐使藏人恃宠撒娇﹑得寸进尺﹐时时处处都要占汉人的便宜﹑压汉人一头﹐ 而且永不满足。我在西藏时发现﹐藏人借了汉族同事的钱或请后者回内地时带买东西后常常不还钱。据一位在藏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藏北只要一下雪﹐哪怕连地面都未盖住﹐就大叫大嚷“雪灾了”﹐要求中央与自治区政府拨款救济。当中共与汉人不能或无法满足藏人的无限制的欲望时﹐西方与达赖的煽动便使他们产生了对中国与汉人的仇恨以及对西藏独立的向往﹐这才是西藏骚乱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那些藏农牧倒未必会因此产生独立的念头﹐但在拉萨城里﹐事情确实如此。
家园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总数为33.6人万﹐其中藏族为26.7万人﹐占总数的80%。藏族国家职工（官员﹑普通干部﹑工人）为11.5万人﹐占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国家职工及其子女﹐如加上这些职工的父母﹐则要超过90%。其余藏族市民是政府资助的集体单位职工﹑个体户﹑个体户雇用的工人﹑临时工与无业游民﹐以及他们的家属。
1990年拉萨市民（不包括农业户口）为139810人﹐其中藏族为96341人﹐占总数的69%﹔汉族40418人﹐占总数的29%﹔其它民族3051人﹐占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们在拉萨已居住了许多代﹐以藏语为母语﹐信奉伊斯兰教。拉萨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国家职工或大学生﹐只有总人口约三万的拉萨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据198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抽样调查﹐拉萨老城户主中国家职工（包括退休职工）占老城总户数的41%﹐无业游民占38.5%（他们以摆摊﹑打零工为生﹐年均收入855元）﹐个体户占15.6%﹐农牧民占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学龄人口（六岁及六岁以上）是文盲﹐大大高于1990年人口普查时拉萨城关学龄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绝大多数老年藏人不懂汉语。最后﹐拉萨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其余都信奉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即黄教（34）（西藏佛教分黄﹑白﹑红﹑花教四大派﹐达赖喇嘛只是黄教之首）。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拉萨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农牧高得多（后者文盲半文盲占79%）﹐所以许多人听得懂西方与达赖的宣传﹔无业游民的比例比拉萨新区高得多﹐所以许多人对中国政府有怨气﹔绝大多数信奉黄教﹐所以许多人对达赖喇嘛比藏农牧还虔诚（藏农牧中不信教的高达12%﹐信教者分属四大教派）。加以地处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与流亡藏人有广泛联系（很多流亡藏人是从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后纷纷回来探亲﹐其中有许多达赖喇嘛的间谍）﹐所以历次藏独骚乱都由老城藏人充当主力﹐以老城为基地与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西藏时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过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萨骚乱时他在现场观察﹐戒严后采访了许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为什幺会发生藏独骚乱”时的话（35）﹕
“骚乱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共产党管辖下﹐我们是老百姓﹔独立了﹐我们还是老百姓﹐反正当官轮不上我们。这一回和往常一样﹐参加闹事的人有三多﹕无业的多﹐待业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产党的人﹐那是自己没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错﹐上头这几年对落实政策抓得很彻底。政策落实了﹐统战人士天天来要房子﹐国家又没有一个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里搬﹖有的被逼搬出来﹐无家可归﹐只得投亲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周围的房子﹐约七﹑八个平米）。这些过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而是租给内地来做买卖的。一般房租每月一角季四百块钱﹐当然我们现在比民主改革前还是好多了。那时住不上房子﹐还得交耳朵税。
“年轻人的教育无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强盗也无人管﹐家里没办法﹐政府又不管﹐怎么可能不闹事呢﹖
“我们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业工人﹐工资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价格涨得这么厉害﹐哪里受得了﹖75年时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涨到10.5元﹐怎么吃得起呢﹖牛肉也是这样﹐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它的物价也是见风涨。
改革好﹐我们都拥护。改革后可以信教﹐可以做买卖﹐想做什么都可以﹐也不怕头上戴帽子﹐不怕说错话挨批斗。过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垫和藏柜﹐都做起来了。但是开放不好﹐开放使内地的汉族生意人都涌到拉萨来了﹐他们像饿鹰似的﹐恨不得连肉带骨头把什么都吞进去﹐赚钱的本领贼大。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被他们都赚去了﹐生意都被他们抢去了﹐开放不好﹐一点都不好。
“一闹起来﹐日子一点也不安稳﹐心慌得很。经常有传单贴在门上﹐‘吃糌粑的站出来﹗’‘赶走汉人﹐西藏要独立﹗’独立之后﹐也是山那边的人回来当官儿﹐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但独立之后我们能见到益西罗布（指达赖喇嘛----引者）。
“我49年就当基层干部﹐不是图享受﹐是信共产党。这么多年﹐讲良心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但是共产党的模样却不如过去好看了。干部到底为谁﹖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大长官现在跟谁亲﹖广播里喊的和实际做的也不一样。老百姓人口越来越多﹐住房却越住越小﹐儿子女儿都长大了﹐工作却不能都得到安排。现在什么都要考试﹐当个清洁工人都要考试﹐考扫把﹖30年了﹐共产党办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个八年就心里发热。现在呢﹖难说……我们这一片500多户﹐16个党员﹐党员和家属没有参加﹐只有十个青年参加了﹐出自七户人家。一个30多岁﹐其它都是20上下的待业青年。这些青年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了﹐叫他们不要闹﹐孩子们说﹕‘你给我工作呀﹗’”
改革开放﹐群众有一句话﹐“自己的家乡空着的﹐光辉照亮了别人。”内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萨﹐除了念经和背尸体送天葬台不会干之外﹐其它什么都会干﹐抢了当地人的饭碗。本地的裁缝﹑鞋匠都很失望。改革开放﹐引进人才和技术﹐而不是劳务输出。我们这儿的劳力多得很﹐首先要眼于本区群众的利益。现在内地各个省区都分得那么清楚﹐寸土不让﹐更何况我们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队。市场管理人员﹐对钉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赶得跑来跑去﹔对那些大户却亲热得像贴牛粪饼﹐唤他们“阿伯喂﹗”
拉萨居民住房难。这几年国家拨款﹐修了不少居民楼﹐但主要是分给干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线暗﹐还有很多摇摇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这些房子主人没办法﹐有时成群打堆地住到城关区的会堂里去。可是你站到布达拉宫上往下一看﹐东边﹐北边﹐黄黄的一片尽是小院子加楼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盖得那个漂亮呀就跟壁画上一样。请问普通老百姓谁盖得起﹖请问你几十年不吃不喝工资加起来有多少﹐能盖得起小宫殿一样的花园楼房﹖
鸡下蛋还得有个窝﹐没有窝怎么下蛋﹖现在居委会什么也没有。一个月十块钱办公费﹐连电话费也不够付。手无寸铁﹐发了根电警棍﹐又没电﹐不如烧火棍。居委会现在只有打狗的权﹐扫地的权﹐挂牌子的权。骚乱一闹起来﹐连你的扫把都拿跑了。有人说居委会搞土政策﹐但我们的土政策是为了贯彻洋政策。一个月开两次会﹐不来扣副食补助﹐当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个不剩地都来了。后来群众说﹐“亏得你在大会上讲了这么多﹐要不我们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们居委会在这次骚乱中只有一个人参加。群众都庆幸得很。戒严﹐是对坏人的打击﹐对群众的保护。过去群众举起双拇指说﹕“解放军好﹗”现在有的武警同志检查证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来。解放军检查了证件还向你敬个礼﹐还扶老人﹐这一扶就把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的音译----引者）的威信扶起来了。
城市管理最基层是居民大院。这次骚乱发生后﹐达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组的组长用身子堵住大门﹐大声喊道﹕“谁也不准出去﹗谁出去我揭发谁﹗”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后这个大院因为清清爽爽﹐没伤人没死人﹐大人小孩又围叫他“波啦”（爷爷）﹐打心底里感谢他。可是居民组长一分钱津贴也没有。逢年过节干送一条哈达﹐有时一点点酥油﹐真拿不出手。群众反映﹐以前开会太多﹐一个礼拜三﹑四次﹐现在又开得太少了﹐大家像河滩上的沙子﹐捏不拢来。
我们的党政机关﹑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机关有没有抹油的﹖税务﹑工商﹑城建被砸﹐群众出气﹐是否政策上有问题﹖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了﹖不正之风﹐走后门﹐执法犯法﹐贪污腐败等现象﹐连骚乱分子都在议论呢。共产党经营了30多年﹐还是有威信的。对违法乱纪﹑欺压群众的典型处理一批﹐威信就又起来了。
从收容审查的情况看﹐17岁至28岁的占7%左右﹐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堆龙德庆一个女学生说﹐我数学本来学不好﹐老师非要叫我学﹐我在班里骚乱一下﹐西藏独立了﹐我就不要学数学了。
还有个骚乱分子说﹕西藏独立了﹐汉人都走了﹐中央给我们的钱就不会给汉人赚走了。
短短几段话﹐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从1984年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兴建43项工程后﹐大批汉族﹑回族与其它民族的个体户追随施工人员到西藏经商﹐这本是西方向中国推荐的市场经济法则所致。达赖喇嘛与西方人权卫士一贯指责他们是企图淹没藏人的非法移民﹐那么到中国去经商﹑投资的西方商人又算什么﹖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国去赚钱﹐中国内地的商贩为何不可以到中国西藏去赚钱﹖这些内地商贩自然要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像西方商人一样赚取商业利润。这就使一向看惯了国营商店的低物价的藏人大为愤慨（国营店的物价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补贴的结果）。藏人一方面挡不住汉回个体户出售的国营店里没有的新潮产品（时装﹑皮鞋﹑家电﹑化妆品﹑美食﹑家俱等等）与时髦娱乐（摇滚舞会﹑卡拉OK﹑黄色录像等等）的诱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钱。在他们看来﹐汉人天生只应送钱给藏人﹐怎么可以赚藏人的钱呢﹖连那个藏独英雄都承认﹐他的钱是中国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国政府称为中央）给的﹐但他竟然认为西藏独立后中国政府还有义务送钱给藏人﹐可见在藏人心目中﹐中国政府与汉人包养藏人是天经地义的﹑永世不变的。如今汉回个体户竟敢赚藏人腰包里的中国政府给的钱﹐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藏族市民既离不开汉回个体户﹐又恨透了汉回个体户。每次骚乱都首先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连达赖喇嘛1993年5月25日发表的声明在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用催泪弹驱散打砸抢烧的骚乱者）的同时﹐也不得不对藏人袭击汉人商店表示遗憾。他甚至说﹐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独运动（36）。藏人对汉回个体户的态度与北京上海市民既离不开个体户的商品﹐又嫉恨个体户发财的眼红病如出一辙﹐可见人性都一样。只是汉人恨个体户﹐发发牢骚而已。藏人却把藏独骚乱当成了发泄这种眼红病的绝好机会。
《天葬》证明了﹐汉回个体户在西藏赚的主要是中国政府给西藏职工包括藏族职工的钱（37）﹐这是那个藏独英雄也承认的。由于西藏的行政大权已交藏官掌握﹐汉回个体户要在西藏赚钱﹐就必须向税务﹑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贿﹐把他们赚来的钱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藏官﹐方能得到与维持营业执照。后者拿到了贿赂﹐自然对他们格外亲热﹐于是藏人也迁怒于他们﹐连他们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国学者与记者也发现﹐藏人在工作态度﹑技巧与对报酬的要求方面都竞争不过内地来的汉族流民﹐连藏族个体户都宁可雇佣汉人。这本是市场规律所致﹐然而藏人竞争不过汉人﹐自然又是满腔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就发现西藏牧场严重超载﹐西藏的畜牧业已经到顶了。中国政府给藏人的钱越来越多﹐藏族人口也越来越多﹐可酥油牛肉由于自然资源限制无法同步增产。按照市场法则﹐其价格自然会飞涨。进藏汉人吃不惯西藏的酥油牛肉﹐他们吃的是内地运去的猪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场出售﹐中国政府既不经营也不收税。它们涨价与汉人及中共毫无关系﹐却也被藏人认为是中共与汉人的罪恶﹐成为藏独骚乱的诱因。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给昔日的阶级敌人﹑今日的统战人士落实了政策﹐后者反而不参加骚乱。《拉萨骚乱备忘录》就写到一个贵族公子去印度见了达赖喇嘛﹐后者要他留下﹐他宁可回拉萨。而昔日的翻身农奴被剥夺了胜利果实（房子）﹐就去参加骚乱。骚乱者最恨统战人士﹐骂他们是“藏奸”﹐要砸政协。这里可能也有眼红病在起作用。中共从其“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教条出发﹐只顾讨好早已威风扫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无号召力的旧贵族﹐却忽略了经过文革训练的﹑敢闹敢打的平头百姓﹐结果吃了大亏。
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文革前与文革中根本无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赚﹐难以给高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发薪机会。无业游民与待业青年自然满腹怨恨﹐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天生应该把他们包养起来的﹐藏独骚乱就成了他们惩罚﹑报复中国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党政官员也像内地的一样腐败﹐而且由于天高皇帝远而更加腐败。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占西藏党政官员的80%以上﹐由于中共在纪律约束上也实行抑汉优藏政策﹐也由于汉官谁也不想在西藏养老﹑繁衍子孙﹐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占好公房的绝大多数是藏官。藏人羡在眼里﹐恨在心里。这与内地汉人痛恨官倒与腐败的原因是一样的﹐然而各自的结论却大不一样。汉人认为要根治官倒与腐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所以他们参加或支持八九民运﹔普通藏族市民并无这样的政治常识﹐他们不知民主为何物﹐单知借藏独骚乱发泄对藏官腐败的怒气。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汉藏人性何其相似乃尔。
藏官们何止多占好房﹑从事官倒而已﹐他们贪污腐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称为新的“三大领主”。这笔账自然也要被藏人记在中国政府身上。有好几个藏人告诉我﹐他们宁愿要汉人当上司﹐因为汉官处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时深有同感。1983年我曾去樟木口岸采访﹐亲睹回来探亲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关过境的情景。汉官对他们的态度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藏官则盛气凌人﹑趾高气扬﹐把他们呼来喝去﹑任意斥责﹐似乎他们都是些犯人。对流亡藏人中有点“身份”的﹐经统战部门打招呼﹐则奴颜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鲁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8）”可见人性哪里都一样。
家园 续7 1988年3月骚乱后﹐西藏某部门对参加了1987年9月27日与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骚乱的某居民区的190人作了一次调查。其职业分类是﹕
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127人﹐外地来拉萨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干部职工14人。
对127名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再作分类调查﹐结果如下﹕
1）独立者（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12人﹐占9.4%﹔
2）复仇者（对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占10.2%﹔
3）发财者（趁火打劫）17人﹐占13.4%﹔
4）出气者（因为物价﹑住房﹑税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满的）29人﹐占22.8%﹔
5）盲从者与胁迫者（受藏独分子煽动或胁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独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来﹐把吃大米的赶走”﹐挨家挨户敲门﹐要他们参加骚乱﹐并说如不参加﹐将来达赖喇嘛回来了﹐就要严惩他们﹐许多藏人就跟着参加。过后告诉中共警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幺要参加﹐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跟着别人喊﹐跟着别人打砸抢烧。盲从者的人数这样多﹐几乎占一半﹐似乎不可思议。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会干部的话﹐就可明白这是真的。那话说﹐有个居委会在骚乱前把居民叫来教育了一番﹐结果该居委会只有一人参加骚乱。还有个居民大院在骚乱时有个老工人出来拦了一下﹐结果无人参加。戒严后未参加骚乱的人衷心感激这些居民干部﹐可见藏人的盲从心理何等强烈）55人﹐占43.3%﹔
6）精神病患者一人﹐占0.8%（39）。
上述有明确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与对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还不及出气者多﹐那些盲从者估计也有莫名之气要出。我在文革中发现﹐越是贫穷﹑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欢跟别人瞎起哄﹐越是喜欢趁群众性骚乱之机攻击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种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见﹐藏独骚乱也像八九民运一样﹐成了许多藏人对各种使他们不满的现象的泄愤口。这些现象中有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美国也有通货膨胀﹑贫富悬殊﹑雇工竞争﹑失业﹑贫民窟等）﹐有的是专制政权特有的（腐败﹑特权）﹐有的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无止境造成的。中国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养起来﹐藏族市民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它满足其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并把一切不满----包括中学生学不好数学----都归咎于中国政府。
每次大骚乱后﹐中国政府都要给藏族职工加薪﹐控制物价﹐拨出巨款加盖住宅﹐免费分给藏人特别是骚乱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萨老城总共只有8000多户居民﹐却有2000多户在1988年至1990年搬进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户搬进了新房（40）。既然骚乱能够立竿见影地带来巨大的物质好处﹐那么藏人自然越闹越起劲﹐中国政府只好再增加好处﹐结果形成了闹则生利﹑越利越闹的循环。1993年5月中国政府在西藏放开粮价﹐这本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粮本与粮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对象﹐在中国内地也已放开粮价﹐没出任何问题。为了照顾藏人﹐中国政府同时给全体藏族市民粮食补贴﹐这可是西方都没有的仁政。不料藏人嫌补贴少﹐于5月24日在拉萨示威。开始只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接就高呼“西藏独立”﹐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政府最怕藏人闹独立﹐虽然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和要求独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意味着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有义务包养他们﹔要求独立意味着不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有骨气﹐就不应该用汉人的臭钱。他们还用石头袭击汉回个体户﹐虽然后者与放开粮价毫无关系（41）。由此可见﹐藏族市民确确实实被中共的包养政策宠坏了﹐就像被父母宠坏了的小孩一样﹐动辄以哭闹逼迫父母满足其无理要求。
当邓﹑胡﹑赵制订与推行怀柔政策时﹐一厢情愿地认为藏人的思维方式也和汉人一样﹐是实用理性﹐因而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中共密不可分﹐从而自觉服从中共的统治。他们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大大低估了达赖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美国的幻想。加以中共历来喜欢进行虚的政治宣传和学习运动﹐诸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却很少进行实的利害关系教育运动。汉人从实用理性出发﹐会自觉考虑利害关系﹐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诉藏人﹕你们现在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都是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独立了﹐你们就要回到旧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们以为美国会出大钱包养你们﹖看看俄国和东欧的榜样吧﹐他们变天后美国给了多少施舍﹖
- 复 续7
家园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8﹑中共藏官反對獨立
如今不僅一般藏族幹部﹑職工和市民對美國﹑達賴和藏獨充滿幻想﹐連中共自己培養的藏族官員都在兩頭討好﹐大耍兩面派。許多藏官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留學。
許多藏官白天在機關裡說黨話﹑做黨事﹐儼然是黨的好幹部﹔晚上在家裡卻對著達賴喇嘛的相片頂禮膜拜。1986年以來﹐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下令黨員不得信教﹐幹部不得把子女送到達蘭薩拉去（已經去的要叫回來）﹐還命令公安部門收繳幹部黨員家裡的達賴相片﹐結果走過場。據知情者告訴我﹐許多藏官把達賴像放在毛澤東像的背後﹐白天讓毛像朝外﹐晚上翻過來。中共培養的藏族第一個音樂指揮家俄珠多吉則別出心裁﹐把達賴像放在貝多芬像的背後。前幾年﹐西藏歌舞團團長去香港訪問﹐西方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藏族的精神支柱﹐回來後也無人過問。西藏文化廳廳長強巴平措在“地專班子調整”時﹐被揭發有三大問題﹕一是把文化廳的女演員當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過達賴喇嘛的哥哥活動德國文化機構邀請他訪問德國。陳奎元認為前兩件都是小事﹐第三件不是一般問題﹐結果也只是將他平級調任實權較小的西藏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1989年3月拉薩騷亂時﹐中國政府決定從3月8日零點起戒嚴﹐3月7日晚上7點廣播。為了保密﹐胡錦濤於3月7日下午5點才將此決定傳達到廳局級幹部﹐可是騷亂分子在下午兩點半就在衝賽康市場宣佈﹕今晚中共要行動﹐我們馬上撤退（42）。這說明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常委中就有人在暗中煽動﹑指揮藏獨騷亂。流亡藏人的電腦新聞網World Tibet Network News發表的西藏新聞有許多是中共的機密﹐事後被證明是真實的﹐可見達賴特務已經成功地打進了中共西藏核心領導機構。然而中共至今對他們連立案偵察都不敢（我在西藏的朋友告訴我）﹐拉薩戒嚴後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與常委裡無一人受到處分。中共對於自己豢養的﹑吃裡爬外的藏族奴才尚且如此害怕﹑不敢嚴加管束﹐又怎能指望藏族百姓服從它的統治﹖
誠然﹐中共藏官吃裡爬外與其說是為了效忠達賴﹐毋寧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可以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其加緊撤退漢官﹑提拔藏官﹑加撥財政補貼﹐達到陞官發財的目的﹔強巴平措裡通達賴集團﹐可以去德國公費旅遊。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指出﹐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除了同化機制外﹐還有順應機制（accommodation）﹐即經過一定的調節過程﹐使自己的認知結構部分或全部順應新事物。中共藏官特別是中高級藏官長期受到中共的訓練與漢官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已經順應漢人的實用理性﹐懂得冷靜地計算利害關係﹐利用中共的綏靖心理為自己牟取暴利。他們暗中煽動和指揮藏獨騷亂﹐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嚮往西藏獨立﹐更不意味著他們盼望達賴喇嘛帶流亡政府回藏奪權。果真那樣﹐他們豈不就得下台﹐失去中共給他們的地位﹑權力﹑特權﹑高薪﹑津貼﹑汽車﹑華宅﹑警衛﹑僕人﹑醫療﹑旅遊﹑妃子﹑賓館﹑豪宴……﹖相對於思維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是更為深層﹑更為穩固的東西﹐某些中共藏官為了自己現世的榮華富貴﹐反對達賴喇嘛回藏掌權﹐但這並不妨害他們為了超度來世而偷偷頂禮膜拜達賴相片。他們的邏輯仍然是﹕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農奴或奴隸﹑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騷亂時任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康巴翻身農奴子成對秦文玉說﹕
『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這是我們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則。民憤極大的打砸搶分子﹐也必須查明實據﹐證據確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騷亂﹐三路匯合在大昭寺廣場﹐北路﹑南路﹑東路領頭的是誰﹖打旗的是誰﹖總指揮是誰﹖必須一個一個查明實據﹐人證物證﹐鐵證如山﹐然後提交法律判決。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骨幹分子必須嚴懲。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捲進去18個縣﹐搶糧食倉庫﹐殺解放軍﹐打砸搶﹐這一次加了個“燒”。69年在藏醫院靠西的大語錄牌上出現了“西藏獨立隊”的傳單﹐後來很快破了案。……
有個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說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獨立了﹐首先要爆發內戰﹐康巴人與衛藏人﹐山那邊流亡藏人與山這邊的紅藏人﹐首先要打內戰﹐藏族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藏王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還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據﹐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頭藏民的大災難呵。』
時任武警拉薩支隊上校政委的翻身農奴曲達告訴秦文玉說﹕
『59年咱們沒有原子彈﹑沒有氫彈﹐只有一桿槍外加一個小背包。人家有噶廈政府﹑有軍隊﹑有幾千座寺廟﹐還有國際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時咱們國家打過了抗美援朝﹐也挺窮的。但那時人心齊。群眾對黨的話百說百信﹐能把心掏出來點燈。
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群眾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邊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情況就有些變了。黨政機關的作風變了﹐軍隊的好作風慢慢也有點丟了。黨和軍隊的威信都沒法跟從前比了。不錯﹐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後開始變的。我們和老百姓過去的關係是魚和水﹐現在呢﹐有點像雲和水。三大法寶還要不要﹖當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無主無從。放羊還得看頭羊呢。黨的建設恐怕是帶頭的。從根本上端正黨的作風﹐提高黨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黨的建設帶了頭﹐黨的政委黨的組織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有了一個新氣象﹐與此同時再抓槍桿子和統戰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這次騷亂少數黨員幹部也捲了進去﹐相當一部分人觀望同情態度曖昧。有一個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和經理打包票﹕本單位沒有一個人參加騷亂﹐結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個﹐還搜出“青年大會黨”的綱領﹐還有燒貨物的汽油箱。媽媽的﹐我們的人在為誰說話﹖有意無意地在掩護誰﹖去年3月5日騷亂﹐公安武警戰士受傷300多人﹐犧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後兩天的騷亂中﹐公安武警戰士又受傷400多人﹐犧牲一人。傷亡這麼大﹐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那麼大﹐部份幹部群眾還很不理解﹐對我們還有意見。有人認為公佈的騷亂分子和圍觀群眾16人死亡的數字打了埋伏。天曉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觀事實﹐那麼死16人與死17﹑18或更多一點並不會改變問題的性質。當然並不排除有的騷亂分子受傷或死亡後隱匿不報這種情況﹐但根據我們的6所醫院及各個渠道匯總的情況﹐千真萬確死亡者只有16人。現在最讓人難過的是真話受人懷疑﹐流言卻總信以為真。我們有些幹部戰士包括我自己﹐有時真想罵娘﹐或者躲起來哭一場。這裡我透露一點軍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點軍事秘密吧。被騷亂分子用小口徑步槍打傷的兩名戰士所在的九中隊﹐那天面對那樣嚴峻的局面﹐戰士手裡拿的不是槍而是盾牌和木棍。犧牲了一名班長的三中隊﹐有35名戰士端槍﹐另75名戰士拿著木棍。說起來外界簡直不相信﹕戰士們手上的那35桿鋼槍﹐卻沒一粒子彈﹐全部都是空槍﹗集中保管的1400發子彈全部由一名排長背在軍用背兜裡﹐排長坐在200米開外的汽車駕駛室裡。我們的小戰士就是這樣端空槍衝鋒﹐眼睜睜地用胸膛面對飛石與槍彈﹐眼睜睜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軍隊﹐我不知道有誰打過這樣窩囊的戰爭﹐我們對不起的是這些小戰士的父母和他們的親人……（43）。』
這裡姑且不論細節的真偽﹐單說這兩位中共藏官的立場﹑感情﹑思維與語言﹐就可看出他們已完完全全漢化﹑黨化了。這種完全徹底站在中共立場上的藏官我在西藏接觸過很多﹐例如我在西藏文聯時的上司﹑文聯副主席﹑中共黨員﹑藏族作家益西單增在1987年10月1日騷亂後﹐在《西藏文學》1987年10月25日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斥“獨立”的夢囈》﹐下面是其全文﹕
『打一塊石頭六毛錢﹐打呀﹐笨蛋﹐想到要錢就得動手。這真是賺錢的好機會﹐千載難逢。六毛錢是一盒煙也是二兩酒哪﹐只有傻瓜才不幹。朝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們的頭上﹐朝那些公安人員們的頭上﹐朝那些敢於阻擋的人群頭上﹐朝那些把頭從窗戶裡伸出來的人身上﹐朝那些手拿相機和錄像機記者的臉上﹐朝區黨委大門的牌子上﹐區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朝那些看得不順眼的任何人的腦袋上……。
錢發動的世界奇跡出現了。為了抽一口煙喝一口酒的乞丐們懶懶地站起來去揀石頭﹔流竄而來的盲流們歡喜若狂﹔還有那些打扮得很時髦的無業地痞﹐幾方面的人精神一下子振奮起來﹐幾分鐘內變成了拉薩街上的僱佣軍﹐變成了效忠分裂分子的衝鋒隊。
帶著宗教感情而在政治上一竅不通的長袍大漢﹐赤裸雙臂﹐拆下馬路邊沿的大塊水泥磚﹐碰撞粉碎﹐供應長驅直入的打手們。街上的有的房門突然打開﹐從裡面倒出一堆又一堆幾天來準備的大量石子。吼喊聲如狼﹐比狼聲更尖更犀利。打不還手的武警指戰員迴避﹐無奈石子如雨﹐他們一個個地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八角街﹐染紅了人民路﹗
披袈裟的人很懂行﹐掀翻汽車是為了漏油﹐一把火黑煙沖天﹐十幾輛汽車和幾十輛摩托頓時化為灰燼。“來呀﹐誰讓你藏在樓裡﹐出來打呀﹐誰不打兩天後會有人來找你算賬﹗”是泥沙﹐又是旋風﹐大有顛倒乾坤之勢。衝擊派出所﹐搶走收留在那裡的犯法分子。電視機﹑錄音機﹑卡墊﹑地毯﹑戶口檔案﹑居民身份證﹐還有槍支彈藥。各取所需﹐各顯其能。如此“西藏獨立”。頃刻間子彈在燃燒的火光中頻頻爆炸……大樓﹑商店變成了殘牆斷壁。
家园 续8 “西藏獨立”好不威風。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十月一日。分裂分子中風大喊﹕“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我以為太陽被雪山獅子旗遮住了﹐我以為地球發生了逆轉﹐仔細一看﹐原來只是牆頭上的草在風中動了一動﹗
不知是什麼時候學會了笑裡藏刀----微笑著接近你這個記者﹐還說﹕“你的照相機真不錯﹐給我看看﹗”你一交給他﹐他立即把相機擲在地上粉碎﹕“狗雜種我要你的命﹗”如果你稍遲半步﹐石頭就要砸破你的腦瓜﹗某些個洋人受到分裂主義分子的歡迎﹐什麼相機﹑錄像機請儘量使用﹗
當宗教感情變為第一的時候人要發瘋﹐一個披袈裟分子狂呼“獨立”﹐挽起胳膊倒上汽油燃燒汽車。這真是英雄形象﹐怎能不激動人心﹗不過﹐他早就想去自殺﹐而且也不是為了這個“獨立”。一個女的把光屁股對準消防車﹐硬是阻止了去救火的消防車的四個輪子﹗
分裂分子拿起衝鋒槍亂掃﹐無辜的孩子﹐少女倒在血泊裡。搶商店﹐搶行人的自行車和手錶。“西藏獨立”的十八般招式都用了出來﹗
雪山獅子旗﹐寫“西藏獨立”的標語滿街都是﹐奇怪的是願當分裂分子的人都不懂“雪山獅”是何原意﹐“西藏獨立”又是什麼東西﹗有一種人說“蒼蠅也是肉”﹐有人想吃蒼蠅便跟隨而去﹗
“西藏獨立”喊了幾十年﹐難道它真是那麼迷人嗎﹖就像第一次吃口香糖的人那樣﹐還想吃一次嗎﹖政教合一的達賴政權和他的噶廈政府﹐領主是領主﹐農奴是農奴﹐還想獨立到那裡去呢﹖所以﹐歷史上喊叫的“獨立”其用意是擺脫中央政府的領導﹐去投靠殖民主義者的懷抱﹗有的群眾說得好﹕“有的人總不喜歡吃自家鍋裡的肉﹐非要去喝外人碗裡的湯﹗”
那麼﹐現在又搞“西藏獨立”﹐它的意義何在﹐它有什麼好處﹖人民是追求光明與幸福﹐如果“西藏獨立”比社會主義好﹐比社會主義光明和幸福﹐那我們就沒有話說了﹐我們應該去追求真理。人總是嚮往好的嘛﹐大多數人總是能夠分辨好與壞嘛﹗可是﹐分裂分子的主張或者叫想幹的事﹔第一﹐把達賴喇嘛請回來﹐繼續當他從前的政教合一的總頭目﹐不是皇帝的皇帝﹐不是總統的總統﹐政治加宗教﹐奴役加鞭子。那麼往下又該怎麼做呢﹖就算滿足了追求者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願望﹐又如何過日子呢﹖分裂分子的有一句話說得很徹底﹕“各歸各﹐聽從命運的安排。”解釋應當是這樣的﹕過去的領主仍舊去當領主（共產黨拉攏的例外）﹐過去的農奴當農奴﹐烏拉差役制度不變﹐各就各位。當然﹐“那些有功的”（分裂分子）﹐大部分要變成新領主﹐要做“人上人”﹗舊社會所安排的命運是不能變了﹐解放前是什麼樣子就按那個樣子辦﹐你解放前穿什麼就穿什麼﹐吃的是什麼就吃什麼﹐住什麼樣的房子就住什麼樣的房子﹐現在的一切要全部廢除﹐這叫做“純純正正地做個藏族人﹐做個信教徒。保存藏族特色﹐保存古老文化﹗”美國的有些先生叫嚷這是“人權”。那好﹐既然有人想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們就召集一個萬萬人的大會﹐讓大家舉手表決﹐看有哪些人聽從“人權”的安排去當領主﹐哪些人願意放棄現在的生活去當農奴和奴隸﹗讓我去當奴隸我是不幹的。在共產黨的解放下我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權利和幸福生活﹐我才不把受奴役當作什麼“人權”的追求﹗叫我去當領主我也不幹﹐我自己幹活吃飯﹐為什么還要去欺負他人和剝削他人﹖﹗
歷史是個鐵面無情誰也不能搬倒的巨人﹐你想要“西藏獨立”﹐還要問問歷史幹不幹﹖如果歷史說我願意倒走﹐倒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那麼﹐太陽也就會從西邊出來了﹗
我敢肯定地說﹐過去當農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願再去挨鞭子。佛教是與人為善的﹐為什么要打人呢﹖群眾說﹕“我們是信教徒﹐但舊社會我們是羊﹐領主任意宰割我們。現在我們能充分地信仰宗教﹐我們已經是過上好日子的人了。可是﹐現在還有人想把我們當成羊來往狼群裡趕﹐用心太惡毒了﹗”
“西藏獨立”的第二種做法是﹕趕走共產黨﹐趕走漢人﹐殺掉所有反對獨立的人﹗那個時候西藏也就真的清靜了﹐由現在的幾個無人區變成幾十個無人區或者幾百個無人區。農奴制度幾百年沒有抓住人心﹐共產黨政府幾十年就使西藏人民心服口服。
數一數吧﹐分裂分子﹐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恐怕你們的人還沒有西藏現有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商樓大廈﹑公路﹑街道多﹐你們會有什麼膽量和能量﹗“我們要自治﹐我們要獨立﹗不要中國人﹐也不要外國人﹗”稀稀落落的幾個分裂分子﹐叫你們去拆共產黨領導下幾十年來建設的人手都不夠﹐還想把世界倒過來﹖你們不想要的﹐人民群眾非要不可。 你們想把已經覺悟了的翻身農奴再趕回到原始人的蠻荒生活當中去----男不男女不女﹐遮上不遮下﹐遮下不遮上。冠之以美名﹕“人權”﹐想靠個別美國人來標榜和搶救﹐這是當今最大的幼稚﹑狂妄和無能﹗我是歡迎你們按照“人權”去修行的﹕“獨立就是跟外界的一切斷絕關係﹐像喇嘛修行一樣長年住在山洞裡。”你們不能打倒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與你們根本不是一條心﹗“修行”是你們的唯一出路﹗
“西藏獨立”的第三種前途是去請外國人來幫忙。請求給點援助﹐給點錢﹐開恩賜福﹐可憐可憐。這是必然的﹐因為農奴制度的幾百年﹐沒有給西藏的經濟和建設帶來福音﹐相反是貧窮和衰敗。農奴能生產的一點東西都讓寄生虫們拿去了﹐還能留下什麼錢﹖﹗現在的群眾說得好﹕“祖國母親每年給八九億錢來建設西藏﹐還有哪一點對不起西藏人民﹖”可是分裂分子說﹕“不去要漢人主動給的﹐而去要自己願意討的﹐這叫普度眾生﹐真正信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去指導西藏的政治﹐難免要出現袈裟加牛仔褲﹐尼姑跳迪斯科的事情。洋人從來不白給錢和東西﹐你不跟他走﹐他就要你的命﹗在歷史上許多侵略分子想霸佔西藏﹐儘管西藏山高缺氧﹐但畢竟是旅遊的好地方﹐單是紫外線晒黑皮膚這一門生意﹐就能使臉色慘白的洋人把算盤珠子從一撥到十。
西藏能夠獨立嗎﹖能讓西藏獨立嗎﹖我敢斷定﹐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別的任何集團和個人制定不了比現在更好的西藏的社會制度。如果你不信﹐咱們再舉例子比較﹐該對比的都拿來對比﹗』
姑且不論該文的黨八股腔﹐也不論文中的奇思異想和奇特邏輯（他自己不喜歡口香糖就認為別人也不喜歡﹔他認為洋人之所以支持西藏獨立﹐是因為看中了西藏陽光強烈﹐可以晒黑他們的白皮膚）﹐單看它所表達的立場與感情﹐無庸置疑﹐是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的。我在西藏時同益西單增朝夕相見﹐對他極為了解﹐深知他是個只要有官做連自己的親娘老子都可以出賣的大官迷。他什麼宗教也不信﹐只信權力拜物教。他當然明白﹐只有中共才會把他這種不懂藏文﹑只會用漢文寫作的藏人捧為“著名藏族作家”（讀者從上文即可見其漢文寫作水平之一斑）﹐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幾乎年年給他頒獎﹐還讓他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1984年）。所以他會堅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邊反對達賴喇嘛與藏獨騷亂。
與他類似的還有我的老相識﹑現任西藏作家協會主席的“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扎西達娃。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母親是漢族﹐按照中共的政策﹐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族別。他選擇了藏族﹐因為中共給藏族許許多多優惠與特權。事實上﹐西藏的漢藏混血兒個個選擇藏族。如果真像達賴喇嘛與王力雄說的那樣﹐藏族時時處處受漢族歧視﹐他們都應該選擇漢族才對﹐為什么要選擇據說是“二等公民”的藏族呢﹖扎西達娃雖然享盡了作為藏族的好處﹐出盡風頭﹐官運亨通﹐連連得獎﹐頻頻出國（美國與德國）﹐卻與益西單增一樣不懂藏文﹐只能用漢文寫作。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決不會承認不會用藏文寫作的藏人為藏族作家的﹐更不會給他們高官厚祿﹑榮譽地位﹐所以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以“藏族作家”自居自傲﹐客觀上卻只能靠漢族為生。
又如前西藏大學校長﹑現西藏民族學院院長次旺俊美是北京師範大學1970屆畢業生﹐由於文革影響﹐只讀了一年書﹐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也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一個既無學位也無學術成果的人竟然可以當大學校長﹐還被中共吹捧為“藏族青年學者”﹐真是天下奇聞﹐舉世無雙。所以雖然他出身貴族﹐卻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因為他知道﹐只有中共才會給他高官厚祿﹑榮譽地位﹑華宅轎車與出國機會。假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手下有的是歐美大學的博士﹑碩士﹐哪裡輪得到他當大學校長﹖
再如現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廳長德吉措姆﹐平生只在《西藏文學》上發表過一篇漢文短篇小說﹐還是由編輯根據她提供的文理不通﹑別字連篇的故事重寫的﹐居然也被中共吹捧為“藏族女作家”﹐讓她以此頭銜參加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她果然不負所望﹐很賣力地為中共說話（44）。
“西藏流亡政府”的機關刊物《西藏通訊》1998年9-10月號發表的《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援引西藏林周縣扎嘉寺兩喇嘛(已逃亡印度)的話說﹕“1997年中共派來由十餘名藏人官員組成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進駐他們的寺院﹐寺院方面看到來者全部是藏人﹐以為不會像其它寺院那樣強制他們批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寺院也可以避免其它許多寺院被強行關閉的厄運﹐因此立即騰出幾間僧舍供他們居住和辦公﹐並盡力招待週到﹐在發下來的學習材料中大部分是有關中國憲法的精神與一些有關條款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寺僧們為了避免寺院被關閉而硬著頭皮死記硬背有關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期望以此能過關﹐但不曾想到中共政協成員﹑工作組的首領一個叫降巴的藏人開會說我們要和達賴喇嘛針鋒相對﹐我們與達賴喇嘛是敵我矛盾以及其它許多讓僧侶們痛心的言論﹐迫使寺僧離開會場返回各自的僧舍。考試時﹐這個降巴又威脅說﹕寺院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實踐自由能不能享受要看你們對反分裂和批評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表現。”可見達賴方面也承認確有中共藏官堅決反對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
大多數中高級中共藏官都像他們那樣具有明確的利益意識﹐他們與中共之間雖也勾心鬥角----那是奴才看準了主子軟弱可欺而趁機敲詐----歸根結底仍然是只有在中共的卵翼下才能作威作福的家奴。
中共培養的藏族高級幹部的素質之低劣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在西藏時聽目擊者描述過這樣一個場面﹕有人去自治區文化廳聯係工作﹐受到當時的廳長格桑楊剛的刁難﹐氣得破口大罵﹕“你們文化廳的女演員都是破鞋﹐呸﹗”廳長大人毫不示弱﹐馬上回敬他一個“呸﹗”那人再回敬廳長大人一個“呸﹗”廳長大人再回敬他一個“呸﹗”兩個堂哉皇哉的藏官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互相“呸”起來﹐就其次數﹑響度﹑射程﹑流量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抗賽。堂堂西藏文化廳長都像個沐猴而冠的跳梁小醜﹐其他藏官的文化素質可想而知。
1990年人口普查時發現的西藏幹部的文化程度如下（45）﹕
教育水平 專業人員% 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 辦事人員%
文盲半文盲 6.3 7.5 3.7
小學 39.2 33.4 20.7
初中 22.0 21.5 39.7
高中﹑中專 23.7 25.3 29.3
大學 8.8 12.3 6.6
總計 100 100 100
表中的“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即黨政官員﹐“辦事人員”即一般公務員﹐“專業人員”即業務幹部﹐中共將這三類人統稱為幹部。這表未將漢族與藏族分開﹐是個缺陷。1996年藏族與其他西藏少數民族幹部在西藏（三類統稱的）幹部中佔74%（46）﹐如前章所述﹐藏官的比例一定會高於這個比例﹐藏族專業人員的比例則會低於這個比例。無論如何﹐藏族都要佔大多數。根據我的經驗﹐藏官與藏幹的平均教育程度均低於漢官與漢幹。現在假設漢藏幹部的平均教育程度相同﹐那麼上表也可看作藏官與藏幹教育程度的分類統計。從該表可以看出﹐藏官中有7.5%是文盲半文盲﹐小學與初中的佔54.9%﹐高中專與大學的僅佔37.6%﹐其素質可想而知（且不說文憑與實際文化程度之間的差距）﹔而藏族專業人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中竟也有6.3%是文盲半文盲﹐61.2%是小學與初中程度﹐大學程度的只有8.8%﹐真是不可思議。如前所述﹐西藏高校6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中專68%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西藏高中54%的少數民族教師沒有大學本科文憑。中共為了向外界顯示其“提拔藏族幹部與培養藏族人才的偉大成就”﹐或者叫做“藏族幹部茁壯成長”﹐採取了揠苗助長的辦法﹐把大批文盲半文盲與小學初中畢業生提拔為官員﹑科研人員﹑工程師﹑教師﹑醫生﹑農藝師﹑記者﹑編輯﹑經濟師﹑技師﹑獸醫等﹐可謂世界奇觀。不過後者並不會因為有了響亮的頭銜而在一夜之間具備相應的才干與能力。天下也只有中共才肯豢養這些廢物﹐離開了中共的卵翼與漢人的血汗﹐這些飛揚跋扈﹑不學無術的寄生虫如何生存﹖
- 复 续8
家园 再续8 可笑的是﹐由於中共一貫執行抑漢優藏政策﹐對藏官與藏幹只許吹捧與嘉獎﹑不許批評與懲處﹐這些中共豢養的寄生虫還以為自己真的具備了與其頭銜相稱的才干與能力﹐千方百計地﹑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漢官與漢幹。他們中雖也有不少頭腦較清楚的人明白自己與中共的利益聯係﹐但也有不少人糊裡糊涂﹐對達賴喇嘛充滿幻想﹐以為西藏獨立了自己還可以陞官發財。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1996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六屆四次會議黨員大會上說（47）﹕
『必須鄭重指出﹐在我們黨的隊伍裡﹐在反對達賴分裂主義集團﹐批判達賴﹑打擊分裂主義勢力的嚴肅政治鬥爭中﹐還存在思想不一致﹑步調不統一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達賴的本質認識模糊﹐在反對達賴集團的鬥爭中﹐有的人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站在反對達賴集團的立場上﹐沒有站在維護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立場上﹐黨內也時常出現消極的﹑不負責任的甚至錯誤的言論。在反對分裂鬥爭中﹐我們不僅面臨同分裂分子的鬥爭﹐也面臨內部思想不一致的問題。
達賴是什麼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當站在什麼立場上看達賴﹖李瑞環同志講得很清楚﹕“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身為共產黨員﹐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去頂禮膜拜﹖放棄了同達賴集團的鬥爭﹐西藏的穩定就不可能實現。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必須正確認識達賴集團的本質。達賴集團拼死進行分裂活動﹐是其階級本質決定的﹐也迎合西方敵對勢力遏制中國的需要。達賴集團對於我區的破壞力和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這不僅僅取決於達賴集團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能量﹐更重要是看我們反分裂鬥爭的水平和威力。達賴集團之所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肆虐﹐也在於我們的認識有差距﹐打擊力度有時還不夠﹐政治敏銳性不強﹐政治鑒別力不高。有些黨員認為批達賴是冒犯神靈﹐要得罪群眾﹐自己不作鬥爭﹐還對黨和人民的鬥爭存有非議﹐這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如果把達賴看成是宗教上的偶像﹐在反分裂鬥爭中﹐迴避對達賴的批判﹐就不可能在政治上領導群眾向以達賴為首的分裂主義集團作堅決有效的鬥爭。我們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宗教權威。』
從陳奎元的口氣不難看出﹐確實有許多藏族黨員幹部把達賴喇嘛當成宗教偶像﹐暗中頂禮膜拜。至於說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出於“現世靠中共豢養﹐來世靠達賴超度”的想法﹐並不希望西藏獨立﹔有多少人是堅決要求西藏獨立的﹐恐怕誰也弄不清。
當然﹐不信佛教﹑反對藏獨的藏人仍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蘇聯崩潰後﹐民族主義已成為世界潮流與新興宗教。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班（Eric Hobsbawn）指出﹕在教育程度落後﹑民眾缺乏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當原來的獨裁統治消解以後﹐語言與種族的認同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唯一的價值。與宗教類似﹐民族主義是屬於簡單的﹑明確的﹑直覺式的信仰﹐比複雜的政綱與憲法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低的民眾所理解與接受（48）。何況還有達賴與西方電台在日夜不停地煽動西藏民族主義。藏人或者把達賴喇嘛看作民族領袖﹐更加起勁地鬧事﹐堅決要求獨立﹔或者用民族自治為武器﹐更加積極地排斥漢人﹐在中共體制內牟取權﹑名﹑利。西藏自治區政府駐內地各辦事處歷來是進藏漢幹的安樂窩﹐前不久﹐在藏幹的堅決要求下派出了藏官去領導各駐內辦事處﹐以監督與控制漢幹在內地的活動﹐可見藏幹的排漢情緒已強烈到何等地步。我在西藏時就發現﹐即便是真心反對達賴與藏獨的藏官如益西單增之流也照樣千方百計排斥﹑刁難﹑壓制﹑打擊漢族幹部﹐特別是其中學歷高﹑能力強的﹐有時到了不可理喻﹑喪心病狂的程度。我不知道其動機是業務上﹑生活上的嫉妒﹐還是民族主義﹐也許是兩者的複合。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漢族內部的地域之見也何等利害﹐以致各路軍閥只信用本省籍人士（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粵系﹑滇系……）﹐無情排斥外省籍人士﹔而藏人內部的地域之見（前藏﹑後藏﹑藏北﹑西康﹑青海﹑甘南……）也毫不遜色（藏語分三大方言區﹕西藏﹑西康﹑青海﹐其差異不亞於漢語各方言）﹐可見排外情緒原是人的本性﹐而且往往和文化素質與封閉程度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