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当年给发到西藏去了,对藏人甚无好感,有些观点较偏激,特别是对藏干,但许多观点,还是可取的,特别是一些基础资料和视角.

1﹑“大西藏”的神话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威胁藏人作为独特民族的生存。在西藏的东部﹐中国人口远比藏族人口多。举例来说﹐在我出生的安多省（指青海省----引者）﹐根据中国统计﹐有250万中国人﹐但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比藏人多。（1）”如前所述﹐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那样的资料。

三年后出版的达赖自传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其结果是﹐在我国的东部﹐中国人比藏人多。以我的出生地﹑现被划入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国的统计﹐现有250万中国人﹐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表明﹐中国人也比藏人多。（2）”前面的话一模一样﹐最后一句话把“中国官方资料”悄悄改成了“我们的资料”﹐可见达赖喇嘛自己造谣心虚。

达赖喇嘛这里说的“西藏”当然是指“大西藏”。王力雄对达赖喇嘛说“大西藏”内有750万中国人深感困惑。他说根据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与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1987年西藏自治区汉人只有78800人﹐即便加上一﹑二十万流动人口﹐也不过二十几万﹐怎会超过自治区的藏族人口190万﹖按照同书的数字﹐即便在“大西藏”----西藏自治区加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与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152.1万（占总人口的26.9%）﹐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王力雄认为﹕“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指中国政府----引者）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之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3）

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4）扉页的“大西藏”地图（该地图当然是达赖方面提供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仔细对照﹐就可发现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不仅包含了西藏自治区﹐还囊括了整个青海省﹑半个四川省﹑半个甘肃省与四分之一个云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其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包含如下非藏地区﹕

青海省的西宁市与海东专区（主要居民是汉族与回族）﹑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自治县﹐还有一个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云南省的怒江栗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许多汉人县如平武﹑宝兴﹑石棉﹑盐边等﹔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汉人居住的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县﹐还有甘南汉人县如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

除藏族外﹐在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内还居住着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僳﹑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东乡﹑羌﹑维吾尔﹑保安等17个非藏民族。达赖喇嘛说他们都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又是弥天大谎。众所周知﹐1949年前的青海省主席马麒﹑马步芳父子都是回民﹐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曾在1932年击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进犯﹐又在1935年消灭了中共红军的西路军。可见青海的回民决不是中国政府移民过去的。达赖喇嘛自己也明白﹐把上述16个非藏非汉少数民族都说成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是无人相信的﹐所以他故意含糊其辞地把他们都叫做Chinese（中国人）﹐从而给西方人以他们都是汉人的印象﹐制造“汉人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指“大西藏”）淹没藏人”的神话。

那么“大西藏”内的汉人呢﹖众所周知﹐早在两千一百年以前﹐丝绸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就已经是西汉皇朝的领土----凉州。比松赞干布定都拉萨﹐建立第一个藏族国家吐蕃王朝早了七﹑八百年（我把松赞干布建立的吐番王朝称为藏族第一个国家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族有文字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可见此前藏族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传说中的历史﹐不足为凭。第二﹐藏族的政权从松赞干布开始才与西藏周围的国家如中国唐朝与尼泊尔发生交往﹐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即发生外交关系并获得国际承认。此前藏族传说中的赞普只能算部落酋长﹐算不得国王）。唐王昌龄诗《出塞》云﹕“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关就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朝建立的玉门关。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竟然把自古以来属于汉人的河西走廊也划进了“大西藏”﹐足见其领土野心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让我们再来看被达赖喇嘛叫做“安多省”的青海省。达瓦才仁说﹕“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而汉族迁入更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汉族最早进入青海是新朝的王莽﹐曾拓边到青海并设立西海郡﹐徙犯人屯田﹐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5）”这话自相矛盾。王莽新朝在公元9至23年﹐达瓦才仁既然承认汉族那时已在青海设郡屯田﹐又怎能说“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呢﹖

看来达瓦才仁对青海的历史十分无知﹐有必要多花点笔墨介绍青海历史。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祖先是三苗﹐原居湖南衡山附近。舜将三苗迁移到三危（今甘肃境内﹐敦煌附近）﹑河关（今兰州附近）西南地区﹐在赐支河（今青海东部黄河弯曲处）沿岸定居﹐其活动范围东起陇西﹐西迄黄河源﹐南下青藏高原﹐西北达新疆中部。羌人的后裔至今仍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

青海的第二代移民是汉人。公元前121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754年）﹐西汉皇朝设立令居塞（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以控制河湟地区。在湟水沿岸筑西平亭（今西宁）﹐设置临羌县（今西宁市境内）﹑破羌县（今青海乐都县境内）﹑浩门县（今青海民和县境内）﹐还设护羌校尉管辖羌人并屯田。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在青海三角城（今青海海晏县境内）设置西海郡。1944年10月在三角城遗址挖出一个花岗石虎﹐下有石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国X河南”九字（第七字不清）。这“始建国”是王莽称帝后第一年年号。600多年后﹐松赞干布大臣吞米桑布才仿照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字母。

王莽死后﹐西海郡废弃。公元25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608年）﹐东汉皇朝在青海除了恢复原有的临羌﹑破羌﹑浩门三县外﹐增设安夷县（今西宁市东）﹑白土县（今民和县南）﹑龙支县（今民和县境内）﹐又分置临羌县为西都县﹔公元210年设西平郡（今西宁市）﹐复置护羌校尉﹐管辖青海羌人﹐并移民屯田。那时松赞干布与吐蕃王朝尚未诞生﹐何来达瓦才仁所说的“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汉人比藏人更有权利说﹐青海自古以来就是汉人的地方。

三国年间﹐魏国继续以西平郡管辖临羌﹑破羌﹑安夷﹑白土﹑浩门﹑西都等县。

青海的第三代移民是鲜卑----土谷浑。公元280年﹐辽东鲜卑慕容氏迁移到阴山﹔公元310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23年）﹐再迁到甘肃南部﹑青海与四川北部﹐与当地羌人融合﹐以土谷浑为称号﹐以西晋为正统。《北史》《土谷浑传》云﹕土谷浑“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围千余里”。唐王昌龄诗《从军行》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诗中“桃”字左边应为三点水﹐我的中文软件没有这个字）这桃河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内﹐按照达瓦才仁的逻辑﹐土谷浑也有权说﹐青海与甘南自古以来是土谷浑的土地﹐可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其后裔了。

公元596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7年）﹐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世伏。公元609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24年）﹐隋炀帝亲自率军赶走土谷浑首领伏允﹐在土谷浑首府伏俟城设西海郡﹐在赤水城（今青海南部）设河源郡。隋灭后﹐伏允重返青海东部。公元640年﹐唐太宗以弘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诺曷钵。次年﹐文成公主经青海入藏时﹐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夫妇为文成公主沿途建行馆﹑设盛宴﹐赠送厚礼。

青海的第四代移民才是藏人。公元660年左右﹐吐蕃王朝恩将仇报﹐袭击土谷浑。663年诺曷钵﹑弘化公主夫妇逃到凉州﹐向唐朝求援。670年唐朝派薛仁贵率军入青海﹐帮助土谷浑收复失地﹐大败。公元734年唐使张守圭﹑李行韦与吐蕃使者奔布支会同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分别立碑为界。不久﹐唐蕃战事又起﹐唐将哥舒翰屡败吐蕃﹐封西平郡王。《唐书》《哥舒翰传》云﹕“吐蕃盗边﹐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披靡﹐虏骇走﹐只马无还者。逾年﹐筑神威城青海上﹐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故唐西鄙人诗《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唐军东调﹐吐蕃趁虚而入﹐于757年占领鄯州首府西平（西宁）﹐760年占领廓州（青海东部）﹐只在这时﹐藏人才控制了青海全境。然而好景不长﹐吐蕃王朝于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后即告崩溃﹐此后四百多年﹐西藏陷入群雄割据﹑争战不休的极度混乱之中﹐直至被蒙古人征服﹐没有统一的政权。

公元1099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置陇右节度。公元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设陇右都护府﹐是为西宁这一地名的起源。

青海的第五﹑六代移民是蒙古人与蒙古人带来的中亚穆斯林(回族的祖先)。公元1372年明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1375年至1397年在柴达木地区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归西宁卫统辖。清朝年间青海东部属于甘肃省﹐西部由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辖。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青海东部仍属甘肃省西宁道﹐西部由青海办事长官管辖。

1929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以西宁为省会﹐由孙仲良任省主席。同年中原大战爆发﹐孙率军东去﹐回民马麒代省主席。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趁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国难（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派军进袭青海与西藏交界的玉树地区﹐被马家军击败。1936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1938年正式任省主席﹐直至1949年逃亡台湾（6）。

由此可见﹐中国皇朝最先将青海纳入中国版图﹐治理青海的时间也最长。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青海﹐青海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省。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1949年青海已有70多万汉人﹐只有43万8千藏人（7）。达赖喇嘛总不能说﹐那70多万汉人也是中共移民吧﹖既然青海自古以来是汉人为主的土地﹐此后无论有多少汉人迁入青海﹐藏人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达赖喇嘛借口青海境内有藏人而企图吞并整个青海﹐就像希特勒借口捷克境内有德意志人而吞并捷克一样无耻。

本书第八章开头引用过噶厦政府1949年11月4日给英国的呼吁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的省份兰州（原文如此﹐当为甘肃----引者）﹑青海和西康﹐因为这些省份邻近西藏边境﹐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发信﹐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可见那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省﹑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甘肃省﹑包括甘孜与阿坝藏区在内的西康省都是中国的省份。

戈伦夫指出﹕“历史事实是达赖喇嘛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从未统治过西藏自治区外的藏族居住区。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愿意签字放弃对它们的权利。（8）”戈茨坦也说﹕“无论如何﹐大西藏的目标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西藏已有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未曾统治过那些地方﹐也难以想象中国会将四川﹑青海﹑甘肃与云南的大片土地交出来。那里的许多汉族与回族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很久就定居在那里了。（9）”连一贯坚决支持藏独的美国人权组织亚洲观察委员会都说﹕“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关于750万汉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居住在一些区域例如西宁这个青海省会城市中的汉人﹐这个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就不属于藏族﹐而且位于由各类藏人﹑半藏人自治地区所组成的藏族居住区域之外”（10）。

达赖喇嘛把那么多自古以来就是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粟﹑东乡﹑羌﹑保安﹑维吾尔﹑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等17个非藏民族的土地统统划入“大西藏”版图﹐自然会使藏族人口在“大西藏”内变成少数。按照他的地图﹐“大西藏”内何止750万“中国人”（上述17个非藏民族）﹖单单河西走廊就有好几百万汉族居民。达赖喇嘛在地图上吞并了那么多其它民族的土地后反咬一口﹐诬指“中国移民”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正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民族”（11）。借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说﹐他的指责是“一种卑鄙而令人遗憾的遁辞”（12）。而所谓“大西藏”不过是俄国极端民族主义狂人日里诺夫斯基的“大俄罗斯”（包括整个苏联﹑东欧的大部﹑伊朗﹑阿富汗与美国的阿拉斯加）的翻版。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讲话与自传里都说﹕“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地在其它地区运用。本世纪初﹐满洲人还是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与传统的民族﹐现在满洲只有两至三百万满洲人﹐却有7500万中国移民。（13）”达赖喇嘛大概从来没有读过中国历史﹐所以不知道满洲人入关后﹐曾用武力向汉族地区大量移民（做官﹑驻军）﹐从而抽空了自己的家乡。满清政府还派出许多蒙古兵去汉族地区镇压汉人﹐使蒙古人口空虚。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抵御俄国的侵略﹐满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与鼓励汉族迁入满洲﹑内蒙古与新疆﹐甚至派出“垦务大臣”去内蒙古督办此事（14）。1912年内蒙古的汉人达到100万﹐超过了蒙古人80万（15）。满洲人走得更多﹐汉人去得自然更多。满洲人作为中国的统治民族﹐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传统﹐这也是汉人（达赖喇嘛所谓的“中国人”）的罪过吗﹖

尤为奇妙的是﹐达瓦才仁竟然把其它民族也说成是藏族。例如他说青海的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藏人”（16）﹐以此证明青海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的土地。他为什幺不把汉族也说成是“不信喇嘛教的藏人”呢﹖那样就可以把全中国都划入“大西藏”的版图了。

第四部：新的冷战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22

如前所述﹐邓﹑胡﹑赵自1980年以来在西藏实行怀柔--绥靖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安抚藏人﹑稳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从西方特别是美国那里赢得“尊重西藏人权”的好评﹐缓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与压力﹐在经济上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其结果也像用巨款安抚藏人那样适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观众围聚的国际拳台上﹐中共虽是势力强大的一方﹐却因为规则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进行裁判﹐频频得分的倒是对西方规则游刃有余的达赖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蹒跚﹐破绽百出﹐不断被动挨打﹐丢尽脸面。（20）”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拳台上之所以只输不赢﹐并非达赖喇嘛的拳术多么高明或多么精通比赛规则﹐而是西方裁判极不公正﹐毫无遮掩地袒护达赖喇嘛﹐从而使中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赢。

记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说过﹕当东方学会了西方的游戏规则之后﹐西方就修改游戏规则。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岂止修改游戏规则﹐他们采取绝对有利于达赖喇嘛的双重标准﹐或者干脆就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地给中国政府横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顾达赖喇嘛自己都承认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实﹐把打砸抢烧的藏独骚乱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顾他们在自己国内也镇压暴乱的事实﹐谴责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这不是对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第20条“每个人都有和平集会的自由”的公然篡改与双重标准吗﹖至于说他们毫无保留地﹑不厌其烦地重复达赖喇嘛的谎言﹐诸如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中国侵略西藏﹑消灭了100多万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违背了起码的公正原则与客观态度﹐令人想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句话。

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是如此。联合国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宣言》（21）第二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根据这一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第六条与第七条却规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与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普遍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第二条﹐时而引用第六﹑七条﹐从而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的时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时候﹐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飞机去轰炸﹑派军队去弹压塞尔维亚人。

西方也从不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独立﹑不支持法国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与大西提独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美国总统曾公开反对）﹑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独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独立﹑不支持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与锡克独立﹑不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独立﹑不支持俄国的车臣独立﹑不支持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独立﹑不支持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独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独立﹑不支持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独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独立﹐也不承认已自行独立25年之久的“北塞普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他们单单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吗﹖

不难看出﹐西方的双重标准是为冷战服务的。凡是他们的冷战对象国内闹独立﹐他们就一概支持﹔否则就反对。当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宣布独立时﹐德国抢先承认﹐还向他们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结果自食其果﹐德国被迫接受了20万波斯尼亚难民。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德国要遣返他们﹐他们却赖在德国不走。当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亚独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决权----要求独立时﹐西方却坚决反对﹐不惜大动干戈。因为塞尔维亚人是俄国的传统盟友﹐禁止他们独立与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东扩一样﹐是为了遏制俄国的势力。虽然俄国已经“民主化”并得到了西方的赞扬﹐但西方仍然把俄国看作军事上的头号敌人。由此可见﹐即便中国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会拿它当“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独立的借口是人权问题﹐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500多名巴斯克独立分子关在监狱里﹐占该国该族人口的万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还派出暗杀小分队追杀巴斯克独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镇压库尔德独立分子----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甚至越过边境到伊拉克境内追杀库尔德游击队。据土耳其军方宣布﹐自1984年到1998年﹐土耳其消灭了39900名库尔德独立分子（24）。西方各国领导人与议会对此或者装聋作哑﹐或者轻描淡写﹐从未施加过像他们在西藏问题上施加过与正在施加的那么大压力。更未像他们对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那样以武力威胁﹐强迫其撤军。因为西﹑土两国都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盟国。印度曾经血腥镇压锡克族的独立运动（英迪拉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其锡克卫兵刺杀的）﹑正在血腥镇压克什米尔穆斯林的独立运动。斯里兰卡正在血腥镇压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并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尔妇女刺杀的﹐他们母子两代总理都死于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对此也装聋作哑﹑轻描淡写﹐因为印﹑斯两国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也持双重标准。

有鉴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实现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25）”西方人权卫士也终于认识到滥用自决权的危害了。1996年6月21日﹐我在德国波恩“汉藏对话会”上作完报告后﹐有个德国学者站起来说﹕“西藏独立的法律根据并不充分﹐要说西藏与中国在历史上毫无关系﹐那是胡说八道。《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都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我们不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忘记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所以我赞同徐先生的意见﹐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独立。”

世界上共有两三千个民族﹐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有三百多个（26）﹐却只有一百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岛国外﹐世界上170多个国家里﹐只有不足一打的国家是语言与民族单一的。而即使是它们﹐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包容一个种族（27）。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决﹑独立建国﹐那还得了﹖国界如何划﹖领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决﹐那么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陷入种族战争﹐那将是人类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国政治学家Eric Hobsbawn指出的﹕由马志尼在十九世纪创立的民族主义信念----每个民族应该形成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是永远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的危机﹐并不是万灵妙药（28）。为了人类生存与世界和平﹐西方人权卫士只好将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束之高阁。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对“西藏人权”的特殊关心就显得格外可疑。

且不说美国国会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决议案与外交授权法把西藏叫做“被占领的国家”﹐也且不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还要求中国让全体藏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进行“自决”﹐单说西方对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的谴责﹐实际上就是要逼迫中国允许西藏独立。试想﹐如果中国政府听任藏独分子在拉萨打砸抢烧政府机关﹑商店学校与警察平民﹐其后果当然是听任藏独分子占领拉萨﹐宣布西藏独立。某些西方人权卫士碍于国际公法﹐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们只是关心西藏人权﹐而不是支持西藏独立。但他们所谓的“西藏人权”﹐其实就是打砸抢烧﹑分裂中国与西藏独立的代名词﹐只不过转了一个弯而已。

西方在其它许多问题上对“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指责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国成语Catch 22。Catch22本是美国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发表的小说的标题﹐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飞行员不停地飞行而不要求休息﹐说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说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须继续不断地飞行。Catch 22从此变成了美国成语。据《美国遗产成语词典》的定义﹐Catch 22就是“永远不可能赢的怪圈或悖论”（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没有工作经历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历（29）。把Catch 22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未免冗长拗口﹐我想称之为“怪圈22”更简洁传神。

比如说﹕《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3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小标题下说﹐“发现----国会发现﹕”“九﹑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十﹑中华人民共和国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

这两条单独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谬绝伦。正因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到西藏去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话局﹑电台﹑公寓楼﹑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路﹑飞机场﹑输油管﹑加油站﹑商场﹑饭店﹑电影院﹑舞厅﹑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通讯机构﹑运输机构﹑科研机构﹑维修机构﹑管理机构……提高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样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却被叫做“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派大批汉人去西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呢﹖又会被指责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要逃脱美国的议员先生们的谴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藏人只消对着这个灯说一声“我要电灯﹑电视﹑电影﹑电话﹑自来水﹑煤气灶﹑公寓楼﹑医院﹑学校﹑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商场﹑舞厅……”那些东西就会自动出现﹐毋需中国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去西藏。可惜自从《天方夜谭》的时代消逝以后﹐伊拉克就不再生产阿拉丁的神灯了。中国政府无从进口阿拉丁的神灯﹐自己又不会制造﹐只好顶着“损害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这就叫做怪圈22﹐教中国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远无法逃脱“侵犯西藏人权”的罪名。

顺便说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责也像它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的指责一样﹐是从达赖喇嘛那里听来的。达赖喇嘛在1987年9月21日演讲“五点计划”时﹐就大肆指责“中国的移民政策”﹐后文将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