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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家园 【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两年半，经历了一个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体验了播种者的期望和收获者的喜悦，也感受了劳动的繁重和生活的艰辛；认识了一个个终生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也结交了众多同舟共济的知青朋友；见证了那些发生在1976年的重大事件，也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统一高考。可以说，我世界观的形成，人格的塑造，以至一生的命运，都与这段时期紧密相关。回首这段生活，我没有诅咒、怨恨和忏悔之意，却满怀感激、珍爱和思念之情。或许，因为我是个幸运者？倘如此，那么我对同时代所有那些不怎么幸运的人们心怀理解、同情和祝福。
西西河的朋友，当你随这个系列与我一同置身于那段历史的河流，希望你能分享我的这些情感，并祝你漂流顺利，愉快而又安全地到达终点。
一. 我的农家生活
我插队的资中县银山区明心公社，位于川西南的丘陵地带。公社机关大院就在成渝铁路和公路旁边，附近有个叫茅店子的火车站，沿铁路和公路往成都方向二十里是县城，往重庆方向二十里是银山镇。我插队的第十二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在沱江河畔，其200余亩地一大半是由河水冲积而形成的平坝，这在丘陵地带，自然条件算是相当好的了。我们大队有6个生产队，除了第五小队与我们平分这块坝上平地外，其余四个队都在山坡上。我们生产队有近200口人，孙姓人家占了一半，周姓有一小半，加上一些别的姓氏。
我们的生产队长姓孙，我下乡的第一天，父母和几个同学送我来到生产队时，首先认识的就是孙队长。他将我领到距他家仅十几米的知青住房，并把我介绍给已经来了一年的一个姓蔡的重庆知青。后来，孙队长请我们在他家吃饭，新鲜的米饭和蔬菜，大家吃得都很香。但我知道，农村平时都要吃杂粮，因此很有些替队长心疼。饭后，父母对孙队长说了一些拜托的话，就和其他人一起回内江去了。后来队长告诉我，母亲给了他一些钱和粮票，我也就心安一些。
知青住房共有三间，典型的四川农村风格，土墙，麦秸顶，虽然很土，但确实冬暖夏凉。我来之前，蔡兄住在中间一间，东边一间作厨房，西边一间由一个工作组的人员住着，我来后暂时与他共用。那时国家经常从城镇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农村开展工作，我碰上的这位就来自内江的一个单位，但他不久就走了。西边这间房比较大，后来生产队决定用来做学习室，于是把东边那间的灶和水缸打掉让我住进去，而在前面中间搭出一个蓬，两端没有封闭，另砌两座灶，安放一个水缸，做为我们的厨房。我们房前有一口一亩大小的水塘，蓄水一米多深。塘里的水平时供人在里面洗东西，倘遇干旱，就可放一些到低位的水田里去。水塘的北面是路，常有人来往；南面有一片繁茂的竹林，背后住着好些人家。再往后就是山坡，坡上有大队的民办小学和赤脚医生工作室。
我第一年的生活由国家保障，每月领8元钱，还可购买45斤大米。一年后按国家规定以1.5人的比例参加生产队分粮，享受对知青的优待。但是生产队分的粮，稻谷只占三分之一弱，其它的是红薯，玉米和小麦等。另外我有1.3分（约90平方米）自留地，可自种蔬菜和粮食。比较困难的是缺乏做饭的燃料。我们那里的农村都是使用柴禾灶，以风干的农作物秸秆为主。每农家房子侧面和背后的墙边，都整齐地排列着玉米秆、麦秆、稻草、甘蔗叶等等。有些人家也有碳灶。知青个人单独做饭，一口大灶，热效率低，分得的秸秆很不经烧。后来有个冬天撑不下去了，只好向家里求援。父母给我带来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然后托人在二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了蜂窝煤，要我自己去挑回来。我去的那天很冷，回来的路上还下起了雨雪，百来斤的担子挑在肩上孤独而行，此种艰辛，是平生很少体会过的。
我来后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早晨六，七点左右，天刚见亮，队长就扯起高亢的喉咙吆喝大家出工，同时，他分派好各组的劳动项目和地点，以及所需的工具。干两小时活后，才回家吃早饭。多数家庭都有人在家把饭做好了，但像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就得抓紧时间自己做。吃过饭，上午九，十点再出去干3个多小时，中间有一次短暂的休息（四川话叫歇干）。中午歇息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夏天。然后下午干3个多小时，中间又有一次歇干，快到天黑时收工。年轻时体力好，一天的活干下来并不觉得累，晚上还借着煤油灯看看书，写写毛笔字，写信，写日记等等。
集体干活比较有乐趣。我们生产队不乏有见识的人，光高中毕业回乡的就好几个。其中一两位喜欢发表议论，于是长与抬杠的人就总是不乏对手。有些消息灵通的人会传播社会新闻，自然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家长里短永远也说不完，与性有关的话题也总是能找到发表的机会。四川人很会利用多义的字词来隐喻成年男女之间的那些事，这在农村就更加普遍。有那么几个人，经常是大家打趣逗笑的对象。这些人或者好吃懒做，或者怕老婆，或者娶不上媳妇，总之与一般人有别。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劳动力被分成两拨，一拨是身体强壮的男人（一级），他们承担最重的农活，一拨是妇女和不那么强壮的男劳动力(二级)。但有时这两组人也会合在一起干活，这时气氛就更活跃一些。
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家的劳动时间由记工员登记在册。具体记工方法是，早上算一歇（班），上下午各算两歇，全勤就是五歇。每天下午最后一歇时，记分员就拿出记分簿，让大家报自己当天的出工时间。多数人都报“没担过”，意思就是没误工，而少数误一或两个班的，就会报出“四歇”或“三歇”来。我如果误工的话，一般都是早上，特别是寒冷的冬天，不想从床上爬起来。由于我们生产队的效益不错（以后会提到），十个工分值有一元钱上下的价值，大家的出工积极性是很高的。按劳分配除了劳动时间外，还需计入不同劳动强度、技能，甚至态度的差别。这是通过自报公议的方式来进行的。每过一段时间（通常是半年），生产队的所有劳动力就会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决定每个劳动力的工分值。最高的十分，最低的六分，每个人自己先报一个数，然后看有没有不同意见。一般情况下，大家比较自觉，与别人比一比，自然知道自己的斤两，与其报高了被降下来丢面子，还不如客观点，值多少就报多少。有自己报低了，被加分的，但报高的基本没有。我开始几个月在二级组干活，技能自然差一些，就只报7分，后来换到一级组，最高也只到了8分的位置上。这就是说，当我拿8分时，如果不误工，一天的劳动大约有8角钱的价值。
另外有些特种农活，像用牛耕山坡上的地，就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单独干。而平坝的地是请大队机房的两个师傅用手扶拖拉机来耕犁，每年春秋两季各有那么两三天。此时要安排一户人家专门给他们做饭，我来了后，这个美差就常落在我的头上。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去生产队的保管室请保管员按规定的量称出大米，然后从队里的蔬菜地里砍来两颗菜，再去几里地外硫酸厂边的菜市买来两斤肉，回家做好饭菜犒劳俩大师傅。当然，不言而喻，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他们一起打牙祭，而且当天还要计五歇工，没担过！
不过，除了这种轻松活外，我也老老实实干了很多农活，这在下一节会讲到。我隔壁的蔡兄是重庆人，讲义气，对我这个初来者颇多照应。他总想教会我喝酒，但我喝下那些辣嗓子的液体却觉得受罪，最终也不懂得欣赏。蔡兄干活不太勤快。我来了后，他不愿落后，打起精神好好干了一个月，挣的工分比我多。但第二个月我就赶上了，此后再也没掉在他后面。我倒也不是有意要把他比下去，但对有些农民说这是因为我的家庭经济条件没他好，嘴上不反驳，心里却不以为然。
农村是没有星期天的，但碰上下雨就不用出工。逢赶集的日子，多数农家也会派一个人去集市卖和买一些东西。我离家只有三十几公里，走5里路到茅店子乘火车，三站路就到了。我大约每两个月回家一次，两三天，算是短暂的修整。有时也因私或因公到县城去买点东西。一次，我在县城意外发现有个书店可以租书，凭证好像是两元押金，另外在两周的期限内每天付一或两分钱租金。我看见有《红楼梦》，喜出望外，租下一本回家阅读。两周后，再去换一本。照此办理，在两个月内读完了这套“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我每次去县城都是走路，乃因不易赶上合适的班车，同时也省两毛钱。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朋友一起去县城，把钱包丢了，损失了几块钱，几斤粮票，非常心疼。在城里看了电影，回来时本没打算乘车，但路过火车站恰好有一班车，于是大家没买车票就跳上了这顺风车。上车后正高兴，不料被乘警发现，要我们出示车票。自然是没有，好，补票吧。我丢了钱包正窝火，就来狠的，说我们是知青，没钱。哪知还有更狠的，一个路过的餐车伙夫模样的胖子大声说，罚你流氓。我听了一愣，正要发作，却听乘警说，不用六毛了，就按票价补两毛。原来那个胖子说的普通话，我把六毛听成了流氓。我虽然借钱补了车票，心里却也恨恨地回骂了那个胖子一声，流氓！
初拟的各篇标题如下：
我的农家生活
干农活种庄稼
农民的状况
宣传队
知青朋友
1976
离奇的案件
统一高考
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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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花送前辈 家园 原来资中人才辈出哦 资中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地方不知道怎么回事到现在还很穷,现在全县只有一家水泥厂,其他就没有什么工业了,真是......,
家园 留个记号，收藏。 家园 【原创】后记 1978年1月，我离开了农村去上大学，但仍然保持与农村的联系。每次暑假回家，都要回生产队去看一看。第一次我是约好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在孙队长家坐了一会儿。有好些人来看热闹，我在与老乡的对话间，流露出一些大学生的优越感，思之有愧。第二次我一个人去的生产队，并过了一夜。我已经忘了农民五六点钟就早起的习惯，七八点尚未起床，孙队长还以为我病了。此时他又做了队长，这天早晨未出工，带着我到田间去转了一下，告诉我生产队的一些变化。第三次，是81年夏天，下了暴雨，沱江发了很大的洪水。我到了区上，正准备去队里，却见到了来开会的孙队长。他对我说，在忙着分地搞承包责任制。我记得这正是他以前对我称赞过的刘少奇的搞法。但这时他说，很不愿意这样搞，无奈上面压力太大，顶不住。我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至88年来美国前，回过几次四川，但没有再回生产队去过。给孙队长写过一两次信，从此再无他们的消息。
自80年代起，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获得较大改善，城市人普遍认为这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记得84年的国庆天安门游行，一改过去工人打头阵的惯例，而由农民走在前面，人们都说农民兄弟当之无愧。从此，农村联产承包制似乎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神话，受到极高的评价，但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尚未受到质疑。到了90年代，农村的情况似乎变得不那么好了，三农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人们开始反思搞单干的弊端。这方面，有很多熟悉农村的人士都已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全面的解读。我作为当过两年半农民的人，也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农村在50年代的集体化，是中国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必然结果。六七十年代看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像《创业史》，《黑凤》，《大地》，《艳阳天》，《金光大道》，因此对于集体化还是单干，感情上完全是站在前者一边的。当然农村的实际情形并不像小说里那样浪漫和理想化，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艰难困苦的。问题在于如何解读农业生产后来发生的那些变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集体化的农村承受了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本，因此对农民是不公平的。这一点基本上是事实，无可否认。在城市，由于新建工厂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工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长期没有得到提高，为了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国家只能以低价向他们提供粮食和副产品，这就使农村的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收益甚微。那么，单独说对农民不公，也还不完全准确，因别的人并未从中获利。其结果是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全体中国人的。而且国家当初这么做，隐含一个前提，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要回馈农民，帮助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如果这个过程得以完成，那么农民先前的付出就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然而此种补偿后来长期未得兑现，广大农村的机械化进程也被延迟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村集体化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养懒汉，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些基本不符合实际情况。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按人头分粮来说也许是成立的，但它保证了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应该是集体化的一个优越性；而在挣工分上，就是多劳多得，能力强的多得。由于有评工分这一关，懒汉是很难混的，干好干坏大不一样。我看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勤劳的，懒汉很少。
也有说，集体劳动效率不高，磨洋工的现象很普遍；而农民给自己干活效率就高，因此自留地总比生产队的种得好。前者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是事实，我自己经历过的劳动就远说不上是磨洋工。但有时农活就那么多，特别在农闲时，就不需要累得半死，这一点城市里的人也还是可以发点慈悲原谅吧。后者是对的，自留地多施肥，多浇水，当然就比集体的庄稼种得好。但自留地毕竟是很小的一块，把有限的肥料都用在上面是可行的，大面积的情况下，就不现实了。
然而，实际情况是，80年代后，农村的粮食亩产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难道说不是单干的结果吗？我认为单干的因素有一些，但主要还是《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肥水种四个字起的作用。这四个字对提高粮食单产的作用，在各地可能有不同的排序，但此种在精神作用下带来的物质变化，是单纯劳动积极性所无法比拟的。土地的改良，对于大寨这样的地方来说，是至观重要的；肥料有农家肥和化肥之分，前者来自于养猪，后者主要靠中国石油工业在产量上的突破；水利网的形成，对过去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无疑是对人定胜天的一个良好诠释；而种子的改良所起的作用，今天就更是人人皆知的了。这四个因素的突破，基本上都是在八十年代前，与联产承包制关系不大。相反，在土地改良和水利建设上，实行单干后有退步。
那么，农贸市场上突然多起来的鸡鸭鱼肉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很容易解释，那就是，在粮食产量获得了突破以后，养家畜的饲料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那些攻击“以粮为纲”的人，不但忘了后半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大概也不知道家畜也是要吃粮食的。当然，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了农民搞副业的说法，我也难断其真伪，至少在我见到的农村不是事实。
我说这些不是要抹杀改革开放的成绩。我相信，包产到户后，农民对于种什么养什么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生产出了更加丰富的农副产品。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重点放在工业体系的建立上，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民生的需求。两相作用的结果，自然就造成了人民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差别。而另一方面，主要在土肥水种的作用下，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又成了后来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仍然信服古老的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财富。同时，我也相信，在建材工业能够提供大量建筑材料，日用品工业既有原料，又有广大市场的情况下，即使农村仍在实行集体化，其过剩的劳动力也将被大量的征召到城市，造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楼大厦和工厂林立。因为这种策略，在大跃进时期就曾实行过，只是由于太激进，不久就归于流产。而且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统筹安排下，这些进城建设的农民的劳动生产条件应该比现在的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背后没有资本家和工头像魔鬼一样冷酷无情地驱使他们，并贪婪无耻地榨取他们的血汗。
老实说，我曾经相信过资本主义的诸多神话，但我从未认为中国农村从集体化再到单干是一个历史进步。我的逻辑很简单：即使是搞资本主义，那也应该用社会化的大生产代替封建社会的个体在巴掌大的土地上单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代农业的奇迹，那就是以不足5%的人口提供全社会所需的农副产品。对，它是私有制的，但我认为那不是要点，要点是它的社会化大生产。我现居美国有着广袤土地的德克萨斯，每天上下班在这片土地上跑100公里，道路两边都是利用率很低的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些土地的中间，偶尔会看到一些农家房舍，但绝少看到有人在农田劳动。这里都是单季单产，只种玉米，高粱，或棉花。只有在春种夏收之时，才可以看见农家雇用的农用机械在地里操作，间或也开到马路上来，蹒跚而行，引来过路者的抱怨。看庄稼，其亩产肯定不高，但他们广种薄收，在政府的补贴下仍可生存。而中国农民没有这样丰厚的土地条件。中国农村要实行如此高效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像现在这样分田到户将十分困难。如果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集约化生产，则难以解决众多过剩劳动力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统筹兼顾，由全社会来承担农业现代化的成本。这是毛主席和广大共产党人在几十年前就认定，中国人民曾经选择和实行的道路。而且，只有如此，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才是前后逻辑相贯的，革命中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夺才是合理的。
我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我衷心希望中国的农民能够脱离他们几千年传统的个体生产模式，组织起来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过上一个有文化的新生活。我为他们祝福，因为我曾经在那块土地上与他们一样地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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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哈哈，看了你的文字，发现你是真的有学问，也真的下过乡，同 时，也看到了毛在你身上做的实验的效果，毛是对的，非常对。我记得一个现代城市子弟 写了本书 《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 讲述的就是一个中国城市孩子在美国自行接受农村在教育的行为并说 农村这种实际的教育多么多么好，对其认知和身体力行都有了很大改变。
因此，“土豪” 交个朋友吧，我看你是正常和客观的。你这样的人多了，社会进步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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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花润树兄的真知灼见 现在网络上的人，从书本出发的太多。没有实践，哪里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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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虚幻，资本主义富农村也是虚幻 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愿望而已。
- 复 【原创】后记
家园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太容易 谢谢好文 当然这几年有好迹像 比如大量的农村人口 转为非农人口
就我认为 只有将目前的农村人口水平下降到一合理水平 才能开始实现所谓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家园 这应该是一个过程 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有希望。
但如果中国的工业都私有化了，就非常遥远了，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 复 【原创】后记
家园 没想到四川也是被压着搞包产到户的 本来以为四川搞得很顺利的，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需要向四川看齐，很多时候是经过政治斗争才完成承包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跟80年代的承包到户是不是不同的。
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主要内容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加上有条件的土地承包。这里的承包是不可能做到承包产量之上的完全归个人，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完全不允许。
80年代的承包很彻底，农民缴公粮以后，所得完全归自己。但这个经济结构的直接推论是，政府将不负责提供农民需要的任何农业支持。这恐怕是80年代农民不愿意彻底承包的最大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农民完全没有前途。
家园 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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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提供的信息很重要 我并未经历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只是在当知青时队长对我说过赞扬刘的话。后来看了些资料，知道因为毛主席的不同意见，三自一包在具体做法上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但农民对那三自一包的态度可能确实以正面的为多。而你提到的前后两个承包的差别，是很重要的信息，大概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80年代的承包会受到广泛抵制。不管上面的主观想法如何，客观上，政府摆脱了对农村回馈的责任，对农民是很不公平的。无独有偶，这样的情况后来又发生在工人身上，好多拿了几十年低工资的人，突然国家以减员增效为名，以很少的钱把他们打发掉，名之曰下岗或买断工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