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回首黄土地 -- 北京地主

2月22日(正月十一)

　　今天又是阴天。昨天中午在安塞喝了场酒，晚上在马力家又连续作战，终于喝高了，回到住处就都吐了出来。早上，喝了几碗小米粥，才缓了过来。

　　就要返回北京了。延安已经有了直通北京的长途车，发车时间是中午11时。

　　这是一辆卧铺车，车内纵向安放了三列双层卧铺，车尾是双层通铺，定员30人。我自认为比在云南坐的两人一个铺的卧铺车好多了。但车上的票务管理十分混乱，好几个人来反复查票，未到点就发车了。乘客多为返校的大学生，这使我想起了1977年我赴延赶考时，因误了长途车，步行到延安的事，而那辆满载考生的车，因有民工携带火药而爆炸，莘莘学子毁于一旦，我则是因祸得福，逃过了一劫。

　　车在行进之中不断的有人上车，行李和人都挤在了两侧的通道里。快到检查站时，司机让那些中途上来的人下车等候。在站里，查票人员在车上查出了问题，30张票，有一张票根对不上，反复查了六七次，结果还是不对，前后耗时一个小时。最后说要等站上的检票员从延安赶过来核对，半个钟头后，那个检票员终于来了，还是有一个票根对不上，检票员都快哭了（据说差一张要罚百元），检票员又埋怨司机提前开车，总之管理十分混乱……

　　车子终于徐徐启动了，但并没在下车者的前面停下，司机打着手势，让他们再往前走一段，以免检查人员赶上来。看来这又是一场“老鼠骗猫”的游戏。这批乘客终于在途中又被转给了另一辆面包车，但行李仍留在车上（这样的事在途中反复出现了几次），最后，在我两侧的通道里放满了行李，已无处下脚了。

　　我旁边的小伙子是个知青的子弟（父为北京知青，母为延安市青化砭人），他是到姥姥家过年的，16岁他才同父母回北京，现在五洲大酒店当保安，业余时间还在上电大，准备拿个文凭。

　　另一个女孩是到北京上学的，她是从延安四中考上的，现在北京科技大上大二，她说今后准备考研，因为本科生不好找工作。延安市升学率最高的是延安中学，县里的中学要数延川排第一了。

　　汽车途径延川、清涧一直开到了绥德车站停下，此时站上已等了许多人（这些人都是在途中曾上车者）。司机说，先不能上车，车内要整理一下。他们将途中上车者的行李都倒到了车顶之上，然后招呼车里的人下车，理由是过了绥德就不停车了，大家要在此下车上厕所。但见无人理睬，他们就挨个做工作，说是要将铺位改成大通铺，并保证大家都有铺位，请大家帮帮忙。善良的学生们经不住他们的哄劝，纷纷下了车。我心里明白，这准是司机们玩的一个花招，他们肯定是要变卦的，所以我铁了心不下车，看他们怎么办。我看到他们将一侧的铺位打开（原来铺位是带合页的），不一会儿，原来的单铺就都改成了通铺。司机把在车门口，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他们先让后搭车的人上车，人挨人挤坐在一起，这对后来者是个好事（他们原来没座），而原来有卧铺的，现在只能改坐铺了。此时车上已有90多人了（是原来的3倍），车票都是169元/人，这黑心的车主要趁春运期间大捞一票！

　　挤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安塞农村进京培训的学生，据他介绍，原来卧铺车也是两人一个铺位，春节前才改为一人一个的铺位，这样，无形中就少拉了客人。但在改造中，司机们做了手脚。为了躲避春运的检查，他们走走停停，与稽查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据说一过黄河大桥，山西那边就查得不那么严了。

　　我听到司机聊天时说，有一次他一车拉了95人，山西的稽查只是问了一下，嘱咐路上注意安全，就放行了。看来“多拉快跑”给司机们带来的是滚滚的财源，但乘客们既要饥寒交迫，又要憋住屎尿，心中还充满恐惧。

　　在天傍黑时，我们经过了吴堡（这原先是司机许诺吃饭的地方）。将要通过黄河大桥时，汽车停了下来，放出了探马。不一会儿，司机的手机响了（估计报告平安无事），车子又启动了。在黑夜中，我们驶过了母亲河（我们就像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眼睁睁地从亲人身旁经过，而不能说一句话）。路过柳林的时候，路两旁灯火辉煌，我似乎不能相信，这就是作家路遥描写孙少安来过的柳林，眼前的柳林更像个县级市的规模。

　　我在车上被挤得腿都麻了，睡不着觉，就与旁边的安塞学生聊上了。他是学果树栽培的，据他说目前国内的苹果品种都被富士给顶替了，老牌的国光、香蕉种得少了，在陕北，洛川红的牌子最响，国内外都认它，这与当地的水土有关系。

　　汽车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找店的公路旁停了下来，从前后堵车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出了事故，男士们乘机纷纷下车方便（女士们可受苦了）。

　　果然，在车行不远之处，我看到一辆车头凹陷的卡车和一辆正在路边燃烧的车辆，司机们好像司空见惯，鱼贯而过，全速前进。

　　早上八点多钟，汽车终于在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外停了下来，我下车后活动一下麻木了的手脚和酸痛的腰肢，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真有获释后的感觉。

　　我穿上大衣，背上挎包，迎着初升的朝阳，向家里走去…… (全文连载完)

2月21日(正月初十)

今天参观的是安塞县的腰鼓和剪纸。安塞的这两个项目已被旅游界认可了，再加上其地理位置离延安较近，所以许多到延安看完革命圣地的游客，都要到安赛去看一下民间艺术。在去安塞的路上，我看到了永平油矿秧歌队的十多辆面包车，延川30多辆的车队，由警车开道，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安塞县城。

安塞县城的建筑风格虽然也脱离不了北方大部分小城镇的模式，但布置得前低后高，井然有序。我们在安塞宾馆下了车，该宾馆虽然为挂牌二星级，但比延川的招待所要强多了，软硬件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当然，两县的财政收入也悬殊很大。我向服务员了解到，经常来宾馆的主要是搞石油的老板们，另外，旅游季节人也很多。看来这里的旅游环境要比延川强多了。

我们在安塞体育场观看了两县的秧歌、腰鼓队的表演，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安塞的腰鼓，那种雄悍的鼓点，那种放纵不羁的劲头，如果背景是黄土高原的话，那真可谓是动天地泣鬼神了。

饭后，我们到县文化馆参观剪纸展览，进入馆内，我又感到了与延川文化馆的差距，安塞就好比将民间剪纸装裱在精美的镜框内，又放入豪华的礼品盒里；而延川的剪纸则是夹在一本旧书里，供人观赏。当然，内行的人是能够看出门道的，但对于大多数的外行人来说，包装好一些的，自然就被认为价值更高些。

在归途中，我在延安的延河大桥上下了车。与在延安公安局工作的回乡知青马力联系后，他让我到东关车站见面。东关车站曾是我插队时的下车地点，地点没变，但街景已大大地改观了。当年我们下车后住的大车店，早已为新建的商店所代替。

我上了马力的标有“公安”字样的三菱面包车。我们先后在延河前、延安革命纪念馆照了像，然后乘车经过了王家坪大桥，从北关向南走，马力还让我看了新建的西市路。这条路是从北关的延安宾馆旁边修到了凤凰山的后面，一直绕到了南关的市场沟。在市场沟里，我看到了类似黄山脚下建筑风格的铺面房，好像来到了屯溪，此处以饭馆居多。途中，我们接上了原村支书高凤刘的儿子——高建设。在我的印象里，建设是个瘦小的猴信儿(陕北话：小孩)，可走过来的却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汉子（实在对不上号了），他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建设可能是中午喝多了，身上有一股酒气，说起话来也是颠三倒四的。他反复说对我只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在村里画壁画，另一个是在山上画驴。

我们一起在枣园合了影。枣园变化不大，只是增加了收费和停车的招牌，这使得原来的门口显得很不起眼。当年我们美术班写生经常画的梨树和房屋都在，一切如故。离开了枣园，我提议上宝塔山看看，因为在那里可以鸟瞰延安全景。马力将车延盘山道一直开到了宝塔山顶。此处参观每人20元，因为高建设的关系，我们得到了免费的待遇。

在落日的余辉中，俯视延安城，只见延河两岸建满了房屋，看来再要发展只能沿着川道向北、向东、向南了。宝塔山上有全国各省、市种植的松柏。我们在小亭子里遇到了一个专为游客演唱的安塞老汉，只见他头扎羊肚子手巾，外套羊皮坎肩，身着红衣红裤，挎着腰鼓，足登白色运动鞋。建设与他谈好了价钱后，他就背诵起了贺敬之的“回延安”，然后又唱起了“信天游”，最后打了一通腰鼓，我一边听着他的歌，一边翻看着他与歌星、影星们的合影……

晚饭是在马力家吃的，他们家是在东关机场路旁，宽阔的道路据说是用机场跑道改建的。马力住的是三室一厅，合成地板，沙发，家电洋洋都有，一点不比京城的居民差。

饭局中，我们不觉又议论起了村里的事。据马力和建设说，目前村里的情况很差，从原来条件最好的村子，变成了如今最穷的村子之一，村里有不少后生都找不到婆姨。马力埋怨村里人太懒，建设则说知青忘了老乡，两人各执一词，我不胜酒力，也记不清后来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2月20日(正月初九)

早上下了点小雨，空气显得清新了一些。今天要去土岗乡的小程村，据说要翻越几座大山，下点雨可能会少起点尘土。

车队是延着延河向东行驶，上山的路段较险，有的弯子拐得很急。车里有个安徽来的挂职干部，似乎对土岗的情况很了解，一路上给大家当义务讲解员。我看到有些山地已经不种庄稼了，在挖的鱼鳞坑里，栽有枣树苗。看着光秃秃的群山，好像与20多年前没多大区别。

我们在一个被称为乾坤湾的地方下了车，这是黄河的一个“S”形转弯处，古称河怀湾，因酷似太极阴阳图，故称其为乾坤湾。我第一次看到此景是在中央美院靳之林老师的家里，他家墙上的一幅黄河风景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它太像太极图了。据说伏羲就是在此地创立太极，演绎八卦的（另有说是在天水）。因为天气不太好，对面山西永和县的龙头山和虎头山朦胧依稀，更增加了她的神秘感。靳老师将此处称为晋陕大峡谷（并说超过了美国的大峡谷）。另外，他说通过在此地写生，体会到了主席《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词句的含义，从此处看去，连绵不断的吕梁山脉在雪季好似银蛇，而陕北高原的山则像一头头的蜡象。

我遇到了主抓文教的县委副书记高凤兰，她说曾在我插队的关庄工作过。我向她询问去年延川的旅游情况，她说总共有2000人次，还形不成规模，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她讲，去年县里遭了灾，上半年旱，粮食减产；下半年涝，大枣都烂在地里了。全年的县财政收入仅4000多万元，这与安塞县2个亿的财政收入无法相比，属于贫困县了。

我们来到了碾畔村，这是一个被遗弃的村落，从上望去，一排排窑洞上下重叠有序，石碾石磨都在。我同高书记说，政府应将此整修一下，可以用其接待游客。据说靳之林老师有意在此定居下来，颐养天年。

小程村的老乡们用大枣、花生和米酒在村前迎接我们，秧歌队更是迎出了好几里地，有人说真像当年迎接中央红军。老乡们对靳老师的欢迎程度更是感人，我看到有的老大娘拉着靳老的手热泪盈眶，。据说去年靳老在此待了三个月，还给村了通上了电，当他要离开时，老乡们哭了三天。

秧歌队将会议代表迎进村时，已是中午时分。在作为展室的院子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了，据说十里八乡的老乡们都来了，连河对面的山西永和县的村民都过来看热闹来了。

中午吃饭是在老乡家派饭，我去的一家院子里有摩托车、拖拉机。据老汉说，三个儿子都出去工作了。我们吃饭的窑里四周都贴有剪纸，收拾得很干净。以前老乡家都有虱子、跳瘙，外来人很容易染上（这次没有）。我记得在路上停车时，车上的安徽人曾带着几个人到路边的一眼窑里要了几个面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在大灾之年，又是青黄不接之时，能轻易的要来白面馍馍，真是不敢想象！午餐主食除了油糕、油葫轮之外，白面馍馍随便吃。我还看到他们炒菜时用的是液化气。菜是他们婚宴摆的八大碗，尽是肉片、肉丸和肉块，让这些城里来的人享受不了，六、七个人吃的饭量，还赶不上村里的一个后生。

小程村自古历来就是汉族与匈奴等北方民族文化交融之处，也留下了许多人文景观。午饭后，我们参观了夯土古城遗址及刻有胡人服饰形象的千年古窑。这也是县里开发黄河旅游文化的景点之一。

在回县城的路上，司机一不小心，将车陷入了路边的软土里，车身向外倾斜，下面就是乾坤湾，前面的路更窄了，要不是司机急刹车，我们就会永远留在乾坤湾里了。大家赶忙都下了车，路边的老乡不顾危险都来帮忙，当时车身已倾斜，推车十分危险。但有的老乡说：“当年周总理回延安时，车陷在延河里，就是大家用手给抬过去的。”果然，在十几个小伙子的帮助下，车终于被拽了上来。结果是有惊无险。

晚上，延川县城举办了盛大的秧歌晚会。地点在大礼堂前的空地上，这是轰动县城的大事，真是万人空巷。我对这种政府造势的活动不太感冒，我与冯山云联系，想到他家坐坐，因为明天我在参观完安塞的剪纸后，就要在延安下车了（回乡知青马力要我到延安他家坐坐）。所以只有今晚有空。

冯山云的儿子用摩托车将我带到了他们家，他们家是在河对面的半山上，一排新窑很有特色，进到窑里发现是个套间，外窑是客厅，一家人都在看电视。里间是卧室，现在成了招待宾客的客厅了。我进去时，冯正同中央台“美术星空”的人告别，随着我进窑的还有《北京日报》的记者和北京朝阳文化馆的几个同志，他们是来同冯山云谈今年5月在京办展之事，很快他们就达成了协议。好不容易冯山云才有空同我坐下来，冯山云目前是身兼多职，既要负责县文化馆的事，又要管县里旅游的事。我对延川县的旅游发展同冯交换了意见。当时县建设局的白局长在座，他曾当过县招待所的所长，对此也有同感。

2月19日(正月初八)

早上，天亮得比北京晚些。在晨曦中，县城更清晰了，山上的老窑还在，但山下有更多的新窑和新楼，他们交错地挤在一起，好像祖孙几代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延河水仍是从城中流过，显得那样的混浊，一座大桥横跨两岸（这是我印象里没有的）。往南上去是一个高坡，原来是县委、县政府的大院，现已被县劳动局和印刷厂占据了。再往上走，原来的县监狱正在盖高楼，旁边的县中学位置依旧，只是“按时到校”几个大红字十分显眼（后来我注意到每个学校的门口都有此标语）。据说延川县的中等教育，在各县之中名列前茅。县中学旁边有一座崭新的城关幼儿园，其中的设施有些像大城市的幼儿园。

上午是欢迎大会，乘领导大做官样报告之时，我同老友冯山云（布堆画大师）来到了县文化馆。我印象里的县文化馆是个小院子，一码的平房，而今变成了三层的小楼。在二楼的展厅里，大红的剪纸贴满了四壁。冯山云到此地精神头格外的高，如数家珍地向前来拍照的记者介绍作者及其作品，看着他忙前忙后的样子，就像看到农民秋后得到劳动果实的情景。是啊，他几十年勤勤恳恳地在基层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成果。这时，有三个猴女娃拿着剪纸跑了进来，冯山云说这是他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都喜爱剪纸，而且她们的作品也参加了展览。我连忙为他们爷孙们在其作品前照了张像，看来冯山云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大队人马开完会从街上走了过来，引起了当地人的围观，好似当年北京人围观老外（这里只有一个老外），不一会，展厅就被挤满了。我赶忙向下一个参观点——布堆画展室“转移”。这个展室在大桥对面的山上。

午后，我们是去文安驿的白家塬村参观剪纸大师高凤莲的家。汽车过沟上山，使我又清楚地看到了陕北的山山峁峁。在村头，秧歌队早已等候在哪里了，锣鼓一响，他们就扭了起来，引得男女老少相跟着围观，与会者也忙着拍照录像，十分热闹。我拍了几张扭秧歌的镜头后，就去拍那久别了的山峁与窑洞了。

高大娘家独门独院，三孔新窑早已布置成了展室，院子里吊了一幅单人床单大小的布堆画（据说要买一万元）。靳老师在窑外讲解，窑内有的人同高大娘拍照，有的在买她的剪纸。这种大师级的剪纸能买出50~100元/张的好价钱。用土布制作的马甲也要300元/件，几个年轻人穿上了马甲还要与大师合个影。高大娘原来在村里当过村干部，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心灵手巧，剪纸也是自学成才的，现已被国内外公认为大师级的人物，号称中国的毕加索。她的剪纸作品创意新颖，十分大气。

我与几个村民了解到，当地的生活还是很贫困的。去年是大旱之年，像他们这种连吃水都要到沟里去拉的塬上村子，其收成就可想而知了。年轻的都外出打工了。看到高凤莲坐在家里就能挣钱，他们也很眼红，但认为学不会，自认不如。以前他们村里过年从不闹红火（也不会闹），这次为了欢迎会议代表，特地召集了几个村子的人，专门学习扭秧歌。

说到扭秧歌，晚间刘家河的秧歌才是正宗的。刘家河离县城不远，两个秧歌队在伞头的带领下，先要在彩门前对歌，尔后就是掏场子。只见男的手持二尺有余的木棍有节奏地边跳边打（武身子），女子手握用高粱杆扎的花灯又规律的来回摆（文身子），整个秧歌队生龙活虎，热闹非凡。对完歌后，秧歌队要先去拜庙，再回来转灯。

我来到转灯的场地，只见用秫秸杆插成的灯阵，宛如迷宫。每个杆头上有一个用萝卜做的灯，据说有365盏。在灯场外有一个席子搭的小棚，里面摆有佛、祖、鬼三个牌位和贡品，附近还有一个方桌，上面用石、斗、升、格摆成塔形，放上萝卜灯。秧歌队拜庙回来后，先要在此处转后，才能进灯场。转灯也叫“转九曲”，不点灯进场的多为不生育的妇女，俗称“转黑灯”。有些会议代表等不及了，索性就转上了 “黑灯”。秧歌队过来了，队伍先在灯场外面转，此时开始点灯了，灯场四角还点起了火堆。我在灯场附近的大坝上放眼望去，灯场一片通明，十分壮观。灯场中心插着的杆叫老杆，是 “九曲”的心脏，当转到老杆时，人们都要跳起来摸老杆，据说摸了老杆来年的运气好。

转完“九曲”，人们又涌到另一个场院里看秧歌表演，就这样一直闹到了午夜。这就是陕北农村正月里的“闹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