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 治理 -- 南北朝大蟑螂

在和柔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可以算是侥幸生还的拓跋焘并没有放弃对于北方邻居的打击。公元425年，魏始光二年，也就是拓跋焘在北方吃了一个近乎败仗的第二年。他开始再度对柔然发动了军事行动。“夏四月，诏龙骧将军步堆、谒者仆射胡觐使于刘义隆。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冬十月，治兵于西郊。癸卯，车驾北伐，平阳王长孙翰等绝漠追之。”《魏书.帝纪第四》。

表面上来看，这次的征讨相对于上次而言显得异常的顺利，“世祖大举征之，东西五道并进：平阳王长孙翰等从黑漠，汝阴公长孙道生从白黑两漠间，车驾从中道，东平公娥清次西从栗园，宜城王奚斤、将军安原等西道从尔寒山。诸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大檀部落骇惊北走。”《魏书.列传第九十一》。但是，正如我们以后所看到的，这次的战事，在战略上，拓跋焘并没有达到目的，除了夸耀武力之外，拓跋焘并没能使柔然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这次的事件，或者并不能作为一场战事加以记录，而仅仅只是拓跋焘作为一个孩童的意气之举罢了。当然，幸运的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太多，不然，我们的历史也就不会是今天的历史了。拓跋焘自然也不将成为拓跋焘了。

在拓跋魏国的历史上，拓跋焘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这么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征伐，更是源于他的文治。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么认为，拓跋焘几乎是一个嬴政的翻版。虽然这样说或者让大汉族主义者们觉得有点难受，但在我而言，却是毫不犹豫的这么认为的。

公元425年，也就是在他负气北伐的同年，他颁布了一个命令，“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魏书.帝纪第四》。在文化上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是却仅仅见于拓跋焘的本传，而不收录与礼，官等志，不免让人怀疑其动机了，但或者，这次的文字评定所涉及到的典籍并不相关与礼，官二志所管辖的范畴的话...事情的关键似乎就迎刃而解了。---注：在之前的史书中，宗教并无单独的志分类，但从《魏书》起，宗教别开天地，故和宗教相关的内容入《释老志》，也就是《北朝志》的一引文方式中的《魏书.志第二十》。至此中国史书又多了一门分类。

评定汉字，个人以为确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拓跋一族在汉化上的程度。但进一步的，拓跋鲜卑的汉化也极有可能通过这一次的政府行为在某一思想文化层面上产生了一个跃迁。考虑到礼，官二志的覆盖范畴，并上汉末各个割据政权的战乱对于汉文典籍的近乎摧毁性的打击，我以为在此次的事件中，得益最大的，当为鲜卑拓跋的宗教观方面---关于拓跋鲜卑的宗教观念，可以参对《北朝志.第三章 拓跋珪 总第四十四：拓跋珪之死（下）》，中对于拓跋鲜卑祭祀方面的描述---，从当初的偏向古礼，到逐步的偏向了在汉中一带流传甚广的道流张道陵一系，而理由则是，其一，在汉末的动荡中，张道陵的孙子张鲁所统治的汉中相对安定，加上张鲁本人为其时五斗米教的掌教，且采用了政道一体的统治体系，张道陵一脉在典籍方面的保护程度应在其他的教派之上。其二，拓跋鲜卑在很早的时候---早于佛教的传入鲜卑甚前---，“初文帝入宾于晋，从者务勿尘，姿神奇伟，登仙于伊阙之山寺。识者咸云魏祚之将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魏书.志第二十》，就对于道教方面的思想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这次的汉字整理，对于道教在鲜卑拓跋的治理下的传播，无疑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良好的契机。其三，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个人推测了，从佛教在鲜卑拓跋早期的影响范围来看，似乎对于后宫以及外戚势力的影响极为强大，而佛教，单纯从教义来看，对于下层民众的辐射也是相当强悍，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相当于给后系势力做了一个加强。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身为上位者的拓跋一族所无法容忍的---可以参对拓跋鲜卑颇为人腹诽的“子贵母死”这一制度。而在这个时候，通过文字评定，加强道流势力并借此加强帝室在人心方面的掌控，厚黑一点来看，整理道教典籍，除了对下层百姓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对于原本就倾向与道流的儒门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控制的手段，也是一个想当然的举措了。对于这一点的领悟，刚刚在对柔然的战役中吃到了人心浮动的甜头的拓跋焘想必在很多人之上了。

再看看史书对于这前后的相关描述，有一点比较值得重视。“初，嵩山道士寇谦之，赞之弟也，修张道陵之术，自言尝遇老子降，命谦之继道陵为天师，授以辟谷轻身之术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谱文，云老子之玄孙也，授以《图箓真经》六十馀卷，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其中数篇，李君之手笔也。谦之奉其书献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独师事之，从受其术，且上书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笑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帝欣然，使谒都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谦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设厨会数千人。”《资治通鉴.第119卷》，寇谦之在北魏的政坛上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从《魏书.志第二十》中的相关文字推断，“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寇谦之开始进入魏廷应该不晚于公元424年，也就是始光初年。而这次的文字评定，正如上文所描述的一样，是在公元425年的事情了。考虑到之后道教的影响，特别是寇谦之在不久后征讨胡夏所起到的作用上来看，“世祖...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帝乃问幽微于天师寇谦之，谦之劝行。”《魏书.列传第十三》，寇谦之以及道教的势力在短短时间内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究其本源，恐怕和这次的文字评定托不了干系，借文字评定而广纳有志之士，这种手段无可厚非。而道教的势力，则在此后的440年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年北魏改号，名为“太平真君”，对于以上引文，想必诸君必能会心。

不妨再谈下这个时候魏国的上层对于宗教方面的态度转变。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拓跋焘一朝，对于佛教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期，中国佛教史上颇为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的肇始就是这个被后世追谥为“太武帝”的拓跋焘。但是这个时候，刚刚即位的拓跋焘却还没有表现出对于佛教的特别的排斥。“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当然，在这次的文字评定事件之后，在典籍的整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充的道流势力对于拓跋焘的影响也在逐渐的加剧，“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同样是宗教，为什么拓跋焘则道教而舍佛教，虽有上述分析到的后系势力的因素，但此时道教的典籍丰富远过佛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文字评定的始作俑者至少与目前的我而言，暂时无可考证。但所有的证据都隐隐指向崔浩。特别是崔浩日后授命编写魏国的史书，似乎也在某一方面证实了我的猜测，即魏国的文字方面的事情，总是和他脱不了纠葛的。

宗教的事情姑且放一段落，再来看拓跋焘式的养精蓄锐的下一个举措。这就是拓跋焘对于魏国的民政上的第一步调整。或者是在425年对柔然战前的征调事件中受到了某种刺激吧，“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先是，禁纲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魏书.志第十五》。这个虽然是公元426年的事情了，但整理户籍这个事情，至少在口号或者形式上，拓跋焘要做的还要早一些，从记录来看“始光元年正月，置右民尚书”《魏书.志第十九》。

这里稍微介绍下“左民尚书”和“右民尚书”的职能。在拓跋焘一朝的政治体系中，也有和“右民尚书”相对的“左民尚书”的存在，两者的职能的探究，考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版点校本《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五》编辑说明暨后记中“‘历尚书左民部郎中’按《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称后齐度支尚书所统六曹，有‘左户’，‘右户’，即‘左民’，‘右民’，隋志避唐讳改。又《通典.卷二三.户部.尚书》条，‘隋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民部，统度支、民部、金部、仓部四曹’。知北齐只称‘左民’‘右民’，无‘部’字，至隋始有‘民部’，□不分左右。这里‘部’字当是衍文。”按《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有如下记录，“左户，掌天下计帐、户籍等事。 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调等事。”，拓跋焘设立右民尚书之心，亦可推知。

关于“右民尚书”的设立时间，这里解决一个《魏书》中模棱两可的地方。在《魏书.志第十八》也就是《灵征志》中，有如下文字，“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尚书周几获白雉一于博陵安平以献。”似此官职的设立应该在魏太宗也就是拓跋嗣一朝。但如果依据上文也就是《官氏志》所引用的，则此官职的设立则应该是拓跋焘一朝的事情了。两志纷乱，唯有考周几其人，或能有所帮助。“太宗即位，（周几）为殿中侍御史，掌宿卫禁兵，断决称职。迁左民尚书。”《魏书.列传第十八》。于是问题似乎可以大白了，在关于右民尚书的设立上，《灵征志》的记录应该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