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起土改和人民公社，讲讲我家的例子 -- mandman

每人都可以多三条牛腿的。

牛只有四条腿

幸好牛不止一头

没有中级社，这是我记错了，先是互助组，然后是合作社，初级合作社直接发展到高级合作社，然后进一步发展到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人民公社的，下文可作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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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助组到高级社

───原淄川县第七区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前前后后

韩方民口述 李仲明 整理

　　1950年土改以后，农村中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和房屋，实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矛盾总是在不停地转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表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分到土地以后，由于缺乏大牲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耕种土地遇到很多困难，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基于此，土改结束伊始，党向广大农民发出“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的号召。

　　当时隶属淄川县第七区皇住乡的演礼村，在共产党员胡以谦的带动下，于1952年秋种季节，率先组织起田28户农民参加的变工互助组。以胡以谦为组长。民主议写换工标准：用谁家的牛一天，贴被七斤玉米，给谁家耕一亩（中亩，合市亩2.28亩）地，每出工一个贴补七斤玉米。这样，临时解决了无牲畜缺劳力户的燃眉之急。

　　在变工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发展为换工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在当时的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54年秋种时，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当时淄川县第七区范围内的第二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个是小吕家庄农业社）。社名就叫做淄川县第七区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胡以谦任社长，胡晋基任副社长，扑方民当会计。农业社的组织原则是“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分配方式是农业收入，按地4劳6的比例，副业收入则实行按劳分配。刚组建时，只有12户贫苦农户参加，“一无骡马二无牛，耕地种地犯了愁”，杨长太家的一辆打着好儿道箍筛的木轮手推车，就算是大型农具了。比河北省的三条半驴腿的穷棒子社还穷棒子。但由于政府扶持，社员齐心，农业社还是越办越红火。没有牛，区银行一次贷给310元，买了两头大牛；搞富业缺资金，区银行又贷给240元钱买上弹花机和毛驴。政府的大力扶持，激发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农副业生产蒸蒸日上。粮食亩产增加两三成， 副业收入成倍增长。1953年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按规定，每人年口粮标准留360 斤（所谓够不够三百六），每头牛留饲料粮120斤，每亩地（中亩）留种子10斤，由于农业社土地产量高，留的口粮比未入社的农户多，很多农户要求入社，1954年二社发展到30多户。

　　1956年春，响应党的号召，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规模扩大，打破了自然村的界线，演礼与山头，合为一社，叫光明二社（丁家与北安为光明一社，前后辛为光明三社，皇住，扑家为光明四社）。

　　在分配上，高级社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取消土地分红。这样以来，土地多劳力少的富裕户收入减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逐步发展到1957年的闹退社风。同年秋，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闹退社的斗争，打击了闹退社风中的首要人物，巩固了高级社。

　　高级社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将土地分为五等十五级，向生产队包工包产。由于规模大，管理层次多，对新生事物缺乏经验，在实践中也暴露出某些弊端，其中脱产人员过多，就是较突出的一个方面。一个生产队，一般二十几户人家，几乎都要设近似专职的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等四五个五六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所谓“ 老七老八，点点划划，老八老九，看看就走”的顺口溜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这种现象日甚一日，挫伤了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造成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的消极现象，导至工分一天天贬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这时的皇住乡，仍归淄川管辖，划归淄川区萌水分社。以后又划归周村区孟家堰人民公社。

http://www.zhoucun.gov.cn/rendazhengxie/wenshiziliao/13.htm

你可以这么猜测,但是LZ明确地说他爷爷交出了牛,拿到了白条,白条还没兑现.然后他说一些农民看形式不对,没交牛,把牛杀了.所以不能推断LZ的爷爷杀了牛还拿了白条,估计他也没那胆量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