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高阳论汉武，劝缗，私铸，盐铁 -- AleaJactaEst

1

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统之业，到文帝初年约二十五年之间,环境特别有利于支持农业的工商业。大乱以后，民生凋敝至极，

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即为民食。但政府此时还无力在实质上帮

助农民，如贷放种籽、口粮、农具、资本，以及放领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后的

事，当时的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惠而不费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项：

第一，奖励孝弟力田。在吕后临朝称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禄特

厚，他的任务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

第二，开放一切资源。只要努力生产，不愁不能生活，同时开放一切关禁，便

利物资的流通，以调剂盈虚。

第三，废弃货币国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颁的规格，自由制造货币，藉

以刺激交易，活跃市场。

第四，奖励生育。女子最好十五岁便出嫁，如果到三十岁还不结婚，“罚出五

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钱。怀孕的，赐谷二斛，名为“胎谷”。婴儿无亲属，或

者家贫养不活的，政府另有补助。

第三，减轻赋税。自古以来，田赋最标准的税率是“什一之税”，汉初改为

“十五税一”，一度废除，旋又恢复，到文帝时更屡有减赋的诏令。

第六，励行节约。公家的预算，务求其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

2

吕后一死，

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

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

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

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

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

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

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

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

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

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

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

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

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

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

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

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

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

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

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

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

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

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

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

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

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

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

“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

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

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

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

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

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

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

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3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

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

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

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

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

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

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

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

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

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

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

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起于元狩四年，创议者是一个有名的司法官张汤。元狩四

年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当建元六年闽粤攻南越，遣韩安国、王恢相救；是

为武帝一朝大规模用兵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

雁门，展开对匈奴的防御及攻击，这样到了元光六年，遣卫青、公孙贺、李广等出

击，自此年年出”塞，不过十年的工夫，财政上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得不从根

本上去着手改革。

当时国家的岁出岁入，现在无从稽考其数字，但其项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

方面，第一项是田赋，自古以来最标准的税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时减为十五

税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间减半即三十税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

孝景年间，始终维持三十税一的标准。此四十年间，真是深仁厚泽，而终汉之世，

大致尊重这个传统，就像清朝从康熙朝规定的“永不加赋”一样，对于农民的思惠，

是迭经变乱而仍能长期保持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税，按人收税，所以在汉朝称为“算钱”，凡年满十五到五十六岁

为止，出钱一百二十，称为“一算”。有时减，有时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

此“算钱”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项政策的手段。譬如为了增加生育，规定

老处女“五算”，以为惩罚。为了增加生产，对只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

奴婢的“算钱”当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视为不事生产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纳税，称为“口钱”，这是皇帝个人的收入。照定制，七岁起至

十四岁，每口二十钱，为“算钱”的六分之一。武帝为了弥补军费，由“少府”掌

管的个人收入，划出一部分交国库。“口钱”的征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龄提前到三

岁，税率加十分之一点五，变成二十三钱。由于“口钱”无分贫富，一律照纳，以

致贫民无法负担而“生子辄杀”，实在是一项弊政。

至于工商税，花样甚多。汉朝对财经问题的处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对商人的

观念和态度不正确。重农固然甚当，而过分轻商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则难免自食

恶果。因为上下关系是相对的，不尊重商人则无由责商人以急公好义。拿商业税来

说，有一种“市籍税”，不管你改了什么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孙，家

有“市籍”便得照缴不误。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义上等于有“前科”。所

谓“七科滴”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了七分之四，

这些有“前科”的人，随时有戍边的可能。试想，有“市籍”已是一种精神上的羞

辱和威胁，复收税而加以物质上的惩罚，然则经商“财累万金而不住公家之急”，

虽说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实不能不作自我检讨。

工商税中有盐铁税。“??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

“关吏”薪俸，而“??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钱多则用的??也多，于此可知，

“??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

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

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

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

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

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

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

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

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

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

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

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

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

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

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

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而与“告??”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

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

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

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

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

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

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

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

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

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内中“铜山”一词，不计其数，而明清两朝铸钱所用的铜，

皆仰给于云南。此外比较有名的铜矿，不过四川彭县、贵州大定等少数地区。凡黄

河、长江两流域所经各地，都只有“铜山”之名，而无铜矿之实，就是这个道理。

武帝初年，吴、邓两大“造币厂”虽不存在，郡国中却有无数小造币厂兴起。

在理论上铜山属于“少府”，为皇帝私人的财产，但资源不加开发，等于货弃于地，

则郡县为了筹措政费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过这一来，势必造成恶性通货膨

胀，而其结果则“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当时政府的对策，只是不断更换

“法钱”的制式，三铢钱行了不久，又换为四铢，但不称四铢称“半两”。半两钱

通行了十几年，改用五铢钱。这样改来改去，铜的本质仍在，回炉重铸，依然有那

么多钱，四铢钱改为五铢钱，即等于五个钱变成四个铢，通货收缩的幅度为五分之

一，实在无济于事。武帝简直是掉在铜钱的迷魂阵里，一筹莫展。

那时武帝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张汤。

张汤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时就会“治狱”。被告是一头老鼠――老鼠偷肉，张汤的

父亲当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顿，心中不服气，掘开壁洞，“人赃俱获”，他照对

付盗犯的办法，先把老鼠吊起来打，然后起诉、判决，执行死刑，再连同“贼赃”，

一起呈报。所谓“劾一也，爱书二也，论报三也。三事具而狱成”，不独司法程序

上有条不紊，而且所作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张汤的父亲“大惊”，便训

练他成为一个法官。他最早在长安附近当地方官，以后得丞相田汾的提拔，当到侍

御史。陈皇后与楚服的那件“巫蛊”案，就是他的承办，因为办得彻底，颇得武帝

的赏识，迁太中大夫，与张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调为“廷尉”，掌管全国司法。

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狱，都在他任内，追根到底，毫不放松。到了元

狩二年拜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长升为行政院副院长，所管的事便多了。

“告??”令就是他的一杰作”，改革币制也是他的建议。

那时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国库中又有许多银和锡，张汤的改革币制，便

在这几样东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币”的皮与币，当作”皮制

的币”来解释，说：“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因而倡议发行“皮币”，用上林的

白鹿皮来制造，一尺见方，边缘用丝绣装饰。这所谓“皮币”，实际上是一个很漂

亮的皮口袋。

这个称为“皮币”的皮袋，价值四十万钱，用来盛放青玉――“苍壁”。规定

在郡国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长安来朝觐天子，或者奉召参与什么庆贸条的集会，一

定先要呈献一方用皮币盛放的青玉，然后才可以动身。这就是说：“皮币荐壁”成

了王侯宗室专用的入境证，而取得此入境证的规费为四十万钱，外加青玉一方。

其次是制造白色金属的硬币。张汤知道武帝渊博好古，所以制造这种硬币，也

找了理论上的根据，说“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这三

种不同颜色的金属，就是金、银、铜。所以用“银锡白金”所造的币，价值应该高

于铜钱。白金币三品，这也有个说法，用《易经》及《礼记》的话，纂成三句。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制成圆形的龙币，重八两，值三千钱。

方形的马币，重量稍减，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重量再减，值三百钱。

张汤是以法家的观点来处理财政问题，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代替经济学上

的原理。除了皮币为对诸侯的一种变相的征税，对于通货回笼，稍有帮助以外，至

于高面额白金币的发行，对原来已经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更是火上加油。币信不

立，“民弗宝用”，不管用什么行政上的压力，老百姓就是不肯用。万般无奈，一

只好废止。不久，张汤得罪自杀。《史纪•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都说：

“张汤死而民不思”。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说这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曲笔”。

张汤欺上罔下，怨声载道，老百姓恨之入骨，岂仅“不思”而已？只以张汤的子孙，

在两汉颇居高位，门第贵盛，下笔不能不稍微客气些。这一看法，十分正确。

张汤当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权倾一时，一早上朝，与武帝讨论财政问题，常

到天黑，天子为之忘食。丞相李蔡和严青翟，只是摆摆样子。主管财政的大农令颜

异，则以对皮币问题，略表不满，竟致因张汤的陷害而被诛――用皮币之初，颜异

向武帝陈奏、说一方苍壁才数千钱，而“荐壁”的皮币值四十万，此是“本末不相

称”。话是不错，但稍嫌迂腐，武帝就很不高兴。张汤原与颜异不和，此时见天子

对他印象不好，于是叫人密告他反对改革币制的诏令；武帝命张汤查办。所谓反对

的事实是如此：有人跟颜异说，新颁币制的诏令，颇有窒碍难行之处。颜异不作声，

但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有话不便说。张汤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叫做“腹非”。说

他身为大农令，如诏令有窒碍，应该上奏天子，不奏天子而心里反对，当论死！颜

异就死在这欲加之罪的“腹非”上。张汤的为人，于此可见一般。

但是，张汤至少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培植了一些专家来从事财经的改革。这

些专家都是商人，一个姓东郭名咸阳，是山东的大盐商；一个叫孔仅，河南人，是

卓王孙的同行，以冶铁起家；另外一个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阳富商的儿子，十三岁

就在武帝身边当传中，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东郭咸阳与孔仅，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保荐到

朝廷去的。在张汤掌权的时期，这两个人的官位是“大农丞”，用现代的官制来比

照，等于财政部次长，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务次长了。

其时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就是颜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则张汤

关于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象得到，是越过了颜异，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张汤的改革计划，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只是纯经济

观点的草案，到了张汤那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以致

流弊百出。

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

的，是桑弘羊。以”工于心计”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

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一定会先征询他的

意见。事实上，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他就参与了工作的。正史上记载，

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分析利害，细人毫芒，此是明证。大致关于元

狩、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其作业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张汤

据以制订政策，交由“三人小组”拟成具体计划。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奏可施

行。而在某种情况上面，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

的意向。

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大要有三：币制的

整理、金铁国有化、均输制度。“告绢”令则是杨可所设计，杜周所主办，而为张

汤所全力支持。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正

是宣帝所谓“杂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为法。

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而且临之以威，恃之以

法，拿政治的力量来否定经济学上的诸般因素。所以弊随利生，效验不如预期。一

直要到元鼎二年张汤自杀，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做他的副手，才进入了财经改革

的正途。

先说币制。自皮币即废，白金币又“民弗宝用”，依然只有回过头来，从铜钱

上想办法。桑弘羊的第一步计划是，发行一种新通货与旧通货并行，而赋新通货以

独特的地位，藉以摆脱旧通货的牵累。

这种新通货，分量与五铢钱相近，但制法不同，名为“赤仄”或谓之“赤侧”。

仄与侧义通，都作边侧解释。赤者赤铜。日本的一部古籍，寺岛良安所撰的《和汉

三才图会》说：“按：赤铜者黑色带少紫也，而赤字无据。”由此可知，赤厌之赤，

是指紫铜，以紫铜为廓，此“廓”字又指边侧而言，因而所谓“赤仄钱”就是黄铜

所铸的钱加一道紫铜的边，而且应该像几十年前的铜圆一样，边缘微微高起。这样

做是为了防奸绝弊。

因为那时的“奸民”，在“铜钱眼里翻跟斗”的花样很多，其中有一种，真可

以说是“刮皮”，是把铜钱磨薄，拿磨下来的铜屑，作为私铸的原料。赤厌钱用硬

度较强的紫铜作外廓，使得想磨取铜屑的人，较难下手，紫铜的熔点很高，而又作

成外廓，这需要高级的冶炼技术及设备，非一般私铸者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有杜

绝伪钱的作用。

赤厌钱的币值是“以一当五”，虽为“大钞”，但与白金币的龟币以一当三百

来比，显然合理得多。同时又规定，缴纳公家的各种赋税或捐官等项，非赤民钱不

收。这在发行之初，赤民钱少，为了缴纳公库收入，非此不可，或有升水的情形。

但物以稀为贵，始终是任何交易行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等赤仄钱一多，而就其

本身的价值言，一枚赤厌钱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铢钱时，自然就会贬值。不过，在

公家是一样的，所以应该缴五铢钱的，大可以贱价购买赤仄钱来缴，就好比以前用

公债来缴公家的各种规费一样。史书上的所谓“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即指这

些情况而言。这样，便又不得不废止了。

废止赤仄钱是在元鼎四年，那时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作他的副手。第二年，

由桑弘羊一手主持，下令“悉禁郡国铸钱”，天下非“三官钱”不得用。而各郡国

所铸的钱，一概回炉销毁，“将铜输于三官”。

“三官”是“少府”属下的三个业务单位。“少府”也者，与“大农”相对而

言。大农管理整个国家的财政，少府则掌天子个人的收支，以及宫廷御苑的一切杂

务，性质与清朝的内务府无异，只是到了元狩、元鼎年间，少府的业务，大为增加，

编制随之扩大。它属下有八个业务单位，主持官长称为“令”，其中“均输”、

“钟官”、“辨铜”三令，负责铸造的官钱，就叫“三官钱”。

在文帝时，贾谊就曾提出过中央保有货币制造权的建议，至此始告正式实现。

目前在许多钱币收藏家手中的“五铢”钱，十中有九是“三官钱”。它的成分准足，

制造精美。一般的私铸者，根本造不出那么好的钱，因而私铸之风，自然而然归于

消灭。这不能不说是桑弘羊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第二项改革是盐铁的国有化，出于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他们是盐铁世家，

甘愿牺牲家族的事业，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建议

的动机是出于武帝的“不私”，因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属于任何私人的

一切天然资源，都应归于少府管理，成为天子的私产。武帝放弃了这些资源的所有

权，交由大农令处理，收入归于国库，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以专家的资格，提出

了盐铁国有化的建议，于元狩四年试办。及至桑弘羊执政，大置“盐铁官”于天下，

积极推动其事，其效果比张汤时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在付诸实施时，技术问题，大有难易之别。盐的问题比较

简单，因为盐的本身在产地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一个发售权的问题，所以说不准

私煮实不如说不准私卖，更来得切合实际。

那末，要怎样才能不准私卖呢？孔仅以盐业专家的资格，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

控制产量的原则：凡有出产，皆归公家收买。是则没有私盐，就没有私盐贩子。他

的控制产量的办法是：盐，必须由公家制定的煮盐器具中产生，否则就是私盐。煮

盐的器具也很简单，最主要的是一个盆，称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没有可以

令人满意的解释。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边缘特高，品质特佳，特便于用盐

卤煮盐而已。一

这个牢盆当然要由盐民缴价请领。成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产的盐，即为

官盐，由公家统一收购。因此，盐民等于是受雇于公家的盐工，由分布于甘七个郡

的卅七个盐官分别管理。

至于铁冶，则在国有化的同时，便已成为国营事业。当时铁的分布区域凡卅八

郡，依其产量多寡，每郡设铁官一至二人，总计卅八郡的铁官共四十八个。自开采、

锻冶、加工到发售，都由铁官一手主办。发售铁器所得的盈余，全部解交国库。

于是各地的铁矿，无不大规模开采。公家的资金雄厚，冶铁的设备和技术，一

般而言，亦较私人为优良，照理说，应该生产增加，成本减低，颇有可为才是。而

事实上不然，所有公营企业习见的毛病，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归纳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滥的开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说，品质还不好，拿镰刀来说，

钝得连草都割不断，农夫花费的气力大而收获少，所以无不怨声载道。尤其令人伤

脑筋的是，铁器公卖，官吏不把它当生意来做，主顾上门，爱理不理。要买就买，

不买拉倒，不准挑，不准还价。

可是能买得到还算是好的。卖铁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没有事，

只是懒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门一关，叫人扑个空。那末，多买些摆着行不行

呢？不行！因为品质不佳，摆久了会生锈，总之价钱贵，东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时

候往往买不到，而用不着时，却又往往强行摊派，以致老百姓痛苦万分。

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反对盐铁国营，如卜式即为其中之一。凭心而论，这个政

策是正确的，但执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于使人怀疑到政策的正确性。良法美

意而托付非人，则未见其利，反受其害。东汉《和帝纪》有段话说：“中兴以来，

匈奴来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体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

采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阻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达上

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实奉行命

令，宁愿毁弃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愤慨。

在盐铁问题以外，另一项为举国所关切，而引起传统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责

难的大政，即是“均输”与“平准”。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国经济史上占一崇

高位置的由来；当时币制之弊，以及盐铁为私人所把持，对于国家的不利，前人都

已谈过，独有“均输”与“平准”的观念与办法，为桑弘羊独特的创作，在经济制

度上为一空前的贡献，影响力至深且远，至今不替。

何谓“均输”？均者均匀，输者输送。简单地说，就是从交通上着眼来调节物

资的一种方法。以前人民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献纳，不仅仅是以货

币缴纳的赋税，还有实物的贡献，特别是在盐铁国营以后，如果生产过剩，本地无

法消化，则唯有以实物输运京师。这样就必须耗费一笔可观的运费。而京师收到这

些物资，转发匾乏的地区，又要加上一笔运费，真如俗语所说，“豆腐盘成肉价钱”，

明明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一来一往两笔运费的负担，身价便大不相同，而时间的

浪费，犹其余事。

均输制度就是针对上述缺点所设计的改进办法，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当然也

还要建造仓库，就地收纳贡物，或政府指定收买的物资，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转

运需要的地区。这一来即省了运费，也省了时间。就现代来看为理所必然，而在当

时为突破传统的一项新观念。经济问题有时本来就是观念问题，能打破心理上的蔽

障，便有全然改观的局面出现。

平准制度则是均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均输制度创设的原意，在解决运输

上的难题。而一经实施发现有调节物资，平抑物价的作用，因而又设计了平准制度，

它的办法是：运用庞大的公款，在各郡县设官买卖物资，物多则贱，大量吸进，物

稀则贵，大量抛出。这是抑制囤积居奇的最好的办法，至今犹不失其价值。而在今

后若干年，也依然用得着。

自平准制度建立，就理论上说，全国的物价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现代

的金融市场应在中央银行控制之下一样。这一来不可能再有买贱卖贵，获致暴利的

富商大贾出现。整个国家唯一的富商大贾，就是中央政府。从汉初的放任的自由经

济，至此变为严格的统制经济，其演变过程是根据客观的情势与主观的要求，自然

而然蜕化而成，为功为过，为善为恶？迄今难下定论。但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

在经济理论上为一划时代的发明，而其精义至今犹显光辉，则为不争的事实。

均输、平准制度当然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盐铁国

有化一样，出于执行的不善。而执行的不善又往往出于环境的限制。举个例说，通

讯的不便，就发生了时效的问题，某地某项物资过剩，报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购，

文书一来一往，也许已在三个月以后，过剩的现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于是变

成病民之政。

此外还有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职务的便利，营私舞弊，花样极多。但

严刑峻法，决不姑息，所以贪污虽多，民怨能平，无碍于桑弘羊的计划的推行。

自元狩四年初置盐铁官，到后元二年武帝崩于五柞宫，此前后三十三年之中，

国库的支出，什百倍于往昔，连年用兵。开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兴作，以及水

旱灾荒的救济费用，都由于桑弘羊的财经改革而得以支应。《史记•平准书》说：

“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

钱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又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中也说：

“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不加赋而军用给”。于此可以想见桑弘羊对

国家的贡献。同时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具有保护农业的特性。而当时

的士大夫中颇有人认为桑弘羊舍农之本，逐商之末，显然是不公平的论调。

最了解桑弘羊的，无疑地是武帝，因此当武帝驾崩时，桑弘羊与雷光等同受顾

命，辅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当时大权在霍光手中，四海无事，轻徭

薄赋，颇有治绩。始元六年，下诏征询民间疾苦，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都

请求放宽经济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财经计划，于是展开了一场

大辩论。结果，只取消了酒税一样。可见得桑弘羊的理论，是不容易推翻的。

当时的论辩纪录，在二三十年以后，由桓宽其人，整理成书，共六十篇，名为

《盐铁论》。这部书是中国经济学上的宝典，影响及于后世的国计民生者，至深且

巨。最服膺桑弘羊，对《盐铁论》研究得最透彻的，应该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

不明，而且操之过急，以致变法失败，然而无损乎桑弘羊的理论的价值。甚至我们

可以说，民生主义中就含有他的见解的精义在内。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视为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实际，桑弘羊并未

能从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时期，为重农而抑商的

诏令屡见，商人所受的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令下，几乎已无富

商大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