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清华的优势及其消减──也谈“清华帮”的胜衰 -- 席琳

文思咏先生在《中国政“清华帮”盛极而衰》一文中谈到中国文革之后，大批清华人走上中高层领导岗位的“清华帮”现象，并注意到十六大是“清华帮”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也作了一些分析。在这里，笔者愿对“清华现象”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所谓“清华帮”现象发生于文革之后，而“清华帮”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文革前入学的清华人，文革以后毕业的清华人在中国政坛高层的地位则并不显着，甚至还不如某些院校的毕业生。如果更加仔细地观察，就可以发现，文革以前的清华毕业生在中共高层干部中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院校的同期毕业生，而文革中毕业的清华学生在中高层干部中的数量虽然仍较多，但已不是那样显着地多于其他院校了，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清华毕业生在中高层干部中的数量则不但不明显地多于其他院校毕业生，甚至还少于某些院校的毕业生。这一现象不能不说是与清华几十年的传统所形成的独特优势以及这一优势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普遍改变而逐步丧失密切相关的。

文思咏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了“理盛文衰”的一些原因，但我以为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重清谈而轻实践的弱点，这对文科出身的人尤其严重，而从事工科的人们则因工作特点不得不注重结果，不至于与实践过分脱离。尚且，中国的文科大学生在文革之前受到的训练仅是马列一家，连对付改革的理论清谈都没有基础。改革开放的大业需要的是能做实事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人才，较少脱离实际的工科人才自然成为首选。当然，80年代前，由于学苏联而造成的重理工轻文商的社会倾向，使中国的理工科院校在招生时集中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也是事实。而清华人能在众多的理工科院校毕业生中脱颖而出，则除了得益于名校效应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得益于清华的传统。

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兴建的，是第一所也是后来中国为数不多的几所完全按照美国大学的方式办学的大学之一，在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之前的近四十年内形成了独特的清华传统。中共掌权后直至文革的十七年内，掌领清华的蒋南翔也是出自清华的清华人，因而尽管经历了学苏联和反右，清华的传统仍然得以传续下来，并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演化出新的内容。例如，在与工农相结合及与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下，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搞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即通过参与工厂和科研单位的真实项目来做毕业设计）；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的口号下，仍然强调严格的专业训练，强调培养双肩挑的干部。这些都有助于造就大量满足改革之初所需要的干部，亦即，既有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被认为政治可靠的知识干部。

改革开放是一场大变动，并非所有干部的思想都能适应这一转变。陈一咨先生在他纪念中共前中书记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一片丹心照大千》中所提到改革之初的“中梗阻”就反映了这种不适应。所谓“中梗阻”是指四九年以后历经各次运动而选拔出来的干部（第二代），往往是改革前左的路线的得益者而难于从左的路线转圜过来，成为改革的“中梗阻”。清华的讲科学精神与讲实际效益的传统，加之蒋南翔为代表的清华领导人对于当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时代各项政策的灵活把握以及种种富有人文色彩的校园政策，都使清华出身的“第二代”能较好地适应这一转变。清华传统的这种影响不只是在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形成的，更是由学校日常运营的点点滴滴潜移默化而成。下面的一些事例是在当年阶级斗争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有些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了，而有些即便是今日仍是难以做到的。

其例之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不久，清华自行研制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零功率核反应堆（俗称200号），相对于国防科工委那颗用钱堆起来的原子弹，清华的领导人和科研工作者认为清华的核反应堆更体现了讲科学和讲效益的精神，据说蒋南翔甚至打算用200号的经验报告去影响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从而影响中国的发展。

其例之二，六五年我入清华之后在清华大礼堂的新生入校教育大会上，报告人（记忆中是当时的团委副书记方先生）在介绍清华历史时不加任何“注解”地告诉我们，当年美国将其所得的全部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这笔钱建立了清华。这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第一次听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善举，而当时又正值抗美援越的高潮，我受到的震动可想而知。反观2001年凤凰卫视制作的电视片《水木清华九十年》，在谈到清华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所建时，仍不忘加上“奴化教育”的旁注。

其例之三，文革前的大学招生，学生的品德操行评语往往占有相当的重要行。蒋南翔却要清华负责招生的干部和老师不要太看重中学的评语，因为这类评语往往包含不实之词和偏见。

其例之四，清华的一个特点是正视差别，发挥差别的优势，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多样化。除了因才适教，组建学生的文体社团，鼓励学生的多样化发展外，在生活管理上也区别对待，例如，针对女同学的饮食特点，成立女生食堂；根据女生的生理特点，对女生参加劳动有很多规定以避免对身体的伤害，记得其中一条是规定女同学不得搬拿20斤以上的重物（不过，这一条在美国可就有“性别歧视”之嫌了）。

其例之五，清华当年的生活行政系统部门对教学科研提供的服务，迄今仍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佳。我的一位学长给我讲过他的一次亲历，他患有肾炎不宜食咸，一次食堂吃红烧排骨，他把排骨拿到水龙头下去冲淡，一位食堂大师傅见了就走上前问他，是不好吃还是有别的原因。那位学长马上告诉他，只是因为自己有肾炎不能吃咸。这位大师傅马上对那位学长说，那好，以后你的菜我们为你单做。我这位学长的病号饭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之后。在美国或今日市场化的中国，由于竞争也可以产生很好的服务，不同的是，前者给人以亲切的人际感觉，而后者则不免留下追逐利润的痕迹。学校的管理是最生动的样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无法由书本知识取代的。

国人通常把清华比作美国的麻省理工，实际上就校园文化而言，清华更象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一样，清华也是治学严谨而又无学究的刻板，学生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同时也为以后向多种方向的发展打下基础，校园的学习风气勤奋刻苦而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工作上认真求实而又能灵活应变，清华的校园文化促使人们勤奋进取，扎实求新。

清华的传统以及文革前开明的清华领导人造就了清华在那个思想僵化年代相对于其他院校的优势。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大学院校都开始学习引进西方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冲破僵化教条的思想牢笼，清华的上述优势也就日渐消减。特别是文科院系，一方面开始拥有更广泛的理论思想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文科师生抛弃过去那种“一杯茶，一枝笔，一张纸”关门做学问的传统，也开始办公司搞咨询，日益深刻地卷入社会实践。文科学生与理工科学生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不过在我看来，文科出身的人才大批走向中国政坛高层，尚有两大障碍，一是在当今中国未充分解放思想之际，真正的优秀文科人才恐怕仍不为中共各级领导所容，甚至遭到打压；二是在当即中国社会腐败成风的情况下，文科师生由利益驱动而造成的投身社会实践的冲动，如不能正确把握，很可能滋生新的腐败。

由此可见，清华人在中国政坛高层大量现身，是在特定时期发生的特定现象。改革之初选拔的知识分子干部多数是文革前的毕业生，即所谓的“第二代”，清华出身的“第二代”既能双肩挑思想又不十分僵化，自然容易成为首选。下一个被选入政界的知识分子年龄段即文革当中从大学和中学毕业的一代，这代人经历了文革以及后来或上山下乡或去工厂矿山的种种社会实践，是完全不同于他们前后任何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清华传统所形成的优势在这一代人当中已不很明显，加之由于清华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清华的文革一代中最有能力和才干者大多在文革中成为造反学生的领导人而不为后来的当政者所容，只能寻找从政之外的出路，因此这一代清华人虽仍有相当数量走上各级领导职务，但已经比第二代大大减少。

从政的这一代人中，理工对文科仍有绝对优势，除了由于理工科毕业生较易在工厂矿山从技术革新和基层管理作起而取得成就外，那些经过上山下乡的文科生中最优秀分子，曾在改革之初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但由于其理论探索的最终指向必然与共产党的许多“基本原则”相抵触，因而难为当局所容甚或受到整肃。至于改革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一代，他们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了，这一代人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中国，清华传统的一些特点已不再为清华所独有，清华传统的另一些特点则可能促成了清华毕业生从政人数的骤减。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从政已不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了，清华的校园文化使清华学生更可能选择从政之外的道路，诸如出国，自己开创事业，或到外资公司工作等。

实际上，按照最近十几年的趋势，由于清华学生毕业后安于公营企事业工作的大幅度减少，亦即可供当局选择从政的清华学生大大减少，除非中国选择干部的制度彻底改变，清华学生从政的很可能少于其他院校。

现代国家的政治人物应以从事法律，行政管理，社会结构等文科工作为背景的居大多数，例公人才从政的应是少数。清华不同于哈佛耶鲁，清华的理工科学生较少从政，而更多地在科技发展和开拓新事业上做出成就，倒是更合乎现代社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