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战一九三二 -- 中日铁甲战上海 一 -- 萨苏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大正十四年式野炮，用它可以轻易击破卡登.洛伊德战车的装甲。

在日军优势的炮火面前，中国军队尚在雏形的轻装甲部队即使出现在前线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此时是单独编制在交通兵之下的。（下面的资料来自老拙和逸云三洲网友，特此鸣谢）北平号隶属于交通兵第二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周士第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使用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后来发展成叶挺的独立团，一度是共产党领导的铁杆武装。不过，由于国共分裂，到1932年，这支部队已经完全为国民党控制，辖铁道大队二，汽车大队一，电雷大队一，水雷大队一，专门负责对南京-上海间铁道的巡逻保卫工作，有时也派出装甲列车充当高官的专列。交通兵二团的指挥官是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

1930年4月，蒋介石在部署与冯阎作战计划的报告中说：“首都交通兵第二团斯励，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湖广、北平、云贵、长城、太平、民生、西平、山东、泰山、民权各甲车（部署于）汉口、徐州、浦口、济南、开封、郑州”。可见当时蒋军通过吞并军阀武装，拥有的装甲列车至少已有10辆之多，以上还不包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这种装甲列车可能的形态如下 -- 由九节列车组成，其中第一节为平板货车不装甲，用于趟雷破障，上载钢轨，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时铁道被破坏可立即修复，第二节为炮台车，车厢装甲，共分两层，下层安装重炮（因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多不装，而改装重机枪），上层有圆形炮塔，安设迫击炮或山炮，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机枪射击口；第四节为机车；第五节系指挥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外挂装甲；六七九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九节前，另挂铁闷子车一节为第八节，内可运载两排步兵作为掩护部队。各节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迷彩油漆。但是，这种布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战中经常会根据需要改换列车的节数和搭配。

蒋锄欧战时并不直接指挥铁甲车，各装甲列车通常配属各部作战。

一列正在行进的中国装甲列车临城号，似乎没有挂炮台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二团的铁甲列车当时还是中共军委特科的“京沪情报转运专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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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

如果深究起来，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很可能就是张宗昌为其白俄部队建造的“北京号”装甲列车，曾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时期十分活跃。在美国人丹.赫尔曼所作的《白肤色中国官员》一书中，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北洋军阀部队一列装甲列车的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 燕京号”或者“北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毁，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据此，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军的起义中被起义人员俘获。1928年，国民政府将北京市改名为北平市，这列装甲列车大约就在此时改名，此后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汉路起兵反蒋时，他手上有五列铁甲车：民生、民权、平等、泰山及北平号，以蒋锄欧为铁甲车司令。但蒋锄欧无心内战，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码，向南京输诚。唐生智战败后，蒋锄欧成为南京政府的铁甲车司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一列中国装甲列车因为铁路被切断落入日军手中，这可能是阎锡山所部的“湖北号”装甲列车，与“北平号”有相似之处

交通兵2团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按说十九路军发起凇沪抗战，南京政府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持，那么，属于交通兵2团的装甲列车怎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战斗呢？

一种看法是，交通兵2团的4列铁甲列车担负着京沪线日常巡逻任务。估计当时交通兵团的铁甲列车正好巡逻到上海，赶上“一.二八”凇沪抗战爆发，并遇日军装甲车攻击淞沪铁路，于是投入了战斗。另一种看法是，京沪铁道上的装甲列车是接受双重指挥的，除了总司令部可以调动，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可以指挥它们。一二八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蒋光鼐，此前为陈铭枢，都是十九路军色彩浓厚的将领。据考证，1月23日十九路军下达作战计划时，曾将铁道炮队（即装甲列车）配属给七十八师使用，从这一点看，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

1月28日夜，中国装甲列车的出动，成为日军攻势转为守势的转折点，但是，他们的战斗还不仅如此.

中日双方的战斗持续到1月29日中午才渐渐沉寂。下午一点三十分，上海市长吴铁城通过英国领事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联系，双方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定。但是，此后双方的战斗并未停止。

根据《淞沪御侮记》记载，1月29日晚七时，日军“飞行机17台（架）沿沪宁铁道线路轰炸，其中两机飞抵真如，并破坏北站停车场”。中方随后展开反攻。

这队日本飞机应该是能登吕号的水上飞机，日军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正在赶来上海途中，加贺号三十日下午五时到达上海，凤翔号二月一日到达上海。但是能登呂号的纪录是携带八架飞机到上海，四架上岸使用，自己只搭载四架飞机，所以机数上中方的记录可能有所出入。

[待续]

中国军队用沙袋制作的工事在一二八起到了很好的防御作用

这路日军配备有两辆装甲车，一开始战斗其中一辆的水箱即被炸坏。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的一线阵地，攻到敦仁里，中国军队的子弹不断命中装甲车，发出亢，侃，波的怪音。冲在前面的5号装甲车油箱被击中。中国兵接着用手榴弹集中猛炸这辆瘫痪的装甲车，日军5号车车长阪口近次少尉被撕裂装甲的弹片击穿了脖子，另有高冈芳太郎等三名战车队员负伤。两辆日军装甲车都失去了战斗力。事后发现其中一辆日军装甲车上竟有五百多个弹痕（可惜击穿的只有不到十弹）！

好在到夜间1‘30，又有一辆装甲车赶来支援。这辆车本来是派去攻击靶子路的。但是日军进攻靶子路的部队是刚到上海的新军山仲中队，道路不熟迟迟不能发起进攻，只能和中国军队进行远距离对射，所以干脆转到虬江路方向来了。

中国军队据守阵地，拼死不让，两军的战斗久久难分胜负。双方的战斗持续到到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战场情况忽然一变。

当时，日军正派出一个小队准备迂回到十九路军阵地后方的宝山路道口，对守军进行夹击，却发现中国军队的火力突然增强，有呼啸的炮弹迎面飞来，染谷军曹等当即被炸翻在地。与此同时，日军士兵发现中国军队控制的铁道上驶来一具庞然大物。

中国的装甲部队终于出现在了淞沪战场，这支装甲部队，既不是坦克，也不是自行火炮，而是一种罕见的武器 –

装甲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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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列车是上个世纪早期各国普遍装备的重型军事装备，这是英军的装甲列车，中国装甲列车与此类似但火力稍逊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１９３２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中，记载了观战时虬江路战场的情景 –

“日本军队遇到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尽管他们成功地到达吴淞铁路线直到宝兴路，但未能到达这个地点以南的防线，双方战线沿铁路以东，一 直到北河南路与北四川路之间的公共租界边界。

日本军队的左翼遭到一列中国装甲列车重火力的袭击。

列车由北站开出，在吴淞铁路线上巡逻，阻止日本人占领分派给他们的整个防区的这一部分。

于是一队一百人左右的日本水兵，在一辆装甲车伴随下，试图通过北河南路一道分隔租界与中国地界的铁门，但遭到万国商团的阻挡，因为那道门座落在他们的防区内。这道门通往火车站。“

应该说，上海列强控制的租界工部局一二八之前撤退各处巡捕，对日方带有一点讨好的态度，但是，看到中方的抵抗如此强劲，他们暧昧的“中立”，马上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 所谓翻脸如翻书，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大体如此吧。

在英文的《The Japanese attacks at Shangai and the defense by the Chinese. 1931-1932》中，也记录了装甲列车的这次战斗，称“一列中国装甲列车开始沿着吴淞铁道线巡航，并朝一切可以看到的日军官兵开火。同时，中国的便衣队继续执拗地向日军背后渗透。（A Chinese armored train began patrolling the Woosung Railroad line, firing on any Japanese seen. Chinese mufti-Soldiers continued to snipe in the Japanese rear.）”

日方的《海军陆战队上海作战记》中这样描述 – “战斗中，中国装甲列车忽然出现，迂回的坂口第二小队遭到炮击，用机枪应战，中国列车稍微退却，看到这种射击不能阻止自己，又重新向前开进，用车上机枪扫射我军 – 对于重炮装甲列车，除了用飞机轰炸以外，别无办法。早晨11点，我军飞机出现在闸北，装甲列车终于开始退却。飞机追上去投弹，第一发没有命中，击中了上海北站的建筑物，黑烟飞扬，很快起火，能登吕号的飞机继续追击，直向真如方向追去，但并没有战果。为了阻止装甲列车的前进，本部工作队12点20分于虬江路和宝山路交界处炸毁路轨。”

而日本方面悼念在上海战死官兵的文集《咦，忠魂》里面，还有一篇文章《独腿的自行车传令兵》，更加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战斗的场面。写这篇文章的是日军传令兵铃木实，他在这次战斗中被中国装甲列车击中负伤。

“山中中队在虬江路顽强的敌阵中陷入苦战，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敌军在北停车场，宝山路等地显然留有大量部队，随时可能从我占领阵地的侧面突入。此时，坂口小队长率一个班向北站搜索攻击，一直打到敌军阵地前50米，攻击一座三层小楼。此时，敌军装甲列车炮开始对我阵地炮击，两弹在我阵地附近炸裂，造成多人负伤。看到这一情况，小队长转而命令占领街垒防御，虽然双方一度打成对峙，但是很快我军的机枪阵地就被炮弹击毁。小队长让身为传令兵的我前去抢救机枪手。我刚一出发，又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我的大腿当即中了弹片，是贯通伤。小队长将我背出来，但我不肯撤退，称“一条腿也可以骑自行车传令阿！”然而，一上车我就因为失血太多栽倒下来。“

实际上日军早在战斗开始前，就得到情报称中国军队控制的车站（即上海北站）内藏有两列装甲列车，只是骄横的日军对此并不重视，结果在战斗中吃了亏。日本军事历史作家高桥升在《Panzer》97年第七期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这列中国装甲列车 – “中国装甲列车是由苏联或法国军事顾问团指导建造的优秀产品，车厢中央载有带装甲的圆筒型炮塔，这种造型对日本后来制造用于大陆战场的装甲列车颇有参考价值。”“上海事变活跃的中国军装甲列车共有两列，被称为‘蒋介石的铁甲列车’，其上配置的火炮，是使用野炮或山炮改造后搭载的，这种兵器是中国用来保卫铁道的最好武器。由于只能在铁道上使用，它无法在野战中发挥价值…但是装甲列车此后在中国战线各地域曾广泛使用，成为让日军头疼的兵器，与日军装甲列车也曾发生过战斗。”根据高桥升提供的照片，28日投入战斗的中国装甲列车名为“北平号”。另一列名称不详。

在能登吕号的飞机赶来参战之前，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日军被迫后退，依托建筑组织防御，在虬江路的攻势遭到彻底挫败。

北平号装甲列车（局部）

那么，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从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情况来看，它并不隶属于当时中国的正规装甲部队

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当时的中国正规装甲部队只有一支，就是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在上海发生战斗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装甲力量。1929年，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在南京新小营成立。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了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南京，徐州各战役曾与日军拼死作战。但是，这支部队使用的车辆中，并没有装甲列车在内。而且，1932年，这支部队也没有派遣战车参加上海战斗的纪录（也有未经考证的说法讲其支援过蕴藻浜第五军的作战，但一月底肯定不在上海）。

中国早期装甲部队官兵，从照片上看，他们身后是一辆法国雷诺NC-17轻型坦克，据推测，这是1933年张学良赠送给中央政府的两辆雷诺战车之一，应该未能赶上参加1932年的战斗

不过，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有中国装甲车在上海参加战斗的纪录。日军装甲兵中将原乙未生回忆1932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中日相同种类装甲车的短暂交火。《朝日新闻》1月30日也曾报道数百名中国士兵乘坐在装甲车上进攻北四川路日军阵地。高桥升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战车部队》中称中国军队装备的也是M-25装甲车，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从无购买这种装甲车的记录。

很遗憾的在中方的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但如果推理一下，倒是不难找到这支装甲车部队的出处。它很可能隶属于税警总团第三团，税警总团当时装备有少量卡登.洛伊德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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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装甲车，被称作英国维克斯公司向外销售战车中的“Best Seller”，全重1。5吨，乘员2人，装备7.9毫米水冷重机枪一挺。

1929年，宋子文曾为税警总团从英国购买了24辆这种战车，不久将其中的18辆转交给教导第一师战车队。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子文向税警总团驻扎上海的四个团发出了作战命令，其中税警总团第三团当时正驻扎闸北，曾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日军提到中国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发动的这次进攻，可能就是使用了税警总团上交后留下的6辆卡登.洛伊德战车。

日军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装甲车 -- 和中国从同一个地方购买

这张照片从左到右即卡登.洛伊德战车，八九式中型坦克和M-25轮式装甲车，日军在上海的主要装甲车辆大体如此。从照片上的比例可以看出，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在装甲车辆中堪称袖珍，战斗力有限，即便对上同样属于轻型装甲车的M-25也如同小儿对壮汉。这大约就是为何中国方面的装甲车仅仅出击了一次就销声匿迹的原因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