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军队体制改革与政治博弈 -- 高高空

自己听说了一点军队体制改革的风声，又看了葡萄在这方面的一些发言，本文就是试图分析这究竟是否有可能。不过最后部分还是没法结合好，思路连贯不起来，还请各位同好指点。

信息技术给战争形态造成的变化也已经被普遍接受，以美军迪萨克系统为代表的侦察打击一体化系统已成为现代战争的主力，但是信息化革命在军队组织管理方面带来的变化还很少被注意。从本质上讲，信息化革命就是将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信息搜集、处理、分发、利用这一系列程序的效率提高到足以使事件透明化的地步，让组织的领导者得以掌握在以往被组织中各执行层所垄断的信息，使领导者对组织本身和相应事件的细节了解达到与执行层相同的程度，从而提高领导者的决策正确性和组织的执行效率，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带领实习业务员出去谈判的销售经理可以掌握合同的全部细节，业务员想瞒过经理为自己捞取好处是很困难的。但作为领导50名销售经理的业务主管来说，他不可能查看每份合同的细节，即使查看也未必知道“售价50元的A产品可以用50小时，售价30元的B产品能用40小时，但更换A/B产品每次的综合费用为100元”这种细节。所以同等条件下越是大型组织的高层对组织自身及事件的掌握就越差，就越依赖于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统，而组织的运行效率也就越低。信息化的作用，就是让领导者能够掌握与业务经理同样多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

目前提到军队的信息化革命，所说的往往是指信息化对战斗、战役的影响，很少提及信息化对军队组织、结构方面带来的变化，而这与本文的内容直接相关。

军队中的每一个单元都存在大量的行政性工作，如库存统计、人事档案填写等等。假如一个后勤军官在一天内可以核对20份库存清单，而一个步兵连每天有5份库存物资清单需要处理，那么每个步兵营就需要专门设立一个后勤军官核对物资清单。师、团一级如果不想把军官队伍建的庞大无比，对营一级报上来的清单就只能靠抽检的方式进行核查，军区、军委对师一级同样也只能抽检。

在这一过程中，管理重心必须下方到营一级，否则就无法处理完日常行政事务，因此高层对基层情况的掌握只能依赖于基层领导的报告，容易被蒙蔽；营级后勤军官既是资料的填写者，又是档案的保管者，因此便于在事后修改档案记录，从而贪污军备物资；营级部队的主官和后勤军官呆在一起，便于他们联手伪造记录共同贪污；高层抽查成本高覆盖范围有限，为基层的贪污提供了空间，增强了其侥幸心理……人事档案的管理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在应用企业财务管理软件（ERP）进行信息化革命后，一个后勤军官可以在一天内核对500份库存清单，因此管理重心可以上升，节省大量管理开支；所有清单数据均储存于全军统一数据库，无权限者无法修改，从而杜绝了事后造假的可能；管理重心上升使物资使用者与监管者分离，减少了共同犯罪的可能；高层抽查成本降低到与日常管理者相同甚至更低的水平，监管力度大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造假只能在数据填写时进行，这就大大减少了弄虚作假的情况出现，而且通过统计学上的适当方法也可以识别出这种造假行为（在此推荐《魔鬼经济学》一书，该书描述了如何通过统计方法寻找事物真相的很多有趣例子）。

在达到ERP3应用等级的情况下，部队的总开支可以追查到每一笔具体支出。如某个汽车连的某次任务中，该连所通行的道路等级、总行程、运送物资数量、出动人员数量、消耗的零备件种类与数量、消耗的汽油/润滑油等数据均记录在案，与其他部队的同类行动对比后即可分析出该连所消耗的物资是否超标、连长的组织管理是否得力、某型零件的寿命与所需要维护数据等情况，从而供高层判断该部队的人事管理与财务管理是否合理。

可以确定，在军队日常管理中进行信息化革命后，同等规模、同等战斗力的部队所需要的管理层次和管理机构大大减少，日常行政开支大为缩减；基层部队的情况将对领导者透明，领导层可以牢牢掌握各部队的财务和人事情况，对军队的控制能力会有极大提高。

《我们为何要抵制军队国家化》文中介绍过，在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军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圈子，而且其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军队更强；减少部队管理层级和机构必然要削减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而使一大批现有的掌权者下岗，这就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在邓小平主持军委期间，先后拆掉了装甲兵等兵种部和武汉军区等大军区几座庙，裁军100万，江泽民期间裁军50万，胡锦涛裁军20万，但我军的编制体制还是十分臃肿，军区、集团军、师、团层层设立完整的军政机构，每级司政后装四部门下继续设立司政后装机构的情况雷打不动，屡次裁军但机关数量和军官编制越来越多，这都说明了裁减军内既得利益团体的难度之大。那么为什么还能够推进军队体制改革呢？

首先从军队内部管理来说，反对体制改革的主要是中层，因为在信息化革命中他们会失去现有的信息垄断权，从而失去谋利的空间。但是高层据此可以增强对部队的控制力，基层可以减少遭遇的不平等与腐败，因此有相当的支持力量。

其次通过这次军队体制改革，我军的作战能力会有极大提升，正好适应当前海空军力量大发展的需要。在军事力量大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整体的军队所得到的远远超过失去的，对目前地位低下的海空军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可以吸引军队接受体制变革。

再次，我国此前先后裁军170万，撤消了大量部队的编制，陆军规模最小的集团军仅下辖2个旅。即使中高层军官对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意见，但手下没了部队的他们也无法强行抗拒军委的决定，因此改革的难度相对降低。

既便如此，军队抵制体制改革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仅靠中央军委来强行压制他们的意见并不利于维护军队团结；同时军队作为我国党和国家的坚强支柱，这种根本性的变革恐怕也不是中央军委便能做出决定的，因此还需要中央委员们的支持。

《我们为何要抵制军队国家化》中分析，我国总有一些团体希望能够获得某些部队的支持，从而在换届选举失利后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不希望军队改制后被高层完全掌握。这两部分人相互呼应，是有很大政治能量的，这从今年军委高层频频公开抵制“军队国家化”的行动中就可看出。那么中央委员们又是如何同意支持军队改制的呢？

第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军队的权力和独立性都很强，这必然会受到文职干部的反对，而信息化革命在有利于军队高层的同时也使得文官系统对军队的控制力度增强，这点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第二，在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央与地方的势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的地方也许就是以后的中央，因此他们也要为以后自己主政考虑。军队即使进行体制改革，增强对基层的控制也不是几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对当前的换届影响有限。

第三，现在进行的军队体制改革立刻就会引起军内利益受损者的反弹，这股力量需要中央花很大力气去安抚压制，必然会导致军队中央委员支持对象的分散和中央精力的消耗，对想要在换届中争取利益的其他团体来说是有利的。

第四，中央会用其他利益来换取各地中央委员的支持。

2008年上半年开始，由于担心国外国资源类产品涨价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变成恶性通胀，国家出台了上调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等一系列紧缩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业无法依靠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来炒高房价，这是导致国内经济转冷的主要原因。国外金融风暴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对我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并不大，《经济学人》估计国内外贸行业的劳动力只占总数的8%左右，大量的建筑工地才是民工的主要去向。

由于多种不利因素重叠导致国民经济出现较大困难，且我国需要在当前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中建立本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因此必须刺激经济重新快速运行。我国经济是投资驱动型，过去几年一直是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带动钢铁、水泥、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从而维持较高增长速度。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不把房地产价格打下去就没有真正发展可持续内需的可能（美国人是靠房屋抵押贷款支持消费，但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消费立刻就完蛋）。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在对房地产市场应该保量压价，但是要让整个国民经济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发展还是只有房地产泡沫可以做到。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后，政府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就成了GDP增长率，即政府官员的能力体现在GDP数字上，这也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一说的由来。目前第四代领导核心已经执政7年，换届问题近在眼前，各政治团体要在换届中取胜就必须拿出成绩来说服别人，这个成绩就是GDP数字。所以为了抢政绩，各团体很自然的会选择短期出成绩的做法，长期会造成什么后果可以暂不考虑。

由于我国银行是项目方案批准后立刻发放全部贷款，因此获得贷款的企业会将暂时不需要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等资本市场谋利，这就是四万亿贷款发放后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中央政府只是为了控制投机造成的房地产价格上涨，那么大可以用提高房屋交易税、推出资本利得税等手段来进行控制，而不需要推出物业税。

从长远来看，物业税会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而高额的税收收入，解决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收入不足问题，从而使其在财政上减少对中央的依赖。而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一直力求增强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在目前中央与地方关系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推出物业税这一措施不由得令人感到奇怪。除了换取地方各团体对军队体制改革的支持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解释。

目前我考虑，也许中央的想法是现在放开了吹泡沫，先撑过当前的危机，把今后十年内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源买到；如果在4-7年后出现一次大的危机，到时候再趁机搞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既然要吹泡沫，那总不能放过机会，借机先把军队体制改了，以准备5年后的大危机。

对经济、政治很不熟，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