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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胡乱邦的出处及其他 -- 子罕
家园 胡乱邦的出处及其他 在“请对已故国家领导人略存敬意”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跟帖，
讲讲“胡乱邦”的一个八卦。。。。。。[起于青萍之末 于:2009-07-09 08:57:34据公开文献披露：把胡耀邦叫成“胡乱邦”的第一人是永贵大叔，在与二代集团争论农业政策时的激愤之言。
能提前三十年就看出来是“乱邦”，还真有两刷子，给“卑贱者最聪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至于敬意嘛，闭上眼全是，睁开眼全无，现实就这样，你说怎么办？
哈哈哈哈。。
看了这个，很伤心。此事和农业学大寨有关。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乡下属的大寨村），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包括“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山，在50、60年代，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政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因此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学习，高擎这面红旗的陈永贵，从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直至走进中南海，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毛泽东的提名下，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学习大寨精神并没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发展到后期，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大办集体经济，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不准农民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生产的蔬菜、禽蛋等农副产品，剥夺了农民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自主权。
例如徽省农村1976年又大办集体养猪场，限制农民家庭养猪养禽，禁止农民家庭饲养大牲畜和母猪，将耕畜全部收归集体饲养。1976年全省办起集体养猪场22．42万个，有77．2%的生产队办起了集体养猪场，共养猪280万多头。由于饲料不足和管理不善，这些养猪场普遍存在"三低一高"现象，即饲料报酬低，母猪繁殖率低，存猪成活率低，养猪成本高。全年生猪出栏率由1973年的70%下降到48．1%，为历史最低水平。而生猪死亡率却创历史最高纪录，给养猪业和集体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影响，1976年，国家虽然继续从财力、物力上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较好的生产条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农业生产再度遭受挫折。1976年，粮食、棉花、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主要农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停滞在1975年2．8亿多吨的水平上，棉花总产量比1975年减少32．6万吨，下降13．7%；油料、猪牛羊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陈永贵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了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任务：1980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这些要求显然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可能，也给以后的经济工作和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
胡耀邦同志对这个说法提出了批评和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再搞以粮为纲那一套。
陈永贵非常气愤，骂道：“什么胡耀邦，我看叫胡乱邦还差不多。”
事后胡耀邦去了陈永贵那，陈永贵一声未发，只是很生气地坐着。
1979年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委要求冲破学大寨的禁区，大寨红旗由此坠落。
1979年秋，新华社报道晋中地委批判神化大寨、妨碍经济政策落实的问题。
1980年初，农业部全国农牧局（厅）长会议宣布，今后不再开展搞大寨县的运动及不再评学大寨先进单位和个人。
1980年秋冬，中共中央发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陈永贵被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大寨被结论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被认为“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作为大寨问题正式结论的1980年10月《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及随后的中共中央批语认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及在全国推广，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文革”以来，由于陈永贵“造反”、“夺权”，大寨因此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因而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
本来有人提议要把陈永贵一捋到底，胡不同意，保留了陈永贵政治局委员职务。
这就是胡乱邦的最初出处吧……
历史就是小姑娘，可以任由人打扮。
可叹！
通宝推：empire2007,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胡耀邦是一个缺乏自底向上当党政一把手锻炼的政治家 或者叫政客。
我这么说的一个证据是胡耀邦的任职资历，基本是搞机关工作出身，即使当过一段川北区委书记（建国初正省级）、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也未见什么出彩或者令人深刻印象的事迹；另一个证据，就是他在解放战争中任晋察冀野战军主力三纵政委时的警卫员的回忆（此警卫员后来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政委职务上离休），胡作为红小鬼出身的老军人，在主力野战纵队政委任上、在解放战争战火最激烈的47-48年表现如何？这篇文章网上就有，可以说打仗的不懂、军事常识的一窍不通。
所以说胡耀邦的党政军主官的历练是严重有问题
家园 你说的网上回忆录是不是真的？真的话就太可怕了 在网上找了一段，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他对张成海说，那时为什么不放你走？打得挺激烈时那两个警卫员就到一边去了，我还得照顾他们，就你最顶用。你非要打仗去，我也只好放你走。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一个纵队政委，按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打起仗来在指挥所，指挥所虽说不是后方，但也前不到哪里，更何况一个纵队政委，下面有旅有团，顶多越两级下到团里，也就了不起了。可胡耀邦，一打仗，就跟着突击连上去。这就危险大了。为什么一个纵队政委要这样干呢？胡耀邦曾经好多次对张成海说，他是一个宣传干部出身的政委，没有在连队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一直在机关。当年三纵队的干部一般都知道，胡耀邦不能打仗。这是事实。不能打仗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一直没有在军事干部的岗位上。但他不能让军事干部说政委打仗不行，更不能让军事干部说他怕死。所以，一打仗，他就上前边去，根本不管自己死不死的问题。因为政治原因，所以要塑造不怕死的形象。
为了政治目的，死都不怕，典型的政治第一的干部。
不怕死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呢，有一点，宁死也不肯学习军事技术，这个事……
在胡耀邦去世前一年，张成海到中南海看他，他还跟张成海说，我小时候一当红军就在机关，以后当了干部还在机关，真正听见子弹响看见炮弹钻来钻去的情况还没有过。后来当了政委，又在后面窝着，容易让人说闲话。张成海说，你那样我真没办法，没有人打仗像你那样，愁得我。胡耀邦说，你呀不知道，我不能让人说我怕死。在晋察冀，胡耀邦先后在四纵队和三纵队担任过政委，这两个纵队都是主力，司令员也都是很有名的战将，像后来当过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和当过大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郑维山，都跟他搭过档。人家都是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胡耀邦很怕他们看不起他。不如别人，怕看不起，那就要在专业技术上学习别人，超过别人。不怕死？别人军事本领过硬，怕死么？
郑维山在长征时就是战斗师的师长，而他在长征时因岁数小个也小毛主席曾要“开除”他。胡耀邦13岁参加红军，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动员他回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动员，胡耀邦不干，坚持走了过来。只是他的履历表中全是党小组长宣传员秘书组织部长一类，到战斗部队任职了，他努力要改变形象。再说他好胜心特别强，虽然指挥打仗比不过他们，但在不怕牺牲上他不能比他们差。胡耀邦这一努力，可苦了警卫员张成海，子弹可不管你政委不政委。再加上胡耀邦没有战斗经验，子弹过来根本不知道躲，也幸亏有这么个好警卫员，要不是张成海，胡耀邦早死过不知几回了。石家庄战役胡耀邦到了最前边，在石家庄战役之前的保北阻击战，他也是如此。头一天战斗24团2营受了点损失，胡耀邦去了。进村时，他走在前面，张成海把他往后一拉，说，我们好几个警卫员，我们走在前头。张成海就警惕着进了村。进村不远，碰见了敌人。胡耀邦还说谁，张成海心说还谁？足足一个营的敌人已经连喊带叫抓活的，枪也响了。张成海顾不上说话，手一甩，20响的大梭盒子枪就突突开了，还有一个警卫员的卡宾枪也响了。要是三五个敌人还可以抵挡一阵，坚持打，一个营的敌人要打那真是往虎口里送，两个警卫员拉着胡耀邦就跑，仗着枪好，张成海和另两个警卫员掩护着退到砖窑后面。这时咱们的一个连接应来了，冲锋枪手很快把敌人打退了。这之后还有更险的，胡耀邦跟着突击队就上去了。张成海说你这样，我们警卫员怎么负得起责任？胡耀邦说，怕什么？两边还有一个排呢，又不是我自己。冲锋枪正在突突，胡耀邦就钻进了前沿指挥所，他一上去，团长营长也都跟上来了。手榴弹刺刀几下子就把敌人干下去了。
张成海说，几次都这样。那次打集宁，最激烈时，胡耀邦跑到最前面的机枪守备阵地上，副团长在那里，一看见他来了，一把压倒他，说你怎么到这来了？前面都是敌人。胡耀邦说，你们旅长呢？在土城。告诉他过来。旅长骑马过来了，胡耀邦叫他把敌人反下去。敌人被反下去了，旅长同志，纵队政委请您来当副团长！
说起来这个玩法很影响部队作战。
给我的感觉这似乎是在拼命攒资历。
当天晚上，胡耀邦就住在小村里。他以为没有险了，没想到差一点让敌人给抓住。张成海不让胡耀邦住在村里，说刚把敌人轰走，就住，不安全。另一个警卫员大胆，说这里还有一个营，没问题，就住下了。果然夜里敌人摸了回来。农村街有多大，敌人两步就到跟前了，警卫员李二丫把冲锋枪抱在怀里，睡着了。一听动静，马上跳起来甩手榴弹。这边手榴弹一晃荡，那边张成海拉着胡耀邦就往山上跑，村里的一个营也很快撤了出来。那真是最危险的时刻，敌人占了村。胡耀邦的人马是三个警卫员和两个骑兵通信员，六匹马。人好说，马怎么办？不要说黑夜里，就是白天，对于马来说上山也是勉为其难，再加上敌人在后面打得那么凶。张成海想不能让马拖了后腿，就叫一个骑兵通信员把六匹马拉开，走另一个方向，嘱咐他躲避飞机。没有了马，目标自然就小多了。走着走着，胡耀邦不走了，说，我的马呢？我不走了，我要我的马。急得张成海直说你别小孩脾气，你别小孩脾气，敌人上来了，快走。胡耀邦说，我累得慌，你把我的马弄没了，你给我找回来。张成海说什么他也不走了。这时候，上哪儿找马，黑灯瞎火的，谁知道骑兵通信员把几匹马牵到什么地方去了。张成海正着急，上来了我们一个连。张成海对连长说，这是我们纵队政委，请你们一定负责保护好他，我去找马。几个战士连拉带拽把胡耀邦架走了。张成海火急火燎地到处找，撞见西北前线司令员张宗逊。张宗逊问你干什么？张成海说，胡政委还困在山上下不来。负伤了？没有，需要一匹马。张宗逊叫张成海赶紧跟他走，到了他的骑兵通信排，挑了一匹马，告诉他天亮以前必须要撤出集宁，否则就危险了。张成海牵着马回来，负责保护胡耀邦的连长说，你可回来了，敌人跑得挺急，马上就上来了，你们赶快撤，我们连在这里掩护。张成海只想着越快撤越好，拉着胡耀邦就下了山坡。好在有了马，一夜工夫，跑出了50多里地，太阳出来时到了龙泉庄。这时候，胡耀邦说，你不是说没有马吗？哪找的马？张成海说，张司令给的。哪个张司令？张宗逊。你见到张司令了？见到了，他叫我们赶快撤，他说敌人主力到了张北，让我们赶快撤。几十年后，张成海回忆这事还感到紧张，说真差点让敌人包了饺子。胡耀邦1915年出生，到1949年才35岁。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敌情紧急的情况下，连个路都走不了，非要骑马。这个事简直就是坑。
为了等马，让一个战斗连脱离战场无所事事。这在战场上简直就是要命。
并且在等到马之后，丢下这个连去打掩护……
如果这些事是真的，他这个政委一定是走后门换来的。
石家庄那次也很危险，二梯队一上，胡耀邦也就跟着进去了。刚过了沟，敌人的装甲火车就过来了，胡耀邦没有战斗经验，还在跑，张成海眼急手快，一下把他按倒在地上。紧接着敌人的机枪就乱响开了，胡耀邦让张成海打，张成海没打，卡宾枪打装甲车哪行？那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胡耀邦过来，大叫你们怕死。他真急了，大步往城里走，也不管什么子弹不子弹。好几个部队打石家庄，谁也不愿落后，谁都想抢头功。曳光弹嗖嗖的，照出一片一片的亮，到处响枪，胡耀邦只带了个参谋和张成海。张成海背着六颗手榴弹，一把盒子枪，还端着一个带刺刀的美国枪。这个带刺刀的美国枪是很主要的武器，有时候突然窜出一股敌人，来不及用枪，就用刺刀直接拼。除了怕突然的敌人外，张成海还怕踩上地雷。不是怕自己踩上，是怕胡耀邦踩上地雷。这不就是跟着瞎起哄么？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倒也可以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反对农业学大寨。一个在火线上要住村子（村子的居住条件远好于野外）的高级干部，一个明知自己毫无军事经验却不顾指挥层级直接到一线打乱指挥层级的高级干部，一个在遭到敌人突袭紧急撤离时不肯走路要在敌前逗留找马并且带着战斗连队脱离战场的高级干部，一个需要军事技能、军事技能不足、却不肯学习军事技能的高级干部……
换到和平建设年代，就是：
在生产建设一线要住宾馆，在基层插队要地市级正职领导干部陪同，在生产建设遇到突发灾难时调走应急队伍为自己安排便利生活条件，在生产一线拒绝从事实际生产工作只肯站在最高处的红旗下拿铁锹往旗杆地下掀土……
所以他肯定反对学大寨，因为要多干那么多活。
三十出头，就不肯自己走路了。五十出头，还学大寨？
你所说的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真的？
家园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政委应该不是走后门当上的 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在抗战结束后大规模裁军，30万人裁到只有5万多主力，9个纵队裁得只有四个纵队。
然后战事一起，不得不紧急重新扩编，就是这个时候胡被充实到了四纵当政委，不久又调到三纵当政委。虽然这个时候一直在打败仗，不过和胡的关系应该不大，因为实际上是裁军的锅。
他这个政委基本上是捡的。
在扩军之前他去了军分区做整治工作，算是接触到了一些一线工作，但是时间很短。
家园 真能黑 你这穿凿的办法，别人来黑毛岸英的时候也这么用来着
有主动到子弹前面去就为混资历的么？
这里面除了弄马那段胡有点太矫情之外，别的也都是夸奖老红军的传统路数，咋到胡这里你这么大意见呢？
胡早年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遇到林彪这样的好老师肯像教杨成武那样带他一下，你说让他怎么学？拿着战士的鲜血为他交学费？
- 复 真能黑
家园 已经在交学费了。 纵队政委不在自己的位置上，跟突击队，这就已经是犯错误了。
下到团级机枪阵地上，要旅长过来指挥，这已经是在破坏指挥层级了。
这不是黑不黑的问题，而是思路不对的问题。
光这些就不知道浪费多少鲜血了。
红军时代也有指挥官这样上前线。原因有很多，比如受到处分需要以死明志，徐向前光膀子冲锋。比如紧急情况需要带队争夺要地，段德昌为此跑到吐血。可是，胡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呢？
不怕死，其实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怕死，而是他真的不知道有多危险。
学习军事指挥，不等于要他去指挥。难道他不可以向自己的警卫员请教吗？当然，也许会有人想，警卫员什么身份，怎么能向警卫员学习呢。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身边放着身经百战的警卫员，他不去请教，而且还对着他们瞎指挥。
他是纵队政委，这是军政委啊！
你说，会死多少人呢？
- 违规禁，【补充】可申诉或道歉来解。偏要看
家园 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我根本没有对毛岸英不敬 瞎激动啥
举报你了
通宝推：林风清逸,
家园 说到山西的那个报告，给陈永贵扣的帽子也真够狠的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大寨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经济上搞“左”的东西。在组织上搞宗派。“文化大革命”以来，直到去年十一月调整县委领导班子以前，昔阳在使用干部方面，一直是以是否所谓“十月事件的受害者”，以及对大寨的感情、态度如何来划线，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宗派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派性结合在一起，使许多造反起家而又没有改正错误的人长期受到提拔重用，而大批有威信的老干部和正派干部则受到排斥和打击。他们还在基层党组织中，年年整“五种人”，混淆两类矛盾，使昔阳各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害。大寨、昔阳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和“文化大革命”分不开，和它的代表人物分不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造反起家，顽固地推行“左”倾路线。他是一个派头头，眼中没有党，没有组织，把大寨、昔阳搞成谁也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他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一切都得由他个人专断。他作风霸道，飞扬跋扈，自认为一贯正确，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人们对大寨、昔阳只能颂扬，不能说半个“不”字。如有不同意见，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大寨”的帽子、棍子。他思想路线极不端正，从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发展到弄虚作假，虚报产量，骗取荣誉。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他还对抗党中央的路线，抵制落实政策，继续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中央也在批示中，提出了以后任用劳模的原则
今后我们还应当而且需要从劳动模范中选拔优秀干部，同时也要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五十年代我们把一批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劳动模范抽调出来进工农速成中学，又从中选一些学得好的同志进大学，受正规教育，曾经收到良好的效果。后来我们把这套做法丢掉了。现在，我们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提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拔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人一职的原则，例如当了党代表的，就不要再当人民代表，担负了基层领导职务的，就不要再担负县级和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请各地收到这个文件以后，检查一次劳动模范工作安排的情况，按照上述原则适当地加以调整。劳动模范本人所属单位和上级领导机关，都要切实保证执行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科研等单位中间的有成就的先进人物和专业人才。——摘录自：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1980.11.23）
家园 如果你把语境提前了， 而且还有意设置了两段莫须有（或者是不着五六的）的蓝字作为你观点的佐证，下面还要强调一下胡对陈的仕途如何宽宏大量，算不算是你在为历史这位小姑两梳妆打扮呢？我看如果老陈没死你是要把老陈气死啊！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陈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有关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胡耀邦的“决定”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邦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面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开会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当时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也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可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家园 胡耀邦又出现了 wittmann 网友的父亲谈1968-1982年的新疆：
我老爹1968年从军队院校分配到新疆昌吉，1982年转业回内地，把14年宝贵青春奉献给了保卫边疆的事业中，我就讲一下他这十几年的见闻。
首先说说敌特，由于在军队中，属于干部，平常能接触到不少的“敌情通报”，不过那个时候的通报几乎很少有“东突分裂组织”的内容，寥寥无几的几次也是“有情报显示东突在境外活动”，最大的敌特那个时候不是东突，而是苏联特务，在新疆的某些地方，晚上能看到有人打信号弹，但是去搜查什么也发现不了，某次他们部队的新兵晚上站岗，居然发现几十米外有人匍匐前进，哨兵警告后那人逃跑，开枪未命中。总体感觉那个时候所谓的东突根本就不成气候，即使在维族人里面都吃不开。
再说说维族，就老爹的接触情况来看，很多维族人已经不再信奉ysl教，甚至有人吃猪肉（这里绝没有冒犯的意思，只是说说他看到的情况），他们部队里有的回族干部更是公开吃，这个问题在现在可能是个忌讳的问题。维族人并不好斗，新疆造反派武斗也有不少维族参加，但是即使在那种混乱的环境下，没有维族人单独拉出来组一个派搞民族主义，武斗的时候最狠的是汉族，对打维族根本打不过。维族也并不是懒惰民族，当时乌鲁木齐的小偷，大部分都是汉族的。一次他们部队的车在乌鲁木齐闯红灯，一个维族交警开着摩托连追了几个路口，把他们的车截下来了。
本来新疆清真寺并不是很多的，到了胡耀邦两少一宽开始，80年代初，清真寺逐渐多了起来，不过到他转业，总体情况还是平静的。
在毛泽东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当时的干部真正从民族平等角度出发，能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真诚的帮助普通的维族人，那个时候不讲民族，讲阶级兄弟，要依靠阶级兄弟，依靠群众，可以说较好的解决了民族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一门心思发财，唯利是图，把人性中那些纯朴善良的东西都抛在了脑后，利字当头，工作没有了感情，不能深入群众中，更可笑的是现在的依靠对象居然是当年的贵族、喇嘛、阿訇、商人，这些人本来在贫苦的少数民族基层群众中口碑都不怎么样的，居然成了上层，这就让普通的群众产生了迷茫，困惑。再就是信仰的迷失，思想阵地唯物主义不占领，唯心主义就会占领，你不去争取青少年，有人会去争取，现在已经不说无神论了，只有保护宗教自由，甚至某些地方用宗教干涉信仰自由的情况都出现了。
所以我局的中央说的新疆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也确实不假，但是问题出来了，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的。
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839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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