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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读网笔记（历史篇） -- frnkl
家园 读网笔记（历史篇） 这篇文章应该是1997年一个民运作者采访林希翎（最近刚刚去世）的报道。我只取一点八卦，摘录如下。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林希翎是笔名
林希翎：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所以取名为海果。我的父亲名叫程逸品，原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候与傅斯年他们在一起，后来参加东北流亡学生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抓捕学生领袖，我父亲就逃，一直逃到上海。父亲是个语言学家，懂得英语，日语，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学院，当时世界语运动也是左派运动的一个部分。我舅舅林林也是作家、画家，是鲁迅的学生，柔石的好友。父亲在上海结识了我的舅舅和一批左翼作家。我的外公是清朝第一代大学生，母亲林静枝出身书香门第，是大家闺秀，受我舅舅影响，来到上海在产科学校读书，与左翼作家也有很多联系，还参加过共青团，搞学运两次被捕，被关在法租界。父母亲结婚的婚礼主持人还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一位大学教授。“林希翎”这个笔名的由来
亚衣：顺便有一个小问题求证一下，有一种说法是，您是因为崇拜当时被毛泽东赞扬的李希凡、蓝翎，所以改名为“林希翎”；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您在文艺评论中涉及到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所以使用了“林希翎”这个笔名。林希翎：说我崇拜李希凡、蓝翎，而且作为我个人主义的一条罪状，全是瞎说。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是我的文章的初稿中写到的。我的文章首先是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我是在帮胡风。因为我当时觉得报纸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一批又一批材料，完全构不成反革命集团，最多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胡风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作家写真实，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多次以巴尔扎克为例，说那些社会主义之前“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世界观虽然是旧的，但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这几乎是一个公论，为什么单单批判胡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胡风实际上也是一致的。而我的观点是一元论，不是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来说明问题，而是说他们的世界观本身有存在矛盾，这个观点是我创造的，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一生所有的灾难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文章很长，既批评了胡风，也点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林默涵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亚衣：后来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我的文章说林、李、蓝的观点与胡风一致。文章被压了1年多，《文艺报》后来把文章直接送到林默涵那里审查，后来编辑部找我谈话，说可以发表，但主要讲自己观点，不要点别人（就是林、李、蓝）的名字。《文艺报》给我送来了一大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书，让我看了一个星期，文章的题目也改成了“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我想我写了那么辛苦，总希望发表，但是不点他们的名字又不甘心。我打电话给《文艺报》编辑侯金镜，后来又直接打电话给印刷厂，把文章署名改名为林希翎，把他们不让提的名字放在一起提出来。就这么恶作剧地开一个玩笑，开出了“林希翎”的大名。其实我还用过许多其它的笔名，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希翎这个笔名被载入史册。
八卦的核心在这里
亚 衣：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根据毛泽东说的处置方式，对大学生中著名右派份子一般是“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您怎么后来又成了“反革命”，被判处15年徒刑？据说您的案件的处置，涉及到不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吴老应为吴玉章）林希翎：那一年在全市高校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林希翎也来了，对一些犯错误的青年，我们还是给出路，给他们分配工作。可是刘少奇、彭真那些党内官僚主义当权派不一样，邓小平反右的时候是总书记，在内部讲话就中批判过我。刘少奇早在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内参”中就批示：“极右反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我看的事情暴露后，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那里查问曹志雄。我打电话给曹治雄，约他在中山公园见最后一面，有些东西要还给她。他那时已经和我断绝了关系。他与我见面的时候说，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谁在我边上？我说不知道，他说罗部长，他叫我出来见你。曹治雄被撤职，隔离审查。这件事情也影响到胡耀邦。我被打成右派后，刘少奇在一次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集会上故意跑到人大队伍来问，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改造得怎样？一些宁左勿右的人纷纷回答：顽固份子，继续反党，态度特别不好。刘少奇不阴不阳地说，那你们要好好监督，不阴不阳说了。第二天罗瑞卿就到人民大学去召开紧急党委会，说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是改造不好的了。把它交给我，我有办法对她实行强制改造。法律系总支书记高欣山连夜找我，脸色都白了，说这下完了（亚衣：这个人是好人。）是的，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处处遇到好人。有一次我在校园里，天已经黑了，一个人叫我，我说你是谁？他说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告诉你一个事情，你很快就要被逮捕了。我说不可能，我的案子已经公布了，他说不要太天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逃，还告诉我电话和地址，是南斯拉夫大使馆。多年来吴老的战友，一直为我鸣冤叫屈，谢觉哉也到监狱里面看过我。
继续
亚 衣：听说您被释放出来是因为毛泽东问道了您？林希翎：是的。我被抓毛泽东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亚衣：毛泽东是真的不知道吗？）1973年毛泽东问起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林希翎在干什么，他好不好？吴德说不知道，要去查一查。后来告诉毛说林关在浙江。毛听了很生气，说关她干什么，他年轻，很能干，分配工作。就这样，圣旨下来了，中央电报到浙江省委，把我放了出来。我抓进去是秘密的，放出来也是秘密的，什么文件都没有。管我的那个监狱差不多要暴动了。因为监狱里的人平时叫我大右派，说我顽固到底，从来不认罪。监狱上下都知道我嚣张，经常把我作为反面教材。管监狱的人多次扬言，我刑期满了也不会放，即使监狱里的人都走光了，留下来看大门的还是我这个大右派。可是有一天有人来说程海果同志，把东西收拾一下准备走吧。我穿上了军装，准备上刑场。因为监狱里经常将我陪绑，在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候经常叫我去，我也从来没有想活着离开监狱。后来有人告诉我，监狱里的犯人看我往外跑，差一点要暴动。这个时候离我刑满也差两个多月时间。
林希翎：在北京所有大学的右派份子中，就剩我一个活标本。北京大学的全改正了，连得谭天荣，毛泽东曾经把他和我称作一对“金童玉女”的，也改正了。（亚衣：就是那个自称自己的文章是“大毒草”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我看过他关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论说，很有见地。）家园 刚刚看到，都花啦 家园 笔记（续三）张爱萍、四清、方巷经验 《从战争中走来》是张胜为其父张爱萍撰写的传记，一本很不错的书。有趣的是，网上最流传的关于这本书的段子是诸如张爱萍夫人原来是项英的妻子、50年代裁军时杨成武与张爱萍大吵、许世友给一江山作战扯后腿这类八卦，而对一些似乎不起眼而真正在中国现代史有分量的篇章关注不多。惜乎。
有人说张爱萍解放后干了三件有影响力的事：一是指挥一江山作战，二是领导国防科技事业，包括原子弹，三是四清中创造的方巷经验。下面的笔记主要出自这本书的第七章《桃花源》。
四清
“四清”运动最初是针对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从“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所谓的四清开始的。逐渐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最后到指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桃园经验，《刘少奇年谱》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条目的解释为“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张爱萍对桃园经验的态度
这么多年了，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一个是震撼，吓了一跳，农村许多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呢！再就是，电影里一个江姐式的党的工作者又回来了，不仅勇敢而且敏锐。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他突然蹦出句：“危言耸听！”噎得那个阿姨半天说不出话来。张爱萍在四清运动的后期参与，他的参与方法
父亲对“四清”的回忆极其概括：“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再问，他只是说：“去看看我那时的讲话，不知道还保留下来了没有。他们搞的那套不行。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觉悟了，才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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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农民，是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在内的。教育农民，也包括了教育农村基层干部，这就是方巷的做法。他解释说，农民，是一个大概念，是基于党和民众关系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狭义的指务农的人和当村干部的人。这是一个政治原则性问题，否则就会人为地把农民划为两个阶层，扰乱和恶化农村的阶级关系，后果是严重的。他认为，中国农村贫穷的根子不在几个“四不清”干部身上，即使换掉所有的干部，让和他们同样蒙昧的农民替代，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贫穷仍然是贫穷，愚昧仍然是愚昧。
贫穷使人愚昧，愚昧加重贫穷，中国的农村就是在贫穷和愚昧的怪圈中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唯一可行的，就是唤起广大农民兄弟的自主意识，教育他们认识到，人不是猪狗，做人应该有奋斗目标，有奋斗精神，应该有志气，用自己的双手一定能改变家乡的面貌，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共产党不是欺负压迫他们的统治者，而是他们的亲人。我们都来自于他们，我们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和战争年代在根据地的做法一样。”父亲谈起社教，总是这句话。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父亲来说，家乡的农民协会、农民夜校；苏区的共青团、少先队、农民自卫军；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建设，哪一件不是在教育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呢？面对方巷朴实的农民，关键在于启蒙。启蒙靠什么？学文化，明事理。要让他们明白，共产党是帮助你们过好日子的，共产党里有个毛泽东，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像太阳。要听他的话，跟他走，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农民是相信这个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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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每一个人都要为集体，为国家，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不可有私心，要有公心、对别人要有爱心，像一个叫白求恩的外国老头，不远万里来帮咱；还有呢？还要肯干、实干、苦干、持之以恒地干，就像古代的愚公，把山都给搬走了，咱还种不好一块田？这就是老三篇。后来父亲又加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他说我这里是老四篇。告诉农民，要克服恶习和散漫，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做不起来。
他们把毛泽东的著作编成课本，边识字，边明理。父亲在封面上题写书名：《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毛主席语录识千字》。他说，要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有兴趣，还要能朗朗上口。我揣测父亲可能多少是受到当时发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启发。从１９６１年５月１日起，《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的精神，在每天的报眼上选登毛主席语录。我记得当时有些警句，父亲还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下。后来总政治部在１９６４年印成了１６开本的《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经全军政工会议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为了便于战士携带，改为６４开大小。父亲亲自参加编写的这两本小册子，就有些类似毛主席语录，也是６４开本，只不过要薄些。不同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里并不是毛主席的原话，而是按三个字一组讲解革命道理，如：共产党、爱人民；勤劳动、讲卫生……属初级本，对象多为老人、妇孺。《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则是高级本，全部引用毛泽东的原话。它从《语录》中摘取比较通俗易懂，又贴近农民生活的句子，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共千把多字，学完这本，就可以练习读报了。在贫瘠封闭的中国农村，这两本印得很漂亮的小册子，的确很抢手。
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外的做法
他说，苏北这个地方沟渠河道很多，疏通河道，一可以运输；二可以积肥；三可以改善环境。现在还留下他挽起裤腿、打着赤脚，与社员一起挑泥的照片，那年他５５岁。他们车干了４４条河沟，挑出了５０多万担塘泥，给大队所有的麦田上足了肥料，１９６６年夏收时，方巷大队的小麦增产２６％，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方巷农业收成不好的原因是抗灾能力弱。地势东低西高，低的抗不住涝，高的挡不住旱，所以旱涝都不收。工作队请来两个技术员帮助勘察地形，并帮助大队制订规划，挖河筑堤、东水西引、清塘蓄水、挖泥积肥。父亲像一个生产队长一样，亲自带队，组织群众挖河筑堤。总参的领导来干，附近的驻军哪里还坐得住，也参加进来，和群众一起疏通河道，修筑防洪大堤。这条堤被称为“军民团结堤”。
工作队还帮助方巷建起了粉坊、石磨坊、蚕房，又在河塘里撒鱼苗养鱼。还从县农技站请来技术员，指导群众种桑树发展养蚕业，插白柳发展编织业，种银杏树和各种果树增加副业收入。有人担心会不会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父亲说：“那就让社会主义看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吧！”
方巷大队还成立社员歌唱队、老人演唱组、孩子演出队、红领巾小乐队。开起了俱乐部，墙上挂了毛主席像，摆放了书籍和毛主席诗词、歌曲集，还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方巷的农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了。
另走一路
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政治气氛中，方巷在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不引起反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同志来了，他高度赞许了我父亲的这套做法，并请他在扬州地区召开的三级干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四清问题做一报告。父亲一口气讲了３个小时。还是围绕着他的那个中心——教育农民。农村存在问题不假，根子在哪里？在我们共产党自己身上！是我们进了城把农民忘了，把革命战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三大法宝忘了。出了问题，不去找自己的毛病，反倒抓这个、整那个，有这样的道理吗？
怎么办？就一条，到农民中去，去学毛主席的著作。
他的话，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台上观点鲜明、激扬挥洒的报告内容和风格大受欢迎。新闻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而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连续报道，《解放军报》的社论是《根本之中的根本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引导广大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它说：希望“全国每个县、每个公社以及所有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认真一读”。
人们不禁要问，既没有查四不清干部，也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何以就旧貌换新颜了呢？这些有悖四清规定的非常规的做法，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林彪的态度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林彪在苏州专门听取了父亲关于方巷大队“四清运动”的汇报。。。。。。。
张爱萍汇报：“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民群众，为建立农村政治工作奠定基础。所以我们在方巷大队搞四清运动，一开始就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直接交给人民群众，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
林彪说：“毛主席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推动四清运动的最好武器。这样不仅有了四清的办法，还有了道路、有了方向。”
当汇报到省委、地委都在推广方巷的做法时，林彪说：“应该推广。思想好，认识好，各种业务、各项工作都会好的。”
张爱萍汇报：“现在是用军队这套学习办法在试行，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还不知道能否在全局上行得通。”
林彪说：“地方工作是做没有穿军衣的军人的工作。现成的武器不用，是最笨的。”
当汇报到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迅速变化时，林彪说：“中国要兴旺，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用主席的话去解决问题，是一定见效的。”
张爱萍汇报说：“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学好毛主席著作。”
林彪说：“毛主席的书就是为人民写的，就是讲的革命道理嘛！”
张爱萍汇报说：“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识字，学文化，我们将毛主席语录编印成识字课本，这样既学了毛主席著作，又学习了文化。”
林彪说：“既学了主席著作，又识了字，办法好。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就能更好地学习主席著作了。”
“中国要兴旺，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用主席的话去解决问题，是一定见效的。”林彪到底是更高层面上的人物，学毛泽东的书，已经不是单纯的四清社教了，是整个中国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问题。
毛泽东的想法（张胜的观点）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四清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仅仅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一点，在１９６５年１月毛泽东已经做了暗示，他为“四清运动”制定的目标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终于在一年后的 “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实现。父亲还只是尽心尽力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周围的群众，力求让更多的农民相信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落实在改造中国农村的行动中。罗瑞卿被批判的背景（1965年12月）下张爱萍向刘少奇的汇报
这里有一个细节，或许对研究那段历史有所帮助。父亲说，他考虑到刘少奇同志是主管四清工作的，希望能向他汇报一下方巷社教的情况。刘的秘书挡驾了，说少奇同志感冒就不谈了。但刘少奇又主动来电话约谈。父亲说：“这次谈话，比起与林彪那次，要冷清得多了。整个汇报，就是自己在唱独角戏，少奇同志缄口不言。当谈到发动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少奇同志只说了四个字，好嘛！好嘛！”注记：刘少奇对方巷经验怎么看，这段文字只表现了一个侧面，不见得准确。主要是文革风雨欲来，刘显然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这是怎么啦？刘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期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人，父亲对刘是十分敬佩的，刘对我父亲也是器重的，何况刘还是第一个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父亲接着说：“他这样心不在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历史很有趣，确实如此！
通宝推：燕人,家园 共产党的意义 通过张爱萍的方巷经验又一次体现出来。好。
家园 笔记（续二）黄克诚对主席的评价 这段文字出自《黄克诚自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结尾部分。我感觉比网上流传的《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要简明扼要，而且评论更加精辟。特此摘录，为自己留个备份。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代伟人，从此与世长辞。他去世前决定：由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四人帮"的野心又一次被主席所打破。主席晚年日子并不好过。他自己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还没办完，结果如何，尚未可知。他的语气已经不那么信心十足了。全文见外链出处。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党我国的大灾难。50年代后期他虽然也犯了错误，但还能够在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努力下较快地匡救过来。但这一次毛主席却力不从心了。过去群众运动搞过了头，还能够调整方向、克服困难，主要依靠我们的强大的党组织。而"文化大革命"却恰恰破坏、摧毁了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四人帮"一伙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根本不能依靠。毛主席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矛盾之中。
毛主席去世，我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
不幸的是，主席晚年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驱使下，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但不管他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后人还可以用大力量和长时间来补救。而主席已建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代替的。何况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典范。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毛主席的著作则在理论上深入浅出，对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永远是我党、我国的宝贵财富。当然，毛主席的思想认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毛已发挥了他的巨大作用，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我们不能要求他能预见和解决。我们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他的思想、著作，应有公正的评价，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利于下一代人的成长。
家园 不错的笔记，送花鼓励一下 家园 笔记（续一） 只取两段，这两段是从KMT哪里做得不好的角度看的。基本上，历史教训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一个政府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首先要能给人希望。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多本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著作的作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胜利，部分是由于他们领导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高压统治，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希腊政府都不如。在我们国家，用马歇尔国务卿的话来说，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政府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美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都证实政府一边的士气完全瓦解，为国民党而战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
安娜莉·贾科贝（Annalee Jacoby，中文名贾安娜，二战时美国《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驻华记者，与美国名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合著《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译本名《中国的惊雷》）: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却完全做不到。蒋从来不与他的民众商量，他只是命令他们。他粗暴地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派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与他的政党总是镇压农民的暴动和起义，从来不留中间地带。中国人被迫只能在不拥护他就反对他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只能选择灾难较轻的路走。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都不可能帮蒋介石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