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白求恩, 也纪念逝去的作者 -- 白求恩

邓稼先夫人访谈

许鹿希：我在58年8月那一天，就是我们一点预感都没有。由钱三强先生把

邓稼先叫去了，那时候钱三强是叫做核工业部的副部长兼原子能所的所长。

那时候他叫去他就给邓稼先说，他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个工作

怎么样？这个国家要放个大炮仗你说这炮仗得多大，邓稼先马上就明白了这

是要放原子弹，对吧，调他去做原子弹，他当时回答就说，我能行吗？那个

钱先生就实际上他们已经决定了，这里调令呀，不是说征求你个人意见。后

来他服从调动。

[ 1958年八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研究员的邓稼先突然接到命令，要

其参加核试验，邓稼先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与许鹿希匆匆一别，在荒凉的大

漠上开始了中国的核试验，当时苏联、美国、法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而

中国想要在世界之林立一席之地，不受外强凌辱，建造字的核武器是当务之

急，而此时，独守家中的许鹿希除了思念就是每日惴惴不安的担心。]

许鹿希：那天晚上回家以后，他也一夜没睡，我也一夜没睡。

主持人：他怎么跟您说，他也不能跟您说什么是吗？

许鹿希：他不能跟我说做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说问他调哪

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他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

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反正弄的我当时很，我当时30岁，他当时34岁，我

当时我孩子很小对吧，因为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他说

我如果，就是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活的很有价值。他这么说以后，我当

时就感觉到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说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

说这话以后，后来我就哭了，我说你干吗去，做什么事情要这么样子，下这

个决心。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知道了，这个工作，

当然后来从此以后，就是一干就28年。

主持人：当时您完全没猜到是原子弹，那时候您一点都没猜到。

许鹿希：我为什么一点都没猜到，当时国家太苦了，当时我们连汽车也造不

了飞机也造不了，你知道抗美援朝，你看过《聂帅回忆录》吧，就是抗美援

朝的时候，所有的飞机是从苏联买的，对吧，喀秋莎大炮也是买的苏联的对

吧，什么武器都是人家的，咱们自己什么也造不了。那个时候再用什么小米

加步枪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美国已经把原子弹运到的冲绳岛，如果板门店谈判再失败的话，咱们当时就

要吃，就要扔原子弹了，他不过就欺负咱们没有。那个是谁，英国的撒切尔

首相说一句话，但凡你中国有一颗原子弹，人家也不敢惹你。对，就是这样，

实力嘛。所以这样的话，这个转折是非常突然的。

主持人：一夜之间。

许鹿希：一夜之间，后来我看邓稼先这么坚决，他说他后来就说了几句，他

说家里事情他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我了，我回答他一句，我说我支持你。

主持人：许鹿希老人对我说，很多人都问过她，为什么能够忍受和丈夫分离

长达28年的时候。她说是因为她不仅见过洋人，还见过洋鬼子，不仅见过飞

机，还见过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轰炸自己的家园，不仅捱过饿，还被敌人

的炮火逼着躲进防空洞忍饥捱冻，她说因为有了经历，使她能够理解邓稼先，

理解他因为要造原子弹而和自己分离28年之久。

许鹿希：也不是说28年他完全一天都不回来，也有中间回来，就是他到这个

工作因为它保密性质太强了，而且他那个所谓的当时规则也是非常的严厉，

就是不许接触这个不许接触那个，然后甚至于我北京医科大学我的同事不能

到我家里去，免得出事。另外就是嘱咐我说，不要向北医的领导，就是每个

人不是要说明你家里丈夫干什么事，这些都不能说，领导要问的话，你就说

做保密工作，真正北医领导知道我丈夫是干什么事，是在追悼会的报纸上。

主持人：当时邓先生偶尔回来，您怎么跟他聊天呢，总要问一问最近的工作

又不能说，但是很多又不能说，那说什么呢？工作完全碰都不能碰。

许鹿希：一点都不能聊天，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回家带，不能带出

来。至于他突然回来和突然走，什么时候回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话，一个电话马上汽车就在地下等着，警卫员一上来就马上就走了。我们中

国的核试验一共做了45次，第一次的成功是1964年10月16号，15点就是下午

三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最后一次呢，第45次核试验呢是在1996年，

7月29日。

主持人：在签定协议之前的一天吧，等于是。

许鹿希：1996年7月29号做最后一次核试验，为什么挑这个日子呢，因为邓稼

先逝世是在1986年的7月29号，在邓稼先逝世的十周年这一天。在邓稼先逝世

十周年的这一天，做最后一次核试验，做完以后的话，马上第二天，就是在各

个报纸上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命，就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暂停核试验。这

就表明我们中国已经达到了跟其他核大国完全一样的水平，我们已经有了原子

弹，有一个氢弹，有了中子弹，有了小型化，有了在实验室模拟这个高度。

主持人：这45次实验邓先生领导了多少次。

许鹿希：他生前，生前一共有32次，32次里头有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其

他的不是每次都是他亲自指挥，可是因为他后来是做核武器研究院的院长，就

是他前面虽然做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可是院长是党委书记，他是主要的业

务负责任，就我们国家在一个原子弹氢弹做成以后要有一个专家签字，向国家

签等于向国家保证，这个弹做行了，你可以放了。这个签字是邓稼先去签，签

完这字邓稼先说非常紧张，就恨不得，好比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是万一

不行就不得了，可是每次都行了，每次都行了所以人家给邓稼先一个外号嘛，

说邓稼先是福将，这福将可真太难了。

主持人：这种压力一般人没法想象。

许鹿希：没错，所以曾经有人问我，说是在第一次原子弹成功以后，那天晚上

北京城里头，买号外呀，就是因为当时虽然是下午三点钟，就爆炸成功的，当

时那个总指挥在罗布泊的总指挥室张爱萍将军，是吧，他给这边的中南海这边

打电话，就是周恩来总理跟聂荣臻元帅守着这边电话，他打电话过来说成功了，

可是周总理汇报给毛主席以后，毛泽东主席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先压一下，

等日本等外国的反映，因为这个灰尘，就是这个很快到边去，他们马上上飞机

去抓，一抓以后日本人先报道，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等他们报完以后，我们

的判断结果一切都出来，肯定是核爆炸，因为要不是核爆炸要报错就不得了是

吧，所以晚上十点种的时候，新闻广播才广播的，所以十点以后，就满街都是

号外，所以有很多人，我说你是不是拿的套红的号外，就又跳又蹦高兴的不得

了。

主持人：您知道吗？那个时候。

许鹿希：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干什么事，那个像电视上，还有那时候电影上拍

的，就是好多人在满街上高兴的不得了跳啊蹦，问许鹿希你是不是也这么干，

也是跳的蹦的恨不得都高兴起来。我说不是，我说这话，可能要扫别人兴了，

我说我们提到这的心放下去了。

主持人：知道了邓稼先和许鹿希的故事以后，我问过身边很多人，如果有这样

一份工作需要你去做，但条件是你必须和爱人分开28年的时间，你会不会接受。

大家的反应是没办法想象，而当许鹿希老人回忆起让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28年

的生活时，他的语气当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她的平静和坦然让人感动。

许鹿希：我曾经吹牛嘛，我说邓稼先你甭干了，你回来以后，你啥事都甭干，

我许鹿希养活你全家，对吧，我能够做，我那时候是毕业以后就留在北医做教

员的，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什么，这样一趟走上来，另外

我还曾经做过北医的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啊，什么教研室主任呀，做这些

事情。你可以知道我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靠我自己的工资，我养活你们全家都

没问题。所以我曾经非常希望他回来，他说回来干吗，我说你啥事甭干，我养

活你。

主持人：当时孩子们呢，孩子们会不会问，爸爸在哪，在干什么，您怎么回答

呢？

许鹿希：孩子非常懂事。

主持人：他们也知道爸爸在干一个非常机密的工作。

许鹿希：对，孩子非常懂事。我的孩子们也是采取了跟我们一样的态度，一切

靠自己。

主持人：我有一点不太懂，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研究原子弹这个过程当中，日常

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可能受到核辐射的这个危险。

许鹿希：很多事情是你原先设计了以后，你不知道它会那么大，那时候你说不

受到辐射不可能。

主持人：所以邓先生在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不仅要下决心，我要离开家庭

很长时间，我的工作，我的成绩再大，功劳再大，别人不可能知道，我要一辈

子做无名英雄，同时我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许鹿希：他完全懂，最重要的一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我们中国曾经有

一次核试验，核弹头是很好的，只是那个什么降落伞没有打开。

主持人：是从空中掉下来了是吗。

许鹿希：对，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事情。就是文革非常乱，降落伞呢是（三机部）

做降落伞，它那个降落伞曾经有几次打不开，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就说过，

说是这个降落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保证降落伞能打开，可是恰巧就有一次，

飞机扔出来这个氢弹呢，就从最高的高空，因为现在这高空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这个数字是保密的，从最高的高空一直就掉下来了，就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

碎了。这个你想，这么掉下来的，和那个用降落伞那么样的弄的爆心，这个就

距离很远对吧，后来当时就非常着急了，就是派一百多军队去找，没找着，没

找着，可是这次的弹呢，签字是邓稼先签的，邓稼先签字就表明说向国家保证

这个弹是成功的。他决定他自己亲自去找，陪他一块去是当时（二机部）的副

部长，就是核工业部的副部长，叫赵敬璞，赵部长。他们俩一块上吉普车去，

这时候那基地的那个领导就说，说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说你的命比我的

值钱。这基地这个领导，他叫陈彬，他说的话是非常感动的。他不让邓稼先去，

可是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弹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这

个弹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是核爆炸的话，那就干了，在广岛什么样，长崎

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画面是吧，在中国国土上，不能自己在中国自己国土上

干这么一下，对不对，邓稼先就决定还是上了吉普车走，那个戈壁滩上是，戈

壁滩不是沙漠对吧，戈壁滩是大大的小石头，大石头小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

么大，小石头就是，就是大小石头块，那个吉普车就在那个戈壁滩到处跑，一

下子邓稼先就看见了，因为是他们自己做的，他说就在那，那个时候是那个，

后来是赵经敬璞副部长告诉我，他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像半个足球场那

么大，就是整个弹都摔碎了，邓稼先一看它就在那，他就让司机停下，然后他

就喝斥，他当时也不太礼貌，他就喝斥这个赵敬璞副部长，他说你们都给我站

住，你们进去没用，就把他们都喝斥在那个边上，然后他自己进去了。

主持人：他知道很危险吗？

许鹿希：可他那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好像我觉得那时候，有人说那时候他是

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

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是吧，完全懂，可到

那个时候他就进去以后他找到那个碎的弹片的时候，他就最糟糕就是他拿手捧

了一下，捧起来一看，马上他就放松了他是平安无事。85年那次检查，就是到

301医院去检查出来得了直肠癌是吧，医生说你怎么这会儿才来，他也没有想到，

他觉得这会儿才来，他都回答不出来，为什么这会儿才来，根本没有想到这些

事情，后来当然那时候张爱萍将军非常的关心，一直守在手术室外头，一直是

从头到尾的关心这个治疗的方案什么，可是等到手术结果出来以后，我当时已

经是医学院的医学教授了，这个科学上面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很残酷的，科学上

面把你真实的情况给你摆下来的话非常残酷，当时我就知道没救了，顶多一年，

就是在1986年的6月，那个时候中央军委的领导就决定对邓稼先解密，解密的意

思就是在86年6月24号那一天，解放军报，还有人民日报都是大登，大版的文章

题目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马上就把邓稼先和原子弹氢弹所有的关系全部就登

出来了，这一天拿到这个报纸，也是怎么说呢，有的人就拿着报纸，摇着这报

纸说许老师，许老师，许教授，许教授您看看邓稼先上报了，一边跑一边挥着

过来，可是等到跑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看见我们家里人都在掉眼泪。这一天也

是，一些比较懂事的，比较年纪大一些的亲戚朋友，就从各地方打电话过来，

说邓稼先怎么了，说一个人20多年来都非常的隐姓埋名一点都不知道他干什么，

现在在报上突然一下，把他跟造原子弹和造氢弹的事情全部都宣布出来，他说

这人还在世不在世。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1985年张爱平将军亲自敦促邓稼先去看病，结果查出是晚期直肠癌，张爱平

立即命令邓稼先住院接受治疗，从1985年七月三十一日到1986年七月二十九号，

是许鹿希与邓稼先相处的最后的日子，结婚三十三年，在一起生活只有六年，在

最后的一年里，许鹿希心里五味杂陈，思念的终结竟是永别，邓稼先离开他已经

有十六年了，但家中的陈设一如既往，许鹿希将丈夫的用具都标上了年代，使用

日期，连邓稼先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换过，看着老人摩挲着那些用具，不尽

让人涕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主持人：这16年有这些零碎小事可以去回忆的话，你会觉得邓先生还是还在。

许鹿希：可能，他这个有很多事情让人觉得他，这样也做对了，也如果说是他，

如果再有轮回，人生有轮回，他还会这么做。

主持人：你也还会再支持他。

许鹿希：虽然是非常苦，可这么做是很值得。

主持人：谢谢您许老师，谢谢您。

主持人：和许老聊天的时候，她总是习惯性的问我，这个人你是不是听说过，那

件事你是不是了解，在老人看来，她说到的很多人，很多事都不是我们这代人所

熟悉所了解的，我总觉得许老还生活在1986年以前的时空当中，在她的世界里邓

稼先并没有离开。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4 年10月16 日，我国自行开发研制的原子弹在当日下午三时许成功试爆，

冲天的蘑菇云，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当时的号外有着醒目的标题：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思念着丈夫的许鹿希才在

家中缓缓地舒了口气，放下了悬了已久的心。

邓稼先他们，是一代人完成了别国五代科学家的任务，一口气从原子弹干到中

子弹，到氢弹，到电脑模拟的核极限的。中国的国力，尤其经过“文革”，如

果再分代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达到现在这样的国防水平了。

邓稼先是知道很快就要“世界性禁核”的。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

核极限实验，那么就会“被禁”，而不能成为“大国”。所以，邓稼先一直在

抢这时间，他忘了自己生命的时间，忘了其他一切的时间，惟要中国脱离打受

欺的时间。

我国是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爆炸了最后一颗原子弹，然后在次日宣布参加

禁核的。

在邓家，我看到了张爱萍在一块素布上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我想，

“元勋”的意思，是说对中国成为当代大国有功，而不仅仅是“军功”。

有一天，许德珩问严济慈：“是谁为中国造出的原子弹？”严哈哈大笑，说：

“你去问你的女婿吧”。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

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

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

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他捧着，走

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许鹿希说：“说有位年轻的导演，要拍邓稼先，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我说，

邓稼先不是那样的。”她说：“我此生就住在这里了。这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

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

坐在这儿谈话。”

当年为了欢迎杨振宁来，夫妇俩上街挑了一个床单，是单色的“十大建筑”。

邓稼先喜欢这一个，就决定买了。

桌子就是邓稼先回来工作的桌子。那封信就是在这写的。

那封信是一封让杨振宁喜极而泣的信。

杨振宁在美国听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

了国内，很想问邓，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

邓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

告诉他。”

邓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了一封信，送信的人就等在桌边，立即拿了上飞机。到

了上海赶到给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

泪流满面。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杨立刻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

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

我与杨博士亦曾有过对面谈话与一次来信的交往。以杨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

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气势逼人，令人很难看到内里。

他流泪了。他当年在云南，后来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

这是他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泪水流在中国，中国接

受着。

看见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的照片，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

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

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

就心里明白的。

另一张照片，是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

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

要照的。

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

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

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Mobile Blood Banks:

The Innovative Dr. Norman Bethune

Canadian surgeon Norman Bethune (1890-1939) remains today a hero venera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At home, Canadians view the doctor from Gravenhurst, Ontario with ambiguity because of his socialist politics. In 1936, Bethune went to Spain to fight Franco's Fascists. Two years later, Bethune was in China ai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Eighth Route Army against the invading Japanese. But what makes Bethune a notable medical figure was his innovative approach to saving the lives of wounded soldiers at the battlefront. While in Spain and later in China, Bethun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mobile blood bank units. This allowed Bethune and other doctors to perform immediate blood transfusions on wounded soldiers, often saving their lives before they were sent to hospital.

Trained in Toronto, Bethune became a thoracic surgeon so that he might help the many tuberculosis cases in North America. His interest in tuberculosis came from his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disease. In the 1920s, he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tuberculosis and spent months at the famous Trudeau Sanatorium in the Adirondack Mountains, where he successfully underwent an artificial pneumothorax, a procedure which collapses the diseased lung thus allowing it to rest. This was considered a new, radical treatment at the time. He moved to Montreal because of its high tuberculosis mortality rates and took a position at the Royal Victoria Hospital. While there, Bethune improved upon a number of surgical instruments. His most famous instrument was the Bethune Rib Shears, which still remains in use today.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medicine, however, was yet to come.

While in Spain and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in China, Bethune witnessed the loss of many soldiers due to bleeding upon transit back to base hospitals. He organized mobile medical units, which followed regiments into action, to provide needed blood transfusions to wounded men. His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 consisted of a wagon containing a refrigerator, sterilizer, incubator and other needed equipment such as lamps, flasks, blood transfusion sets, and stored blood. Blood was needed most at the front, on the spot where the wounded la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bile blood bank to the battlefield is an important medical contribution.

In 1939, Bethune died of blood poisoning after operating with a cut finger on an infected Chinese soldier. (He refused to wear rubber gloves, arguing that it reduced the sensibilities of his fingers needed in operating.) There were no sulfa drugs (penicillin) for treatment. Immediately upon his death, he became a martyr and a hero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out his life, Bethune was an innovator and idealist from his revised surgical implements to his socialist views on the need for universal health care in Canada. He is remembered as both a great doctor and humanitarian for his medical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