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父亲的“文革”经历：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一） -- northeast

父辈经历挺象的，我父亲65年毕业的，刚开始时也是革命的事多，干活的事少，别人武斗他们逍遥派，真是有人被打出肠子死人的。

74年回师北上，建设从荷兰引进的大化肥项目，当时是全国不多的重点项目之一，一共十三套。真是热火朝天的会战，一天十几个小时，晚上干到深夜，我那时小，记得后勤方面弄得很好，父母常带肉包子回来，还有香蕉，午餐肉罐头，渤海大对虾。不过苦也是真苦，工厂建在荒地中间，大一点的能住人的镇子在三十公里之外，大家都住大车店，东北的大冬天，每天站在解放车后箱来回颠簸享受凛冽北风。

真心羡慕你，可以和老父亲慢谈过去回忆，我父亲离开我们是十二年前的事了。他们这代工程人员，文革的事只是背景，真正让他们自豪的是创业，看着荒地里升起一片钢铁巨兽，看着国家的空白在自己手中一点点被填补，真正金不换的回忆。

当时（大约是1970年末、1971年初）来太钢视察的中央领导是陈伯达。陈伯达在文革初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第5号领导的位置上，第4号领导陶铸被打倒后，陈伯达就成了中共中央第4号领导，排在他前面的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后来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记得我上中学时看到一本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书，翻过之后感觉林彪集团多是武将、“四人帮”集团多是文人，不过陈伯达这个文人居然没被算在“四人帮”那伙里，而是与一群武将算在林彪集团当中。

陈伯达来视察对于太钢来说可是件大事，即使搁到今天，如果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以外的某一个政治局常委视察某单位，动静也小不了。不过我父亲这一次无缘看见当时的隆重场面，因为他出差了，临时到外地参加一个工程去了。等我父亲回到太原，陈伯达已经走了，不过周围的人还在经常谈论陈伯达来视察的事，有同事对我父亲说：“你真应该看一看陈伯达……”我父亲却说：“看不着就看不着，没啥遗憾的……”

我父亲这么说倒不是他有多么高的觉悟，早早就认清陈伯达的什么“本质”，而是因为我父亲已经见识过一些“大场面”、见过一些“大人物”了，所以对这次没亲眼看见陈伯达没感到有什么遗憾的。我父亲亲眼见过哪些“大人物”？仅举两例：毛泽东、周恩来。

文革初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多次（八次？）接见红卫兵，我父亲也去了一次（好象是接见人数第二多的那次）。虽然我父亲在沈阳属于辽宁三大派哪派都不要的人，严格说来算不上红卫兵，但当时天安门广场也没人挨个验证每个人的身份，所以我父亲也混入其中。毛主席乘坐敞棚轿车过来时，广大“红卫兵”分别站在轿车左右两侧，我父亲还记得毛主席本来面朝前方，但离我父亲很近的时候突然把脸转了过来，还挥了挥手，我父亲和周围的人立刻欢声雷动……我父亲事后还说，估计当时站在对面“红卫兵”得郁闷死，因为我父亲他们可以当时可以看见毛主席的面容，对面的人就只能看见毛主席的后脑勺了。

如果说见毛主席这次还不算非常“近距离”，那么见到周总理那次绝对是“近距离”的。那一次大约是在1963或1964年，地点在现在的沈阳火车站（位于铁西区和和平区之间的那个火车站），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我父亲和几个班的同学（大约也就一百多人）被赋予了一项政治任务：去充当群众欢迎队伍欢迎外宾。外宾是谁？当时朝鲜的第二号人物崔庸健。不过大家对崔庸健的兴趣不是很大，主要是想看同时也在现场的周总理。当时好象是崔庸健在中国访问了一圈后就要回国了，周总理到沈阳火车站与崔庸健会晤并送行。现场的场面是，我父亲这些群众站在月台鼓掌欢呼，周总理、崔庸健在几个车厢里来回走动向外面挥手致意，后来大概周总理看出来群众主要是想看他，周总理就干脆走到每个车厢里都时把头探出来向大家挥手，所以我父亲他们这次见到周总理是非常“近距离”的。周总理见大家情绪高涨、迟迟不想离开，就说：“天很晚了，大家该回去吃饭休息了……”，我父亲他们才离开沈阳火车站。我父亲通过这次接见，对周总理的印象非常好，一点官架子没有，按照现在港台的说法，周总理是非常“亲民”的。

我父亲向同事们讲述了他亲眼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经过后，有一同事说了一句：“你还是应该见一见陈伯达，毕竟人家对你们搞电气的那么重视……”我父亲忙谦虚道：“哪里，哪里，我们再受重视也比不上炼钢专业的，中央早就说过‘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嘛……”

多年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听到父亲讲起这段话的时候，很吃了一惊，问我父亲为什么说陈伯达对电气很重视。我父亲说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71年前）陈伯达有一个讲话，大意是“要优先发展电子工业”。我问父亲这事是否准确，我父亲说陈伯达的讲话是向下传达的，是比较公开的事；而且还有这次同事拿陈伯达的讲话为理由说我父亲应该见一见陈伯达，这给我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该没记错。

这件事情之所以让我很吃惊，是因为原来我对文革的印象非常差劲，无非就是“荒废的十年，混乱的十年”之类（本人是文革期间出生的，懂事后文革已经结束，对文革的印象都来自公开的宣传），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人（当然包括陈伯达）更没什么好印象。可陈伯达的这句“要优先发展电子工业”很像是一个正面人物的话呀！后来我又想，说句好话不算什么，如果只是光说不做也没什么意义，不过几个月前看到这样一条信息：老成都:老陈是中共最早看出信息革命浪潮的人，各地一大堆半导体厂和无线电厂都是老陈说话比较算数的时候搞的。看来陈伯达起码在这“优先发展电子工业”这件事上是既说又做的。

我父亲后来又不止一次提到陈伯达的这次讲话，包括在我高考前报专业时还以陈伯达的话为理由劝我报考电气专业，我父亲的意思是：“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社会上总得有干实事的……”（现在理解我父亲当初的话，另外一层意思也许是社会上也有人不干实事？不过当今社会似乎不干实事的也有很多人混的不错呀，比如很多“经济学家”，计划经济时代说计划经济好，市场经济时代说市场经济好，不但“永远正确”，而且“名利双收”……）

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本人上了大学。有一次某一政治类学科的讲堂上，老师讲到文革，感慨有关部门的宣传实在 too simple ，说了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的讲话内容，然后让大家猜是谁说的；结果其中比较“正确”的话居然是林彪、“四人帮”等人说的，其中的“极左”言论居然是文革后被划入“正确路线”上的人说的……这位老师的意思是现在的宣传以人划线，把文革期间的好事都划分给“正确路线”上那几位，把坏事都划分给“错误路线”上那几位，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呀……

转眼间又过了这么多年，本人的阅历多少也增加了一些。看待文革期间的事也比以前complex了，就说陈伯达吧，不管他的罪恶有多么深重，我看他至少不是叛徒。kmy1810:陈伯达的叛徒案是花帅亲自搞的外调。至于给陈伯达定性为“叛徒”那几位“积极分子”（比如X帅，比如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等等），有空研究研究他们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父亲错过了这次亲眼看见陈伯达的机会之后，也就再也没机会亲眼见他了。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中央在庐山又开了一次会议，之后很快陈伯达就再也不是中央领导人了。

（1）集成电路：

前面我提到，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的电气方面是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负责的。我父亲他们在工作中很快就发现，德国专家在检修电气设备的时候，有时从上面卸下来一样东西，往往随手就扔了，然后再换上一块新的。德国专家扔的是什么东西？我父亲他们检回去仔细查看，上面有很多电气元件，这就是后来电气人员都熟悉的东西：集成电路。当时德国等先进国家已经应用了集成电路技术，而且已经普及到一定程度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德国专家对损坏的集成电路随手就扔，一不修理，二不回收）。我父亲则是头一次看见这玩意，对这些损坏的集成电路充满了好奇，看了又看，量了又量。

（2）险些发生的事故：

我父亲在参与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期间，还有一次比较“惊险”的经历，差一点出了大事。我本人对“氧气顶吹转炉”的技术不是太明白，只能简单转述一下我父亲的说法：每个“氧气顶吹转炉”有一根“氧枪”，是往外喷射氧气的，在运行期间，“氧枪”要上下运行。有一次，我父亲调试一根“氧枪”；开始，“氧枪”在从上往下运行时，“氧枪”喷射的氧气形成了垂直的火焰；突然，我父亲发现火焰好象不再是垂直的，而是倾斜了；我父亲马上停止调试，跑到近前一看，原来有一个东西被放在“氧枪”的运行轨迹之间，“氧枪”在运行期间被它刮碰了，所以发生了倾斜，幸亏我父亲及时停止调试，要是“氧枪”继续运行，“氧枪”就会被别坏。“氧枪”要是损坏了，整个一台“氧气顶吹转炉”就会无法正常运行了。我父亲记不得当时“氧枪”有没有备件，就算是有备件，损坏的那根“氧枪”的价格也便宜不了，给国家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少不了。因为当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父亲当时也没有详细调查是谁把那个东西摆放在“氧枪”的运行轨迹之间的。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参与项目的人员普遍是“新人”，缺乏工作经验；如果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就不会有人在现场乱摆放东西；如果我父亲当时与足够的工作经验，在调试“氧枪”前也应该先观察一下现场情况，检查是否有什么情况妨碍现场的调试。幸亏这件事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否则搞不好，有人被处分是肯定的，甚至为此进监狱也是有可能的。（我父亲在工厂那些年，也曾经听说过一些因为造成严重生产事故被处分甚至进监狱的事例。）

（3）中科院的“专家”：

随着项目的进行，奥地利和德国专家逐步撤离现场，人数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军宣队”的人员向大家宣布：奥地利和德国专家已经全部撤离，以后现场的工作将全部由中方人员进行。“军宣队”一直没有向大家解释奥地利和德国专家全部撤离的原因，我父亲始终怀疑当时太原的局势还不太平稳是造成奥地利和德国专家全部撤离的原因（不过我个人认为也有可能是合同、费用等方面的原因；太原的局势虽然还不太平稳，但奥地利和德国专家的安全有专人负责，似乎应该没什么问题）。

之后的一天，“军宣队”人员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奥地利和德国专家走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有需要帮助的。我父亲和其他电气方面的人员就提到，项目中用到了集成电路等先进元件，我们对之了解有限，一些简单的电气元件我们可以检查、更换，而复杂的电气元件将来如果损坏了如何进行检查、更换？“军宣队”的人听过之后，对我父亲等人说了一句：“我们会向上反映，寻求帮助。”说实话，我父亲对“军宣队”的话开始没抱多大希望。可过了些日子，我父亲就看见现场出现了两个“专家”对现场电气方面的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从工作中接触来看，这两个“专家”也确实有水平。这两个“专家”从哪里来的？我父亲听别人说他们是中科院系统的人，好象其中一个是中科院数学所的人，是研究电子逻辑电路方面的专家。（我对中科院系统不太了解，在那个年代，“电子逻辑电路”是中科院数学所研究的领域吗？）

（4）工业污染：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1年的时候，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已经基本完工并投入生产。现场已经由太钢方面接管了，不过“十三冶”的人并没有完全撤离，还经常在现场进行一些维护的工作。这个项目是我父亲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大项目，他很为此感到骄傲，他常对我说，在“十三冶”这几年是他人生中日子过得最艰苦的时候，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在我父亲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有的时候没有机会再参与这样的大项目了，而多年后再参与一些比较大的项目时，也许是因为人生阅历的增长，我父亲没有感觉到年轻时那么大的成就感了）。

我父亲虽然以这个项目为骄傲，但作为一个工科大学生，看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的，对项目存在的问题也并不掩饰。他提到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严格说来也是当时很多工业项目都存在的问题：污染严重。我父亲讲，他曾经听说奥地利奥钢联公司的“氧气顶吹转炉”本来是有“除尘设备”，但不知是中方还是奥方的原因，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并没有上“除尘设备”，其结果就是污染严重。我父亲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广西柳州出差到太原，我父亲带他到晋祠去参观，我父亲的这位大学同学说了句：“晋祠不错，不过太原的环境不太好，尘土太大了。”我父亲说：“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在晋祠看到的尘土有的就是从太钢刮过来的。”多年后，我父亲对我说，太钢在太原以北三十里，晋祠在太原以南三十里，也就是说太钢的烟尘被北风至少刮走了三十公里远。北方普遍风比较大，可太原一年到头总会偶尔有一丝风也没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在一点风也没有的时候，从远处看太钢的“50t氧气顶吹转炉”，就会看见有些发红的烟尘慢慢垂直上升，因为没有风，烟尘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几乎静止不动了甚至开始垂直下降，而下面的的烟尘还在慢慢垂直上升，我父亲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似乎感觉不太好形容他所看到的这幅景象：“怎么说呢？就有点象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

就在“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已经基本完工，“十三冶”的人员就要撤离的时候，我父亲又听到一个消息：中共中央一个“巨大”的领导要来太钢视察了……

前面我说了，因为“十三冶”的造反派、保皇派都不太听“军宣队”的话，所以“军宣队”只能指挥我父亲这样的刚分配到“十三冶”工作的大学生、原来“十三冶”当中“打酱油的”（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的）开展恢复生产的工作。就在我父亲参与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期间，传来一个爆炸性新闻：“十三冶”造反派的头号人物、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被枪毙了！

下令枪毙杨承效的是69军的军长谢振华。谢振华与陈永贵（大寨的领头人）是当时中央指派的恢复山西局面的负责人，而原来两派的头号人物刘格平、张日清已经被中央扣在北京不让回山西了。吴思写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写了这么一段“谢振华与陈永贵……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之死客观上对山西全省的稳定是起作用的。但在“十三冶”，一般人对此的看法却与外界不一定相同。因为我父亲是“十三冶”的新人，所以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听到“十三冶”造反派、保皇派两方面人对此的议论：

“十三冶”造反派当然认为谢振华此举明显是“公报私仇”，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十三冶”的造反派与69军矛盾很深；至于导致杨承效被抓的那次事件也是对立面挑衅在先，杨承效顶多算“反击过当”；那一阶段造反派、保皇派双方都有过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谢振华为什么对保皇派的过火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却对造反派痛下杀手？

“十三冶”造反派不满意谢振华似乎“顺理成章”（毕竟派别不同），可“十三冶”保皇派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谢振华枪毙杨承效。我前面说过，“十三冶”造反派中年轻人多，“十三冶”保皇派中年纪大一点的人多，我父亲就听保皇派中老同志这么说过：“谢振华不应该枪毙杨承效，不是说杨承效没罪，而是说杀杨承效用处不大。对待杨承效应该如同共产党处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那样，关而不杀，深入揭发他的罪行，甚至让他自己认罪，这样造反派就没人再起来折腾了。现在倒好，杀了杨承效，造反派上上下下简直把他当烈士，个个口服心不服，以后十三冶的局面可不好收拾……”（我父亲后来离开了“十三冶”，据他所知，“十三冶”两派之间的矛盾后来虽然不似当初那么公开，但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注意：以上所说是“十三冶”两派的看法，并不是我父亲的看法，毕竟他当时是外来户，对此的态度是无所谓。

我父亲在文革期间，见识过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各个派别的主要人物，他们的结局各种各样：有像杨承效这样被枪毙的，有文革后飞黄腾达的，也有受到各种处分甚至被关进监狱的。如果文革后还活着的话，即使进了监狱一般也都有被放出来的机会。就算是中央规定要限制使用的“三种人”，也有人后来在单位大小当个领导，他们普遍没有像中央一些人担心的那样还想兴风作浪，一般都专心工作，不问政治了。我父亲有一次在某单位见到一个领导，就是当年东北工学院某派别的一个大人物，他还打趣地说：“我当年可是臭名昭著呀……”我父亲说：“哪里哪里，您当年可是威名远扬……”我父亲说他对此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演讲，驳斥有关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与朝鲜的金日成有勾结的“谣言”，并阐明陈锡联同志与朝鲜方面的交往都是中央同意并批准的。

我所见到的提及杨承效的文字中，经常看到“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的字样，看来杨承效在本职工作方面并不是突出的人物，但这个人物也不是等闲之辈，我父亲就听“十三冶”的人讲过这么一件事：

杨承效与山西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关系不错，杨承效最初去大寨的时候，陈永贵免不了要领杨承效在大寨各处参观一番，杨承效看过之后居然对陈永贵说了一句：“你们太辛苦了，过些日子我领人来帮帮你们。”估计当时陈永贵也没听明白杨承效话里的意思。过不久，杨承效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到大寨来了。

我前面说过，“十三冶”的汽车和工程车辆很多，在那个年代是比较少见的。武斗时，杨承效指挥的人马利用这些车辆实现了“摩托化”。这一次，杨承效也开来了很多车辆，不过不是来武斗的，而是来“建设”大寨。在大寨，“十三冶”的汽车和工程车辆进行了挖土、搬运等作业，虽然不是专业的农业机械，但其工作效率肯定比人工效率高多了，大寨的农民都来看热闹，大开眼界……

杨承效为什么去大寨“帮忙干活”？我个人看法是很可能因为陈永贵是支持杨承效的，杨承效帮大寨实际也是在壮大自己这一派的力量和影响。其实类似的例子对立面也在干，比如吴思写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也提到当时山西保皇派方面也有一个支持者：农民劳模李顺达，李顺达那里的土地适合种苹果，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这一点就显得不如陈永贵的大寨，山西保皇派方面就把附近的一个国家体委废弃的基地划给李顺达种粮食，结果李顺达领导下的粮食产量也上去了，显得不比大寨水平差。

看来那个年代的各派之间，除了各种公开的斗争，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暗战”呀。

标题中有“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几个字，现在终于写到工人了。那个年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工人的地位显得挺高；现在虽然宪法、党章上还写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字样，但工人在社会的实际地位嘛，不用我多说了。我这里的文字也很难全面的反映当时工人的面貌，比如说有可能两个工人之间都不一样，你能说哪一个工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我以下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管中窥豹”。

文革结束后，我父亲已经离开“十三冶”多年了，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遇到了当年“十三冶”的一位老工人。熟人见面，在一起唠了一路，从这位老工人的讲述中，我父亲才知道了“十三冶”的历史。（我父亲当年在“十三冶”工作的时候对此知道的不多）

据这位老工人讲，“十三冶”诞生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富拉尔基在当今社会可以说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以前富拉尔基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据说年年招生都很困难；后来听说这所全国重点大学就搬走了。）“十三冶”自诞生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参与了很多企业（尤其是钢铁企业）的建设，好象包括鞍钢、首钢、一汽等等（我全凭印象，没有一一验证），这位老工人还对我父亲说了一句：“你们东北工学院不有一个机械厂吗，那也是我们十三冶建的。”我KAO，在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上过学的谁不知道那个机械厂呀，虽然规模不大，但大家“金工实习”的时候都在那呀。

文革前，“十三冶”到达山西省太原市开始参与建设太钢，这时候“十三冶”的人员包括家属在内已经膨胀到二万人（或者是四万人？我父亲没记得很清楚，但至少是二万人）。人员以东北人为多（因为此前主要在东北参与建设，招工也自然以东北人为多），所以后来文革期间“十三冶”的武斗队（那支“山寨版68军”）东北人也很多，包括“十三冶”造反派的“头号人物”杨承效（好象是鞍山人？）。到达太原之后，“十三冶”的人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以往“十三冶”一般都是建设完一个地方之后就离开了，按照这个经验，建设完太钢的一些项目之后，“十三冶”会离开太原，但以当时“十三冶”已经上万人的规模，再“搬家”可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麻烦事，这可不是当初刚成立时人员很少的时候了。正在“十三冶”上上下下对前途有更种更样猜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PS：“文革”期间和“文革”后，据我所知，“十三冶”主要有三个去向：一部分留在太原，就是现在的“中国十三冶”；一部分去了上海参与建设宝钢，就是现在的“上海十三冶”；还有一部分脱离“十三冶”、划归太钢，成为山西太原钢铁（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我父亲的熟人中去上海、留太原的都有，后面我会提到。如果没有“文革”，估计“十三冶”的历史发展轨迹会有很大不同。）

我父亲1968年刚到“十三冶”的时候，感觉“十三冶”的工人生活很苦。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比现在低很多，但当时我父亲的感觉“生活很苦”并不是与现在比（我父亲又没有预测未来的本事），而是与当时其他单位比较而言，比如说与太钢比。就拿住房来说，太钢的宿舍就显得条件好一些，而“十三冶”的宿舍，以现在的标准来说，也就是“乱搭乱建”的水平，为什么呢？前面我说了，当时“十三冶”上上下下谁都不知道能在太原待多久，所以建造的宿舍就是能凑合就凑合（“十三冶”本身就有施工能力，宿舍就是自己建的）。住的条件不好，吃的也差，虽然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吃的都不会很好（与现在的条件比），但“十三冶”由于工作性质原因，工人劳动量大，吃的虽然也多，但总感觉没油水。生活条件差的人或社会阶层，在婚姻方面不如意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一条适用于任何时代），我父亲就发现当时“十三冶”的老工人（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中就有人还孑然一身，当时听“十三冶”的人说，山西本地姑娘嫁给外地人的少，号称“山西姑娘不出娘子关”。

“十三冶”到了太原，工人开始有山西本地人了。在我父亲参与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期间，一个“军宣队”人员大概看我父亲工作比较辛苦，就说我给你派些帮手吧，结果第二天一下子派来二十来个工人给我父亲当“帮手”（我父亲当时还想，又不是打狼，派几个就够了，怎么一下子派来这么多？），我父亲一问，这些工人全是刚参加工作的山西本地人，基本都是农民出身，因为田地被太钢征用了，没田种了，按当时的政策就被“十三冶”招工了。我父亲当时对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山西本地人的印象是：工作没经验，但人很老实，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父亲对山西本地工人（主要是农民出身的）还有一个印象：他们吃饭的时候都爱蹲着。问他们蹲着吃饭有什么讲究，大部分人也说不清楚，从小就这样吃饭，倒也没想过有什么理由。有的人到食堂吃饭还继续保持蹲着吃饭的习惯，有凳子不坐，还非得蹲在凳子上吃饭（因为这样能够着桌子），不过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把凳子踩脏了，别人再坐就麻烦了。

到了上世纪末，我父亲带我去上海宝钢参加一个项目，就有“上海十三冶”的人也参与这个项目，其中一个人中午吃盒饭也是非蹲着吃饭（他倒没有蹲在凳子上，是蹲在地上）。我父亲一看，就说了一句：“你是山西人吧？”那人还挺奇怪，他大概自我感觉在上海多年，已经没什么山西口音了，怎么让别人一眼看出他是山西人的呢？

（下一篇继续讲与“十三冶”工人有关的内容。）